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9日发(作者：)
-
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在中国
张旭
【期刊名称】《美与时代（下旬刊）》
【年(卷),期】2014(000)001
【总页数】3页(P108-110)
【作 者】张旭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社会学院
【正文语种】中 文
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虽然有各自的学科理论传统和研究方法，但是它们一向被学界看做两个十分相近的学科。而在我国，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更是从诞生就紧密联系在一起，长期以来，它们既独立发展又相互关联。本文通过对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在中国发展历程的简要介绍，试图分析这两个联系极其紧密的学科的发展情况以及相互关系。
中国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从成立到发展一直有着不解之缘，尤其是在文革后两个学科得以重建之后，学科间的联系更是大大地加强了。但是，民俗学和人类学作为两个虽然很相近但是仍然互相区分的学科，它们在中国到底是如何发展并且具有怎样的关系，在当今这个各学科呈现交融趋势的时代，还是很值得我们思考和把握的。
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均源于18世纪浪漫民族主义和理性主义运动。从这些运动的视角出发，民俗被看作是随着现代化新生事物的出现而衰落的文化，而对这种即将衰落的文化现象的研究从一开始便引起了民俗学家与人类学家的共同关注。因此，民俗学与人类学从诞生时起，便注定是不可分割的姐妹学科。所以在当时的进化论学者看来，人类学、民俗学的研究就在于寻找与发现存在于所谓野蛮人或不开化人群中的遗存物的意义。而最早将人类学遗存物分析方法引入民俗学领域的是安德鲁·兰( Andrew Lang，1844—1912)，他在《风俗与神话》（1884）一书中认为，民俗学主要从事搜集并比较古代各民族的非实体的遗存物的工作，就是这样，人类学的古典进化论学派也有了自己的民俗学研究。
而民俗学和人类学者两个学科在西方世界的发展中也是有许多密切联系的，比如人类学的文化传播学派就刚好和民俗学的芬兰地理学派殊途同归，它们都认为民俗实际上就是文化，它存活于民间群体中，依靠口头或习俗而代代传承。人们不仅不断继承和抛弃一些民俗，同时又不断地制造和发明出新的民俗事象。问题是，为什么某些看似陈规陋习、愚不可及的习俗会被人们自觉地遵行，甚至内化在他们的社会心理中，成为文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民俗学家和人类学家都试图对这一问题作出完整而科学的回答。
从一定程度上来讲，人类学或许可以被看作是“比较民俗学”，毕竟民俗学和人类学都是以调查资料为前提的学科，那么没有足够的民俗资料做保障，人类学是不可能进行研究的。日本民俗学泰斗柳田国男先生和我国的钟敬文先生都主张“一国民俗学”，可见从研究对象来看人类学确实是广于民俗学的，但是也不能认为民俗学是从属于人类学的。这两个学科在传入到我国之后也各自发生了不小的转变和进步，下文就开始探讨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传入中国之后的发展状况和两者之间的关系。
（一）早期形成阶段
中国民俗学的真正起步是源于1918年2月北大学者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征集歌谣，他们的工作得到广泛响应，并且一年内就在《北京大学日刊》刊发了两三千首中的148首歌谣。随之而建立的是歌谣研究所，然后在1922年创建了中国第一个民俗学刊物《歌谣周刊》。中国民俗学是在一种急切的民族情感中迸发出来的，而历来不被重视的劳动人民的歌谣竟然出现在全国最高学府的报刊上，这必然给当时的学界乃至整个国家带来了巨大的震撼和思想上的解放。
虽然在光绪末年就有人将早期著名人类学家摩尔根的《古代社会》翻译给国内读者，但是中国正式使用“人类学”名称是在1916年，孙学悟在中国科学社《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人类学之概略》一文，他简要介绍了欧美的人类学。而蔡元培在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1917—1929）曾设立人类学讲座，他也提倡人类学、民族学方法的调查研究，是人类学在中国的先驱者。由于蔡元培的大力提倡，带动了许多知识分子到国外学习人类学，所以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已经有了不少的人类学家。
