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6日发(作者：)
-
《群书治要》政治伦理思想研究的几个核心问题
丛连军
【摘 要】近年来,《群书治要》作为治国安邦的匡政巨著,逐渐受到国内学界的重视.围绕《群书治要》的考译、推介和思想研究,尤其是对政治伦理思想的研究可以说是方兴未艾.政治伦理思想的研究内涵非常宽泛,具体包括《群书治要》的治政规律与治国理念、为政以德、圣贤教育、民本思想、选用人才等方面内容,研究成果也日益丰富起来.通过对《群书治要》政治伦理思想研究成果的梳理和阐释,发现对《群书治要》政治伦理思想研究的很多问题仍没有很好地解决,还存在对《群书治要》政治伦理思想热点问题研究不平衡的问题,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
【期刊名称】《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7(045)004
【总页数】7页(P14-19,37)
【关键词】群书治要;政治伦理;治政规律;为政以德;民本思想;圣贤教育;选用人才
【作 者】丛连军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 哲学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150080;吉林师范大学 德育研究所,吉林四平136000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K242 《群书治要》（以下简称《治要》）是唐初著名谏官魏徵与虞世南、褚亮等受命于唐太宗李世民，以辑录前人著述作谏书，为唐太宗“偃武修文”“治国安邦”、创建“贞观之治”提供警示的匡政巨著。唐太宗在总结阅读《治要》的感受时说：“手不释卷，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贞观政要》）。魏徵于序文中说，这部书实为一部“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的治世宝典。经唐代发展史实充分证明，这部巨著确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粹集成，是治国安邦的经验汇编，是古圣先哲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其理论与实践价值体现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各个方面，见诸于政治、经济和伦理等各个领域。《治要》自近年由日本回传中国①关于《治要》一书回传中国的具体过程，这里就不赘述了。具体内容可参见《群书治要译注》（中国书店2012年版）、《魏徵与〈群书治要〉》（《文博》1990年第3期）和《〈群书治要〉回传考》（《理论界》2011年第9期）等著作和文章。后，日益受到中国社会各界的关注和重视，由此问世了一些有利于治国理政与修己安人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涉及对《治要》的考译、推介、品读、心得，以及部分思想剖析、伦理思想（特别是政治伦理思想）的解读和阐释等内容。本文仅就其中的政治伦理思想之研究成果②《治要》的政治伦理思想研究之成果，包括专著、论文在内，至今搜集起来并不多，本文仅就能够搜集到的、国内现有的研究成果做出一番粗浅的评述，难免挂一漏万。作一粗浅评析，以期对《治要》政治伦理思想研究不断向深度和广度延伸拓展。
研究《治要》的政治伦理思想，前提和基础在于《治要》回传中国后的科学考译与大力推介。只有对《治要》文本的科学考译和《治要》一书的积极推介，《治要》才可能由文本考译与推介逐渐转向其思想内涵与价值意蕴的深层次探寻与挖掘，并由此掀开了研究《治要》政治伦理思想内涵与价值功用的新潮。缘于人类（尤其是政治家和为政者）对历史上各种政治理论与政治实践认识的不断深化，致使研究《治要》的第一方向和首要目标就指向了其文本之主旨本身，即政治伦理思想的内涵与价值问题。当代中国著名学者楼宇烈先生说：“历史不能被割断，只有对历史进行反思，或者跟更古老的文化衔接，社会才能进步。”[1]代序因此，我们反思历史上各种政治理论与实践不难得出，政治理论的核心要旨与政治实践的规律性研究是第一位的，进言之，治政规律与治国理念的探究是前提性的、首要的，它具有宏观性、战略性、前瞻性和凸显治国理政顶层设计的功能价值。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具体可以分为以下三个层面：
