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19日发(作者：)
晚清时期中华文化外播略议
史革新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被迫打开国门，中外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也出现了新的形势。晚清中外文化交流既有西学东渐，也有东学西传。来华的外国传教士、学者、外交官以及少数中国学者，充当了向域外传播中华文化的媒介。中国古代典籍、文学作品以及中国人的风俗习惯，通过各种不同的文化传播方式被介绍到欧美及日本等地，使中华文化的外播出现了新的局面，取得了超越以往的成绩。本文拟就中华文化在晚清时期的外播情况谈一些浅见，以就教于诸位方家。
一、域外汉学研究及其对中国典籍的介绍
鸦片战争前，欧美国家已经有不少人员来过中国，或多或少地带回一些关于中国的信息和资料，对中国民族及其历史文化的介绍在一些国家中开展起来，曾经引起欧洲人的关注。然而，就总体情况而言，鸦片战争以前域外关于中国的介绍仅仅是初步性的，介绍的内容有限，成果不丰。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闭关大门被打开，与世界各国发生了广泛的联系。各国的殖民者、冒险家、传教士、商人、旅行者等联翩渡海来华，通过不同的途径获取了更多的有关中国方面的资料，为欧美国家的汉学研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法、英、德、俄、美等国家的官方和民间，为了实现政治和商业利益的需要，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的关注及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研究。
法国是欧洲开展汉学研究最早的国家之一。鸦片战争以后，法国的汉学研究亦有新的发展。初时，巴黎法兰西学院于1815年（嘉庆二十年）创设汉学讲座。1818年（嘉庆二十三年），法、德汉学家又在巴黎成立了亚细亚协会。法国汉学家雷慕沙在这两个机构的创设过程中起了重大作用。鸦片战争后，法国又成立了一些新的汉学机构，分布在法国国内外。国内有东方现代语学校、中央亚细亚历史地理考古学讲座等。国外的机构主要设在远东地区，在中国有以上海徐家汇、河北献县为中心的天主教组织；在越南则有河内远东法兰西学校。前者收集汉学资料，从事汉籍之研究及译述；后者亦为法国东方学研究之重要机构。继雷慕沙之后，法国影响较大的汉学家有儒莲、顾赛芬、沙畹等学者。
儒莲（Stanislas Julien 1798——1873，嘉庆三年至同治十二年），巴黎法兰西学院汉学讲座教授，研究中国文化达数十年，著述颇丰。晚清学者王韬对他评价甚高，称其“在国中译习我邦之语言文字将四十年。于经史子集，靡不穷搜遍览„„所译《太上感应篇》、《蚕桑辑要》、《老子道德经》、《景德镇陶录》，钩疑抉要，襞襀条分，駸駸乎登大雅之堂，述作之林矣。癸申以来，„„潜心内典，考索禅宗，所译如《大慈恩寺三藏大法师传》、《大唐西域记》，精深详博，殆罕比伦。于书中所载诸地，咸能细参梵语，证以近今地名，明其沿革”。1[1][①]
顾赛芬（Seraphan Couvreur 1839—1919，道光十九年至民国八年），1853年（咸丰三年）入耶稣会，1870年（同治九年）来华，为直隶河间天主教会神甫。他嗜古典，能文章，究心于汉学。曾编《法华字汇》、《汉法大字典》，法译中国诏令、奏议、公文等文献多种。其最重要的贡献是把《四书》、《诗经》、《礼记》、《春秋左传》、《仪礼》等儒家经典译成法文。
沙畹（Emmanuel Edward Chavannes 1865—1918，同治四年至民国七年），法国里昂人。曾于1889年（光绪十五年）来华，任使馆译官，探访兴京、清陵等地，考察史迹，归国后任巴黎法兰西学院汉学讲座教授，并主办《汉学杂志通报》。沙畹的代表作是《司马迁史记》。这是《史记》西文译本较好的一种。书分5册，译至“孔子世家”而止。译文流畅，且有丰富之注释，颇见其汉学功力。他著有《两汉时代之石画像》、《北华访古录》、《泰山志》、《中国摩尼教考》、《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译注》、《中国佛藏中五百故事选》等多种。论者评价他“著述教授，巍然为欧洲汉学泰斗。”1[1][②]
