2023年12月22日发(作者：)
《中国古典文献学》讲稿（上）
绪论 第一节 “文献”与“古典文献学”
1．“文献”概念的溯源、定义及其内涵的古今变化。
“文献”起源：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魏何晏《论语集解》引郑玄注：“献，犹贤也。我不以礼成之者，以此二国之君，文章、贤才不足故也。”朱熹把“文”解释为“典籍”，而“献”仍本郑训为“贤”。何谓“贤”？清代学者刘宝楠《论语正义》：“文谓典策。献谓秉礼之士大夫。子贡所谓贤者识大，不贤者识小，皆谓献也。”《论语·子张》：“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杨伯峻译：“卫国的公孙朝向子贡问道：‘孔仲尼的学问是从哪里学来的？’子贡道：‘周文王、武王之道并没有失传，散在人间。贤能的人便抓住大处，不贤能的人便抓些末节。没有地方没有文王、武王之道。我的老师何处不学，又为什么要有一定的老师、专门教授呢？’”可见，“贤”指博学多识之人。
又，《礼记·礼运》：“孔子曰：‘吾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郑玄注：“吾得夏时，得夏四时之书也”，“得《坤乾》，得殷阴阳之书也。其书存者有《归藏》”。清代学者章学诚谓：“夫夏时，夏正书也。坤乾，《易》类也。夫子憾夏、商文献无所征矣，而坤乾乃与夏正之书同为观于夏、商之所得。”（《文史通义·易教上）
按：文指文章；献指贤（贤才），谓博学多闻、娴熟掌故之人，约相当于今日之谓“活字典”。
司马迁亦有将书面材料和口头材料同视为“文献”之明显表现。其撰著《史记》，一方面广泛阅读“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即国家藏书），一方面游历“网罗天下放失旧闻”。
“文献”由“典籍与贤才”到专指“典籍”：
唐代诗人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云：“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陈子昂所云“道弊五百年”而“文献有可征者”，显然“文献”不能指历汉魏晋宋而活至初唐时期的“贤才”，而只能指载道之“文章”。
“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正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元·马端临《文献通考》
《汉语大词典》对文献的解释有二“1.有关典章制度的文字资料和多闻熟悉掌故的人。《论语·八佾》：“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朱熹集注：“文，典籍也；献，贤也。” 宋陆游《谢徐君厚汪叔潜携酒见访》诗：“衣冠方南奔，文献往往在。”2.专指有历史价值
或参考价值的图书资料。元杨维桢《送僧归日本》诗：“我欲东夷访文献，归来中土校全经。”清王士禛《香祖笔记》卷九：“余邑先辈，文献无征，每以为恨，故于群书中遇邑人逸事逸文，辄掌录之。”明成祖朱棣敕命修撰《永乐大典》：“文皇帝修《永乐大典》，其书为古今第一浩繁，卷帙且至数万”，“《大典》一书，初文皇命翰林学士兼春坊大学士解缙等修辑，未期而书成，上赐宴赏拜恩者百四十七人，赐名《文献大成》，时永乐二年十一月也。既而上以纪载尚多未备，仍命重修，以太子少保姚广孝及解缙等董其事，翰林学士王景等为副总裁、纂修等官，开馆于文渊阁，光禄朝夕给膳，且命礼部简四方宿学老儒有文学者充之。陈济之得召，盖正此时也。至永乐五年十一月书成，凡二万二千九百余卷，共一万一千九十五本，上为更名曰《永乐大典》，御制序弁其首，时拜赐者。广孝以下二千六百一十九人，盖效力编摩者，较宋太平兴国中不啻十倍”。（沈德符：《万历野获》“补遗卷一”之“总裁永乐大典”，中华书局，1959，第788-789页）鲁迅《书信集·致曹白》：“不过这原是一点文献，并非入门书。”徐迟《哥德巴赫猜想》：“由于这些研究员的坚持，数学研究所继续订购世界各国的文献资料。
我们不仅可以联系经典的古文献解读理解“文献”的含义，而且也可以从当前学者对一些文化现象的解读中获取极富参考价值的教学素材。以《百家讲坛》为例，《百家讲坛》中的《王立群读<史记>》便为我们研读《史记》提供了极佳的视角。该栏目还曾邀请著名文艺理论家童庆炳先生作了《走向文化诗学》的讲座。讲坛中，童先生对文艺理论界的往往直接议论社会的、政治的问题而偏离了文学艺术本身而成为一种无诗意和反诗意的“文化研究”现象作了深入浅出的评述，遂后，童先生又以学人耳熟能详的作品，如杜甫的诗句、《三国演义》中的“空城计”、鲁迅的《狂人日记》等为例，指出文化诗学应该是本民族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与世界优秀文化交融的产物，提出文学应该关怀文学的存在状态，对文艺作品应进行价值阅读，通过作品的语言来寻找作品的意义与其隐含的文化价值。童先生的讲解为文艺理论在当今工业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冲突中所面临的重大难题指明了正确的理论方向。从传统文献学的角度来看，上例所举的主讲者均为当前著名的学者，他们的的讲稿、著作无疑是传统文献学中的“文”，而主讲者正可为传统文献学中的“贤”作极好的注脚。
赵国璋、潘树广《文献学大辞典》：“文献始终具有两个最基本的要素：一是被固化于物质载体上的知识信息，一是记录知识信息的物质载体。因此，所谓文献，就是指任何具有一定历史或科学价值的含有知识信息的物质载体。”（《文献学大辞典》，广陵书社，2005）
2．“古典文献学”的概念、研究对象及其发展趋向
“文献学”在一定程度上是“文献”概念的自然延伸，传统的中国古典文献学指研究我国古典文献的源流、特点、处理原则和方法及其利用的一门学科，此即广义的校雠学，由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开创，为历代学者不断发展扩充的，以研究古代典籍的分类、编目、版本、校勘、辨伪、辑佚、注释、编纂、校点、翻译和流通等为主要内容的学科。
古典文献学的研究对象即古典文献，指1919年以前产生的文献，基本以文言文和繁体书写的文献。对古典文献在书写、编纂、著录、印刻、流传过程中诸环节的文本形式（含物态形式，有时兼及内容）的研究，构成古典文献学的主体内容。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古典文献学出现一些新的趋向，分支文献学和专科文献学受到重视，如文学文献学、文学批评文献学、文献目录学等。
第二节 古典文献学的知识范围与功用
1．古典文献学的主要范围：目录、版本与校勘
目录、版本和校勘为传统文献学的三大主要内容。
目录，即按照一定次序编排的一批书名（或篇名）及其叙录。它是简介图书内容和形式，反映文献出版和收藏情况，指导阅读和检索图书等文献的工具。目录学即是研究目录的形成和发展，探讨目录工作的一般规律的学问。目录学向来被看成治学之门径和指南，为学中第一要紧事。
版本，指同一种文献在编辑、传抄、刊刻、传播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种形态的文本。版本学即研究各种文献的版本源流，比较其优劣异同，鉴别其真伪高下的专门之学。学习研究，一般以选择善本为上，引用文献同样必须注意版本。
校勘，为纠正文献在形成和流传过程中因各种原因而出现的字句篇章上的错误，使之尽可能恢复或接近文献原貌。校勘学即研究和总结校勘工作的一般性方法和规律的专门之学。
2、古典文献学的其他内容：辨伪、辑佚、标点、注译、检索
辨伪，辨别文献中存在的各种作假情况，伴随伪书而产生，张舜徽称：“古代典籍堆积如山，其中真伪参半。”
辑佚，把散佚文献从其他文献中逐一辑出，重新整理的工作。
对阅读者而言，古典文献的标点、注释、翻译等亦是必不可少的工作。
古人著书无标点，读书人须断句、标点，此乃阅读古籍所必备之入门学问。
古籍注释是为更好地阅读文献提供帮助，含古注、今注和古注之今注。
现代以来，为普及文献而出现的文献翻译工作，也逐渐成为文献学的重要内容。
文献检索，科学、准确、高效地检索各种所需文献的方法，其方法、手段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更新。
3、辨别古典文献，研究、利用古典文献以从事学习研究的重要性
文献是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从事学习研究必须要掌握处理各种文献的能力。学习古典文献学不仅是更好地接受、继承文化遗产的需要，也是未来学习、工作、研究的需要。文献学是方法之学，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学好文献学，必将大有裨益。
古典文献学学科具有很强的当代意义。传统文化研究是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高潮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中国古典文献学承担着为其提供真实、可靠的文本的重任,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中具有相当突出的地位。因之，文献学的重要性可谓显而易见。
第三节 中国古典文献学发展概况
1、先秦两汉古典文献学
古典文献学的历史几乎与文字的历史同样久远。作为文献载体的甲骨、金石、简牍、缣帛，都产生于先秦时期，甲骨产生最早，缣帛流行最晚。在西周至秦代，
金石、简牍和帛书往往同时流传，两汉为简帛碑刻并用时期，古人利用众多载体为传播古典文献做出了辉煌贡献。
殷商中后期之甲骨文为现今所见之最早出土文献。
《尚书》、《周易》、《诗经》为最早之传世文献。
《国语·鲁语》：“昔正考夫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大师，以《那》为首。”正考夫为见诸史籍的最早一位文献学家。
春秋孔子兴办私学，考校文献，对文献整理贡献卓越。孔子对《诗》、《书》、《礼》、《乐》、《易》、《春秋》或者都有整理，方法上主张“多闻阙疑”，对后世文献学影响深远。孔门第子及后学对文献整理继续作出贡献，子夏尤其突出，传《毛诗》、《春秋公羊传》、《谷梁传》均传自子夏。
秦为控制思想而行的焚书坑儒，对文献破坏非常严重，随后项羽火烧咸阳，又致使秦国家图书馆文献遭到劫难。
西汉建立，部分文献逐渐得到恢复、整理，尤其是儒家典籍被广泛整理、注解和传播。至西汉晚期，刘向、刘歆等对文献作了大规模的整理工作。刘向广搜异本，仔细比勘，除去重复，校出脱讹。又编定篇章目次，确定书名，又对每部文献就作者、内容、学术源流等方面写作叙录，汇编为《别录》，具有“辨彰学术，考镜源流”之重要意义，开创中国各地目录之重要范式。
东汉学者继续整理、注解文献，尤以大儒郑玄遍注群经、兼及纬书，对各种文献作注释兼校勘的工作，并作《三礼目录》、《毛诗谱》等文献学著作。郑玄堪称两汉文献学集大成者。
另，司马迁作《史记》，广采文献，搜罗异闻，“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对众多史籍辨别取舍，提出文献互证的方法：“《书》缺有间矣，其佚乃时时见于他说。”又称“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司马迁整理文献之方法与对待文献之态度均有可取之处。且《史记》以汉代通行语言改造古奥之《尚书》，亦是开辟古籍翻译之典范。
后汉熹平（173－178）年间刊刻之熹平石经，亦是文献传播之大事。
2、魏晋南北朝及隋唐五代古典文献学的主要成果
魏晋南北朝分裂动乱，对文献破坏严重，但文献整理亦有较突出成就。对经典的注释整理很繁荣，何晏的《论语集解》、王弼的《周易注》、《老子注》，向秀与郭象的《庄子注》，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等是魏晋时期经、子典籍注释的代表之作。裴松之《三国志注》、刘孝标《世说新语注》在补充、考辨、评论史实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郦道元《水经注》是一部了不起的地理类注释著作。
魏晋南北朝佛教文献之翻译与整理普遍，四声的发现与反切的运用对古籍注音释义意义重大。
图书分类方面，由《汉书·艺文志》确立的六分法逐渐转变为经史子集四分法，并成为中国各地目录划分之主流。
三国魏正始年间刊刻之三体石经在当时文献传播和后世文字校勘学方面价值突出。而西晋太康元年汲郡发掘之战国魏襄王冢中文献，共16种75篇，至今流传有《穆天子传》、《竹书纪年》，为重要之出土文献，在校勘学、史料学和文字学方面均有很大价值。杜预从他的研究出发,读了当时新出土的《竹书纪年》,
加以比较,证明了《左传》的正确性。这是王国维先生1925 年所说的“二重证据法”的先声,所以王先生在讲“二重证据法”时引用了这件史事。
隋唐之交的学者陆德明《经典释文》采录汉魏六朝以来230多家有关儒家经典之古注、旧注音义，在校勘和训诂方面成就极高。稍后之孔颖达等《五经正义》，确立了对儒教经典的权威解释。唐代出现了《文选》李善注与五臣注，五臣指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翰周，组织者为吕延祚，五臣注本整体上不及李善注。
史学文献方面，司马贞《史记索隐》、张守节《史记正义》、颜师古《汉书注》、李贤《后汉书注》等均价值极大。刘知几《史通》注重文献辨伪，在文献学史上也具有特殊意义。
唐开成石经在唐前规模最大，之有正文，没有注文。
文献版本印刷方面，一般认为最早可靠的雕版印刷本为唐咸通九年（868）刻印之《金刚经》。而大规模雕版印刷则始于五代。
3、宋辽金元古典文献学
北宋初年宋太宗命李昉等人编纂《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册府元龟》等大型类书。
北宋仁宗时期，在经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上出现了普遍怀疑汉唐旧注而创新说的风气，以王安石为配合其变法全面鼓吹的新学。
宋代史学文献编纂主要有欧阳修、宋祁之《新唐书》、欧阳修《新五代史》、司马光主编之《资治通鉴》尤为突出，南宋的袁枢首创纪事本末体，成《通鉴纪事本末》。
宋代集部文献的编辑整理也较普遍。金石考据有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等。
宋目录学著述成就突出，官著有王尧臣等于仁宗景祐元年（1034）编写之《崇文总目》（后亡佚，部分保存）。私著有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尤袤《遂初堂书目》、高似孙《子略》、《史略》等。
宋代杰出文献学家有郑樵、洪迈、朱熹、王应麟等。郑樵《通志》200卷，是继唐杜佑《通典》之后又一部系统的典章制度通史，与文献学有关的内容集中于二十略中（称“通志二十略”）。洪迈《容斋随笔》对图书辨伪、文献考证、文本校勘、文字训诂等均有论述。朱熹广泛编选、注释旧籍，其后学整理的《朱子语类》也保留丰富的文献学资料。王应麟为宋代后期著名文献大家，其著《汉书艺文志考证》10卷、《困学纪闻》20卷等为文献考据学之重要著作。
金代王若虚《滹南遗老集》中有《五经辨惑》、《论语辨惑》、《孟子辨惑》、《史记辨惑》、《诸史辨惑》等文献考辨著述。
元代成就突出的文献学家有胡三省、马端临等。胡三省由宋入元，隐居不仕，其《资治通鉴注》在考证、校勘等方面成就卓越。马端临积二十余年功力著成《文献通考》，为一部著名的典章制度通史。
4、明清及近代古典文献学
明成祖永乐初年由解缙等奉诏编纂《永乐大典》共计22877卷，3.7亿文字，收录大量古书之片断或全文。其正本神秘失踪，副本毁于八国联军火烧北京之乱。目前全世界残存《永乐大典》只占原书的4％。
佛教典籍《大藏经》编纂，自宋至清，前后近20次。但明前编纂基本未完整保存。今存最早之完整《大藏经》为金代刊刻。明代于英宗正统五年刊刻之《正统藏》影响最大。道藏方面，现存最早之完整者为正统十年（1445）刊刻之《正统道藏》。
明代刻书也发达，刻书流传也较多，嘉靖前较严谨，万历后改窜古书成风。明私刻图书最突出者为毛晋，其藏书与刻书极多，汲古阁藏书八万四千余册，多宋元刻本。
明文献整理与研究大家有杨慎、焦竑、胡应麟、方以智等。
清代文献整理工程最大者为《四库全书》之编纂。乾隆组织360余名学者以10年时间编纂，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编排，共收书3461种（一说3503种），79309卷，存目6793种，93551卷。《四库全书》既是对典籍的大整理、大搜集，也有对典籍的大禁毁（焚毁）、大破坏（删削或篡改）。
清代为宋代后文献学发展之又一高峰。清儒长于考证，小学基础扎实。清代考据亦称清代汉学，尤以乾嘉时期成就最著。
语言文字方面，整理研究《说文解字》成就最著，有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桂馥《说文解字义证》、王筠《说文释例》与《说文解字句读》、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等。康熙年间之《康熙字典》、阮元主编之《经籍籑诂》为影响极大之字典工具书。
经学方面，主要成就为经传的整理与考辨。著作极多，大家辈出。
历史文献及周秦诸子文献整理方面同样成就不菲。史学上有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赵翼（《廿二史札记》）三大家。章学诚《文史通义》为刘知几《史通》之后又一部著名史学理论著述。郭庆藩《庄子集释》，王先谦《庄子集解》、《荀子集解》、《汉书补注》，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孙诒让《墨子閒诂》等均成就突出。
清代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藏书刻书方面成就亦大。