（一）治道思想及其价值研究
研究《治要》的治道思想，主要涉关为治的指导原则、认知判断标准、具体治政方式以及治政手段等内容。按照梁漱溟先生所指，治道，“放宽说，即指此全部社会构造（特殊政治制度在内），及一切所以维系而运用之者”[2]185。这说明，关于治道思想的研究蕴含着极其丰富的思想内涵，不失为一项研究治政规律的系统工程。如韩星撰文指出，“《群书治要》是一部中国古代治道思想的集大成之作……其丰富的思想蕴含，为当今国家治道难题提供了重要启示，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3]。可贵的是，他不仅在文中归纳出了“治道”的涵义，而且一语道破了《治要》的治道思想的形而上学依据——天道，要“推天道以明人事”，通过学习和效法天道及其发展变化规律来论证治国理政的基本道理。而作为治政准则——修正己身、传统政治要旨——为政以德与正己正人、治国平天下的基本原则——仁义、平治天下的基本途径——礼乐合治、为政御民之道——德法并施、君民关系和谐之道——以民为本、治民之道——务笃于教，以及《治要》对当今国家治理体系的启示与意义等内容，文中均有论述，且在一定程度上将《治要》的核心政治伦理思想内涵作了一个简明扼要的梳理与诠释，确为一篇研究《治要》治道思想的创新之作。再如，萧祥剑在《〈群书治要〉心得》[4]9-18一书中专门辟章来论述《治要》的天道思想，从分析《中庸》之句“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入手，一步步推演出治政规律与理念，即要完全效法大自然的规律来推于人事，认为人应该效法天地自然，从而教导为政者要学习古圣先王的“法天而行”（《治要·典语》）思想，要依循天道来治理国家。应当说，《治要》中的天道思想，是唐代以前历朝历代为政者治国理政思想的核心和统领。为政者只有明了“天道”，才能推明“人事”；只有通过学习天道变化规律，才能明白修身、治国、理政的深刻道理。正如《治要·三略》所言：“夫人之有道者，若鱼之有水，得水而生，失水而死。故君人者，畏惧而不敢失道。”这句话恰恰可以印证深入研究《治要》治道思想之价值所系与缘由所在。
（二）治政理念研究
《治要·政要论》中讲道：“夫治国之本有二：刑也，德也。”其实，在为政者治国理政实践过程中，中国自古以来就分为德治与法治两大主流思想和治理模式。其中，德治主张道德的教化功能，认为国家可以通过施行道德教育，使每个社会成员的道德素质得以提升，耻于作恶，国家就会太平安宁；法治则强调法律的公平性、权威性与震慑性，认为治国可以法律的施行为本，人性都有自利性，只有坚持立法、执法、守法，使得人人不敢作恶，最终达到治国安邦的目标。不难发现，由于德治与法治之治政模式均有各自不可回避的治政局限和缺点，《治要》在总结唐代以前历朝历代盛衰兴亡的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明确表达了“德治为主，法治为辅，德法并用”的治政理念，这无疑是一种中庸合宜的治政理念和治理模式。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可见于谷文国的《〈群书治要〉的国家治理思想初探》[5]和刘广普、康维波的《〈群书治要〉的治政理念研究》[6]等文章。谷氏从治理国家的思想理念、重要保证、最终价值追求等三个方面论述了《治要》的国家治理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了古圣先哲高超的治国智慧。刘、康二人从德治与法治二者各自的优劣点出发，以突出德治与法治模式对于治国安邦的各自利害，从而得出“德法并用”的治政理念。可是，此二人只是通过论述揭示出“德法并用”的治政理念，没有深入探究如何执行这一理念，且没能探索提供一种符合当代中国实际的治政模式，从实用性与现实性上看，其缺乏实证价值和现实关照。在方法上与此二人大同小异的是，《〈群书治要〉心得》一书中关于《治要》治政思想一章的论述，同样也只是单方面的陈述与举例，没有理顺与阐释出治政思想的基本观点、核心内涵和现实要求，也没有提出具体的、可资借鉴的治政方案来。
（三）某一时期和特定阶段的君王治国理念研究