英国的汉学研究虽然迟于法国，但在鸦片战争以后发展较快，呈后来居上之势。牛津大学自1876年（光绪二年）始设中国语文讲座。12年后，剑桥大学亦设汉学讲座。伦敦大学也附设东方语言学校，曼彻斯特大学有专门讲授中国历史的教授。伦敦成立有英国皇家亚细亚学会，发行学会会报，刊登研究汉学之论文、讲稿、杂记等。其研究者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传教士，如理雅各、苏熙洵等，一是外交官，如威妥玛、翟理斯等。
理雅各（James Legee 1815—1897，嘉庆二十年至光绪二十三年），苏格兰人，毕业于阿伯丁学院，1837年（道光十七年）后始习华语。1839年开始了他的海外传教生涯。先在马六甲居住，任伦敦会在该地办的英华书院院长，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随书院迁至香港。70年代回国，在华时间长达30余年。归国后在牛津大学担任中国语文讲座的首任教授。作为一名汉学家，理雅各的主要贡献是主持开展了中国古代典籍的英译工作。从19世纪40年代中期起，理雅各开始研究和英译中国古代典籍的工作。从1861年（咸丰十一年）出版的《四书》第1卷起，在此后25年间，陆续翻译出版的典籍有《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书经》、《春秋》、《礼记》、《孝经》、《易经》、《诗经》、《道德经》、《庄子》等著作，取名为《中国经典》。其中有的刊于香港，有的刊于欧洲。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中国典籍的顺利翻译刊行，与中国学者王韬的大力协助密不可分。关于关于王韬助译儒学经典之事，将在下文提及。
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 1818—1895）是英国外交官兼汉学家，曾担任英国驻华公使，参与对华交涉活动。威妥玛在华的外交活动、政治活动固然不足为训，但他在汉学研究方面的工作则不应忽视。他是剑桥大学汉学讲座的教授，著有《寻津录》、《语言自迩集》，编有《英汉字典》。所创汉字罗马字拼音方法，为研究汉学的外国人沿用了很长时间。
在德国，东方学虽然有着悠久的学术传统，但是东方学中的汉学发展薄弱，只是东方学者所兼任的一个副业，以致有人把德国汉学称为“业余爱好者的汉学”。1[1][③]这种情况一直保持到德国统一以前。统一以前的德国汉学处于从“兼习副业”到成为独立学科的过渡之中。较有影响的人物有威廉·硕特、G·嘎伯冷兹。
威廉·硕特（Wilhelm Schott, 1807—1889），早年在哈勒学习神学和东方语言，尤嗜汉学。1826年（道光六年），他写成论文《论中国语言的特点》，并取得博士学位。1832年（道光十二年），威廉·硕特出任柏林大学满文、阿尔泰语、芬兰语教授，兼授汉学。1840年（道光二十年），他翻译出版了《御书房满汉书广录》，附加德文解释。此后，他还出版了《中国文学述稿》、《哈拉契丹——西辽》等著作。他以这些成果被誉为“德国学术性汉学的奠基人”。1[1][④]
G·嘎伯冷兹（Georg Vonder Gabelentz,1840—1893）也是19世纪德国的著名汉学家。1876年（光绪二年）他以翻译和研究中文和满文本的《太极图说》而获得博士学位，曾在莱比锡大学任东亚语言讲座的教授。《中国文言语法》是他的代表作，对古汉语语法作了初步研究，开西方汉学界研究中文语法的先河。
德国统一后，加紧了对东方的扩张，汉学研究也受到官方和民间的高度重视。1887年（光绪十三年）10月，柏林大学成立了东方语言研究所，为外交部和商界培养人才。从1887年到1912年（民国元年），大约培养出480多名掌握中文的人材。1909年（宣统元年）汉堡殖民学院设立东亚语言和历史讲座，著名汉学家福兰阁出任教授。尽管如此，在1912年以前，德国学术性的汉学学科还是人们所要求实现的一种愿望，并未从东方学中独立出来。1912年柏林大学设立汉学讲座，成立了汉学研究所，这标志着关于中国学的教学和研究从普通东方学、亚洲学及普通语言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荷兰学者、莱顿大学高延受聘为首任教授兼所长。