清代著名文献学家有顾炎武、阎若璩、钱大昕、纪昀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章学诚等等。乾嘉是清代文献考据学的鼎盛时期，此时学派主要有三：吴学，以惠栋为代表，主于墨守；二是皖学，以戴震为代表，主于求是；三是扬州之学，以汪中、焦循为代表，主于贯通。纪昀负责写成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及编撰的《四库全书简目》，为分别相当于汉代刘向的《别录》和刘歆的《七略》，就内容的广博与条理性来讲，纪晓岚的成就远在刘氏父子之上。乾隆五十四年定稿，由武英殿刊刻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我国古典目录学的高峰。乾隆六十年，浙江地方官府又据杭州文澜阁所藏武英殿刻本翻刻，此后广为流传。
晚清（近代）文献家著名者有龚自珍、魏源、廖平、皮锡瑞、俞樾、孙诒让、王先谦、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罗振玉等。
张元济是经历晚清、民国与新中国的文献学大家与近现代著名出版家。
5、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分期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蒋元卿《校雠学史》分五期：发轫时期（先秦）、建立时期（两汉）、衰落时期（魏晋南北朝）、复兴时期（唐宋元明）、鼎盛时期（清及近代）。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史》分六期：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及近代。
其他分法（略）。
第一章 古典文献的载体与类型
第一节 古典文献的载体形式
1、甲骨
甲骨：龟甲和兽骨的合称，甲为龟甲的腹板；骨为牛肩胛骨或胫骨（也包括猪、羊肩胛骨）。
甲骨文为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古典文献与系统文字。其内容为记载殷商时代王室占卜及其相关记事。因其最初出土于殷墟（今河南安阳西北小屯村），又称“殷墟书契”或“殷墟卜辞”。
甲骨文于1899年为金石收藏家王懿荣偶然发现，后为刘鹗（字铁云）所得，拓印出版名《铁云藏龟》，为著录甲骨文之第一部著作。后罗振玉、王国维等陆续搜求整理，董作宾、郭沫若等贡献亦多。罗、王、董、郭合称“甲骨四大家”，亦称“甲骨四堂”（罗号雪堂，王号观堂，董字彦堂，郭号鼎堂）。
1959年社科院编辑《甲骨文合集》13册，后由中华书局1978－1982年间出版，为甲骨文研究之权威文献。
1977年，陕西岐山周原遗址发掘出土周代甲骨1000余件，有文字者约300多片，共有刻辞约900字。
据不完全统计，国内外现存甲骨（含拓片）14－15万片，单字约4500个，可认者不及一半。
甲骨文对研究商周历史文化具有非常重要之文献价值。王国维、郭沫若等利用卜辞考索殷商制度、文化与历史，均取得丰硕成果。甲骨学已成为与古文字学、古史学密切相关的一个分支学科（参第十章“出土文献的整理”之“甲骨文献及其整理”）。
2、金石
金，指青铜器（铜、锡合金）。铸于青铜器上之文字即金文，与石刻文字合称金石文字。殷、周均有金文，又称铭文、铭辞。现存最早之石刻文为秦刻石鼓文，为刻于十方鼓形石头上之十首四言诗。秦始皇巡游天下，先后刻有泰山、琅邪、芝罘、碣石、会稽等七处石刻，现存唯琅邪石刻。后汉“熹平石经”（著名书法家蔡邕书写后刊刻）、曹魏“三体石经”亦是著名石刻文字。
金石研究起源颇早，至宋代形成专门之学“金石学”。学者对青铜器及金文拓本搜集整理、金石文字考释方面成果卓然。有吕大临《考古图》、《续考古图》，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等。近现代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社科院编《殷周金文集成》，另有《历代石刻史料汇编》等。
3、竹木
竹，竹简；木，木牍。合称简牍。简牍或在殷商即已出现，但出土文献显示主要集中于战国至汉、晋时期。东晋以后，纸张基本取代简牍。
竹简剖开成片后，为防蛀和便于书写，需用火烤干其水分，谓之“杀青”，亦称“汗青”。
一般单支竹片为“简”，连缀后为“策（册）”，多以帛或丝连缀，亦有以熟牛皮（韦），史称孔子读《易》韦编三绝即是。竹简一般长二尺四寸，长短或有不同。连缀成册者为一卷，长篇者多一篇一卷或分卷，短篇者亦可数篇合卷。
木牍一尺见方者称“方”。《仪礼·聘礼》：“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即百字以内者多书写于木牍。单片木牍多书写公文、函柬等，汉代标准长度为一尺，后世因称书信为“尺牍”。木版大者称“业”，后世“肄业”、“毕业”亦由此而来。
西晋太康年间（281），河南汲郡人不准盗掘战国魏襄王墓，得竹书数十车，凡书75篇，10万余言。后整理得《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20世纪30年代，西北发掘居延汉简，20世纪70年代，山东出土银雀山竹简均意义重大。
简牍的书写工具有刀和笔。古时书写于竹简，有误则用刀削去重写。《史记·酷吏列传》：“ 临江王欲得刀笔为书谢上，而都禁吏弗与。”（都，汉景帝时酷吏郅都名）《后汉书·刘盆子传》：“酒未行，其中一人出刀笔书谒欲贺，其余不知书者起请之。”李贤注：“古者记事书于简册，谬误者以刀削而除之，故曰刀笔。
与简牍配合的文物样式有封泥。封泥谓用泥封缄文书。古代文书囊笥外加绳捆扎，在绳结处以胶泥加封，上盖钤印，以防泄密、失窃。也有将简牍盛于囊内，在囊外系绳封泥者。盛行于秦汉。《后汉书·百官志三》：“守宫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御纸笔墨，及尚书财用诸物及封泥。” 唐李林甫《嵩阳观圣德感应颂》：“目对封泥，手连印署。”王国维《齐鲁封泥集存序》：“窃谓封泥之物，与古玺相表里，而官印之种类，较古玺印为尤夥，其足以考正古代官制地理者，为用至大。”清末以来，此项遗物发现甚多。封泥研究以清代学者为盛，如吴式芬、陈介祺《封泥考略》，清刘鹗 《铁云藏封泥》， 周明泰《续封泥考略》、《再续封泥考略》， 王国维《齐鲁封泥集存》， 马衡《封泥存真》。
4、缣帛
缣帛，即丝织品。丝织品作为文献载体之优点如轻柔、易于卷舒、便于剪裁等，但其价格昂贵，亦不便长久保存，故缣帛文献出土相对较少。
1942年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墓出土一批著名帛书后流失国外。1973年长沙马王堆西汉王陵出土了帛书，其中《老子》的德经在前、道经在后，与今本相反。。
纸张出现后，缣帛亦逐渐退出，但至唐代亦有缣帛书信。
5、纸质文献的历史沿革
纸，原指漂洗蚕茧时附于筐上之絮渣，先秦即有“絮纸”记载。后来缣帛有时也称为纸。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造纸昉于漂絮，其初丝絮为之。”可见丝织纤维纸在前，植物纤维纸在后。
中国造纸历史悠久。1933年于罗布泊发掘之中国早期植物纤维纸，经鉴定，早于蔡伦造纸150余年，此当为西汉纸。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术，大大降低成本，使纸张普及成为可能。
纸张价廉物美，作为文献载体，其优点多而缺点少，故最终取代了其他载体而成为文献载体之主导。纸张普及自东晋开始，南北朝更趋流行，宋代随着印刷术之发明，造纸水平也不断提高。宋以后，图书文献基本一统天下。造纸术堪称文献载体之一大革命，亦是人类文明史之一大革命。
6、电子文献
与传统文献载体甲骨、金石、竹木等相比，电子载体的特点：一是“无形”，二是“存储量大”。
电子文献改变了传统的阅读、使用和收藏方式。电子文献逐渐以文字、图像、声音、视频等相结合的多媒体形态，且以更大容量、更便捷的方式为我们提供服务。
第二节 古典文献的传抄方式
1、由口头传说到书面传抄
未有文字之前，人类传播信息基本靠口耳相传，即所谓“献”。早期的神话与歌谣即是靠口头传播下来的。
文字的发明，使文献传播有了赖以固定和长久保存的基础。文字传抄不但使文献得以久传后世，而且也大大减少了口耳相传造成的“失真”。《吕氏春秋·察传》所谓“数传耳白为黑，黑为白”，所谓“以讹传讹”，确是口传文献的明显缺陷。
唐诗在创作之后便能依靠传说（歌颂或传诵）在当时便得到流传，如著名的“旗亭画壁”说的便是王之涣等人的诗歌在当时的传唱情况。
2、古典文献传抄的时代性
文献载体大致经历了由甲骨—金石－简牍－缣帛－纸张－电子的不同时代，与之相一致，传抄方式也大致经历了刻写－书写－印刷－拷贝（copy）四个阶段。
刻写为最初、最原始的方式，因受载体及刻写速度等的限制，刻写文献文字数量有限、总量不大，规模较小。
书写直到现在仍是文献传抄的最重要方式，电子拷贝不能代替书写，将来也很难完全代替。书写工具由传统的毛笔发展为现代各种更便捷的书写工具，载体也不断更新发展。
文献传抄史上第一次质的变化：印刷方式的出现。由书写到印刷是造纸术和印刷术均为中国古代伟大的发明。尤其是印刷术，给文献整理和流传带来革命性的意义。刻写、书写均属“一对一”的传抄，而印刷则是“一变多”的传抄，它解决了大量生产和流传的问题，以高效、便捷的方式传播文献，又为人们节约了大量的时间。
文献传抄史的第二次质的变化：电子拷贝方式的运用。它使文献存储方式和存储容量发生空前变化，其传抄速度更加迅速，随着网路的进一步发展，电子文献传抄将在时间上接近即时，空间上达到无限。电子文献拷贝存储量巨大、无纸化传抄的方式正给古典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带来全新的思路与发展空间。
第三节 古典文献的类型
1、总集
总集是汇合两人以上作品的合集，它可以为一个朝代或多个朝代作品，可以是一种文体或多种文体，可以为作家全部作品或部分作品。一般以诗、文或诗文合集为多。
《诗经》我我国最早之诗歌总集，后来归入“经部”。刘向编辑《楚辞》，后世有称为“总集之始”。而晋代挚虞编有《文章流别集》，为早期之诗文总集，未能流传至今。梁昭明太子萧统主持编纂之大型诗文总集《文选》，以“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为编选原则，是我国古代影响最大的一部诗文总集，对其研究后形成专门之学“文选学（选学）”。
总集按编辑时段和体裁可划分为以下几类：
一是通代的有选择的编集多种文体作品的总集。如《文选》、《文苑英华》、《古文辞类纂》等。
二是断代的有选择的编集多种文体作品的总集。如宋姚铉《唐文粹》，宋吕祖谦《宋文鉴》等。
三是通代的不加选择的专门文体作品总集。如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现代逯钦立编《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等。
四是断代的不加选择的专门编辑一种文体的全部作品的总集。如清董诰等编《全唐文》，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等。
五是通代的有选择的专编一种文体的作品总集。如梁徐陵编《玉台新咏》。
六是断代的有选择的专编一种文体的总集。如清吴之振等编《宋诗抄》。
七是按作者地域群体或宗派关系编集之作品总集。如北宋杨亿的《西昆酬唱集》，五代赵崇祚《花间集》，元方回《瀛奎律髓》等。
总集文献价值重大，尤其是通代或断代的全集更为学习、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目前正在整理的全集尚有《全宋文》、《全明诗》、《全清词》、《全清诗》等。
2、别集
别集指搜集一个作家全部或部分作品之著作，不论是作者自编，还是他人编辑，都要按一定的体例来编。
刘向整理群书已有别集，当时有集之实而无集之名。
东汉以后，别集渐多，其名称亦繁多。张舜徽《旧学集成》曰：“凡自褒所为文，或身后由门生故吏辑录之以成一编者，大抵沿前世旧称，名之曰集，或曰文集，或曰类集，或曰合集，或曰全集，或曰遗集。亦名之曰稿，或曰文稿，或曰类稿，或曰丛稿，或曰存稿，或曰遗稿。而集之中有正集、别集之分，稿之中有初稿、续稿之辨。其不以集或稿为名者，则命曰文抄，或曰文录，或曰文编，或曰文略，或曰遗文。名目繁多，不可胜数。”
别集编纂体例主要有分类、分体、编年三种。分类，即按作品内容分类编排，宋人多类编别集，如《门类增广十注杜工部诗》。分体，即按作品体裁、文体编排，如清王琦注《李太白集》，按古赋、古诗、乐府、古近体诗、序文、记颂赞、铭碑祭文等文体编排。编年，即按作品写作年代顺序编排，如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
别集流传情况复杂。唐以前别集的宋刊本基本失传，元刊本有少量流传，多数则为明清以来翻刻本。因翻刻而出现讹、脱、衍、倒等文体较多，研习古代作家的别集时应选择精校精注的本子。
别集数量多，价值大。其收录一个作家全部或部分作品，为研究作家生平、背景、思想等的主要依据。别集之序、跋以及相关资料为研究作家作品提供很多便利。别集也是总集、丛书编纂的基础。
3、单行文献
单行文献，指单独印行的一个或几个作家的一种作品或著作，又称单行本。
单行本与别集区别：别集作者只能是一位，作品可为全部，也可为部分；单行本作者可为一位，也可为多位，但只能是一种作品或著作。
单行文献又可分为三类：一是单行的文论文批著作，如《文心雕龙》、《诗品》等。二是诗、文、词、曲、小说等单行作品，如《战国策》、《世说新语》、《水浒传》、《桃花扇》等。三是从某种著作中选出之一篇或一组作品，如《离骚》（从《楚辞》中抽出），《古诗十九首》（从《文选》中选出）。
4、丛书
丛书，即搜集两种以上的文献，按照一定理念与体例编校，冠以总名，以统一的版式和装帧印行的文献类型。
“丛书”名最早见于唐陆龟蒙《笠泽丛书》，此书并非后来意义之丛书，只是陆龟蒙个人诗文集。现一般认为南宋俞鼎孙、俞经编辑的《儒学警悟》为最早之丛书。南宋左圭编纂《百川学海》则为大规模综合丛书之先声，其收书达100种，170余卷。
丛书种类按内容有综合性丛书和专科性丛书。前者最著名即《四库全书》，后有《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丛书集成初编》等。后者专收某一学科、某一文体或某一类别之书。如文学方面，明无名氏编《唐五十家诗集》，为最早的唐代诗集大型丛书。清朱孝臧编《彊村丛书》，收书179种，含唐至元词总集5种，别集174种，为后来唐圭璋先生编《全宋词》奠定文献基础。明毛晋编《六十种曲》，为明传奇戏曲丛书。清何文涣编《历代诗话》、丁福保编《历代诗话续编》为诗话方面代表性之丛书。
1949年以后，中华书局编“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人民文学出版社编“中国古典文献读本丛书”、“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集”；上海古籍编“中国古典文学丛书”、“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等均有重要影响。
丛书文献价值明显，能相对满足读者对特定文献的要求，便于阅读、研究。张之洞《书目答问》单列“丛书”类，并称：“丛书最便学者，为其一部之中可该群籍，搜残存佚，为功尤巨，欲多读古书，非买丛书不可。”
5、工具书
工具书是为了解决学习和研究过程中遇到的疑难问题而需要查考、翻检和引用的特定文献，是搜集一种或多种资料，按照一定编排体例和检索方法编写的、主要供人查阅的知识型文献。工具书与普通文献的界限是相对的，“查阅”的含义也是相对的。
与古典文学文献相关的工具书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是书目、索引。为查阅文献的自然状况的最常用工具书。文献自然状况包括书名、作者、篇数、卷数、版本、内容提要、类别等。我国最早的书目为刘向、刘歆编辑之《别录》、《七略》（后亡佚）。《七略》部分内容保存于《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等均为重要的书目文献。重要的目录学著作还具有“辨彰学术，考镜源流”之意义。
索引又称“通检”、“引得”（index音译）。书后编写索引为西方学术传统。索引通常含四方面内容：按一定的排列法编排；有明确的索取范围；有特定的检索对象；注明标目在文献中的位置。索引可帮助迅速查找所需之资料。索引种类又可分为专名索引、印书索引、篇名索引、词语索引、人名索引、地名索引等。
二是字典、词典。为最普遍常用之工具书。中文字典、词典编纂与汉字特性密切相关。古代以训释字形为主的称字书或字典，如《说文解字》；以训释字义、词义为主的称训诂书，如《尔雅》；以讲字音为主者称韵书，如《广韵》。现代字典、词典一般按照字序（形序或音序）、部首、笔画、四角号码等编排。
《说文解字》为最早之字书；《尔雅》为最早之词典。今人常用之字典、词典有《新华字典》、《汉语大字典》、《现代汉语词典》、《辞源》、《辞海》、《汉语大词典》等。
使用工具书要明确工具书的类别，了解工具书的性质、熟悉编排体例，尽量使用权威工具书，对疑难字词可多种字典、词典参互使用，鉴别取舍。
三是类书、政书。类书为古代分类式资料汇编的工具书，多采辑文献中有关典故史实、名物制度、诗文词语等方面资料，分门别类编排，每一门类下又可分若干子目，供读书写作时查阅、征引。类书搜集资料广泛，内容丰富，被成为中国古代之百科全书。古代类书还有帮助读书人科举考试参考之用。
最早之类书为三国曹丕时所编《皇览》（今不存）。南北朝类书也基本亡佚。现存类书多为唐宋以后所编。唐代有《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等，宋代有《太平广记》、《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玉海》等，明代有《永乐大典》、《经济类编》等，清代有《古今图书集成》、《渊鉴类涵》等。类书保存大量文献资料，为辑佚、校勘提供极大帮助。