从上文可以看出，中国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几乎形成于同一个时期，而且都在形成早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设立了许多研究机构，也拥有许多的专业研究人员。这一时期的民俗学和人类学都有很强的民族情感存在，知识分子也大多充满了人文关怀，研究范围也大都是国内。
（二） 新中国成立前的发展
北京大学歌谣研究开展了对民众固有文化的多角度研究，这在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发展中有不可磨灭的开拓之功，对当时的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也为中山大学1927年成立民俗学会做了动员准备。接着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在广州成立，学会按照计划开展，取得了多方面的成绩。中山大学民俗学研究范围逐渐扩大，这也反映了该学科对民众思想和传统文化进行研究的殷切期望和目标。
1926年到1937年是中国人类学的创立阶段，这个阶段人类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初步发展表现在对西方人类学学说的介绍、田野调查的开展、相关教学机构和研究机构的设立、中国民族学会的成立4个方面。西方学术思想的传入主要得益于早期受蔡元培影响而出国学习人类学的学者，据不完全统计，1937年以前翻译出版的西方人类学著作近20本，这些西方著作给中国人类学早期的发展指明了方向。由于效仿西方将“异文化”或者说“落后的文化”当做研究对象，早期的国内人类学者也着重于对少数民族的调查，这期间比较有名的有杨成志在1928年进入大小凉山境内的田野展开工作和后期关于西南地区的许多著作问世等等。1927年, 国内最早的人类学研究机构中山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1928年,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和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 1934年12月第一个民族学学术团体中国民族学会在南京成立，并且创办了以民族学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刊物《民族学研究集刊》。
在1937年—1949年的战争时期，国内民俗学和人类学研究发展都开始趋缓，这主要是由于国内学术受到政治环境的密切影响。在抗战爆发后国内各高校内迁，尤其是西南联大，由于其时重视边疆研究，加上云南得天独厚的少数民族聚居处的地理位置，民俗学和人类学不约而同地都与民族学加强了联系，在西南进行了许多有成效的考察。总之，新中国成立前的国内民俗学和人类学，在当时民族思想觉醒的背景和政府的支持下，取得了不小的发展。
（三）新中国成立后到文革时期
建国之后，搜集、研究民间文学的工作成为新中国文艺和文化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50年3月，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郭沫若任理事长，老舍和钟敬文任副理事长。由于受到当时苏联学术界一直没有民俗学这个独立的学科，而是将folkarts（即民间文艺）视同为folklore并且已经形成了“民间口头创作”的这一套理论框架的影响，使得民间文艺学成为了独立的学科。而民俗学的学科内涵也大大缩水了，不过到了文革时期，连民间文艺学也被迫停顿。
此时期国内人类学的特色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学术研究范式在中国大陆得以统一并开始确立，而“文化人类学”这一名称由于在欧美学术界的广泛使用，基本理论框架也深受欧美学术的影响，所以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学科，“文化人类学”作为学科名被“民族学”所取代，研究领域也大大萎缩，仅仅保留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对民族学的定位也从社会学科变成了历史学科。这主要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首要工作是展开大规模的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调查工作。中国的民族识别是世界民族学史上所仅有的,总体上是成功的。
（四）1978年以后的学科复兴