显然，这方面的研究是由面到点、由整体到局部的个性和阶段治国理念演绎。如吴刚在《从〈群书治要〉看贞观君臣的治国理念》[7]5-42中谈及了《治要》与贞观时期的民本、用人、纳谏、吏治等思想，所述内容只是做了一个初步性的探索和尝试，是从治政理念的总体把握到局部透析的一个映射，即在宏观的治政理念中，甄选出具有代表性的一段时期，提炼出这一时期君王的治政理念与治国核心思想，从而更好地指导政治伦理实践。治国理念方面研究成果尽管不多，但不失为一个研究《治要》思想崭新的、具有建设性与借鉴性的视角，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治要》政治伦理思想可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唐代以前，对于“为政以德”思想的研究和阐释，主要是基于其鲜明而又闪烁的思想内涵。“为政以德”，据《伦理学大辞典》可以解释为“以德治国，就能得到天下人的拥护和爱戴”[8]314。其思想内涵，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两大方面：其一，君王或为政者为政要以德为本，施行仁政，德治天下。例如，孔子在《治要·论语》中讲道：“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他认为，“对于统治者来讲，德治乃是治国理民的最佳方式”[9]8。《治要·尚书》中说道：“德惟治，否德乱”“惟德动天，无远弗届”“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潜夫论·德化》中也讲：“德政加于民，则多涤荡、姣好、坚强、考寿；恶政加于民，则多罢癃、尪病、夭昬、札瘥。”等等，此类例子在《治要》一书中不胜枚举。这些都是要告诫君王：实行德政才会太平，不实行德政就会产生动乱。其二，君王或为政者要修养自身的德行，以身示范，为天下人做一个榜样。“一人元良，万邦以贞。”（《治要·尚书》）意思是说，君王或为政者一人有大善，天下万邦就会风气纯正，天下人就都会走在正道上。这方面内容，我们通常称之为“官德”，而官德修养、要求官吏清廉则是“为政以德”思想的另一重要主题。关于《治要》“为政以德”的思想研究，主要是围绕上述两个层面内涵展开的。
德治思想是“为政以德”思想的首要内容。修身与德治之间是什么关系呢？应当说，二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具体说来，一方面，修身是君王或为政者德治的前提和基础；另一方面，德治又是君王或为政者修身的对外延伸和外在体现。归根结底，“为政以德”思想是君王或为政者以德治国与如何实行德治的问题。这不免又回到了治政规律与治国理念的范畴上来，但这仅是针对德治或以德治国问题的集中分析与探讨。如韩丽华在《〈群书治要〉修身治国、为政以德的德治思想探析》一文中指出，“德治，首先表现为执政者修身正心，正身律己”“德治思想还包含以德教民，教育人民修德向善。实行德治，就要以德性伦理教化人民，教育人民向善修行”。文章通过对《治要》蕴含的正己修身、以德教民、仁政爱民、明德慎罚等德治思想的探讨和阐释，凸显出《治要》德治思想的重要价值，即“有利于圣王明君个人的修身齐家与治国平天下的国家政治相结合，有利于国家的妥善治理和长治久安，有利于社会和谐。《群书治要》的德治思想对当今社会的治国安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10]文章的逻辑层次和内容阐述清晰合理，实为一篇研究《治要》政治伦理思想的力作。笔者认为，美中不足的是，文章没有全面系统地论述《治要》德治思想的当今价值，理论建构不尽完备，但这也仅是吹毛求疵而已。此外，《〈群书治要〉心得》一书专章陈述《治要》的德治思想，题曰：“修身为本，为政以德”。此章旨在告诫君王要以“德”治国，“与天地合其德”（《治要·周易》）。从此章的阐释内容上看，搜集了很多《治要》中关于“为政以德”的名言警句，信息量较大，层次较清晰，提供了一个研究《治要》德治思想的逻辑理路、基本框架与资料来源，仅作为《心得》而言，无可厚非。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上讲，此章没有提升到学术研究的高度上阐释“为政以德”，因而也就谈不上更为具体的贴近现实生活的德治方案和实施路径。