政书为专门记载各种典章制度的工具书。它搜集历代或一代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方面的史料，分门别类加以编排和叙述，具有制度史、文化史和学术史的性质。最早之政书为唐刘秩的《政典》，杜佑扩充为《通典》。宋郑樵《通志》，元马端临《文献通考》与《通典》合称“三通”，为极重要之典章制度史，后有“九通”、“十通”。另外，会要专记断代典章制度，唐苏冕为创始，著《会要》（北宋王溥修订为《唐会要》100卷），王溥又编《五代会要》，南宋徐天麟编《两汉会要》，宋政府组织编纂《宋会要》，后有清代龙文彬《明会要》，清人还补撰了《春秋会要》、《战国会要》、《秦会要》、《三国会要》等。
四是历法、纪年。可供学者参考的主要著作有《中国历史纪年表》、《中国历史大事年表》等。
五是地理、方志。古典文献涉及的地理主要是历史地理。地理类主要有历代史志《地理志》、《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中国历史地图集》等。方志是记载某一地域自然与人文方面历史与现状的综合性地方文献，
为地方史与地理的结合。方志著作极多，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我国旧地方志有8000多种，类别以府志、州志、县志最多，另有以全国为对象之“一统志”，以省为对象的“通志”，小范围的乡镇志、边关志等。
第二章 古典文献的目录
第一节 目录与目录学
1.目录与目录学的定义
所谓目录是按照一定次序编排的一批书名（或篇名）及其叙录，它是简介图书内容和形式，反映出版、收藏等情况，指导阅读和检索图书等文献资料的工具。
《汉书·艺文志》述刘向校理群书时说：“每一书已，（刘）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隋书·经籍志》亦承《汉志》之说：“至于孝成，秘藏之书，颇有亡散，乃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命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太医监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就，向辄撰为一录，论其指归，辨其讹谬，叙而奏之。”“条其篇目”、取其指归“录而奏之”便包括“目”和“叙录”两部分。
目录学则是研究目录的形成和发展，探讨目录工作一般规律的专门之学，它是目录实践活动的理论概括和总结。
2．一书目录与群书目录
一书目录即按照一定次序编排的一书的篇名和该书各篇叙录（或只有篇名没有叙录）。一书目录出现较早，《诗》、《书》之序，《周易》之《序卦传》就可看作早期之目录。而《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汉书·叙传》则为更典型的一书目录。一书目录多是一书的组成部分，附本书以行。古人多撰成全书然后编定目录，故目录通例在全书之末。随着印刷条件的进步和人们认识上的变化，而且也是为了便于翻检，遂逐渐将目录移至卷首。
群书目录为按照一定次序编排的一批图书的书名和叙录（有些事仅有而无叙录）。它产生于我国图书、目录事业正式兴起的西汉时期。《汉书·艺文志》载“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成帝时，刘向校定群书，作《别录》，后刘歆作《七略》，均是群书目录的范例。
群书目录因著录众多文献，比一书目录作用与意义更大，其编排、著录也往往复杂和艰难。因此，群书目录为目录学研究的主要对象。
3．目录学的发展
中国古代目录学萌芽于先秦，而正式兴起于西汉。随着汉代重视文献与文化的发展，散失文献得以集聚收藏，整理工作也应运而生。汉初即有张良、韩信等序次兵法，武帝时“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成帝时，又广搜遗书，并名学者刘向遍校群书，编写篇次，撰写撮述全书大意之叙录，汇成《别录》。刘向开创了叙录体目录的范例。叙录现存《战国策叙录》、《晏子叙录》等八篇。哀帝时，刘歆又在其父基础上，“总群书而奏其《七略》。”《七略》虽不存，但主要内容保存于《汉书·艺文志》。
东汉继续重视图书整理与目录学工作，班固《汉志》开创了根据官修目录编制正史《艺文志》的先例。魏晋南北朝目录学继续发展，《隋书·经籍志》著录官修目录十余种。唐宋目录学蓬勃发展，官修目录质量提高，史志目录有较大发展，私家目录也开始兴起，并有目录学理论的探讨研究。《隋志》、两《唐书》经籍
（艺文）志、《古今书录》、《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通志·艺文略》等为目录名著。
元代目录学相对欠发达，有《宋史·艺文志》，《文献通考·经籍考》与钟嗣成《录鬼簿》元杂剧专科目录。
明清为目录学繁盛时期。明代如《文渊阁书目》、《内阁藏书目录》，焦竑《国史经籍志》等较为著名，吕天成《曲品》为明代传奇专科目录。清代目录学最盛，《清史稿·艺文志》载各类目录百余种。数量多且内容、体例有开拓。《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为目录学史上集大成的巨著。章学诚《史籍考》、姚振宗《后汉艺文志》、《隋书经籍志考证》、张之洞《书目答问》也颇有成就。
第二节 古代目录的基本结构
1．古代的书名
书名项为著录文献的名称、篇（卷）数以及作者姓名、附录等内容，反映图书的外貌特征。例：
楚兰陵令《荀况集》一卷，残缺，梁二卷。（《隋书·经籍志》）
书名项为目录结构中最基本的组成部分，没有书名不能成其为目录。
早期文献大多没有篇名和书名，现有篇名和书名为文献整理过程中产生或确定。章学诚《文史通义·繁称》：“古人著书，往往不标篇名，后人校雠，即以篇首字句名篇；不标书名，后世校雠，即以其人名书。”如先秦诸子著作《墨子》、《孟子》等，《孟子》有“梁惠王”、“公孙丑”等七篇均取各篇开首数字。
书名有时反映了文献主旨或著作形式等内容。如《孙子兵法》、《说文解字》、《十三经注疏》等。
2．叙录
叙录（或称书录解题、提要等）列于书名之后，用以揭示图书的内容主旨、价值得失，介绍作者生平事迹，学术源流，以及该书的版本、校勘、流传情况等。
叙录为古代图书目录中最重要的结构部分，是古代目录学具有学术性和指示读书治学作用的具体表现之一。
叙录起源于刘向，其整理群书，所作《别录》，今存《战国策叙录》等数篇。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均为叙录体目录。
如《郡斋读书志》卷二“毛诗正义”条：
《毛诗正义》四十卷。右唐孔颖达等撰。据刘炫、刘焯疏为本，删其所烦而增其所简云。自晋室东迁，学有南北之异。南学简约，得其英华；北学深博，穷其枝叶。至颖达始著《义疏》，混南北之异，虽未必尽得圣人之意，而刑名（案，《书录解题》作“形名”）度数亦已详矣。自兹以后，大而郊、社、宗庙，细而冠、婚、丧、祭，其仪法莫不本此。元丰以来，废而不行，甚无谓也。
清《四库全书总目》为叙录之集大成，所作提要灵活多样，简明扼要，堪称古代提要目录的代表。如其中《柳宗元集》提要：
《诂训柳先生文集》四十五卷，《外集》二卷，《新编外集》一卷，内府藏本，唐柳宗元撰，宋韩醇音释。醇字仲韶，临邛人，其始末未详。宗元集为刘禹錫所编，其后卷目増损，在宋时已有四本：一则三十三卷，为元符间京師开行本；一則曽丞相家本；一則晏元献家本；一則此四十五卷之本，出自穆修家，云即禹锡
原本。案陈振孙《书录解题》曰：“刘禹锡作序，称编次其文为三十二通，退之之志若祭文，附第一通之末。今世所行本，皆四十五卷，又不附志文，非当时本也。”考今本所载禹锡序，实作四十五通，不作三十二通，与振孙所说不符。或后人追改禹锡之序，以合见行之卷数，亦未可知。要之刻韩、柳集者，自穆修始。虽非禹锡之旧第，诸家之本亦无更古于是者矣。政和中，胥山沈晦取各本参校，独据此本为正，而以诸本所余者别作《外集》二卷附之于后，盖以此也。至淳熙中，醇因沈氏之本为之笺注，又捜葺遗佚，别成一卷附于《外集》之末，权知珍州事王咨为之序。醇先作《韩集全解》，及是又注柳文，其书盖与张敦颐《韩柳音辨》同时并出，而详博实过之。魏仲举《五百家注》亦多引其说。明唐觐《延州笔记》尝摘其《南霁云碑》，不知汧城凿穴之奇句，本潘岳《马汧督诔》，是诚一失，然不以害其全书也。
古代目录书的叙录，写作体例并不完全一致，如《四库提要》即根据各书内容特点即版本、校勘等情况各有侧重，灵活变通。目录学家有所谓“传录体”和“辑录体”之说等。
传录体叙录，始于刘宋王俭《七志》。王俭偏重于作者传记而不述图书内容主旨，《隋书·经籍志》批评其“文义浅近，未为典则”。因其不能全面揭示图书内容及其价值得失，而不受目录学家推重。
辑录体叙录，是辑录诸家评述和其他书内有关资料而成的叙录。其特点是不由叙录撰写者自己直接介绍评述，而是广泛汇集已有相关资料。其萌芽于佛经目录《出三藏记集》之“总经序”，而以《文献通考·经籍考》为代表。马端临广泛搜集各种资料，价值颇大。辑录体叙录对目录学史影响深远。
3．类序
类序包括各大类（略、部）之序和小类（种、类）之序两种。目录学有称大类之序为“大序”或“总序”，小类之序为“小序”。《四库全书总目·凡例》：“四部之首，各冠以总序，撮述其源流正变，以挈纲领。四十三类之首，亦各冠以小序，详述其分并改隶，以析条目。”
类序为古代目录中介绍某一类图书学术流变、特点、得失的说明性文字，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它与叙录一起，体现了古代目录学“辨彰学术，考镜源流：的优良传统。
类序起源于刘歆《七略》之《辑略》（后佚）。《汉志》继承《七略》，而将其分散于各略、各家之后。此后多仿刘、班体例。
例：《汉书·艺文志》关于诸子之小说家著作之小序：
右小说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关于诸子著作之大序：
凡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出蹴 一家，二十五篇。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
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礼失而求诸野。”方今去圣久远，道术缺废，无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犹瘉于野乎？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
书名、叙录、类序三项，为古代目录的基本结构。但不同体例的古代目录，有时三项俱全，有时仅具一两项。大致而言，有下列三种体制：一是部类之后有类序，书名之下有解题，三项俱全者。如《郡斋读书志》、《四库提要》等。二是有类序而无题解的，如《汉书·艺文志》，《隋志》同。三是类序、解题均无，仅有书名一项。如《新唐书》、《宋史》、《明史》等艺文志。
第三节 古代目录的分类沿革
1.“六分法”与“七分法”的基本情况
“六分法”为我国最早的图书目录分类法，创始于《七略》。西汉末年，成帝令刘向等整理群籍。刘向领衔，校经传、诸子、诗赋，任宏校兵书，李柱国校方技。后刘歆继续整理为《七略》，含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辑略为综述学术源流的绪论，不是图书分类。实际为“六略”（即“六分法”）。《七略》基本为《汉志》继承，据《汉志》，其“六略”类目如下：
（1）六艺略（九种）：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
（2）诸子略（十种）：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
（3）诗赋略（五种）：屈原赋之属、陆贾赋之属、孙卿赋之属、杂赋、歌诗
（4）兵书略（四种）：兵权谋、兵形势、阴阳、兵技巧
（5）数术略（六种）：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
（6）方技略（四种）：医经、经方、房中、神仙
六略（六分法）将各类典籍分门别类，条理井然，开创我国古代图书分类之先河，确为文化学术史上的伟大创造。
其后学者多沿用六分法。魏晋南北朝之时，又有王俭《七志》、阮孝绪《七录》等七分法。
刘宋王俭为秘书监丞，依《七略》别撰《七志》，据《隋书·经籍志·序》，其分类名目如下：
“七分法”的比较
部类
名目
（1）
（2）
（3）
经典志（六艺小学史记杂传） 经典录（六艺）
诸子志（古今诸子）
文翰志（诗赋）
记传录（史传）
六艺略
诸子略
《七志》 《七录》 《七略》
子兵录（子兵书） 诗赋略
（4）
（5）
（6）
（7）
附
军书志（兵书）
阴阳志（阴阳图纬）
术艺志（方技）
图谱志（地域及图书）
道经、佛经
文集录（诗赋）
术技录（数术）
佛法录
仙道录
兵书略
术数略
方技略
由上表可知，《七志》、《七录》均继承《七略》传统并各自有所发展，并且反映出魏晋南北朝佛、道书籍兴起的实际情况。
2.“四分法”
随着学术和文献状况的发展演变，图书分类法也在不断加以调整或改革。由《七略》六分法到四部分类并最终成为图书分类的主流，其本身就是一部学术史的折射。
四部分类起源于魏晋之际，初步成熟于东晋时期。曹魏时，秘书郎郑默“考核旧文，删省浮秽”，制成国家藏书目录《中经》（失传）。稍后西晋秘书监荀勖因《中经》而著《中经新簿》，分群籍为甲乙丙丁四部，据《隋书·经籍志·序》，其分类如下：
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
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
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
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
大凡四部合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但录题及言，盛以缥囊，书用缃素。至于作者之意，无所论辩。
荀勖四部实际即是后世的经、子、史、集。此当为后世四部分类法的开端。又据《隋志》，其后经“惠、怀之乱，京华荡覆，渠阁文籍，靡有孑遗”。至东晋，方才重新搜集整理图书。大著作郎李充编制《晋元帝四部书目》，调整荀勖四部为“五经、史记、诸子、诗赋”。后世经史子集分部顺序“自尔因循，无所变革”。（《隋志》）
唐初修《隋书·经籍志》，继承发展荀勖、李充四部分类法，正式确立经、史、子、集名称，概括各类书籍性质内容。《隋志》分经部10类，史部13类，子部14类，集部3类，附加道、佛15类，构成55类图书分类。从此，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正式成为我国古典目录分类法的主流。
《中经新簿》与《隋书·经籍志》的比较
部类
对应内容
1
2
3
甲部：六艺小学
乙部：子书、兵书、术数
景（丙）部：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
经
史
子
《中经新簿》 《隋书·经籍志》
4 丁部：诗赋、图赞、汲冢书 集
注：景，避唐高祖之父李昞之讳，昞、丙、秉、炳皆改为景。（陈垣《史讳举例》P108，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
3．经史子集四部划分文献的概况
（1）经部：
经部著录儒家经典与后儒解经之著作，以及与学习经书有关的读物如小学之类。儒教经书初为“六经”（《乐经》消亡，实为五经），东汉时增加《孝经》、《论语》，合为“七经”。唐代又分《礼》为《仪礼》、《周礼》、《礼记》，分《春秋》为《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再加上《尔雅》，共为十二经。至宋代理学家将《孟子》地位抬高，朱熹取《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合为“四书”，《孟子》列入“经”的行列，此后“十三经”相沿不改。
由《七略》之“六艺略”到四部之“经部”，儒家经学书籍一直列于群籍之首，其数量也可谓汗牛充栋。《四库全书总目》经部达1773部，20427卷。
（2）史部：
《汉志》无史籍类，而附于“六艺”之“春秋”类中。晋荀勖《中经新簿》始设史籍，后对史籍划分渐细，《旧唐书·经籍志》云：“乙部为史，其类十有三：一曰正史，以纪纪传表志。二曰古史，以纪编年系事。三曰杂史，以纪异体杂纪。四曰霸史，以纪伪朝国史。五曰起居注，以纪人君言动。六曰旧事，以纪朝廷政令。七曰职官，以纪班序品秩。八曰仪注，以纪吉凶行事。九曰刑法，以纪律令格式。十曰杂传，以纪先圣人物。十一曰地理，以纪山川郡国。十二曰谱系，以纪世族继序。十三曰略录，以纪史策条目。”后世仍有调整增设。
（3）子部：
《汉志·诸子略》含诸子十家，合并“兵书”、“数术”、“方技”三大类，唐以后又增释家、道书（神仙家）、艺术、类书、谱录等类，使子部内容庞杂，包罗哲学、军事、农业、医药、天文、数学、艺术、手工、饮食、动植物及阴阳五行、风水占卜和类书等各方面著述。其小说类还包括小说一类文学作品。
（4）集部：
集部是在《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为基础不断扩展而来。《隋书·经籍志》有“楚辞”、“别集”、“总集”三类，后世增设“文史”，《四库全书总目》又增设“词曲”，共为五类。
经史子集四部中，经部为与经学有关之著作，史部专科性较强，集部特点也较明显，而子部相对庞杂，凡难以归入其他三部者，全部归入子部。
第四节 古代目录书的类别
1．中国古代国家图书目录概况
国家图书目录即所谓“朝廷官簿”，一称官修目录，为朝廷主持对国家藏书进行校理后所编的国家图书目录。西汉成帝、哀帝时期，令刘向等整理群书，最后编成《七略》，是为国家图书目录之始。后历代多有编纂，主要如下：