俄国是与中国接壤的国家，很早就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随着沙俄势力向东方扩张，俄国对汉学的研究也开展起来。鸦片战争以前，俄国的汉学研究以在华传道团为中心。1828年（道光八年）在莫斯科附近的喀山大学设蒙古语讲座，以后开设了汉语文讲座。未久，蒙汉文讲座迁移到彼得堡。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俄国在海参崴创设东方语学校，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增设东亚学院，作为研究和培养人材的重要机构。19世纪下半页，俄国汉学界最有名的学者是瓦西里耶夫。
瓦西里耶夫（Pavlovitch Vasilev 1818—1900）毕业于喀山大学，初治佛学。1840年（道光二十年）随第12届东正教传道团来华，1851年（咸丰元年）回俄国。翌年任喀山大学满语及汉语教授。1855年（咸丰五年）任彼得堡大学东方学系教授，1886年（光绪十二年）当选为俄国科学院院士。瓦西里耶夫通晓包括汉文、满文、蒙文、藏文及梵文、朝鲜语、日语等在内的多种东方语言，著述颇丰，主要有：《十至十三世纪中亚细亚东部的历史和古迹》（1859，咸丰九年）、《元明两代的满洲》（1863，同治二年）、《中国的穆斯林运动》（1867，同治六年）、《清初对蒙古人的征服》（1868，同治七年）、《东方的宗教：儒、释、道》（1873，同治十二年）、《中国文学概要》（1880，光绪六年）、《亚洲的现状·中国的进步》（1883，光绪九年）、《中国的发明》（1900，光绪二十六年）等。此外，他还编写了第一部华俄辞典《汉字检字法》。瓦西里耶夫对中国文化有独到的见解。他一方面高度评价中国文化，指出：“可以确信，中国具有达到思想进步、工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最高点的一切能力”；1[1][⑤]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传统儒学存在的消极的一面，说：“当儒家优秀的书籍从研究课题变成祭祀和盲目崇拜对象的时候，就成为有害的了”。1[1][⑥]
此外，伊凡诺夫斯基（A·O·Ivanovshii 1863—1903，同治二年至光绪二十九年）也是俄国汉学界有影响的人物。他于1885年（光绪十一年）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东语系，通晓汉、满、蒙、藏文字，任教于彼得堡大学。1889至1891年（光绪十五年至光绪十七年）曾到中国东北作过调查，对中国满族颇有研究，编著有《满洲文献选编》、《满洲研究》等书。
美国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其注意中国及汉学视欧人为晚。19世纪前半期，仅有少数来华的美国传教士如卫三畏等，收集了一些关于中国的文字资料，辑成《中国总论》，对中国作了概要的介绍。南北战争以后，美国的汉学研究有了长足发展，成立研究机构，罗织汉学人材，形成后来居上之势。如在哥伦比亚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等高等学府，都开设了远东语文科，或中国学课程，聘请国内及国外的汉学家、东方学家执掌教席。如哥伦比亚首任汉学教授为德国学者夏德。与夏德同时在该校讲授东方学的还有德国学者劳佛尔。加利福尼亚大学则于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聘请英国传教士、对中国官方翻译西书贡献甚大的傅兰雅到该校任教。傅氏开设了中国史、日本史、中日语言、中国和日本对外贸易、中国和日本的宗教和哲学、中国古典文学、中国文言文和官话等课程。借材于域外是美国汉学研究能够后来居上的一个重要原因。此期的美国汉学界主要研究成果有：夏德著《中国和罗马人的东方》（1885，光绪十一年）、《古代的瓷器》（1888，光绪十四年）、《论中国艺术的外来影响》（1896，光绪二十二年）、《中国的铜镜》（1907，光绪三十三年）、《周朝末年以前的中国古代史》（1908，光绪三十四年）；劳佛尔著《汉朝的中国陶器》（1909宣统元年）、《中国耶教艺术》（1910，宣统二年）等。劳佛尔的《中国古玉考》广泛搜罗中国古