官德修养也是“为政以德”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关于《治要》中官德修养的研究，主要成果见于胡晓利的《试论〈群书治要〉中官吏清廉的生成机制》，刘余莉、刘红利的《〈群书治要〉论奢靡之害》，房宁的《笃行而不倦：修身之关键——〈群书治要〉有关笃行的诠释》和王忠明的《戒乎！奢侈行而仁义废——读〈群书治要〉一得》等文章。胡氏从官德修养的正面入手，通过“兴教以育廉”“举孝以选廉”“正德以化廉”“崇俭以尚廉”“厚禄以养廉”“考绩以赏廉”[11]等六个方面，多角度、全方位地阐释了官吏清廉的生成机制。毋庸置疑，这篇文章对于官吏清廉思想的研究和探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借鉴价值。该文对于《治要》官德思想的研究，不仅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理论价值，同时还在实践操作层面上具有相当程度的论证，实为研究《治要》政治伦理思想的一篇创新佳作。二刘则从官德修养的反面切入，从“天道规律”“人性规律”“历史规律”“社会规律”“道德教育规律”[12]等五个方面，论述了《治要》中的“奢靡之害”。首先，必须肯定的是，该文的研究视角新颖独特，独到而不凡；其次，该文具有强烈的时代性特征，直击奢靡之害，反对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倡导勤俭节约，具有很强的时代感和现实性；再次，该文从《治要》文本入手，在理论上深入剖析“奢靡之害”，给人以警惧贪心与贪欲，将外在的道德要求转化为内在的信念追求，成为易风去害的正能量。房氏从《治要》中的“学习与笃行”的关系入手，强调笃行的重要性，从而给出关于笃行的具体贯彻落实方案及原则。[13]王氏则从构建新型政商关系角度，分析和推介《治要》一书的宝贵经验与智慧，告诫人们要力行崇俭戒奢，追求“简静”的内心世界，恪守严正的道德秩序。[14]尽管这方面的研究文章不多，但上述文章中恰好从官德修养的正反两个方面，既正面地提倡如何修养官德，又反面地抨击了为官奢靡之害，昭示出官德修养对于君王治国理政的重要意义。 《治要》一书中蕴藏着丰富的圣贤教育思想。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在历史上的强大，绝不仅仅是经济和军事的强大，而是礼仪、文化的卓越与突出，使得人们对她格外崇敬。产生这种卓著的礼仪和文化，其根源在于道德教育对人的治本作用。“道德不仅仅是思想观念，而必须见之于实际行动。如果只有言论，徒事空谈，言行不相符合，就不是真道德。”[15]3所以说，道德教育的这种治本作用，体现在道德教育的具体行动上，具体表现为对人的陶冶和熏染，并引导人们弃恶从善。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道德教育的文化，圣贤教育对于陶染和导正人心的作用是首要的、第一位的。这一点，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很明确的。如《治要·新书》上说：“教者，政之本也。”《治要·汉书》上说：“宜兴辟雍，设庠序，陈礼乐，隆雅颂之声，盛揖攘之容，以风化天下。如此而不治，未之有也。”《汉书·礼乐志》上说：“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天下尝无一人之狱矣。”可见，古代的圣王先哲都是以伦理道德教化作为国家最重要的事，通过圣贤教育达至圣贤政治（最善之治），其特征为“贤君之治国，其政平，其吏不苛，其赋敛节……宫无腐蠹之藏，国无流饿之民。”（《六韬》）治理国家，无不把教育作为头等大事来抓，“教不善则政不治”（《治要·国语》）。
相对于《治要》其他政治伦理思想内容的研究，对圣贤教育的研究还算比较深入。首先，如刘余莉在《从〈群书治要〉看圣贤教育的重要性》一文中从“社会治乱的根本在人心”“唯有圣贤教育可以导正人心”“当前恢复圣贤教育的具体措施”等方面，阐释了《治要》中饱含的圣贤教育思想及其对于治国理政的重要性。[16]极其可贵的是，文章史论结合，提出了恢复圣贤教育的具体措施，这为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有效解决当代中国社会的诸多矛盾问题提供了路径选择，做出了有益尝试。在推介《治要》的基础上，她又在《品读〈群书治要〉》一书中讲“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从《群书治要》看圣贤教育的重要性”[17]67-101，对圣贤教育的认识作了进一步深化。再者，如韩丽华在《圣贤教育拯救危机——〈群书治要〉的圣贤教育思想与民族复兴中国梦》一文中从《治要》的来源与主要思想切入，结合当今社会危机及根源，提出了《治要》的圣贤教育思想可为民族复兴中国梦提供道德支撑的论断。