魏《中经》，郑默撰，已佚。
西晋《中经新簿》，荀勖撰，已佚。
东晋《元帝四部书目》，李充撰。
隋《开皇四年四部目录》，牛弘撰，已佚。
唐《开元群书四部录》（即“群书四录”），殷践猷撰，已佚。
宋《崇文总目》，王尧臣撰，已佚。
明《文渊阁书目》，杨士奇撰。
明《永乐大典目录》，解缙等撰。
清《四库全书总目》，纪昀等撰。
国家图书目录根据国家藏书而编成，著录图书全面丰富，基本代表各个时期国家藏书水平，客观上反映了当时文化学术事业发展状况。这类目录基本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同魏晋以后国家藏书按四部陈列相一致。
2．史志目录的主要著作。
“史家著录”，指由史家编入史籍的目录，包括历代正史原有或后人补修的“艺文志（经籍志）”。自《汉书》在《七略》基础上著成《艺文志》（一卷）始，后历代正史原有目录者有：
《隋书·经籍志》（四卷），《旧唐书·经籍志》（二卷），《新唐书·艺文志》（四卷），《宋史·艺文志》（八卷），《明史·艺文志》（四卷），《清史稿·艺文志》（四卷）。其中以《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最为著名。
史 志 目 录 卷 数
1《汉书·艺文志》
2《隋书·经籍志》
1
4
著 者
班 固
魏 征，李延寿
刘 昫
欧阳修等
脱 脱
王鸿绪，张廷玉
赵尔巽
时 代
东汉
唐
后晋
北宋
元
清
近代
3《旧唐书·经籍志》 2
4《新唐书·艺文志》 4
5《宋史·艺文志》
6《明史·艺文志》
8
4
7《清史稿·艺文志》 4
因历代正史“艺文志”所缺甚多，后来学者多有补修与补注者。其中有《汉书艺文志考证》十卷（宋王应麟撰）、《汉书艺文志拾补》六卷（清姚振宗撰）、《后汉书艺文志》四卷（清姚振宗撰）、《补三国艺文志》四卷（清侯康撰）等数十种。
1955年始，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十史艺文经籍志，至1982年出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重版洪业等编纂之《艺文志二十种综合引得》，颇便检索。
史志目录多为后代史家根据以前国家藏书目录编制或根据各史列传、旧有目录及其他文献资料补撰而成，并不是严格、全面的藏书目录。所录范围或包括本朝及前代图书，或只录本朝著述（如明、清二志），有些史志目录并撰有叙录，学术价值颇高。
3．私家目录
由私人藏书家或学者私人撰修的目录书，或说刘宋王俭《七志》即属于私家目录，稍后阮孝绪《七录》亦是。但二者均非私人藏书目录。
私家目录主要是指私人藏书目录。
我国私人藏书历史悠久。《庄子·天下》载：“惠施多方，其书五车。”汉代私人藏书风气渐盛。其后历代均有藏书大家。
编制私人藏书目录约起于南朝宋齐时期。见于记载者，以萧梁任昉为始。《梁书·任昉传》载：
自齐永元以来，秘阁四部，篇卷纷杂，昉手自雠校，由是篇目定焉。„„昉坟籍无所不见，家虽贫，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昉卒后，高祖使学士贺纵共沈约勘其书目，官所无者，就昉家取之。昉所著文章数十万言，盛行于世。
雕版印刷产生之后，书籍易行，私人藏书日盛。私人藏书目录也愈多。唐代有名者三家：吴竞《西斋书目》、蒋彧《新集书目》、杜信《东斋集籍》，均亡。
宋代著名私人藏书目录有：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
尤袤《遂初堂书目》
其中前二家尤为著名。《郡斋读书志》撰成于1151年前后，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编排，全书前有总序，四部各有大序，每类之首又有小序。每书写有提要，介绍作者生平，讨论书中要旨，或评论学术渊源，叙述篇章次第。其上承刘、班，下开陈振孙、马端临，意义深远。
而《直斋书录解题》后散佚，清代编《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中辑出22卷（原56卷），详加校订，即武英殿本。亦按四部编排，无总序和大序，只有七类小序。书目将《论语》、《孟子》并列单设一类，反映了当时学术文化状况。
明代私人藏书目录约有十余家，如周弘祖《古今书刻》、钱谦益《绛云楼书目》、黄虞稷《千顷堂书目》等。清代私人藏书大盛，私家目录亦难以计数。著名者有：
钱曾《读书敏求记》
毛扆《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
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
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等。
私人藏书目录为古代目录中最丰富多样的一类，尤以宋、明、清三代为盛。多数著录详细，加以提要，对读书治学极有帮助。私人书目又因收录正统书目不收之小说、戏曲等，因而可补官修之缺。
4．丛书目录
丛书为一种按照一定编辑原则汇聚群书的形式，其特点为仍保留各书原名和原有体例，而冠以一个总书名（如《四库全书》），一同抄刻或印行。丛书便于利用，价值重大。张之洞《书目答问》称：“丛书最便学者，为其一部之中可该群籍，搜残存佚，为功尤巨，欲多读古书，非买丛书不可。其中经、史、子、集皆有，势难隶于四部，故别为类。”因丛书具有广泛的综合性，其书目也地位独特。
《四库全书总目》、《四部丛刊书录》、《四部备要书目提要》等均是重要的丛书目录。而专门性丛书目录，以嘉庆四年（1799）顾修编录《汇刻书目初编》为最早。“汇刻书目”即丛书目录，此书收录宋元以来丛书260余种，亦按经史子
集四部分类。后有续补之作，如光绪时朱学勤、王懿荣《汇刻书目》，清末杨守敬《丛书举要》。而影响最大者为《中国丛书综录》，由上海图书馆编写，中华书局1959和1962年出版，收录全国41个大型图书馆各类丛书2797种，最为完备，且便于检索。
5．其他目录
主要有：地方文献目录，推荐书目录，专科目录，禁毁书目录，目录之目录等。
第五节 目录在学术研究中的作用
1．了解历代文献状况与学术盛衰
目录著述以其特有的形式为人们了解、检阅图书提供极大的便利。各类目录（尤其是官修目录）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各代官藏文献典籍状况，并大致反映了一代学术盛衰情况。
《汉志》著录屈原、荀况以来至西汉时期诗歌辞赋作品共106家，1318篇，其中1254篇为西汉之作。据此可知西汉诗赋创作之发展状况，而秦代仅有“杂赋九篇”，没有诗歌，又可见秦代无文的状况。
2．粗知学术源流，把握学术流变
刘、班目录学著述，均具有“辨彰学术，考镜源流”之功，并成为目录学之重要特色与优良传统，目录学因此也被称为“流略之学”。例如《汉书·艺文志》的序文：
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耑而，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杨子云，竞为侈俪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是以杨子悔之，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人用赋也，则贾谊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序诗赋为五种。
以短短的篇幅，历叙赋的名义、春秋时赋诗言志的风尚、此后楚汉贤人失志之赋的兴起、汉赋的得失，及至汉武帝立乐府采歌谣的史实等，对不同时期的诗赋以简要的评述，研读此文，有助于粗知楚汉诗赋发展的轨迹。
目录著作对文体兴起、流变、盛衰、得失往往予以简明扼要的叙述，显示其发展的历史轨迹；又对文献类别之产生、发展予以交待；从古代目录的分类及其图书著录情况方面，往往也能窥见学术演变的规律。如《隋志》较《汉志》，增加诸多新的文献种类，包括文学理论著作、佛学、道教著作等，正鲜明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学术文化的流变状况。
3．有助于学术研究和整理古典文献
古典目录之“辨彰学术，考镜源流”，使其具有很强的学习研究方面的指导意义。学习研究学术，最要辨明源流，考察得失，否则如在黑暗中摸索。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目录之学，学中第一要紧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明目录，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江藩《师郑堂集》：“目录之学，读书入门之学也。”
张之洞亦有言：“泛滥无归，终身无得。得门而入，事半功倍。或经，或史，或词章，或经济，或天算地舆。经治何经，史治何史，经济是何条，因类以求，各有专注。至于经注，孰为师授之古学，孰为无本之俗学；史传孰为有法，孰为失体，孰为详密，孰为疏舛；词章孰为正宗，孰为旁门，尤宜抉择分析，方不致误用聪明。此事宜有师承。然师岂易得？书即师也。今为诸君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术门径矣。”
文献古籍整理，也须借助目录。目录保存关于文献方面大量的原始资料，要整理古籍、考订作家，必须充分利用目录、版本。
余嘉锡《目录学发微》论“目录学之意义及其功用”，举古代利用目录学考辨古籍之六项方法：
一曰以著录之有无断古书之真伪；
二曰用目录书考古书篇目之分合；
三曰以目录书著录之部次定古书之性质；
四曰因目录访求阙佚；
五曰以目录考亡佚之书；
六曰以目录书所载姓名卷数考古书之真伪。
如考察“三家诗”流传亡佚情况：据《汉志》，有“诗经二十八卷，鲁、齐、韩三家”，“三家皆列于学官”。《隋志》仅著录《韩诗》与《韩诗外传》，其《诗》类小序曰：“《齐诗》魏代已亡，《鲁诗》亡于西晋。《韩诗》虽存，无传之者。”《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仍著录《韩诗》及其《外传》，至《宋史·艺文志》则仅录《韩诗外传》而未见《韩诗》，可见《韩诗》于宋代已然亡佚，只有《韩诗外传》流传下来了。考察几部目录学著述，三家诗存亡情况基本可知。可见，目录学对整理研究古代文献非常重要。
第三章 古典文献的版本
第一节 版本的源流及名称
1．版本的定义与现代版本的概念
版本，严格意义是版刻（雕版）印书出现以后为区别刻本和写本而使用的名称。最初印版为木板雕刻而成，故又名“板本”。
而“版（板）”和“本”很早就作为书籍文献的名称在使用，因此，广义版本又指一切形式的书本。
中国古籍历史久远，相传三皇五帝时代即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类的典籍，多不可信。而《尚书·多士》曰：“唯殷先人，有册有典。”或属可信。殷墟甲骨文已是一种相当成熟的文字体系。然目前尚未出土殷商“典”、“册”文献。
书籍的载体由甲骨到青铜到石头再到竹木、缣帛等，逐渐向后世严格意义上的书籍方向发展。石鼓石刻已具备书籍规模，简册（简策）则已成为一种正式书籍的形式。
“本”原为木之根，后书籍文献的原本亦称“本”。《文选·魏都赋》注引《风俗通》云：“刘向《别录》雠校，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故曰雠也。”余嘉锡认为：“寻《风俗通》之意，‘一人持本’者，持竹简所书改易刊定之本，‘一人读书’者，读传写上素之书也。以油素之书写自竹简，则竹简为书之原本，故呼曰‘本’。其后简策之制既废。写书者借人之书传录，则呼所借者为‘本’。《后汉书·延笃传》注引《先贤行状》曰：‘延笃欲写《左氏传》，无纸，乃借本讽之。’是其事也。凡书无不可传写者，因有书本之名矣。”（《书册制度补考》，《余嘉锡文史论集》，岳麓书社，1997年，第507页。）
版本之称，正式起于雕版印书。《梦溪笔谈·技艺》：“版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版本。”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曰：“唐以前书籍皆写本，未有摹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人不多有，而藏者精于雠对，故往往皆有善本。学者以传录之艰，故其诵读亦精详。五代时冯道始奏请官镂六经板印行，国朝淳化中，复以《史记》、前后《汉》付有司摹印，自是书籍刊镂者益多，士大夫不复以藏书为意。学者易于得书，其诵读亦因灭裂。然板本初不是正，不无讹误。世既一以板本为正，而藏本日亡，其讹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可见宋人“板本”乃指与“写本”相对之雕版印刷之书本。
清代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一：“雕版谓之板，藏本谓之本。藏本者，官私所藏，未雕之善本也。自雕版盛行，于是版本二字合为一名。”
随着书籍文献的发展，版本的内涵也在不断变化。它囊括了以雕版印刷为主体，同时包括雕版之前的写本和之后的抄本、活字本、手稿本、批校本、影印本等各种类别，也包括新式印刷的各种书本。现在，录音带、录像带、光盘等电子音像制品，也是一种广义的书籍，同样有版本问题。
2．现代版本概念
重视版本是我国学术的优秀传统之一。由于种种原因造成不同版本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异。读书能获得好的版本，意义十分重大。张之洞《书目答问》曰：“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四部丛刊》编辑者则称：“版本之学，为考据之先河。一字千金，于经史尤关紧要。兹编所采录者，皆再三考证，择善而从”，“若仅以时代先后论之，则不免于盲人道黑白矣。兹编于此类，颇用苦心，非泛泛侈言存古也”。以精益求精的态度选择版本，是出版高质量文献的保证，也是文史研究者高质量研究的基础。
而现代意义的版本很大程度上又与知识产权相联系。现代法律制度规定，著作者享有著作权，出版者享有版权。而无论著作权还是版权，其物质形态都是某一版本。我们选择某一版本，也就形成了与著作人及版权人的法律关系。因此，重视版本的选择和使用，应是现代人必须具备的思想意识。好的版本为读者和研究者提供正确的信息，也为他们提供了学习、研究的便利。
第二节 版本的类别
1．写本
写本亦称手写本，即成书以手写形式流传的本子，为印刷术发明以前书籍的主要版本形式。唐以前的纸书均为手写本。印刷术发明后以至明清时期，手写本仍然存在。一是刻本面世之前，几乎所有书籍均有写本之阶段，二是有些大型类书或
需求量极少的书籍，不便刻印而只能以写本形式流传（如明《永乐大典》、清《四库全书》）。
写本因其性质与作用又可分为以下几种：
一是手稿本。作者亲笔所写，多增删修改，一般有署名和序跋，最能体现作品原貌，反映作者的创作过程。
二是稿本。非作者亲笔所写，但经过作者校改，一般有作者印鉴。又称清稿本，也能体现作品原貌。
三是抄本。未经作者过目，更无作者笔迹。或从稿本过录，价值仅次于稿本；或为传抄，其价值当视具体情况而定。一些难得珍本正赖抄本得以流传。时代自唐抄本至清抄本均有。时代难以确定者统称为旧抄本。
2．刻本的历史与分类
刻本指在板木上刻字刷印而成的书籍。刻本始自唐代，分类复杂，因不同的划分标准而有不同分类。
按时代论，有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民国刻本等。唐刻本现存极少，现存最早为唐懿宗咸通九年（868）刻印的《金刚经》。五代刻本传世亦甚少，国内现存有杭州雷峰塔所出《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宋代为雕版印刷的黄金时期，校勘精审，刻印精美，堪称楷模。现存宋刻本几乎都是精品。元刻本首推学校刻本。明清刻本种类多、层次丰富，质量亦参差不齐，需要加以辨别。
按区域论，可分为浙本、蜀本、闽本（因以福建建宁府建安、建阳为中心，又称建本）、平水本（山西）等。浙本、蜀本重校勘，质量较好；建本多考试书和通俗书，建阳麻沙镇刻本粗制滥造，麻沙本几乎成为劣本之代称。
以刻印主体论，有官刻本、家刻本、坊刻本。官刻本因单位不同又有监本（国子监刻本）、经厂本（明内府司礼监经厂库刻本）、藩府本（明藩王府刻本）、局本（清末各地官书局刻本）、书院本（各地书院刻本）等不一而足。家刻本、坊刻本均属私人刻本。家刻本多由学者或藏书家主持，目的主要是为了流传善本、保存自己或亲友著作，不为营利，一般质量较高。坊刻本由坊主主持，目的多为营利，刻书质量高低差别很大。
以刻印版次先后论，有初刻本、原刻本、重刻本、翻刻本、覆刻本、影刻本、修补本、增修本、重修本、递修本、三朝本、百衲本、补配本、初印本、后印本等。一般以初刻初印本价值最高。
以版式和字体论，有大字本、小字本、巾箱本、书帕本、插图本、批校本、黑口本、白口本、十行本、八行本等。
以印刷墨色论，有蓝印本、朱印本、墨印本、套印本等。大抵明人多蓝印本，清多朱印本。
以流通情况论，有通行本、旧刻本、残本、善本、孤本等。通行本指最为流通的版本。
3．善本的定义与范围
善本即珍贵难得的古籍刻本、写本，其具有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艺术代表性或某一方面的特殊价值。原本或接近原本的版本属于善本，经过名家精校的版本均可视为善本。
善本的范围，《中国古籍善本书总目》列有九条：
（一）元及元以前刻印、抄写的图书（包括残本与零页）。
（二）明代刻印、抄写的图书（含具有特殊价值的残本与零页），不含印版模糊、流传尚多者。
（三）清乾隆以前流传较少之刻本、抄本。
（四）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之稿本，以及流传很少之刻本、抄本。
（五）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六）有名人学者亲笔批校、题跋、评论的刻本、抄本。