玉，旁征博引，以考古方法寻绎古今玉之演进，以玉器为中心资料说明中国古代文明与礼教的发展，颇有创获。
除了以上提到的国家外，在瑞典、荷兰、奥地利、匈牙利等国，也都存在着一些汉学研究机构及讲授汉学的学校，集中了一定数量的中国学学者，也是不可忽视的研究介绍中华文化的域外媒介。
总之，鸦片战争以后，由于中外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欧美各国普遍加强了对中国民族及文化的研究，研究队伍的扩大、研究机构的增多以及研究成果的不断告世，使域外汉学有了较快的发展。从发表的研究成果来看，涉及到的范围相当广泛，包括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术、宗教、文艺、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及少数民族等诸多方面；既有历史的考察，又有现状的分析，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已经超过鸦片战争以前的状况。无庸置疑，域外的汉学研究机构是晚清中国文化外传的重要途径。然而，需要指出的是，鸦片战争后的域外汉学机构存在着复杂的情况。那些属于欧美列强的官方或半官方机构，大都服务于各国列强的殖民主义侵华政策。即便是民间学术机构，也不免要受官方对华政策的影响。它们的研究成果有的能够比较客观地介绍、论述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有的则受“欧洲中心”论、种族优劣论的影响，带有深刻的种族偏见。再加上欧美各国的汉学机构、汉学及东方学的刊物数量极少，介绍中国的作品只在少数有关人员的范围内流行，中国文化在这些国家的正面影响是非常有限的。
二、中国传统文学作品的外播
晚清时期，中国传统文学的发展进入了从古代向近代转变的关键时期，中外文学交流空前活跃。在此期，一方面中国学者源源不断地引进、翻译了大量欧美及日本的小说及文学作品，使国人眼界大开；另一方面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品及晚清时期的作品，不断被人介绍到海外，在欧美、日本、朝鲜等国家和地区广为流传，向世界各民国人民展示着中华文化优秀成果的无穷魅力。
（一）
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在日本的传播
明治维新以前的日本十分注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中国古典文学，如诗词、散文、小说尤其受到日本官民的欢迎。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仅传入日本的中国小说就有《三国演义》、《水浒传》、“三言”、“二拍”等诸多种类，流传于日本的儒者、町人中间。近代开关以后，尽管欧风美雨涌入日本，影响了日本的发展方向，但不少日本士民对中国古典文学依然饶有兴趣。明治初年，江户时代翻刻过的中国小说，仍在继续出版。不少书屋都在经营销售中国书籍。有关记载表明，从1869年到1886年间，日本训点翻刻的中国小说有：
《小说粹言》2册，奚泽主人（氵尺 田一斋）译风月堂版的再刻，须原屋茂兵卫版（1869年，同治八年）。
《劝惩绣像奇谈》第1编2册，服部抚松纂评，九春社版。服部抚松从《今古奇观》中选出《三孝廉让产立高名》、《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王娇鸾百年长恨》、《李汧公穷邸遇侠客》等四篇附上训点印行（1883年，光绪九年）。
《妖怪府》1册，加藤铁太郎译，骏骏堂版，《牡丹灯记》等篇训点本（1885年，光绪十一年）。
《通俗演义三国志》8册，永井德邻和解，须原屋茂兵卫版（1878年，光绪四年）。
《第五才子书水浒传》17册，成岛柳北阅，怕悦堂铜版（1883年，光绪九年）。
《原本译解金瓶梅》3册，松村操翻译，望月诚版，依读本体意译（1882年，光绪八年）。
《儒林外史》1册，高田义甫训点，同人版（1880年，光绪六年）。
《评点五色石》4册，服部诚一评点，有邻堂版（1885年，光绪十一年）。
《情史钞》3册，田中正彝抄录，内藤传右卫门版，录自《情史类略》（1879年，光绪五年）。
《艳情笑史》1册，真岛与敬编，赤泽政吉版；从《情史类略》中选出《南都妓》、《江情》等篇。