[18]可以说，这是一篇理论联系实际、兼具时代特征的寻求解决当前社会道德缺失弊病方法的研究《治要》的新作，具有一定的现实启示意义。第三，刘海天在《从〈群书治要〉看“师道”的古今价值》一文中也为《治要》中的圣贤教育思想研究增添了色彩。[19]中国几千年来一直都延续着尊师重道的优良传统。他在文中指出，师道的内核是“自觉”与“觉他”的统一，师道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存在内在关联，以及预见“尊师重道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必然会在当今世界发挥不可替代的价值”。由此观之，在《治要》中挖掘师道的价值，不仅有助于师道的复兴，更昭示着《治要》核心思想之一的圣贤教育、道德教化思想对当今中国社会乃至整个世界所具有的不可低估的作用。第四，上述的《〈群书治要〉心得》一书中专章描写《治要》的教育思想。此章从“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不教而杀，是为虐害”“教学之道，以孝为要”“四种教育，三大核心”“三公施教，教导天子”等五个方面列举了一些论据，体悟到了“国家要得到大治，惟有通过教化才能达成”“‘贞观之治’的形成，和大力推动道德教化是分不开”的道理，但没有切实形成系统的致思脉络、更没有充分考量和深入挖掘《治要》中的道德教化思想及其在现当代社会如何施行的问题。
唐太宗李世民在《治要》一书中得到的最重要的警示之一就是民本思想。在该书中，关于民本思想的论述相当丰富，深刻地体现了魏徵等人强调为政者要以民为本、注重民生的思想。而对《治要》民本思想的研究也相对集中，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治要》民本思想研究之贵民重民思想；二是爱民恤民思想；三是富民利民思想；四是恕民教民思想。这四个方面构成了民本思想的核心内核。自古以来关于民本思想的探究，基本都是从以上几个方面着手的。刘余莉从以上四个方面对《治要》中民本思想的内涵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和剖析，旨在为“在当前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当中，更好地处理干群关系，有效地解决民生问题提供理论借鉴和施政参考”[20]47。并且，她在《品读〈群书治要〉》一书（分上下篇，共九讲）第五讲中，又着重强调了民本思想的这四个方面内涵，通过历史上的各种事例和典籍中的诸多关于民本思想的名言警句，生动而又深刻地阐释了君民关系。一方面，透过厘清君民关系——民贵君轻，告诫君王要时刻贵民重民、爱民恤民，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治要·孟子》）。另一方面，也是更为关键和主要的，就是要在厘清君民关系的基础上如何达到有效治民，即采取什么方式来统治人民。是一味地采取刑罚管制和镇压，还是要富民利民、恕民教民？实践证明，要想很好地治理国家和人民，片面地实施刑罚是不能够维持长久安宁的，要在贵民重民、爱民恤民基础上富民利民、恕民教民，显然这是不争的事实。《治要·管子》中有言：“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治要·史记》上还记载着公仪休做宰相时的利民故事，重视法律的公平，不与小民争利。《治要·孔子家语》中记载着孔老夫子这样一句话：“上失其道，而杀其下，非理也”“上教而不行，罪不在民故也”。《治要·汉书》上也说：“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务德教而省刑罚。……今废先王之德教，独用执法之吏治民，而欲德化被四海，故难成也。”这样的事例很多，对于民本思想研究，尤其是民本思想研究中关于如何有效治民的研究，可见一斑。由此观之，刘教授对《治要》中民本思想的研究、理解和阐释是深刻、细致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关于《治要》政治伦理思想研究之民本思想研究，结合历朝历代的治国实践和当今社会现实，中央党校课题组整理出版了《民惟邦本——〈群书治要〉政治伦理思想精粹》一书。该书旨在希望当代中国社会广大领导干部能够通过学习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更好地为人民服务。[21]4诚然，该书的写作初衷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针对性，且该书的受众面和影响力相对较大，鞭策效果和启示意义不容置疑。但学术性内容稍少一些，未深入挖掘民本思想的内涵、特征及其意义等，更多的是《治要》中的历史叙述和对经典段落的品读与译解。