（七）印刷上能反映古代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技术水平的各种活字本，或有较精版画、插图的刻本。
（八）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刊行的图书。
（九）明代印谱，清代的集古印谱、名家篆刻印谱，有特色又系足本，或有亲笔题记者。
按：如从阅读角度看，足本、精本即是善本。
孤本指现存唯一版本。
4，活字本与影印本
写本、刻本之外，还有活字本和影印本。
活字本即用活字排印之书本。根据活字原料，有泥活字本、磁活字本、木活字本、铜活字本、锡活字本、铅活字本。活字排版技术于北宋成熟。泥、铅、锡活字本图书流传甚少，主要为木活字和铜活字本。木活字本最著名者为清武英殿聚珍版，共印书134种。铜活字最著为清《古今图书集成》10000卷，自康熙三十九年（1700）至雍正四年（1726）。
近代西方活字排版技术引进后，雕版于传统活字技术逐渐淘汰，铅活字本成为近代主要版本形态。目前，激光排照技术已普遍运用，即为电子版或电子活字本。
影印本指采用照像制版等工艺使原书或原稿得以再现的复制本。有石印本、胶印本等。影印本能保持文献原貌，出版成本相对亦较低。但影印本的价值主要依赖其所依据的原本价值。
第三节 纸书的装式
1．卷轴装
纸书出现后的装帧形制，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都盛行卷轴装，这无论从文献记载和实物流存都能得到充分的证实。生活在三国至西晋时的傅咸曾作有《纸赋》，说当时的纸书“揽之则舒，舍之则卷”。这当是最早对纸书卷轴装的形象描绘。纸张有一定的弹性，卷久了就有回收的惯性，所以用手揽之便舒展开来，一撒手
就又收卷回去，这是卷轴装书籍固有的现象。可见三国两晋时期的纸制书籍已是卷轴装。
卷轴装为写本书的主要装帧形式，其缺陷，明代学者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称：“自汉至唐，犹用卷轴。卷必重装，一纸表里，常兼数番。且每读一卷，或每检一事，细阅卷舒，甚为烦数，搜集整比，弥费辛勤。”
一般卷子多用单层纸卷成卷轴，贵重的则要装背，即在书写纸的背面裱托一层衬纸。卷子放在架上不易寻检，一般要在卷轴一端悬挂标签，称为“签”。标签一般是牙质的，故名“牙签”，不同类别的书可用不同颜色的牙签来区别。唐玄宗时集贤院藏书，“其经库书，钿白牙轴，黄带，红牙签；史库书，钿青牙轴，缥带，绿牙签；子库书，彫紫檀轴，紫带，碧牙签；集库书，绿牙轴，朱带，白牙签，以为分别。”（《宋本大唐六典》卷九，李林甫注，中华书局，1991,181页）
2．旋风装
为克服卷轴装阅读和翻检的不便，旋风装应运而生。
旋风装即将裁成一定大小的纸两面书写，或将两页纸裱成一页，两面书写，然后将写好的书页一端依次粘贴在一张卷纸上，装上卷轴，成为一本旋风装的书籍。旋风装的卷轴不是装在该卷的末尾，而是装在开头。其打开后似一片片独立粘于卷纸上的叶子，故又称“叶子”。又因其将书页鳞次栉比地相连，看似龙鳞，故又称“龙鳞装”
旋风装缩短了卷子的长度，增加了卷子的容量，又便于翻检，均优于卷轴装。但其不能完全克服卷轴装的卷舒之难，且其散页卷曲后难以平复，故缺点仍然明显，难以被广泛采用。
3．梵夹装
梵夹装不是中国典籍固有的装帧形制，而是古代中国代对从印度传进来的用梵文书写在贝多树叶上佛教经典装式的一种称呼。隋朝杜宝在其《大业杂记》中说东都洛阳的“承福门即东城南门。门南洛水有翊津桥，通翻经道场。新翻经本从外国来，用贝多树叶。叶形似枇杷，叶面厚大，横作行书。约经多少，缀其一边，牒牒然今呼为梵“筴”。“筴”即册意，后来演化为“夹”。这段话的意思是说翻经场有新从外国传进来的佛经，经文书写在贝多树叶上，文字横行。写好的贝叶，约磨厚薄多少，形成一摞，再做成两块与贝叶大小相同的木板，上一块下一块地将摞起来的贝叶夹住，然后在中间穿一孔，或在两端靠里的位置上各穿一孔，最后用绳穿孔，绕捆夹板贝叶，一个梵夹装式就算装帧完了。因其是梵文书写，又因其是夹板穿捆，所以当时的中国人就称其为梵夹。
梵夹装的优点是每页独立存在，便于翻检。其缺点是穿绳磨断或页洞破损，易造成书页散失或阅读不便。
4．经折装
经折装是将卷轴改为折叠式，书纸仍由多张纸粘起来的长幅，但不用卷轴，而是按一定宽度一正一反折叠成长方形的折页，前后则用两块与折页相同的硬板把折页夹起来，类似于梵夹装。
经折装吸收了卷轴装、旋风装、梵夹装的经验，比较便于诵读，古代中国佛道二教经典主要为经折装，经折装之名亦由此而来。但经折装的折口容易断裂，断后亦易造成散页，如此，蝴蝶装应运而生。
5．蝴蝶装
清代叶德辉《书林清话》称：“蝴蝶装者，不用线订，但以糊粘书背，夹以坚硬护面。以版心向内，单口向外，揭之若蝴蝶翼然。”蝴蝶装也简称蝶装，其具体的装法是将每张印好的书叶以版心为中缝线，以印字的一面为准，上下两个半版字对字地折齐。然后集数叶为一叠，以折边居右戳齐成为脊，而后再在书脊处用浆糊或其他粘连剂逐叶彼此粘连。再预备一张比书叶略长的硬浆糊的书脊上，作为前后封面，也叫书衣。最后再把上下左三边余幅剪齐，一册蝴蝶装的书就算装帧完了。这种装帧形式，从外表看很很像现在的平装书，打开时版心好像蝴蝶身躯居中，书叶恰似蝴蝶的两翼向两边张开，看去仿佛蝴蝶展翅飞翔，故称蝴蝶装。蝴蝶装适应了一版一叶的特点，并且文字朝里，版心集于书脊，有利于保护版框以内的文字。上下左三边朝外，则均是框外余幅，磨损了也不致于伤害框内文字。蝴蝶装始自唐末五代，敦煌文献《王陵变》已是蝴蝶装。宋元时流行。但因当时印书只印一面，翻阅时，有时翻到无字书页，颇有不便。因此蝴蝶装也有缺陷。
6．包背装
包背装的特点，是一反蝴蝶装倒折书叶的方法，而将印好的书叶正折，使版心所在折边朝左向外，使文字向人。书叶左右两边的框外余幅，由于是正折书叶，故齐向右边而集成书脊。折好的数十叶书叶，依顺序摞好，而后戳齐左边书口，压稳。然后在右边框外余幅上打眼，用纸捻订起砸平。裁齐右边余幅的边沿，形成平齐书脊，也称书背。再用一张硬厚整纸比试书背的厚度，双痕对折，做为封皮，用浆糊粘裹书背（脊），再裁齐天头地脚及封面的左边，一册包前装的书籍就算装帧完了。这种装帧的特点主要是包裹书背，所以称为包背装。包背装有些类似于今日之无线装订，只是其书页为双页。它是对蝴蝶装的改进，出现较早，而盛行明代。包背装版心向外，插架时容易磨损书口，故改蝴蝶装的直立插架为平放，封面也改为软质，类似于今日之平装书。
包背装仍有版心较易磨损等缺点，而线装书最终取代了蝴蝶装和包背装。
7．线装
与包背装的整纸裹背不同，线装书只在前后各加一张护页，连同正文用线装订在一起，不包书背。线装在总结前人经验基础上，克服以前各种装帧的缺点，因而最终成为古代图书装帧的主流。线装书约于宋代已出现，今大英图书馆藏北宋写本《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即是线装。至明代中叶以后成为主流，至今仍有部分古籍采用线装形式。
西方印刷及装帧技术传入中国后，又逐渐取代中国传统的装帧形式，现多数古代文献的重新排印本均采用新式装帧，装帧、印刷均更加精美。
第四节 版本的鉴别与选择
1．依据版本形式进行鉴别
第一，验牌记。牌记又名碑牌、木记、墨围，俗称书牌子，即刻书的一种版本记录，相当于今版权页。一般认为牌记始于宋代。牌记最初环以墨围，是为了区别正文，引起读者注意。后来为了美观而对墨围进行美化，形成单线牌记、双线牌
记和花线牌记数种。一般为长方形，也有钟形、鼎形等。通常为一两行文字，用以说明刻书时间、地点或刻书人、刻书铺号等。牌记位置不定，其信息丰富。概言之，牌记内容可反映：刻书过程；所刻字数；刻书部数及定价强调版权；显示版本类型；表明版本源流等。
牌记虽是鉴别版本的重要依据，但亦不可过分迷信。因牌记具有广告性质，特别是一些坊刻本为牟利而作伪，挖改牌记等时有发生。
第二，考刻工。刻工即刻字工匠。古代刻字工匠以刻板计酬，故往往要求刻工于书板上附刻其姓名（或姓名之一部分）。刻工有时为自我宣传也会刻其姓名。根据刻工及序跋、碑记等，较易断定刻本年代。
版本学界颇为重视刻工问题，中外学者研究成果也很丰硕，有宋、元、明历代刻工表等著作。然仅凭刻工鉴别版本仍然不够。一是非所有书籍均附刻工姓名，二是很多刻工姓名不全或古今同名，难以考证，三是明清覆刻宋元本，有时连同刻工一并翻刻，造成混淆不清。
第三，看版式。版式即书板样式，包括版面、栏线、行款、版心等。
版面指纸面上印版所占的面积。其四周以线包围，称版框（又称版匡）。栏线也称界栏，即版面四周的边线，上方为“上栏”，下方为“下栏”，左右称“边栏”或“左、右栏”。只用一条粗线的称“单栏”，用一粗一细的称“双栏”。不同时期、不同出版人往往使用不同的栏线，因之其可以作为鉴别版本的依据之一。
行款即行文款式，包括行格和字数，通常以半页计算。各代刻书行款复杂，但也有规律可循。不同时代每行刻字多寡不一，横竖整齐度也不一，因此行款可作版本之重要参考。
版心即刻板的中心部位，为两半页的分界处，一般不刻正文，而刻有折叠书页标志的“鱼尾”。鱼尾数量、形状有不同，有“单鱼尾”、“双鱼尾”（上下均刻）、“三鱼尾”（上中下均刻），“黑鱼尾”（鱼尾全黑）、“白鱼尾”（鱼尾全白）、“线鱼尾”（以线条表示）、“花鱼尾”（类似花纹图案）等。宋代通行蝴蝶装，鱼尾朝里，故名版心。后改为包背装和线装，版心朝外，故又称“书口”（有黑口、白口、大黑口、小黑口、上黑口、下黑口等之分）。
版式涉及很多版本学问题，综合考察版式各方面，对于鉴别版本帮助极大。
第四，查讳字。了解古代文字避讳制度（分避国讳和避家讳两种），一般认为始于周，行于秦汉，盛于隋唐，严于宋，极于清，直至民国改元。文献避讳常有该字、空字、缺笔、改音等。
讳字可作为鉴别版本之一途，但非绝对可靠。一是覆刻本对原本讳字原样保留，容易形成误判，二是书商有故意利用讳字作伪，三是不同时代避讳制度不同，家刻本、坊刻本有时避讳不严，均可造成误判情况。
第五，看字体。古人刻书颇重书法，一个时期或一个区域流行某一种或几种字体，与时代风气、文化传统相关。不同时代与区域刻书之字体往往具有不同特色，因此亦可用来鉴别版本。
第六，看纸墨。刻板印书所用纸墨一般也具有时代性和区域性，因此亦可用此作为版本鉴定依据之一。
第七，看装帧。各个时期有不同的装帧样式，版本装式同样可以作为版本鉴别依据。不过也需注意历代图书装帧的复杂性。
第八，审书名。有些书名前冠以“国朝”、“皇朝”、“昭代”等，可鉴别是否为本朝刻本。
2．依据书籍内容进行鉴别
第一，读序跋。古籍多有序跋，序（叙）有自序、他序两种。跋（跋尾）约始于唐，为置于篇后或卷后之文字，为序言之补充。跋置后则序居首，渐成惯例。一般年代最晚的序跋与该书刊刻时间较近，因此可以作为鉴别版本的参考。但要注意序跋是否完整，是否覆刻，是否伪造序跋。
第二，审内容。因文献刻印时间总在成书之后，依据书籍内容即可断定该书版刻之上限。审查内容包括人名、地名、官名、年代、事件等。审查内容需要细致阅读，更需要丰富的文史知识与敏锐的眼光。
3．依据前人成果进行鉴别
第一，读题识。题识即藏书家或其他人在书上留下的题跋识语。古代藏书家对经手图书多仔细鉴定并留有鉴定意见，即题识。好的题识对于鉴别版本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名家题识不仅有助于鉴别版本，还提升了版本收藏价值。历代学者普遍重视名家题识版本。但需注意伪造名家题识的情况。
第二，审藏印。古代藏书家喜在收藏之图书上钤以自己的藏书印之类，表明此书为其鉴定收藏。一般说，该版本刻印的下限应早于鉴藏者的年代。且藏书印各有特色，钤印习惯也有不同，因此审藏印可助鉴别版本。但也有牟利书商伪造印鉴的情况。
第三，查著录。注意前人对该书及其版本的著录情况，含文献名称、卷数、作者、成书时间、版本流传等均对版本鉴别有极大帮助。
除目录著作外，许多学者在书信、日记、札记、文集等各类著作中往往也论及版本问题，同样值得参考。只是不能完全迷信盲从。
总之，鉴别版本是一项复杂而专业的工作，各种方法应参互使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注意文献的每一方面特点，仔细比勘，不可轻下断言。
鉴别版本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选择：选择购买、阅读或收藏。一般最有价值者为善本、孤本，但普通读者难以目睹，更难以得手。
对新刊古籍，也需择善而从。张之洞曰：“此有一简易法，初学购书，但看序跋，是本朝校刻，卷尾附有校勘记，而密行细字，写本精工者即佳。”今人整理之传统古籍，须尽量选择名家精校、精注本。
第四章 古典文献的校勘
第一节 文献发生错误的类型
1．“讹”及造成文献讹误的原因。
讹也称误，为文献中最常见的错误现象。《吕氏春秋·察传》：
子夏之晋，过卫，有读史记者曰：“晋师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至于晋而问之，则曰“晋师己亥涉河”也。
以上即是典型的文献讹误。由于古代文献先由手自笔录、辗转传抄，唐代才逐渐有刻板印刷，且即使刻印也有精粗之分，所以年代既久，文献讹误势必难免，有些文献文字讹误甚至极为严重。
2．“脱”及脱文的类型
文献在传抄或刻印过程中脱漏一字或数字称为脱文，也称夺文或阙文。脱文现象产生应甚早，且也较普遍。
古代简册因编绳断烂，在重编时失去一简或数简称为脱简，后世也称脱文较多的现象为脱简。古书脱页现象也较常见，如《文心雕龙·隐秀》一篇脱去一页，后人予以增补，已非原貌。黄侃称：“此纸亡于元时，则宋时尚得见之。惜少征引者。唯张戒《岁寒堂诗话》引刘勰云：‘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此真《隐秀》篇之文，今本既云出于宋椠，何以遗此二言？然则赝迹至斯愈显，不待考索文理而亦知之矣。”古代脱文甚至有脱卷的情况，如《汉志》著录《太史公百三十篇》，注曰：“十篇有录无书。”可见东汉之时《史记》已有十篇（亦即十卷）亡佚。
3．“衍”及衍文的类型
原稿所无而传抄或出版过程中误增的文字称为衍文，亦称衍字、羡字。
衍一字或数字情况多见。如《淮南子·氾论》：“诵先王之《诗》、《书》，不若闻得其言，闻得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言者，言弗能言也。”王念孙校：“‘诵先王之诗书’，‘诗’字因上文《诗》、《春秋》而衍。先王之书泛指六艺而言，非《诗》、《书》之书也。‘不若闻得其言、闻得其言’，两‘得’字皆因下句‘得’字而衍。高注云：‘闻圣人之言，不如得其未言时之本意。’则‘闻’下无‘得’字明矣。《文子·上义》篇正作‘诵先王之书，不若闻其言；闻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
衍文也有衍出一句以至数句的，如《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风一，犹驰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亏乎？”宋·王应麟《困学纪闻·考史》指出其为后人取《汉书·司马相如传》赞语，甚是。
4．“倒”及倒文的类型
倒指原稿文字并无讹误、衍、脱等，只是在流传过程中产生文字前后次序颠倒错乱的现象。次序被颠倒之文字称“倒文”，纠正之则称乙正或乙转。倒文较多的习惯称“错简”。倒文分字倒、句倒、篇章倒等，目录、表格也有颠倒错乱情况。
字倒之例，如《淮南子·人间训》：“家富良马。”王念孙云：“良马本作马良，与家富相对为文。”再如《庄子·秋水》：“东海之鳖，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絷矣。于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远，不足以举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极其深。”俞樾认为“海”字当在“曰夫”之下，原文当为“„„告之曰：夫海，千里之远，不足以举其大„„”王叔岷按：“俞说是也，《异文类聚》八、《御览》六十、九三二、《事类赋》六《地部》一、《天中记》九引‘海’字皆在‘曰夫’之下，今本错在‘曰夫’二字上，不词。”
句倒之例，如《老子》第十四章：“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周祖谟指出：“汉代帛书《老子》乙本作：‘随之而不见其后，迎之而不见其首。’”
5．文献多重错误概况
文献同时出现两种或两种以上错误类型即为多重错误。有既讹且脱、既讹且衍、既讹且倒、既脱且衍、既脱且倒、既衍且倒。既讹且脱又衍、既讹且脱又倒、既脱且衍又倒等情况。
两重错误者，如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开元天宝遗事·斗花》：“长安王士安，春时斗花，戴插以奇花多者为胜。”“王士安”实为“士女”之误。是为既衍且讹。
三重错误者，如《淮南子·说林》：“屠者羹藿，为车者步行，陶者用缺盆，匠人处狭庐。”王念孙曰：“‘羹藿’本作‘藿羹’，‘藿羹’与‘步行’相对为文。诸书多言‘藿羹’，无言‘羹藿’者，此写者误倒也。‘为车者步行’本作‘车者步行’，古者百工各以其事为名，故《考工记》曰：‘攻木之工，轮舆弓庐匠车梓。’此言车者，犹《考工记》言车人也。后人误以车为车马之车，故又加‘为’字耳。‘陶者’本作‘陶人’，与‘匠人’相对为文，今本‘人’作‘者’，因上二句而误。‘庐’与‘卢’同。道藏本、刘本并作卢，庄改‘卢’为‘庐’，未达假借之义。《太平御览·器物部三》引此正作‘屠者藿羹，车者步行，陶人用缺盆，匠人处狭庐’。”是为既讹且衍又倒例。
第二节 校勘的资料
1． 本书的异本
章学诚《校雠通义·校雠条理》称：“校书宜广储副本，刘向校雠中秘，有所谓中书，有所谓外书，有所谓太常书，有所谓太史书，有所谓臣向书、臣某书。夫中书与太常太史，则官守之书不一本也；外书与臣向臣某，则家藏之本不一本也。夫博求诸本，乃得雠正一书，则副本固将广储以待质也。”书籍异本一般包括：
第一，稿本。稿本为成书时最初文字记录，保持书籍的本来面目，因此为校勘之最可靠依据。稿本又有初稿与定稿之别，定稿更能代表文献原貌。
第二，抄本。稿本为数甚少，留存更少。印刷术发明之前，书籍以抄写方式流传；印刷术之后，抄本仍是书籍流传之重要方式。抄本特别是旧抄本价值很高。抄本有简书、帛书、纸抄本之分。