《艳情奇观》1册，鹿又堂编，小泉堂版，收录《美人谱》、《鸳鸯牒》、《黛史》、《十眉谣》、《艳体联珠》等篇。
此外还有《肉蒲团》、《唐土名妓传》、《虞初新志》等江户刊本的再刻。1[1][⑦]
至于《红楼梦》在日本的影响，在明治时代也进一步扩大了。日本流行的《红楼梦》最早的刊本是1791年（乾隆五十六年）刻成的“程甲本”。“程甲本”刊行两年后即1793年（清乾隆五十八年，日本宽政三年）冬，有9部“程甲本”的《红楼梦》由贸易商从南京运到日本长崎。这是现在所见《红楼梦》流传到日本的最早记录，也是《红楼梦》流传到国外的最早记载。随着《红楼梦》早期刻本的东播，日本读者开始阅读和研究这部中国文学名著。明治时代，《红楼梦》在日本的影响进一步扩大。自从1877年在日本东京开设了清朝公使馆，东京的外国语学校开始重视北京官话，而把《红楼梦》用作教材，扩大了这部名著的读者范围。诸如大河内辉声、森怀南一类与中国驻日外交官深有交往的日本文人，都是《红楼梦》的热心读者。1878年（清光绪四年，日本明治十一年），黄遵宪曾与大河内辉声等人有过一次关于《红楼梦》问题的笔谈。
黄遵宪说：“《红楼梦》乃开天辟地、从古到今第一部好小说，当与日月争光，万古不磨者。恨贵邦人不通中语，不能尽得其妙也”。
日人桼园说：“《红楼梦》写尽闺阁儿女性情，而才人之能事尽矣。读之可以悟道，可以参禅；至世情之变幻，人事之盛衰，皆形容至于其极。欲谈经济者，于此可领略于其中”。
大河内辉声说：“敝邦呼《源氏物语》者，其作意能相似。他说荣国府、宁国府闺阁，我写九重禁庭之情，其作者亦系其才女子紫式部者，于此一事而使曹氏惊悸”。1[1][⑧]
由上可见，尽管《红楼梦》传入日本要比《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晚，但深受日本士人的重视，所得评价非同凡响。有观赏即有研究。1892年（光绪十八年）11月，森槐南在《早稻田文学》第27号上发表了《红楼梦论评》，表明了日本学者已经把《红楼梦》纳入了研究的范围。这也是晚清中国文学在日本流传产生影响的一个例证。
（二）
中国古典文学在欧美的传播
晚清以前，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已经传入西方国家，如《诗经》、《赵氏孤儿》、《灰栏记》等作品被译成西文，流行于欧洲国家，只是数量不是很多。鸦片战争以后，更多的文学作品被译为西文，西渐欧美。像《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聊斋志异》等著名古典小说，大体都是在这一时期传入西方国家的。
俄国是《红楼梦》传入时间最早的欧洲国家。《红楼梦》早期的一个抄本在1832年（道光十二年）被一位名叫帕维尔·库尔梁德采夫的俄国人带到俄国。其时，库尔梁德采夫在1830年（道光十年）作为大学生随第11次俄国东正教使团来到中国，两年后因病离开北京。他带走的《红楼梦》抄本，是俄国，大概也是欧洲的第一部曹雪芹的抄本了，意义非凡。这个抄本题名《石头记》，全书共60回，无署名。据前苏联汉学家孟列夫、李福清研究初步确认：“此抄本接近于现存抄本中最早的一个抄本——1754年（乾隆十九年）的抄本。这一事实也有利于我们的设想，这样就不排除此抄本是在18世纪70—90年代之间抄写的可能性”。1[1][⑨]该抄本收藏于前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1962年为李福清所发现。1985年中、苏两国学者对这一抄本进行了共同研究，并在1986年由两国共同影印出版这一稀世珍本，这是红学界的一件大事。19世纪40年代，《红楼梦》开始被译成俄文。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俄国出版的《祖国纪事》杂志第26期曾刊载《红楼梦》第1回的片段译文，译者是柯万科。但俄文全译本直到1958年才由帕那秀克完成，这已是百余年以后的事了。
《红楼梦》最早被译成英文是在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是年，宁波出版的《官话汇编》登载了《红楼梦》第六回的片段英文译文，译者是英国驻中国宁波领事馆领事罗伯特·汤姆（Robert Thom, 1807—1846，嘉庆十二年至道光二十六年）。较早系统英译《红楼梦》的也是一位名叫赫·本克拉夫特·乔利（H·Bencraft