自古历朝历代更替表明，用人成败，攸关兴衰。《治要》中把用人的重要性归纳为两大方面：一是用人关乎治乱兴衰。如《毛诗》上讲道：“任贤使能，周室中兴焉。”《汉书》上讲道：“任贤必治，任不肖必乱，必然之道也。”《典语》上也讲道：“夫世之治乱，国之安危，非由他（指用人）也。”用人得当，君主成治。《蒋子万机论》中讲道：“夫君王之治，必须贤佐，然后为泰。故君称元首，臣为股肱，譬之一体相须而行也。”《体论》上也讲道：“是以为政者，必慎择其左右，左右正则人主正矣。”二是用人关乎民风善恶。《后汉书》上讲道：“务进仁贤，以任时政，不过数人，则风俗自化矣。”由此可见，用人是君王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能够选贤与能，政事就能得到治理，反之，社会就得不到有效治理，甚至会给国家带来灾祸。
关于《治要》用人方面的研究，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以下三个层次：一是观人识人，二是选人得人，三是用人求人。这三个层次的用人思想，在《治要》一书中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如《〈群书治要〉心得》一书中关于用人思想的阐述——“为政之要，惟在得人”“选任贤才，为政之本”“求贤若渴，是为明主”“臣能举贤，是为贤臣”“识别贤才，以德为先”“任贤勿贰，去邪勿疑”“去邪远佞，任用奇才”，这七个方面涉及了选用人才的方方面面。书中通过大量史实证明了论点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对《治要》文本关于用人思想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和解读。在《品读〈群书治要〉》一书中，刘教授用了四讲、大篇幅讲解了《治要》的用人思想，包括“任贤使能，纳谏远佞”的用人之道、“八观六验，三参九虑”的观人之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得人之道和“德不称位，能不称官”的用人大忌，可以说这四讲切中肯綮地道出了《治要》用人思想的精髓和核心。尽管该书学术性不强，但不失为一部值得一阅的通识性与警示性读物。并且，刘教授等人在此基础上分别撰文发表关于《治要》的观人、得人与用人思想。其中，余洪波、刘余莉的《〈群书治要〉中的观人之法》[22]，刘余莉、谷文国的《〈群书治要〉的得人之道》[23]和《〈群书治要〉论用人大忌》[24]等文章是这方面研究成果的典型代表。尽管这三篇文章与刘教授的著作内容大同小异，是对著作内容一定程度上的升华，但足以看出刘教授等人对于《治要》用人思想的重视和关注。
诚然，围绕《治要》政治伦理思想研究的视角和维度远远不止以上五个方面，还有许多研究方向和内容，并且研究成果也日渐增多。如关于《治要》与中日政治、文化交流的研究，可参见吕效祖的《〈群书治要〉及中日文化交流》[25]；关于《治要》与中国古代政治智慧、管理智慧的关系研究，可参见周桂钿的《〈群书治要〉——中国古代政治智慧的集萃》[26]、任登第的《古镜今鉴的〈群书治要〉》[27]等；还有关于《治要》中的礼治思想、乐教思想、纳谏思想、忧患思想，等等，均有不同程度的显现，对推动《治要》政治伦理思想的深入发掘提供了方向、创造了条件。
应当说，《治要》的政治伦理思想研究在学界正越来越受到重视，但这种重视和关注的表象下，呈现出其研究深度和广度不平衡的问题，概括起来主要存在“五多五少”的现象，但这也只是相对而言（总的研究成果较少）。一是研究政治伦理思想内涵和专题问题的多，系统研究、整体研究政治伦理思想的少；二是研究政治伦理思想的价值与意义的多，如何运用政治伦理思想指导当代中国政治实践的少；三是研究政治伦理智慧的多，研究现代价值转换的少；四是研究政治伦理思想引用与推介的多，深入挖掘和研究文本的少；五是研究著作和论文以考译、推介、品读和心得为主的多，学术性研究的专著和论文少。这些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治要》政治伦理思想的研究具有广阔的空间，还有待学界进一步深入发掘。