旧抄本保留了文献较为原始的面貌，因此具有很高的校勘价值。敦煌卷子的发现，为我们打开了古代纸抄本的宝库，提供了极为丰富和宝贵的校勘资料。敦煌卷子对唐诗等的校订作用十分明显。
第三，拓本。将刻石上的文献资料用纸摹拓下来，于是形成了拓本。由于不少拓本所据石刻文献比较原始，因此较为可靠，常被用作校勘资料。拓本越原始、越完整，也越可靠，价值越高。
第四，印本。稿本、抄本、拓本总体不多，故校勘之主要资料还是各种印本，包括刻本和活字本。校勘家特别重视那些既早又可靠的本子。
第五，注本。古籍有多种注释方式，注又通常附书以行。附有注释之文献即为注本。注本为文献异本之一，也是校勘的重要资料。
需注意者，注文同正文一样，也会出现各种错误，有无心之错，有被后人改造成错。校勘必须谨慎。
第六，选本。选本可能是抄本，也可能是印本。不少选本编辑较早，较多保留作品原貌，因此可作校勘资料。如《文选》、《文苑英华》等。
第七，校本。凡经校勘之书称为校本。今人校勘当充分利用前人校勘成果，校本正是前人重要的校勘成果。校本的优点是：一是前人据以校书的某些版本及相关资料可能已经亡佚，或某些资料难以见到，校本将其保存或让我们易见；二是校勘者多为专家学者，校勘成果多值得参考。
2．他书的引文
利用他书的引文校勘，引用各书较多者为古代类书、古书注及书抄等。
第一，古类书引文。类书节录各书原文，甚至整部收录，不少类书资料原始，为校勘的较好资料。宋人即已用类书进行校勘，清代乾嘉时期尤为广泛。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成就最为突出。
但引类书也要特别慎重，因类书编纂往往对原文有删节改易，也有传抄错误。
第二，古书注引文。古代有些注本知识丰富、注释严谨，博引群书，较为接近文献原貌。因此古书注也可作为校勘之资料。如王念孙校《汉书》特别注重利用《史记》、《后汉书》、《水经注》等注释。但古注也有对原始文献进行删节改造，因此也需鉴别。
第三，其他古书引文。其他古书引文虽然情况复杂，检索不易，但仍为校勘参考的重要资料。其中特别值得注意者为书抄。汪辟疆《读书说示中文系诸生》云：“书抄在六朝唐初最盛，但抄而不类，故与类书不同。今存者如《群书治要》、《意林》，皆可看。亦因其保存古书至多也。”《群书治要》为魏征等撰，于原文皆无增损，较接近原貌，故王念孙父子尤为重视。此外，古代小学类工具书引文较多，也可作为校勘之资。
需注意者，古人引书方式多样，加之文献传抄、刻印难免出错，因此引文与原典不符者时有。校勘引用尤需谨慎。
2． 其他有关资料
本书异本、他书引文之外，一切相关资料皆可作校勘之资。此类资料与原书关系往往间接，援用当更加谨慎。
一是甲骨文。为古代文献之源头，与后世文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校勘时常可作参考。
二是金文。三是石刻。四是古印、封泥。古印、封泥亦属原始文献，多涉及官名、地名、人名，对校勘有特殊之借鉴。
第三节 校勘的主要方法
1．对校法
对校就是将某一文献的不同版本进行对比，从而发现并改正书面材料错误的方法。首先选择一种版本作为底本，再用其他版本逐字逐句比较，把各本异同记录下来。陈垣《校勘学释例》：“对校法，即以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读，遇不同之处，则注于其旁。刘向别录所谓‘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者’，即此法也。此法最简便，最稳当，纯属机械法。其主旨在校异同，不校是非，故其短处在不负责任，虽祖本或别本有讹，亦照式录之；而其长处则在不参己见，得此校本，可知祖本或别本之本来面目。故凡校一书，必须先用对校法。”
对校法优点在便于发现文献中的错误和找到改正错误的依据。其发现和改正的错误，均有版本上的依据，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主观武断、妄改原文的弊病；
而且若将所有异文汇编成校勘记，则无异于汇聚了多种版本。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即是此种著作。
对校的第一步是广搜异本，以便对照和选择。在各种版本的基础上进行鉴定，确定底本，并按照各本的校勘价值分他本为主校本、辅校本、参校本等。
底本选择为校勘之起点。其选择标准，张之洞归纳为三：一曰旧本，二曰足本，三曰精本（善本）。其余参校本的选择亦可仿此。
2．本校法
将某种文献的上下文进行对比，找出其内容上与文字上的异同，从而确定与改正其错误的方法，即本校。陈垣《校勘学释例》：“本校法者，以本书前后互证，而抉摘其异同，则知其中之缪误。吴缜之《新唐书纠缪》、汪辉祖之《元史本证》，即用此法。此法于未得祖本或别本以前，最宜用之。予于《元典章》曾以纲目校目录，以目录校书，以书校表，以正集校新集，得其节目讹误者若干条。至于字句之间，则循览上下文义，近而数叶，远而数卷，属词比事，牴牾自见，不必尽据异本也。”
一书内容前后相联，语言风格往往一致，故可据此而进行校勘。但有的古籍非出自一人之手，或可能有不同的资料来源，其内容文字往往本身前后不一，因而本校法亦需谨慎从事，以免以此律彼，增加新的错误。
3．他校法
他校即引用其他文献中的引文或相关文字进行校勘。陈垣《校勘学释例》：“他校法者，以他书校本书。凡其书有采自前人者，可以前人之书校之；有为后人所引用者，可以后人之书校之；其史料有为同时之书所并载者，可以同时之书校之。此等校法，范围较广，用力较劳，而有时非此不能证明其讹误。”
但我们要对他校的资料的可靠程度作出判断。一般而言，时代越早，越接近原貌，也越可靠。应考虑古人引书之不严的通例。
4．理校法
理校即推理式校勘，是校勘的重要的补充方法。当文献材料存在明显错误，而又缺乏足够资料可供比勘时，可采用推理之法加以合理改正。陈垣《校勘学释例》：“段玉裁曰：‘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定其是非之难。’所谓理校法也，遇无古本可据，或数本互异，而无所适从之时，则须用此法。此法须通识为之，否则卤莽灭裂，以不误为误，而纠纷愈甚矣。故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险者亦此法。”
理校通常需要从语言、体例、史实等多方面寻找作为推理的依据。
一是语言。根据字形、字音相近的情况来推断并改正。如陈垣校《元典章》吏部卷五“合无滅半支俸”，校曰：“‘滅半’当作‘减半’。”卷六“年高不任部书”，校曰：“‘部书’当作‘簿书’。”因不明词义而造成之错误，亦可通过训诂来校勘。有时还可考虑语法习惯、修辞艺术等等。
二是体例。古书通常有一定的体例，可据此校勘。阮元称：“经有经之例，传有传之例，笺有笺之例，疏有疏之例。”古书正文与注释常易混淆，但二者体例不同，据此也可校勘错误。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十二诸侯年表》：“《史记》诸年表皆不记干支，注干支出于徐广„„考徐注体例，唯于每王之元年记干
支，此表每十年辄书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甲子字，不特非史公正文，并非徐氏之例，其为后人孱入，凿凿可据。”
三是史实。文献如有明显不符合历史事实，则可能有两种情况：原稿本身有误，或者流传时致误。校勘之任务即在纠正后一种错误。对于人物、年代、地点、名物制度等的疑问均要详察实际情况，斟酌取舍。如敦煌曲子词之一首《浪淘沙》有“五里竿头风欲平”句，任二北《敦煌曲校录》改作“五里滩头风欲平”。对此，潘重规《天真质朴的敦煌曲子词》分析曰：
第一句“五里竿头风欲平”，文义不通，任二北没有看到原卷，所以将“竿”字改作“滩”；但是改作“滩”后，仍然和第二句文义不能贯串。其实伦敦斯二六〇七号作“五雨（两）竿头风雨平”，伦敦写本“雨”和“两”往往不分，„„《文选》郭璞《江赋》云：“觇五两之动静”，李善注云：“兵书曰：‘凡候风法，以鸡羽重八两，建五丈旗，立军营中。’许慎《淮南子》注曰：‘綄，候风也，楚人谓之五两也。’”原来古人测候风力的仪器叫做五两，而五两是系在旗杆之颠，所以这句词应作“五两竿头风欲平”。
5．综合考辨法在校勘中的运用
在实际校勘中，对校、本校、他校、理校等往往参互使用，以便得出更加可靠的结论。
戴震提倡理校，但在其校勘实践中，也兼用对校、他校等。顾千里（广圻）强调对校，但同样兼用他校、本校以至理校。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更是广泛运用各种校勘方法取得了突出的校勘成果。
6．校勘记的撰写方法
为了同原文有所区别，人们早就注意用不同颜色的笔墨来做校勘工作。从汉代开始，学者就如何写校勘记已形成一定的格式，如遇误字，则在校勘记中用“当为”表示。张舜徽《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归纳历代校勘记的十条方法：
一、凡文字有不同者，可注云：“某，一本作某。”（或具体写明版本名称）
二、凡脱一字者，可注云：“某本某下有某字。”
三、凡脱二字以上者，可注云：“某本某下有某某几字。”
四、凡文字明知已误者，可注云：“某当作某。”
五、凡文字不能即定其误者，可注云：“某疑当作某。”
六、凡衍一字者，可注云：“某本无某字。”
七、凡衍二字以上者，可注云：“某本某字下无某某几字。”
八、字倒而可通者，可注云：“某本某某二字互乙。”
九、字倒而不可通者，可注云：“某本作某某。”
十、文句前后倒置者，可注云：“某本某句在某句下。”
上述情况之一，有前后数见者，但于首见时注明“下同”或“下仿此”等字样。
第四节 校勘成果的处理形式
1．定本与定本附校勘记
书籍经过校勘，分别异同，判断是非，然后将自己认为正确的文字记录下来，即成定本。凡重新整理编排的文献常采用定本形式。刘向校书已采用此法。最初定本如刘向等所整理者，并不出校勘记；后来定本则多附校勘记，以便复按。
不附校勘记可简单明了，便于阅读。但短处是有时所定正文未必正确，则校勘记可供读者参考取舍。
因此，写成定本之后，附以校勘记，说明校定的依据或理由，是较为审慎的作法。其方法如朱一新《校本意林跋》云：“罗列各本，择善而从；其不善者，弃而不言。然必择一本为主，若他本他书有善者，据以校改此本，必注云：原本作某，今据某本或某书改。”
此一方法长处是既有定本之简明，又不至于使人不知定本文字之所出；既便于阅读，又相当程度地保留了各本面目。但因其仍是定本文字，对于读者不免先入为主，且又不能保证其所定为准确无误。
2．底本附校勘记
选择一个作为校勘基础的底本和其他资料互校，然后连同底本和校勘记一并整理，为发表校勘成果的主要形式。
很多学者主张此一方式。因其优点在能存真，并无改动正文，没有以意取舍，而是详尽排列材料，然后加以判断，甚至不加判断，只给读者鉴别。阮元《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既保留宋本原貌，又胪列各善本之异同，并判断是非，其参考价值很大。但缺点是往往文字繁多，对未加判断之文字读者有时莫衷一是。
3．单行校勘记和与注释混合之校勘记
单行校勘记的出现，或因底本繁重，或因底本习见易得。宋代已有此种方式。清代此类单行校勘记更多，可以卢文弨《群书拾补》为代表。
单行校勘记一般有两种：一是每种校勘记自为一书，二是合多书的校勘记为一书，王念孙《读书杂志》即含《逸周书》、《战国策》、《史记》、《汉书》、《管子》、《晏子春秋》、《墨子》、《荀子》、《淮南子》内篇、《后汉书》、《吕氏春秋》、《韩非子》、《法言》、《楚辞》、《文选》等书校勘记。
此种校勘记写法一是记录各本异同，基本不加判断，二是加以判断，后者带有考证研究性质，对读者往往更有帮助。
这种单行校勘记能集中反映校勘成果，但阅读时不便当下检索原书。
学者作注往往也兼涉及校勘。因此文字校勘时常与注释混合于一起。汉唐学者如郑玄、陆德明、孔颖达、颜师古等多将校勘与注释一并进行，于注解中保留了丰富的校勘资料。这一方式颇便于读者阅读，其整理之后的书题多名为“校注”。
4．笔记载录之校勘记
前人读书多随文作记，如王应麟《困学纪闻》、顾炎武《日知录》等。学者笔记普遍包含校勘成果，自南北朝颜之推《颜氏家训》开始，渐成传统，而清代以笔记、杂记形式载录校勘成果者更所在皆是，而以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等最为著称。其范围广泛、形式活泼，但散见各书，稽检利用不便。
第七章 古典文献的标点
第一节 从句读到标点
1．古人著书习惯与句读的特点及其发展。
古人著书一般不加标点断句，读书时须对如何停顿作出判断，这项工作，古代称为“句读”。汉人何休《春秋公羊传序》已提及“援引他经，失其句读”之语。宋人毛晃、毛居正父子《增修互注礼部韵略》卷四：“凡经书成文语绝处谓之‘句’，语未绝而点分之以便讽咏谓之‘读’。”
古代句读起源甚早，《春秋公羊传·定公元年》：“主人习其读而问其传。”古人读书基本功之一即明句读。《礼记·学记》：“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郑玄注：“离经，断句绝也。”断句绝即句读。古人很早就有探讨句读之问题，《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载：
哀公问于孔子曰：“吾闻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彼其无他异，而独通于声。尧曰：‘夔一而足矣。’使为乐正。”故君子曰：‘夔有一足。’非一足也。”
这虽或为传说，但已见句读之重要。
东汉许慎记录了句读符号，《说文解字》亅部：“ ，钩识也，从反亅。”音句月切jué。又，丶部：“丶，有所绝止，丶而识也。”音知庾切zhǔ。
古书一般虽不加句读，但不少重要著作都有注释。附于原书的注释往往置于断句处，给阅读提供了方便。
此外，古文中的判断句、叙述句、疑问句等均有一些较为固定的句式，常用之乎者也一类的助词也能为人们读书断句创造条件。但总的说来，为古书句读还是有相当困难。
值得注意的是，宋代已出现“标点”一词，《宋史·何基传》称：“凡所读书，无不加标点。义显意明，有不待论说而自见者。”张舜徽《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认为：“当时的所谓标点，必然是除句读外，还有符号。‘点’是指句读说的；至于‘标’，只是将书中重要的或特殊的内容，用各种符号打记下来以帮助记忆。有了这种符号，书中要义，便可一望而知。传中所说‘有不待论说而自见者’，道理便在这里。”
明清刻书用句读符号较前代又有较大发展。王念孙著《广雅疏证》，用“丶”号作句读，王引之著《经义述闻》，用“。”作句读，阮元主持校刻《十三经注疏》、胡克家刻《文选》均有句读。另外，突破了经部、子部的范围，集部特别是戏剧、小说出力不少句读本，且有各种句读符号。古人对句读的不断探索，为新式标点符号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2．现代标点的渊源与发展
“五四”运动前后，人们酝酿尝试新式标点。胡适于1916年1月出版之《科学》上发表《论句读及文字符号》，又于1918年9月《新青年》上发表《论句读符号》。正是在广泛讨论与实践的基础上，1920年颁布了由马玉藻、周作人、朱希祖、刘复、钱玄同、胡适六人提议的《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修订案）》，此议案为新式标点符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古代句读主要在断句，新式标点符号增加了标明语气、某些词的性质、引文与对话的起迄等。句读符号只有两三种，用法有不能明确统一，新式标点则种类多而用法明确固定。胡适对新式标点的普及贡献突出。
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9月，公布了《标点符号使用法》。1990年3月，国家语委、新闻出版署修订发布了《标点符号用法》，主要增加了连接号“－”和间隔号“·”。
3．古籍标点注意事项。
针对古籍整理，中华书局编辑部草拟了《古籍点校通例》（初稿），并有关于古籍标点的特别说明。
与古籍标点有关主要内容如下：
（1）引号（「」『』 、“ ”‘ ’）：「」相当于“”，『』相当于‘ ’。
（2）括号（（ ）、〔 〕、【 】）：括号除标明注释性语言外，也用于校改文字，圆括号表删除内容，方括号（一般用〔〕）表改正或增补内容。现在也有不用括号，直接在正文中改正或删补，然后将改正之处及依据写入校勘记。
（3）书名号（《 》、︴）：用《 》时，书名、篇名间需用间隔号（·），如《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用︴时，书名、篇名间只需间开即可，不加间隔号。几个书名并列时，用《》顿号可省略；用︴以加顿号为宜。
此外，古籍标点通常不用省略号、着重号、连接号，也不用反诘问号（！？）。省略号用“略”、“下略”表示。
古籍标点之实践，以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最突出，可作古籍标点之范本。
第二节 古籍标点致误的原因
古人云：“学识如何观点书。”古籍标点不易，出现错误亦往往难免。其错误类型和致误原因大致如下。
1．不明词义致误
一是不明古词。有些古汉语词汇流传至今，词义变化较大；有些则今天基本不用甚至完全淘汰。《三国志·魏书·管辂传》（中华书局点校本）：“辂长叹曰：‘吾自知有分直耳，然天与我才，明不与我年寿，恐四十七八间，不见女嫁儿娶妇也。’”“才明”为一词，即才智。因不明古词义而误断。
二是不明古音通假。古音通假现象极为普遍，不可望文生义，不作辨明。如中华书局1959版《三国志·魏书·华佗传》：“复与两钱散，成得药去。五六岁，亲中人有病如成者„„”“去”实为“藏弆”之“弆”的通假，意即收藏。1982版断为“成得药，去五六岁”，方不误。
三是不明典故。古诗文爱用典故，增加了表现力，但也增加了阅读理解的难度。如不明典故，也会导致标点错误。黄永年《古籍整理概论》言：
