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9日发(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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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的“意识流”与《春之声》
2 张胜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刚刚从“文革”的阴影中摆脱出来，重新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政策，经过一系列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全民族在思想上逐步统一在“现代化”旗帜之下，所有的伤痛仿佛都已终结，新的历史开始了，人们把这段新的历史命名为“新时期”，它无疑表明一种普通的乐观心态，唤起每一个新时代的个体投身到这一时间进程中去的巨大热情。时间，真正的时间启动，如一列不断加速的火车，正在奔赴美好的历史前景。这是一种美妙的历史体验，当时的中国作家都有一种要表现这个伟大时代的强烈冲动。重新回顾那一时期的文学创作，我们仍然不禁要为这种单纯甚至幼稚的激情所感动。《春之声》无疑是这种情绪的典型表达，那一列火车正是中国重新开启的历史。
由于多年的封闭，政治上的极左，经济上的了落后，我国文坛上倡导、推崇、甚至惟一允许的是以“颂歌”为标志的现实主义，而且是革命现实主义，或者说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全面排斥与抵制西方现代派作家与作品，从而使十几年中国文坛只存在一种创作方法——现实主义。尽管现实主义作为一种优秀的创作方法，在中外文学史上曾有过相当辉煌的年代，产生过许多经典作品，甚至出现了不同作家、作品的不同风格流派，但这毕竟只是现实主义这一美学范畴之内的风格差异，整个文艺社会的美学形态仍是单一的、单调的、凝固的、不变的。于是，在新时期作家对西方各种现代主义创作方法的吸收就 1 具有对这种局面的反拨作用。短短十年中，西方近一个世纪出现过许多现代艺术形态、思潮流派、品格样式，几乎都在中国进行了重演。
1980年，王蒙在谈到文学观念的变化时说，“近几年的作品更多地探索人的内心活动、精神世界”，“略过外在的细节，写感情，写联想和想象，写意识活动”，“探索人的心灵的奥秘”。从1979年起，王蒙的小说创作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的《夜的眼》、《布礼》、《蝴蝶》、《春之声》、《海的梦》、《风筝飘带》等作品，都以坦现主人公的心理世界为主，以心理流式的结构形成小说独特的风格，被称为“东方意识流”小说。
意识流文学盛行于20世纪20至40年代的英法美等国。最早提出“意识流”概念的是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他认为人的思维活动“并不是衔接的东西，它是流动的”，人的意识“并不像切成碎片的那样来表现自己本身，用像‘锁链’或是‘贯串’”的方法根本违法表达出意识的本来面貌，“形容意识的最自然的比喻是‘河’或是‘流’。此后，我们说到意识的时候，让我们把它叫做思想流或者意识流，或者主观生活之流”。这一观念后来被小说家所借用。“意识流”小说家主张直接记录人物意识流动的轨迹，“把变化多端、无人知晓、不受限制的精神表现出来”。
意识流小说家注重自由联想律，他们认为人的思维很多时候是非理性的，作家应该写出这种非理想的人的意识的流动，所以他们笔下的人物的思维富于跳跃性，从这一处跳到另一处，往往没有什么道理好讲。有时候作家在写作过程中本人的思维也遵守这种思维规律， 2 他可能进入自动化写作的状态，有意地放弃理性的控制，自有地任凭下意识牵引自己的笔。
王蒙的意识流离西方的真正的意识流距离较远，它基本上只是一种意识的合理流动，和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常用的心理独白或心理活动还有较多的关联。这种意识是理性的，从一处跳到另一处都有明显或潜在的逻辑关系。而且，意识流只是一种具体的小说写作技巧，而不是像真正的意识流小说那样是用意识流作为一种整体性的创作原则来组织全篇，在《春之声》中，情节是有头有尾的，有故事，有起承转合，符合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
所以，王蒙在《春之声》中所用的意识流其实算不上真的意识流，但是，这种有限度的借用却可能正是正确的使用方式，它真正符合中国人的审美意识，创造出了富于美丽的文学表达，给当时的读者带来了崭新的阅读经验和审美感受，造成了思想与情感的冲击力，而这些新鲜感受正是王蒙试图告诉大家的，这种外部感受和小说内容一起共同建构了对那个时代的宏伟想象，使那一列平淡无奇的闷罐子车具有不同凡响的神奇色彩，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