Joly, ?—1898年）的英国外交官。他曾经出任英国驻澳门领事馆副领事，把《红楼梦》前56回译成英文，于1892—1893年（光绪十八年至十九年）由香港出版。这个译文并不十分出色的译本是《红楼梦》最早的英文译本。
在德国，最早介绍、研究《红楼梦》的是柏林大学东方语言教授威廉·格鲁贝（Wilhelm Grwbe, 1855—1908，咸丰五年至光绪三十四年）。这位德国著名汉学家曾在1897—1899年（光绪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间在北京从事研究工作。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他撰写的《中国文学史》出版，介绍了包括《红楼梦》在内的一些中国古典小说。他写道：“《红楼梦》是17世纪出现的一部小说，它的作者是名叫曹雪芹的人。这部小说无疑是中国小说文学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是一部充满美妙细节的长篇爱情故事。小说篇幅十分庞大，即使概要地叙述它的内容，也会超过这一节的字数限制”。1[1][⑩]然而，作者却把《红楼梦》等名作安排在该书最后一章，列入“戏剧与散文”的标题之下。这表明作者并未真正理解和认识《红楼梦》等中国小说的内容实质。直到卫礼贤（德国汉学家）的《中国文学》在1926年出版后，德国学界对《红楼梦》的研究才提高了一步。德国学者对《红楼梦》的翻译也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才开始的。1929年，法兰克福出版的《中国学》杂志发表了《红楼梦》片段的德文译文（节译了其中第21、第22两回），成为《红楼梦》最早的德文译文。
《水浒》在西方国家流传也始于鸦片战争以后，先译介于法国、德国，其次流行于英、美等国。
最先翻译《水浒》的西人是法国汉学家安托尼·巴赞（Antoine Bazin, 1799—1863，嘉庆四年至同治二年）。1850—1851年（道光元年至咸丰元年）他节译了《水浒》前六回中的鲁智深的故事和第23至31回有关武松的故事。1853年（咸丰三年）他又在自己编著的《现代中国》一书中收录了三节译文：一节是金圣叹托名施耐庵写的序，另两节是有关九纹龙史进和花和尚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的译文。不过，在很长的时间里，法文全译本的《水浒》一直没有译出及出版。直到120多年后，即1978年，《水浒》的法译全本才由法国葛利玛七星出版社出版发行。《水浒》开始在德国流传也是在晚清时期。威廉·格鲁贝所著的《中国文学史》及爱德华特·艾尔克斯的《中国文学》等书，都简要地介绍、评论过这部名著。卫礼贤的《中国文学》一书中有专门关于《水浒》的介绍，指出：“在本质上，《水浒传》是一部道德反叛的古典作品。全书的主题是：政府的腐败是盗贼蜂起的根源，一个善良的强盗比一个凶恶的官员要好。通过这一主题，全书闪烁着中国人民群众的精神风貌和他们反抗一切不公正及压迫的光芒。这是这部作品巨大成就的基础”。1[1][11]作者的这种评论基本上是正确的。德文译本的《水浒》出现于20年代以后，比法文译本的出现要晚70余年。《水浒》的英文译本也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1923年，英国汉学家翟理思译著的《中国文学史》录有《水浒》片段译文，内容取自“鲁智深大闹五台山”一回。20世纪30年代美国女作家赛珍珠译成《水浒》全书 70回，取名《四海之内皆兄弟》，于1933年在纽约出版。
《西游记》是我国文学史上影响最大的神话小说，备受西方人士的关注，译介较为及时。19世纪中叶，法国汉学家泰奥多·帕维把《西游记》中的第九回（“陈光蕊赴任逢灾，江流僧复仇报本”）和第10回（“游地府太宗还魂，进瓜果刘全续配”）译成法文。第九回译文题名为《三藏和尚江中得救》，第十回译文标题为《龙王的传说：佛教的故事》。译文皆刊于巴黎出版的《亚洲杂志》（亦称《亚洲学报》，由亚细亚学会主办）。1912年法国学者莫朗编译的《中国文学选》一书出版，收录了《西游记》第10、11、12三回的译文。12年后，即1924年，莫朗译成《西游记》百回选译本，取名《猴与猪：神魔历险记》，当年在巴黎出版。这是出现最早的较为系统的《西游记》法文译本。