【相关文献】
[1]楼宇烈.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M].北京：中华书局，2016.
[2]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3]韩星.《群书治要》的治道思想及其当代意义[J].观察与思考，2014（11）：46.
[4]萧祥剑.《群书治要》心得[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
[5]谷文国.《群书治要》的国家治理思想初探[J].理论视野，2015（8）：55-57.
[6]刘广普，康维波.《群书治要》的治政理念研究[J].理论观察，2014（11）：30-33.
[7]吴刚.从《群书治要》看贞观君臣的治国理念[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09.
[8]朱贻庭.伦理学大辞典[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
[9]张锡勤.中国传统道德举要[M].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8.
[10]韩丽华.《群书治要》修身治国、为政以德的德治思想探析[J].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4）：59-60.
[11]胡晓利.试论《群书治要》中官吏清廉的生成机制[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5）：71-74.
[12]刘余莉，刘红利.《群书治要》论奢靡之害[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4（2）：88-91.
[13]房宁.笃行而不倦：修身之关键：《群书治要》有关笃行的诠释[J].江西青年职业学院学报，2015（6）：72-76.
[14]王忠明.戒乎！奢侈行而仁义废：读《群书治要》一得[N].中华工商时报，2015-01-13（3）.
[15]张岱年.中国伦理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16]刘余莉.从《群书治要》看圣贤教育的重要性[N].临汾日报，2012-03-17（A2）.
[17]刘余莉.品读《群书治要》[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
[18]韩丽华.圣贤教育拯救危机：《群书治要》的圣贤教育思想与民族复兴中国梦[J].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4）：127-136.
[19]刘海天.从《群书治要》看“师道”的古今价值[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1）：54-59.
[20]刘余莉.民贵君轻富而后教：《群书治要》民本思想研究[J].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2013（5）：47.
[21]中央党校课题组.民惟邦本:《群书治要》政治伦理思想精粹[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4.
[22]余洪波，刘余莉.《群书治要》中的观人之法[J].领导科学，2014（2）下：45-46.
[23]刘余莉，谷文国.《群书治要》的得人之道[J].理论探索，2014（4）：67-70.
[24]刘余莉，谷文国.《群书治要》论用人大忌[J].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2014（3）：69-73.
[25]吕效祖.《群书治要》及中日文化交流[J].渭南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6）：22-25.
[26]周桂钿.《群书治要》：中国古代政治智慧的集萃[J].中国德育，2013（14）：36-38.
[27]任登第.古镜今鉴的《群书治要》[J].唯实，2014（8）：6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