《天咫偶闻》卷三“光绪初元京师士大夫以文史书画金石古器相尚”条：“当时以潘文勤公、翁常熟为一代龙门，而以盛、王二君为之厨。顾四方豪俊，上计春明，无不首诣之。”案“厨顾”一词，出《后汉书·党锢传》，谓：“海内希风之流，遂共相标榜，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顾’，次曰‘八及’，次曰‘八厨’。”又谓：“顾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厨者，
言能以财救人者也。”到后世“厨顾”就成为常用的故实。这里应点作“而以盛、王二君为之厨顾，四方豪俊„„”
四是不明方言俗语。中国幅员广大，方言复杂。古代一些通俗著述往往使用较多方言，如不明也会致标点错误。
2．不明专有名词致误
一是不明人名。如《日知录集释》（岳麓书社1994版）卷一“已日”条：朱子《发读》为“戊己”之己。按应为：朱子发读为“戊己”之己。北宋末朱震，字子发，著有《汉上易传集》等。
又如卷三十一“昌黎”条：而列传如韩麒麟、韩秀谷浑、孙绍之伦，皆昌黎人。按应为：而列传如韩麒麟、韩秀、谷浑、孙绍之伦，皆昌黎人。
古人姓名字号复杂，常规名字之外，又有谥号、庙号、尊号、年号、室号、别号等，均需注意。
二是不明地名等专名。如《日知录集释》卷二十六“汉书”条：《天文志》：“魏地，觜、觿、参之分野也。„„皆魏分也。”按应为：《（天文志）[地理志]》：“魏地，觜觿、参之分野也。„„皆魏分也。”此段实引《汉书·地理志》。“觜觿”为二十八宿之一，不当断开。
三是不明官名。如《日知录集释》卷八“都令使”条：乃以都令使视奉朝，请其重之如此。按应为：乃以都令使视奉朝请，其重之如此。“奉朝请”本为汉时显贵定期朝见皇帝之称，魏晋后演变为官职名。又如中华书局1965版《资治通鉴》卷130：
山阴公主，帝姊也，适驸马都尉何戢。戢，偃之子也。公主尤淫恣，尝谓帝曰：“妾与陛下，男女虽殊，俱托体先帝。陛下六宫万数，而妾唯驸马一人，事太不均。”帝乃为公主置面首，左右三十人„„
按：吕叔湘 《﹤资治通鉴﹥标点斠例·因不明制度而误之例》：“‘帝乃为公主置面首，左右三十人。’‘面首’的出处就在这里。原来这个不体面的差使的职称叫做‘面首左右’，三十人是共三十人。‘面首左右’省称‘面首’是后来的事情，这里用的是全称，把它割裂成两段，使‘左右’属下，于是人数成了问题。案，以‘某某左右’为侍从的职名，创于江南延及北朝。“面首左右”为官职名，不当断开，否则误认为其左右各三十人。应为“帝乃为公主置面首左右三十人”。
3．不明文献名称致误
一是系文献名而未标者或非文献名而误标者。如《日知录集释》卷三十一“吴会”条：荀勖食举乐，东西厢歌曰：既禽庸蜀，吴会是宾。按应为：荀勖《食举乐东西厢歌》曰：“既禽庸蜀，吴会是宾。”
又如卷三十一“江西、广东、广西”条：《扬子法》言：楚分江西。按应为：扬子《法言》：“楚分江西。”扬子即扬雄。
又如卷三十二“而”条：《汉乐府》“艾如张后”、汉《济阴太守孟郁修尧庙碑》：无为如治，高如不危，满如不溢。按应为：汉乐府《艾如张》。后汉《济阴太守孟郁修尧庙碑》：“无为如治，高如不危，满如不溢。”“汉乐府”非书名。“艾如张”则为汉乐府铙歌名。
再如卷二十八“寺”条：《诗》云寺人，《孟子》易之阍寺„„。按应为：《诗》云寺人孟子，《易》之阍寺„„。《诗经·小雅·巷伯》：“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周易·说卦传》：“艮为山，„„为阍寺。”
二是两种文献误合或一种文献误分。误合者如《日知录集释》卷十九“直言”条：椒专佞以慢慆兮。《章句》谓楚大夫子椒。洪兴祖《补注古今人表》有令尹子椒。按应为：“椒专佞以慢慆兮。”《章句》谓：“楚大夫子椒。”洪兴祖《补注》：“《古今人表》有令尹子椒。”《补注》即《楚辞补注》，《古今人表》则指《汉书·古今人表》。
又如卷五“齐衰三月，不言曾祖以上”条：《礼记·祭法》言“适子、适孙、适曾孙、适玄孙、适来孙”。《左传》王子虎盟诸侯，亦曰“及尔玄孙，无有老幼”。玄孙之文，见于《记·传》者如此。按应为：《礼记·祭法》言“適子、適孙、適曾孙、適玄孙、適来孙”。《左传》王子虎盟诸侯，亦曰“及尔玄孙，无有老幼”。玄孙之文，见于《记》、《传》者如此。《日知录集释》于“记传”处原注：《史记·孟尝君传》：孙之孙为何？曰为玄孙。本段前引《礼记》及《左传》语甚明，故“记传”当是《礼记》、《左传》之省称。本段并未援引《史记》文字，且《史记·孟尝君传》亦不当省作《记·传》，否则语意不明。又，“適子適孙”之“適”同“嫡”，不当简化为“适”。
误分者如《日知录集释》卷三十一“陕西”条：《肃宗·诸子传》：杞王倕可充陕西节度大使。按应为：《肃宗诸子传》：“杞王倕可充陕西节度大使。”《肃宗》并非书名；《诸子传》亦不附于《肃宗纪》之下。
4．不明引文致误
一是直接引用而未加引号。如中华书局1982版《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注：“老氏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凡在贤达之流，固必兼而有焉。”按：“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为《老子》三十三章语，当加引号。
又如《日知录集释》卷一“朱子《周易本义》”条：《咸·九三》“咸其股”亦不处也。传曰云亦者，盖象辞本不与《易》相比，自作一处。故诸爻之象辞有相续者此言亦者，承上爻辞也。按应为：《咸·九三》：“咸其股，亦不处也。”《传》曰：“云亦者，盖象辞本不与《易》相比，自作一处，故诸爻之象辞有相续者。此言亦者，承上爻辞也。”本段前引《易经》爻辞，后为《传》语。《传》即程颐《易传》。
二是间接引用而误加引号。
三是引文、非引文误串。如《日知录集释》卷八“法制”条：于是“法愈繁而弊愈多，天下之事，日至于丛脞，其究也，眊而不行”，上下相蒙，以为无失祖制而已。按应为：于是法愈繁而弊愈多，天下之事，日至于丛脞。其究也，“眊而不行”，上下相蒙，以为无失祖制而已。此引《汉书·董仲舒传》，仅“眊而不行”一语，语出董仲舒对策中。眊，昏聩之意。
5．不明语法致误
一是不明词类。如《日知录集释》卷十七“武学”条：且足下预其议而不能救，与吾所甚惑也。按应为：且足下预其议而不能救与？吾所甚惑也。“与”同“欤”，疑问语气词，非连词或介词。
又如卷十八“举业”条：于是一唱百和，如伐木者呼邪许？按应为：于是一唱百和，如伐木者呼“邪许”。《淮南子·道应训》：“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
二是不明句式。如《日知录集释》卷九“守令”条：所谓天子者，执天下之大权者也。其执大权，奈何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而权乃归之天子。按应为：所谓天子者，执天下之大权者也。其执大权奈何？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而权乃归之天子。
又如卷九“辅郡”条：后之为国者盖鉴于斯。按应为：后之为国者盍（ “盖”为“盍”之误）鉴于斯？ 盍，此处作“何不”解。
三是不明句子成分和结构。如《日知录集释》卷十三“贵廉”条：贾人、赘婿及吏坐赃者皆禁锢，不得为吏。按应为：贾人、赘婿及吏坐赃者皆禁锢不得为吏。禁锢，禁止之意。如于“禁锢”处下断，则使人疑为商贾等人皆被禁锢不出。
又如卷十三“陈思王植”条：全忠称帝，与宗戚饮博于宫中。酒酣，全昱忽以投琼，击盆中迸散，睨帝曰„„。按应为：全忠称帝，与宗戚饮博于宫中。酒酣，全昱忽以投琼击盆中，迸散，睨帝曰„„。
6．不明文体致误
古籍不同文体有各自的行文特点，如不注意，可能出错。如中华书局1982版《陈与义集》注引杜甫《画马图歌》误作“国初以来，画鞍马神妙独数江都王”，按当为：“国初以来画鞍马，神妙独数江都王。”
7．不明文意致误。
如《日知录集释》卷二十三“以讳改年号”条：赵元昊以父名德，明改宋明道年号为显道。按应为：赵元昊以父名德明，改宋“明道”年号为“显道”。赵元昊父名如为德，则何以改“明道”为“显道”？
又如卷二十四“伯父、叔父”条：《左传》：昭九年，景王使詹桓伯辞于晋曰“伯父”。惠公十五年，景王谓籍谈曰“叔父唐叔”。按应为：《左传》：昭九年，景王使詹桓伯辞于晋，曰“伯父惠公”；十五年，景王谓籍谈曰“叔父唐叔”。《春秋左传》鲁国十二公之中，何来惠公？
再如卷二十六“《史记》”条：然以二事相较，在乐毅当日，惠王信谗易，将不得不奔。按应为：然以二事相较，在乐毅当日，惠王信谗易将，不得不奔。言燕惠王听信谗言，使骑劫代乐毅为伐齐主将。乐毅恐惧被诛，不得不投奔赵国。
8．因文献错误而致误。
文献本身有误，极可能导致标点错误。如《淮南子·泰族训》：“夫调身不能治，奈天下何！”按：此本应作：“夫调身不能，奈治天下何！”
第三节 标点方法举要
1．弄清全文行文，沟通上下文义
洪诚指出：标点古籍应“先易后难，分析上下文意解决难点。点句遇到难通的地方，先把能点断的地方点断，读完全篇，再解决难点，理解了全文的意义，有些难点自然迎刃而解。因为局部的问题和整体的意义相联系，前后进行比较就可以明确。”当为经验之谈。
如《史记·黥布列传》：“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秦时为布衣。少年，有客相之曰：‘当刑而王。’及壮，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当刑而王，几是乎？’”吴汝纶《史记读本》以“坐法”为句，显然未能考察全文。因本传除传首称黥布，其余皆称布。
2．参考已有标点成果及古注成果
对前人已作句读标点，应充分参考利用。对各种古注，也需尽量利用。如《左传·襄公二十三年》：“齐侯归，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吊之。辞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犹有先人之敝庐在，下妾不得与郊吊。’齐侯吊诸其室。”对其中“下”字究竟属上读还是属下读，参考杜预注即可明了：“妇人无外事，下犹贱也。”“下”自当属下读。
3．勤于查考
多查工具书等各种资料，有时还需考证求解。对古代历史文化越了解，标点错误就会越减少。如《日知录集释》卷三十“外国应天象”条：月掩心、大星而魏宣武弑，荧惑入南斗而孝武西奔，月掩心、星而齐文宣死。按上言“月掩心、大星”之“心”即心星，与大星并举，蒙下省“星”字。故标点应为：月掩心、大星而魏宣武弑，荧惑入南斗而孝武西奔，月掩心星而齐文宣死。
又如北京大学出版社简体标点本《春秋左传正义》隐五年传：“曲沃、庄伯以郑人、邢人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页96第22行）标点本于“曲沃”后施顿号，大误。探下桓公二年传：“惠之二十四年，晋始乱，故封桓叔于曲沃”，“惠之四十五年，曲沃庄伯伐翼，弑孝侯。”杜注：“庄伯，桓叔子。”又，《史记·晋世家》：“昭侯元年，封文侯弟成师于曲沃，”“成师封曲沃，号为桓叔”，“ 孝侯八年，曲沃桓叔卒，子鱓代桓叔，是为曲沃庄伯”。故上例之顿号当删
4．充分注意文体特点
前言各种文体行文均有其一定的规律，标点自当充分掌握利用。
总之，古籍标点是一项需要专业知识加上深入细致的工作，应反复学习、实践才能得其窍门。
第八章 古典文献的注译
第一节 注释的内容及其源流
对古文献的注释，古代称“训诂”。张舜徽《中国文献学》：“‘训诂’二字，可以合起来讲，也可分开来讲。合起来讲，便成为一种注释、翻译古书的工作的代名词。‘训’是解说，‘诂’是古言。解说古言使人容易通晓，自然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早期注释侧重于词句的解释，后来范围逐渐扩大，凡对古书注释均称训诂。文献注释，内容主要有以下五方面：
1．古文注音
为文中生难字、通假字等注音，帮助阅读理解。如《诗经·关雎》：“悠哉悠哉，辗转反侧。”陆德明《毛诗音义》：“悠音由。辗本亦作展，哲善反。”又如《汉书·高帝纪》：“沛公西过高阳，郦食其为里监门。”颜师古注引服虔注：“郦食其音历异基。”再如《礼记·儒行》：“起居竟信其志。”郑玄注：“信读如屈伸之伸，假借字也。”
2．释义
第一，释词。即解释字义、词义。如《论语·学而》：“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马（融）曰：“子者，男子之通称，谓孔子也。”
第二，串讲。或称串解、释句，即整体解释一句或几句的意思。如《诗经·硕鼠》：“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郑（玄）笺：“我事女三岁矣，曾无教令恩德来顾眷我。”串讲中也附带释词，如以“事”释“贯”，以“顾眷”释“顾”。又如《离骚》：“忽驰骛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王逸章句：“言众人所以驰骛惶遽者，追逐权贵求财利也，故非我心之所急务。众人急于财利，我独急于仁义也。”
第三，通释。解通讲全章或全篇的大意。如《诗经·采薇》卒章郑笺：“上三章言戍役，次二章言将率之行，故此章重序其往返之时，极言其苦以说之。”赵岐《孟子章句》每章之后，均有“章指”，用以解释全章大意。通释有时为帮助读者理解文义，还有说明作者、介绍背景与写作过程等内容。如《尚书·金滕》孔安国传：“武王有疾，周公作《金滕》。”《诗经·七月》毛序：“《七月》，陈王业也。周公遭变，故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也。”王逸《楚辞章句》对《离骚》有370字的解说之辞，即从屈原生平、《离骚》作因、《离骚》题意、创作目的、创作特点及后人评价等多方面阐释。原文如下：
《离骚经》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与楚王同姓，仕于怀王，为三闾大夫。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入则与王图议政事，决定嫌疑；出则监察群下，应对诸侯，谋行职修。王甚珍之。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妒害其能，共谮毁之。王乃疏屈原。屈原执履忠贞，而被谗袤，忧心烦乱，不知所愬，乃作《离骚经》。离，别也；骚，愁也；经，径也。言己放逐离别，中心愁思，犹依道径以风谏君也。故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纣羿浇之败。冀君觉悟，反于正道而还己也。是时，秦昭王使张仪谲诈怀王，令绝齐交。又使诱楚，请与俱会武关。遂胁与俱归，拘留不遣。卒客死于秦。其子襄王复用馋言，迁屈原于江南，而屈原放在草野，复作《九章》。援天引圣，以自证明。终不见省，不忍以清白久居浊世，遂赴汨渊，自沈而死。《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谕。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馋侫；灵修美人以媲於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讬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其词温而雅，其义皎而朗。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闵其志焉。
3．对古文语法的阐释
有阐释词法，有阐释句法。释词法如《诗经·麟之趾》：“于嗟麟兮。”毛传：“于嗟，叹辞。”释句法如《左传·襄公二十二年》：“吾见申叔夫子，所谓生死而肉骨也。”杜预注：“已死复生，白骨更肉。”
4．说明表现方法或修辞手段
如朱熹《诗集传》说明《诗经》赋、比、兴等艺术表现手法：“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古诗文修辞手段很多，诸如稽古、引经、代称、倒置、隐喻、迂回、委婉、夸饰等等，在注释中均常见到。而古诗文又普遍用典，诠释典故也就成了注释中最常见的工作之一。有些大量用典诗文，注明典故则成了注释家的首要任
务。如左思《咏史》（荆轲饮燕市）：“哀歌和渐离，谓若傍无人。”李善引《史记》注：“荆轲之燕，与屠狗及高渐离饮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於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
5．阐释其他文化知识
古书注释对举凡历史事件、典章制度、婚姻家族、人物称谓、天文历法、地理区划、教育科举、学术思想、宗教礼俗、生活方式、科学技术等各种影响人们阅读理解的内容，往往加以解释。如左思《咏史》（郁郁涧底松）：“金张籍旧业，七叶珥汉貂。”李善注：“班固《汉书·金日磾赞》曰：‘夷狄亡国，羁虏汉庭，七叶内侍，何其盛也。’七叶，自武至平也。又《张汤传赞》曰：‘张氏之子孙相继，自宣远元已来，为侍中中常侍者凡十馀人。功臣之后，唯有金氏，张氏亲近贵宠，比于外戚。’珥，插也。董巴《舆服志》曰：‘侍中中常侍，冠武弁，貂尾为饰。’”引《汉书》分别释金、张之典。引《舆服志》，则在阐明服饰制度。
又如江淹《诣建平王上书》：“下官每读其书，未尝不废卷流涕。”李善注：“沈约《宋书》曰：‘郡县为封国者，内史相并於国主称臣，去任便止。世祖孝建中，始改此制为下官。’”是为释职官制度。
再如曹植《责躬诗》：“於穆显考，时惟武皇。”李善注：“《毛诗》曰：‘於穆清庙。’《礼记》曰：‘王立七庙，曰显考庙。’”是为释礼乐制度。
6．古典文献注释的渊源及发展
我国古典文献注释可谓源远流长。先秦时期即有注释的萌芽，开始多散见于文献的正文之中，如：
《尚书·洪范》：“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六极：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
《老子》十四章：“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博之不得，名曰微。”
《论语·八佾》：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