1978年夏，顾颉刚、杨成志、钟敬文、马学良等七位教授联名上书中国社科院，呼吁开展民俗学工作并建立专门研究机构。然而直到1983年，中国民俗学会才正式成立，周扬任名誉理事长，钟敬文任理事长，这与1930年钟敬文建立的中国民俗学会时隔50多年。这以后全国各地也成立了不少民俗学会和民俗学研究机构，民俗学也开始走进了大学教室，许多高校也创立了民俗学研究报刊，比如山东大学的《民俗研究》就发表了大量的国内外著名学者、青年学者的重要研究成果，在民俗学研究的各个方面都对推动我国民俗学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社会科学被重新评价，曾经被否认的学科价值和学术规范方法被承认，人类学也在中国得以重建。1981年5月中国人类学学会成立。1981中山大学人类学最早复建了人类学系，这标志着中国大陆的高校逐步恢复人类学研究的开始。30年来国内人类学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通过前期对国外先进学科思想和理论的吸收和消化，加上多年和国际交流的基础，当下的人类学逐步开始着眼于本土，并且出现了自觉的学科整合，形成了诸多交叉的领域，如历史人类学，法律人类学，经济人类学，乡村人类学，医学人类学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人文学科间交叉与渗透的态势不断强化，尤其是中国民俗学和人类学作为联系紧密的相邻学科，更有十分多元的合作和联系，两个学科的研究领域也都在一定程度上被拓宽，下文将探讨一下中国民俗学和人类学的关系。
通过上述对中国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的详细介绍可以看出，中国民俗学和人类学的发展一直有着紧密联系。两个学科在中国建立的时间相仿，时代背景相仿，成立的原因也大都是因为不断萌发的民族情感使得知识分子渴望了解本土文化、了解下层人民。甚至，在很多时候，中国的早期民俗学家兼具人类学学家的角色，民俗学研究机构也兼具人类学研究的方向。即使在建国到文革那段学术发展缓慢甚至停滞时期，仅有的调查工作和研究机构也吸收着两个学科的学者，像钟敬文先生在那个时代也不仅是在从事民俗研究，在另一方面也带动着中国人类学的发展。中国民俗学有人类学的倾向，而人类学又有民俗学的渊源，如钟敬文先生曾提倡民俗学田野工作要大力借鉴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而人类学的田野中又永远绕不开无数的民俗事象。
如今跨学科交流与互动已成风气，各种交叉学科、边缘学科越来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国内民俗学来说，民俗志由于更侧重于叙述民俗事象，而不是关注普适性的理论总结，也不太去做过于抽象的概括，所以笔者认为民俗学如果可以借鉴人类学民族志的总结方式，肯定会对自身发展产生很大的推动力。而对于国内文化人类学来说，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大量采用西方的学术观点，而且近些年也一直在试图通过开办学术论坛和召开学术会议和国际接轨，但是国内人类学似乎只注重与国际接轨，而忽视了与邻近学科尤其是民俗学的结合。另外，人类学更应该加快推进本土化的进程，而人类学的本土化就必须关注国内田野，这就意味着国内人类学需要和民俗学关注类似的研究领域，所以人类学也就必须要加深与民俗学的相互融通。
我国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都已经有了百年历史，这两门学科都在中国有过曲折发展的历程，不过它们都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显示出了自身特有的学科价值，形成了特有的研究方式。文革以后，国内民俗学和人类学都迎来了复苏和大发展的机遇，尤其是在21世纪以后，民俗学和人类学更应该立足国内实践，加强理论建设，并且一定要加深彼此间的联系，相互学习彼此的知识及研究方式。因为在当代学科交融如此深刻的学术环境下，中国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只有不断加强反思和在自身发展的基础上互相联系，才可以更好地寻找到学术定位和发展方向，才能够更进一步地体现出自己的学科价值。
【相关文献】
[1]姜又春.学科互动：民俗学与人类学[J].黑龙江民族丛刊,2006(02)
[2]陈国强，孙远谋.中国文化人类学回顾[J].民族研究，2000(03)
[3]陈国强.中国人类学发展史略[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01)
[4]杨慧.中国人类学研究50年回顾[J].思想战线，2000(01)
[5]曲金良.中国民俗学八十年概览[J].东方论坛，1996(01)
[6]徐杰舜（问），万建中（答）.百年学问：钟敬文对民俗学和人类学的贡献[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01)
实习编辑：屈红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