《西游记》同样在英美得到传播。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上海北华捷报社出版了塞谬尔·伊塞特·伍德布里奇（Samuel I ·Woodbridge, 1856—1926，咸丰六年至民国十五年）翻译的《西游记》片段，取名《金角龙王·皇帝游地府》，内容选自该书通行本“老龙王拙计犯天条”回和“游地府太宗还魂”回。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亚东杂志》第4卷刊登了题为《中国的仙境》的译文，内容取自《西游记》的两段情节。译者署名为詹姆斯·韦尔。此外，汉学家翟理思的《中国文学史》一书中有《西游记》第98回的一段译文。大致来讲，晚清时期传入欧美各国的《西游记》译文多是一些情节片断，该书系统的翻译是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
有我国“四大奇书”之一称誉的《金瓶梅》，也是在晚清时期被介绍到欧美国家的。1853年（咸丰三年）法国巴黎出版了汉学家巴赞的《现代中国》一书，其中有一篇题为《武松与金莲的故事》，即译自《金瓶梅》第一回。这是目前发现最早的《金瓶梅》的西文节译本。1912年（民国元年）法国巴黎夏庞蒂埃与法斯凯尔出版社出版了由莫朗翻译的《金瓶梅》法文节译本，共计294页，这是该书最早的西文节译本。德国汉学家大都重视对《金瓶梅》的研究。格鲁贝、福尔开、卫礼贤等学者所著的中国文学史、中国文明史中都介绍过《金瓶梅》。《金瓶梅》德文全译本出版于1930年。译者是弗朗兹·库恩，由德国伊泽尔出版社出版。出版后即被转译成英、法、荷兰、芬兰、意大利、瑞典、捷克、匈牙利等国文字，在欧美各地广为流传。
《聊斋志异》是在西方国家流行较早的一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鸦片战争后，单篇的英、法、俄文《聊斋志异》先后告世。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美国传教士卫三畏编辑的《中国总论》第一卷，收录了《种梨》和《骂鸦》两篇英文选译。这是《聊斋志异》最早的英文单篇译文。1867年（同治六年），英人迈耶斯（William Freelerick Mayers, 1831—1878，道光十一年至光绪四年），也发表了《聊斋志异》的单篇译文《酒友》。他还翻译过《嫦娥》、《织女》等篇章。曾当过英国领事馆的艾伦（Clement Francis Romilly Allen,
1844—1920，道光二十四年至民国九年）编译《聊斋志异故事选》，录有《宋焘成神》、《狐嫁女》、《劳山道士》等，在19世纪70年代香港出版的《中国评论》上连载。翻译《聊斋志异》篇目较多的是英国人翟理思。他编译的《聊斋志异选》共收录了164篇作品，内有《劳山道士》、《瞳人语》、《陆判》等篇目，于1880年（光绪六年）由伦敦T·德拉律公司出版。翟氏所译是汇辑篇目较多的一个英文译本。
最早的法文《聊斋志异》单篇译文是法国学者阿里（Huart）翻译的《种梨》，刊登在1880年（光绪六年）巴黎出版的《亚洲杂志》（第117期）上。此外，中国驻法国公使馆参赞陈季同也翻译了《辛十四娘》、《青梅》、《香玉》等26篇作品，译辑为《中国故事集》，由巴黎卡尔曼出版社1889年（光绪十五年）出版，颇受法国读者欢迎。河间府天主教会印刷所出版了法国传教士戴遂良（Leon Wieger, 1856—1933年，咸丰六年至民国二十二年）编译的《汉语入门》第五卷，内有数十篇《聊斋志异》的译文。该书是为外国人学习汉语而编写的法汉对照课本。《聊斋志异》中的许多篇章都作为该课本的教材内容，如书中第37课为《赵城虎》，第49课为《考城隍》，第51课为《劳山道士》，第52课为《狐嫁女》等。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该书再版。民国以后，出版的法文《聊斋志异》节译本逐渐增多，主要有巴兰译的《中国故事》，内有《聊斋》故事23篇；路易·拉卢瓦译的《魔怪集——蒲松龄小说选》，收录作品20篇；贺敬瞻译的《聊斋志异》单篇法译文，内有19篇；阿尔方编译《中国短篇小说集》，收有《聊斋志异》作品16篇；皮埃尔·道丹编译的《中国故事集——聊斋志异选》，内有作品50篇，是此书法文译本篇目最多的一种。