《论语·颜渊》：“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左传·宣公十二年》：“夫文，止戈为武。”
释字、释音、通释大意均有。另如对儒家经典的阐释发挥，有《易传》十篇、《春秋》三传等，也可看作一种广义的文献注释。
先秦文献包括注释性文献，至汉代已难以读懂。汉代为先秦文献作注渐成风气，尤其儒学独尊之后，对儒家经典的阐释日益繁盛，至汉末大儒郑玄更是融合今古文，遍注群经，如《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等，成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
魏晋南北朝文献注释仍以儒家经籍为主，如王弼《周易注》、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何晏《论语集解》、郭璞《尔雅注》等。道家著作注释有王弼《老子注》、郭象《庄子注》等。其他明注如裴松之《三国志注》、刘孝标《世说新语注》、郦道元《水经注》等，都堪称经典。
唐人注释工作继续繁荣发展。如现在通行之《史记》三家注即：南朝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通行之《汉书》为唐颜师古注本，通行之《后汉书》为唐李贤注本等。而最通行的《十三经注疏》基本也为汉至唐代注疏。
（一）《周易正义》十卷：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二）《尚书正义》二十卷：旧题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正义。
（三）《毛诗正义》七十卷：汉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正义。
（四）《周礼注疏》四十二卷，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五）《仪礼注疏》五十卷：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六）《礼记正义》六十三卷：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
（七）《春秋左传正义》六十卷：晋杜预集解，唐孔颖达正义。
（八）《春秋公羊传注疏》二十八卷：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
（九）《春秋谷梁传注疏》二十八卷：晋范宁集解，唐杨士勋疏。
（十）《论语注疏》二十卷：魏何晏等集解，宋邢昺疏。
（十一）《孝经注疏》九卷：唐玄宗御注，宋邢昺疏。
（十二）《尔雅注疏》十卷：晋郭璞注，宋邢昺疏。
（十三）《孟子注疏》十四卷：汉赵岐注，宋孙奭疏。
宋代注释多谈义理，注家以朱熹成就最大，有《四书集注》、《诗集传》、《楚辞集注》等。
元明时期注释事业处于低潮，总体成就不突出，主要有元代的胡三省《资治通鉴注》、吴师道《战国策校注》、明张居正《书经直解》、《四书集注直解》。
清代学术大盛，学者注释古籍数量大，质量也普遍较高。注疏之作难以计数，几乎每部典籍均有注释。重要者如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陈奂《毛诗传疏》、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方玉润《诗经原始》、孙诒让《周礼正义》、刘宝楠《论语正义》、焦循《孟子正义》、郭庆藩《庄子集释》、王夫之《楚辞通释》、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屈原赋注》、蒋骥《山带阁注楚辞》、王先谦《汉书补注》、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郝懿行《尔雅义疏》等。
现代以来，古籍注释进入新的阶段，注释事业辉煌发展，名家明注数不胜数。
第二节 注释的名类及其术语
1．关于注释的名类
古籍注释名类繁多，约有传、注、笺、疏、正义、集解、注疏、音义、章句、补注、集传、集释、序、解诂、说义、传记、解、微、集注、义疏、讲疏、索隐、直解、述、疏证、通释、举要、正读、译注、新注、纂义、今诂、通笺等数十种。不少名类大同小异，有些甚至名异实同。举其要者如下：
第一，传。意为转述，为阐明经义所用。传最早为孔子所作《易传》十篇，合称十翼。先秦又有《春秋三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春秋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侧重于阐释经典的微言大义；《左氏传》则重在转述史实。也有依据经文逐字逐句解释者，如《毛诗诂训传》。
第二，注。为最通行之名称，西汉即有其名。东汉则较为普遍，如马融《周易注》、《尚书注》、《毛诗注》等，郑玄则有《周礼注》、《仪礼注》、《礼记注》。以后则更为普遍。
第三，说。即解释说明之意。《汉志》载有解《易》的《五鹿充宗略说》，解《诗》有《鲁说》、《韩说》，解《论语》有《齐说》等。
第四，故。亦作诂，即以今言释古言。《汉志》有解《诗》之《鲁故》、《韩故》、《齐后氏故》等。
第五，训。亦是解释之意，与诂连用，称训诂，或称诂训。毛亨《毛诗诂训传》为最早。
第六，解。分析解说之意。《韩非子》有《解老篇》，为解释《老子》之名篇。三国吴韦昭有《国语解》。
第七，笺。表识之意，指引申、发挥，或补充、订正前人说法。自郑玄始，其注《诗经》在《毛传》基础上加以解说补充，表明为笺。笺的体例实际为后世疏、正义的源头。
第八，记。与传、说作用相近。《礼记》便是七十子后学解释《礼经》之作。汉刘向有《五行传记》。
第九，诠、释。诠、释或单言，或连用，均为解释之意。唐宋翰有《易诠》，明冯时可有《左氏释》。
第十，微。《汉志》春秋类有《左氏微》、《张氏微》等。颜师古注：“微，谓释其微指。”后世又有发微、阐微、显微、明微、解微、探微等。
第十一，隐。隐与微略同。晋郭象有《论语隐》，唐司马贞有《史记索隐》。
第十二，章句。《后汉书·桓谭传》：“博学多通，遍习五经，解诂训大义，不为章句。”李贤注：“章句谓离章辨句，委曲枝派也。”章句往往较传注为繁琐。汉人有《尚书》的《欧阳章句》、大小《夏侯章句》等，赵岐有《孟子章句》，王逸有《楚辞章句》。
第十三，集解。集解种类有二，名同实异。一如杜预《春秋经传集解》，略同于郑玄《毛诗笺》。一如何晏《论语集解》，聚集孔安国、包咸、马融、郑玄、王肃等诸家解说。孔颖达在疏解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时曰：“杜言集解，谓聚集经传，为之作解；何晏论语集解，乃聚集诸家义理，以解论语，言同而意异也。”后世集解多为何晏《论语集解》体例。而后世集注、集传、集说、集释均由此发展而来。
第十四，义疏。起源于南北朝，当时完整流传者只有皇侃《论语义疏》。其体例与集解大致相同，只是更为详尽。义疏有疏义、义记、义章、章疏、讲疏等别称。南北朝义疏开唐疏之先河。
第十五，疏、正义。疏与正义同义，都不仅训释正文，而且还给前人注释作注。如孔颖达《周礼正义》、《尚书正义》、《礼记正义》、《春秋左传正义》等。
第十六，音义。辨音释义的一种注释。陆德明《经典释文》14篇，分别为《周易音义》、《尚书音义》等。以注音为主，兼有训释字义。
第十七，直解。为全用白话译释经书的一种方式。如元许衡有《大学直解》、《中庸直解》等。
2．有关注释的术语
第一，音某。为传统注音的一种方法，即用一个较易认的字来标注读音相同的某字，叫做直音法。如：
《诗经·葛覃》：“薄汙我私，薄澣我衣。”陆德明音义：“汙音乌。”
《史记·项羽本纪》：“项梁尝有栎阳逮。”张守节正义：“栎音药。逮音代。”
第二，反、切。用两个字合注另一个字的读音，取前一个字声母和后一个字韵母及声调，拼成被注音之字。此法注音即反切法。因古今字音变化，有时用现在的读音来拼读，并不能得出正确的读音。如：
《诗经·卷耳》：“采采卷耳，不盈顷筐。”陆德明音义：“筐，起狂反。”
“陟彼崔嵬，我马虺隤。”陆德明音义：“崔，徂回反。嵬，五回反。虺，呼回反。”
《楚辞·离骚》：“鸣玉鸾之啾啾。”清蒋骥注：“啾，即由切。”
第三，读若、读如。一般也用来注音。如：
《周礼·天官·大宰》：“六曰主，以利得民。”郑玄注：“利，读如‘上思利民’之利。”
《楚辞·九歌·国殇》：“霾两轮兮絷四马。”洪兴祖补注：“霾，读若埋。”
读若（读如）也可表假借，如《礼记·儒行》：“起居竟信其志”郑玄注：“信读如屈伸之伸，假借字也。”
第四，读为、读曰。为用本字说明假借字。如：
《诗经·氓》：“淇则有岸，隰则有泮。”郑玄笺：“泮读为畔。”即畔是本字，泮是假借字。
《礼记·曲礼》：“执天子之器则上衡，国君则平衡，大夫则绥之。”郑玄注：“此衡谓与心平。绥，读曰妥。妥之谓下于心。”
第五，如字。此术语涉及多音字问题。一字多音，在特定的上下文里，这个字要依照它本来的读音去读，叫如字。如：
《礼记·檀弓下》：“仲尼之畜狗死，畜狗，驯守。”陆德明音义：“畜，许六反，又许又反。驯守，上音巡，下如字。”
第六，之言，之为言。用来释字，但释者和被释者之间还有语音关系，或同音，或音近，或是双声叠韵。此种称为声训或音训。如：
《论语·季氏》：“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郑玄注：“萧之言肃也。墙谓屏也。君臣相见之礼至屏而加肃敬焉，是以谓之萧墙。”
《论语·为政》：“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朱熹注：“政之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为言得也，得于心而不失也。”
第七，曰、为、谓之。常用来解释名物制度，并常用来分别同义词或近义词间的细微差别。相当于现代汉语“叫做”。被解释之辞总是置于后面。如：
《论语·季氏》：“邦君之妻，君称之曰夫人，夫人自称曰小童；邦人称之曰君夫人，称诸异邦曰寡小君；异邦人称之亦曰君夫人。”
《离骚》：“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蘅与芳芷。”王逸章句：“十二亩为畹，或曰田之长为畹也。” “二百四十步为亩。” “五十亩为畦也。”
《论语·尧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
第八，谓。谓与谓之不同，用“谓”时，被释词置于前面。相当于现代汉语“指的是”。如：
《离骚》：“唯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王逸章句：“美人谓怀王也。”
“谓”有时用来串讲句意，与下述“言”同，如：
《诗经·野有蔓草》：“野有蔓草，零露溥兮。”郑玄笺：“零，落也。蔓草而有露，谓仲春之时，草始生，霜为露也。”
第九，言。常用来串讲词语、句意或通释大意，相当于现代汉语“说的是”。如：
《山海经·海内经》：“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晋郭璞注：“息壤者，言土自长息无限，可以塞洪水也。”
《庄子·逍遥游第一》：王先谦注：“言消遥乎物外，任天而游无穷也。”
第十，貌。一般用在动词或形容词后，解释表某种状态或某种性质的形容词，相当于现代汉语“„的样子”。如：
《诗经·氓》：“桑之未落，其叶沃若。”朱熹注：“沃若，润泽貌。”
陆机《文赋》：“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李善注：“懔懔，畏惧貌。眇眇，高远貌。怀霜临云，言高洁也。”
第十一，犹。通常解释同义或近义词，相当于现代汉语“等于说”。如：
《离骚》：“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洪兴祖补注：“掩涕，犹抆泪也。”
第十二，某，某；某，某也。为最常见之注释格式，以判断句形式直释其义。各种情况均可以这种格式注解。如：
《周礼·天官冢宰》：“唯王建国。”郑玄注：“建，立也。”
《后汉书·刘玄列传》：“遂攻拔竟陵，转击云杜、安陆。”李贤注：“竟陵，属江夏郡，故城在今郢州长寿县南。安陆，县，属江夏郡，今安州县也。”
第三节 古文今译
1．古文今译的源流及历史变化。
古代注释家在对古文献作注时，往往采用了今译的办法，把古代语文译成当代语文。如汉代毛亨《毛诗诂训传》中，即有接近今译性质的注释：
《周南·鹊巢》：“维鹊有巢，维鸠居之。”毛传：“兴也。鸠，鸤鸠也。鸤鸠不自为巢，居鹊之成巢。”
司马迁著《史记》，采用许多古文献，如《诗经》、《尚书》、《春秋》、《左传》、《国语》等。司马迁在采用这些文献之时，往往将其改变为汉代通行文词，也就是将先秦古文译成汉代语言。如《史记·周本纪》引用《诗经·大雅·生民》描述后稷即是：
《诗经·生民》：“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诞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诞寘之平林，会伐平林。诞寘之寒冰，鸟覆翼之。鸟乃去矣，后稷呱矣。”
《史记·周本纪》：“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马牛过者皆辟不践；徙置之林中，適会山林多人，迁之；而弃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覆荐之。姜原以为神，遂收养长之。初欲弃之，因名曰弃。”
显然，《周本纪》比《生民》要通俗平易得多。《史记》在引用《尚书》之时，采取多种方法使之通俗易懂，如以平易的同义词代替艰深文词，增字以补足句意，减字而不损原意等等。司马迁对历史文献的处理方法，为古文今译提供了宝贵经验。
东汉王逸《楚辞章句》在分析章句、串讲大意之时，也有采用今译的方式，如《九歌·国殇》：
原文：操吴戈兮被犀甲。
章句：戈，戟也。甲，铠也。言国殇始从军之时，手持吴戈，身被犀铠而行也。或曰，操吾科；吾科，楯之名也。
原文：车错毂兮短兵接。
章句：错，交也。短兵，刀剑也。言戎车相迫，轮毂交错，长兵不施，故用刀剑以相接击也。
原文：旌蔽日兮敌若云。
章句：言兵士竟路趣敌，旌旗蔽天，敌多人众，来若云也。
原文：矢交坠兮士争先。
章句：坠，堕也。言两军相射，流矢交坠，壮夫奋怒，争先在前也。坠一作队。
孔颖达《五经正义》也有今译形式；朱熹《诗集传》也有类似形式。司马光撰《资治通鉴》，也采用类似司马迁的处理古代文献的方式，使文词明白好懂。
而汉末魏晋至唐宋许多从事佛经翻译的高僧也积累了诸多的翻译经验。如东晋道安在《摩诃钵罗密经抄序》中提出“五失本”、“三不易”之说，要求不失厥义以深达佛旨。“五失本”为佛经翻译中有五种情况要改变梵文原文的表达方式，以符号中土习惯。
宋代以来，随着商业经济的活跃，印刷业繁荣，俗文学地位逐渐提高，文白夹杂的白话小说迅速发展。这时已经出现全用白话释译经书的所谓“直解”、“直讲”，已与现代之今译很接近。但总体而言，现代以前，古典文献的今译远远不能与注释相比，其受重视程度还非常不够。
现代以来，语文形式发生了巨大变革，白话文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文言文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古典文献的翻译工作也就逐步蓬勃起来。今天，许多重要的古文献都有现代翻译本（白话本），为普通读者阅读了解古文献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2．古文今译的标准——信、达、雅
近代著名翻译家严复在《天演论》之“译例言”中对外文翻译提出了三条标准：
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海通以来，象寄之才，随地多有；而任取一书，责其能与于斯二者，则已寡矣。其故在浅尝，一也；偏至，二也；辨之者少，三也。此在译者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然互备。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了为达即所以为信也。《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
严复“信、达、雅”三标准乃就外文翻译而言，且其“雅”即古雅、雅懿。严复译文有桐城派风格，显得过于典奥，因此受到梁启超等人批评。但信、达、雅的标准确是文献翻译的基本标准，只是我们对其含义的理解可有不同。
信，当即真实，忠实于原文，即孔子于《周易·乾卦·文言传》中所说“修辞立其诚”。要准确理解原文，不可任意发挥，更不可有意曲解。译文违背“信”，即不是真正的翻译，而是改写。
达，即通达，译文在忠于原文的基础上做到通畅、明白，文从字顺，符合现代语言习惯，无晦涩难懂之感。
雅，即典雅优美，有文采。雅必须以信、达为基础，不信、不达，徒具所谓优雅的外表，是以文害意，丝毫不足取的。
3．古文今译的方法
基本可分直译和意译两种。
直译即按照原文词序，逐字逐句对应翻译。词语的意义、词性，词在句中的位置、句法结构等方面，译文与原文都是对应的。直译是古文今译的最基本方法，能尽量保持原文特点。一般而言，能直译之处尽量直译，尽可能做到原文字句落实。
但古今语言在词语、句法结构等方面差异有时很大，完全直译难以合乎现代语言习惯，因此，为做到今人能够明白易懂，往往还需要意译。意译即是在不改变原文意思的情况下，对原文结构和词语作适当的调整，使译文更适合现代阅读习惯与理解模式。只是不可随意调整变动，随心所欲的变化同样不是翻译，而是改写。
4．古文今译的几点要求
第一，要具备较身后的学养。隋沙门彦琮撰《辩证论》，有译才“八备”之说，其中“诚心爱法”、“耽于道术”、“不惮久时”、“不过鲁拙”、“不好专执”等均可借鉴。从事翻译需要相当的专业能力和高度的敬业精神，学风严谨，熟悉古今语言，了解历史文化，才能真正做好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