《春之声》的主人公岳之峰坐两三个小时的闷罐子车返乡探亲，小说的内容就是以“意识流”的手法来描述他在车上的感受、联想和回忆。主人公的心理结构线索成为小说的结构线索。当然，小说并没有取消时间线索，而是将其巧妙地掩藏了起来，细细品读，我也不难重建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作者不露痕迹的把心里结构与时间结构交织为一体，把时间表现形式融进了心理活动过程的叙述中，使广阔的 3 时空全部融化在岳之风的心灵之上，从而更符合人物的心理活动的真实状况，同时也使它们具有了特殊的意义。当然，对于时间的顺序，作者还是做了提示的，如在火车2小时47分的行程中，“咣”的声音就出现了五次，每一次都标志着一个时间的过程。另外，车厢壁上的“光斑”时隐时现，时快时慢，也显示了时间的流动。“咣”车厢门关上，“光斑”出现，说明车开了，那么，此后发生的事件凡是不在罐子车这个特定环境中的，无疑都是他的联想和回忆。第二次“咣”，车厢门打开，表明中途到站，上下乘客，引进新的人物，引发新的事件，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又因此展开。车厢门开了又关，关了又开，直到主人公到站，小说结束。五次“咣”连接起一个完整的行程，也标志了清晰可感的时间序列。
所以，表面开起来，时间顺序似乎乱七八糟的，其实却是有规律的，同样，主人公的心理活动之间是有内在关联的，例如：从车身颤抖到童年的摇篮到故乡的小河，再到故乡的父母······又从火车的噪声到音乐到广州风铃，又到美国的抽象派音乐，再到杨子荣的咏叹调，直到京剧锣鼓······从中可看出王蒙意识流的特点。这种意识流其实不是什么新鲜事物，而是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经验，也就是王蒙自己所称的“生活流”。这种艺术方法恰恰是王蒙“故国八千里，风云三十年”人生体验的艺术凝练，是王蒙个人化体验的转化和高度概括，是生活本身固有的逻辑，是从生活中直接获取的。通过这段由声音而产生的自由联想，跨时空的联想起了内地与沿海，中国与外国，过去与现在，并对它们做了对比，从而揭示出生活出现的转机，人们 4 对那个时代的感受。
可以说，岳之峰的心声正是王蒙以及他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真实心声。我们不难看出，在岳之峰的身上就有王蒙自己的影子。在《春之声》中，岳之峰的心理活动，不仅间接交代了岳之峰的成长过程，他所受的教养，而且还刻画了岳之峰坚持正义、追求进步、向往光明的性格特点。例如，岳之峰在车厢里朦胧欲睡，这是从收录机里传来西德儿童的欢快歌声，引起了他的幻觉：他仿佛看见法兰克福天真活泼的孩童在五彩缤纷的鲜花丛中追逐；他好想回到了童真时代，置身在西北高原的故乡；他想起了解放前在北平参加党组织领导的学生大联欢、营火玩会、唱革命歌曲；他甚至还感受到了解放时在北海的早春初恋的幸福······所有这一切，正是作者内心激情的呈现。
王蒙的意识流小说不像传统小说那样靠情节曲折及戏剧性冲突来吸引我们，王蒙的小说是停留在追求事物表层的真实上，并不注重客观外物的细心描摹，而是深入人物心灵及社会生活的深层中，通过主人公的意识流动折射出生活斑斓的光彩。为了表达主人公复杂、丰富的内心感受，作者有意地把一大串概念连缀在一起。这些概念有的范围性质相同，有结构联系；有的范围性质不相同，是作者利用并列关系的强制作用把他们连缀在一个语段里的：自由市场、百货公司、香港电子石英表、豫剧片《卷席筒》、羊肉泡馍、醪糟蛋花、三节头皮鞋、三片瓦帽子、包产到组、收购大葱、中医治癌、差额选举、结婚筵席······十三个概念间没有必然的语义联系，只有节奏、语气的对应。作者通过来自四面八方、不同阶层的话题和切合20世纪80 5 年代初时代背景信息的大荟萃，刻画出真实可感、嘈杂的车内环境，多视角的歌颂了我们生活中出现的新事物、新气象。话题语义的跳跃和语势的大幅度转换，尽管有悖于传统小说语言的连贯性、逻辑性，但正是这种手法，增强了叙述语言的具象性、生动性。
《春之声》反映出我国新时期中特有的时代精神。寒伧的闷罐子车浓缩了生活的内涵。这里我们看到了自由市场、百货公司、香港电子石英表、包产到组、差额选举，还有抱着孩子学德语的妇女······作品真实的再现了酸甜苦辣五味俱全的现实生活之流。火车虽然破旧，像“文革”刚结束的中国一样满目疮痍，但我们从它的鸣叫中听到了春之声。正如岳之峰下车之后见到闷罐子车时的感受：“他看到了闷罐子车的破烂寒伧的外表：有的地方已经掉了漆，灯光下显得白一块、花一块的。但是，下车以后他才注意到，火车头是蛮好的，火车头是崭新的、清洁的、轻便的内燃机车。内燃机车绿而显蓝，瓦特时代毕竟没有内燃机车。内燃机车拖着一长列闷罐子车向前奔驶。······他觉得如今每个角落的生活都在出现转机，都是有趣的有希望的和永远不应该忘怀的。春天的旋律，生活的密码，这是非常珍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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