《聊斋志异》同样引起俄国学者的兴趣，早在19世纪后期就被译成俄文。较早的有蒙纳斯蒂廖夫译的《水莽草》，登载在1878年（光绪四年）出版的《新作》杂志上。1883年（光绪九年），俄国著名汉学家瓦西里耶夫又翻译了《阿宝》、《庚娘》、《毛狐》等作品。《聊斋志异》的大规模俄译是在十月革命之后，苏联著名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为此作出的贡献尤为突出。他从1922年至1937年共出版了4本《聊斋志异选》，选译的作品共155篇。这部选辑也是选译篇目较多的西文译本。
除了以上提到的著作外，晚清时期被介绍到海外的中国小说还有《好逑传》、《镜花缘》、《十二楼》、《儿女英雄传》等。关于唐诗、宋词、元曲的海外翻译介绍，也在此期取得不少成就，有的并不比小说的外播逊色。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海外传播有了较大的进展。不仅传播数量有了明显的增多，而且传播的内容也大大丰富了。以小说的外播为例，鸦片战争以前介绍到海外的中国小说数量稀少，战后则不然，《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等传世名作都先后被译成多种文字介绍到世界各国。尽管此期介绍的水平不是很高，多数作品尚未被全译，而只有节译本，但这毕竟初步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风貌，为世界各国人民了解中华民族及其文化提供了一个重要窗口，其积极意义不容忽视。其实中国古典文学外播的意义远不止此，更重要的还在于它以无穷的艺术魅力、独特的艺术特色，积极地影响了域外一些国家和民
族的文学艺术。如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尽管西方思潮犹如洪水泛滥般地冲击了该国社会，但在文坛上却一度出现汉诗文兴盛的局面。仅在1871至1879年（同治十年至光绪五年）出版的汉诗选本著名者有：《明治三十八家绝句》、《东京才人绝句》、《明治十家绝句》、《今世名家诗钞》、《旧雨诗钞》等。日本学人正冈子规感慨地说：“今日之文坛，若就歌（按：和歌）、俳（按：俳句）、诗（按：汉诗）三者，比较其进步程度，则诗为第一，俳为第二，歌为第三”。1[1][12]“和歌下落，汉诗腾贵”是对当时日本文坛状况的一种写照。中华文化的积极影响在西方国家亦有反响。
20世纪初期（大约在1910—1920年代期间）在英美诗界曾流行过意象派的诗歌作品。意象派是现代英美诗歌的一个流派，从艺术渊源上说，它的形成曾受到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美国诗人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是这个流派的首倡人。面对西方诗坛的种种积弊，庞德立志进行诗歌改革。他从汉学家费诺罗萨收集、注释的上百首中国古典诗歌中受到深刻的启迪，形成了新的诗歌创作观念，并创作出第1本意象派诗集《意象派选集》，于1914年（民国三年）出版。在庞德的6首作品中，有4首取材于中国的古典诗歌：《访屈原》，灵感来自于《九歌》中的《山鬼》；《刘彻》是对汉武帝“落叶哀蝉”的改写；《秋扇怨》是班倢伃《怨歌行》的模仿；最后一首尚未考证出其原诗出处。1915年，庞德经过对费诺罗萨遗留的中国古诗笔记的整理及再创作，出版了由18首短诗组成的《神州集》。该书的出版一度在美国诗坛引起了轰动，它所带有的中国风格的诗歌作品受到异域读者的赞扬，在美国诗坛掀起了一股“中国热”，意象派在诗坛的地位亦得确立。
当然，应该看到此期的中国古典文学外播存在的不足，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此期向域外介绍中国文学的主要是外国人。他们或者是汉学家，或者是外交官，或者是其他方面的学者。由于国度、民族、身份及看问题的立场、方法、角度上的不同，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认识、理解、介绍及解释亦大不相同，众说纷纭，片面性与民族偏见参杂其中。这不仅不利于中外文化的交流，而且给各国人民正确认识中国造成障碍。二是介绍的内容不甚完全，如中国古典小说的西文译本节译多，全译少，致使外国读者难以完整、准确地了解全部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