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发展史

中国农业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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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3月17日发(作者：赚钱广告)

中国农业发展史

食物生产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首要条件。农业是以食物生产为目的的经济活

动，因此，农业的产生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次革命性变迁。距今一万年左右，

农业开始在我国出现，原始农业初步发展。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771年，我

国由原始社会进入奴隶制时代，原始农业也逐渐向粗放农业转变，为后来农业的

长足发展创造了条件。

第一节原始农业与粗放农业阶段

一、中国农业的起源

中国是人类的发祥地之一。距今170万至1万年前，已有脱离动物界的原始

人类生活在这片辽阔的大地上。当时尚末产生农业，原始人类依靠采集和渔猎为

生，史称旧石器时代，相当于中国古代传说中的有巢氏“构木为巢”、燧人氏“钻

燧取火”’和伏羲氏“以佃以渔”的时代。然而，随着人口的增长和采集渔猎的

强化，人类常常面临饥饿的威胁。如何获得稳定而可靠的食物来源成了农业起源

的动力。

距今1万至4000年前，也就是史称的新石器时代，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先

人们创始了农业。一般认为，采集活动孕育了原始的种植业，狩猎活动孕育了原

始的畜牧业。中国古代有关“神农氏”的传说就反映了原始农业发生的那个时

代。

我国农业发生最早的地区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土壤疏松肥沃，

气候温暖干燥，为原始农业的发生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考古学资料表

明，黄河中游的磁山和裴李岗文化距今已有8000年历史。遗址中发现大量粟类

作物，有的窖穴堆积达2m以上。从出土工具看，不仅有石斧、石刀、石铲、石

镰等种、管、收农具，还有石磨盘和石磨棒等粮食加工工具。此外，还表现有猪、

狗、鸡的遗骸，说明当时已经形成农牧混合型农业经济。其后的仰韶文化以及黄

河上游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和下游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均表明黄河流域是

我国农业起源最早的地区之一。

长江流域气候温暖湿润、雨量充沛，为以水稻种植为特色的原始水田农业的

发展创造了条件。浙江余姚的河姆渡遗址是新石器早期文化遗存，距今已7000

多年。在这里发现有稻谷、谷壳、稻秆、稻叶等遗存，厚20～50cm，此外还发

现大量的石斧和骨耜。在相距不远、年代与之相近的桐乡罗家角遗址中还发现籼

粳栽培稻并存。这些说明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是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的摇篮

(图)。其后的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都是这一传统的继续。

南方地区农业起源较黄河、长江流域相对为晚，较典型的代表有广东曲江的

石峡遗址、云南白羊村遗址和福建昙石山遗址，距今5000至3000年。

河北、内蒙古及东北一带北方地区的农业起源与黄河流域原始农业存在明显

的渊源关系，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红山文化、富河文化和新乐文化，距今6000

至5000年。

二、原始农业的初步发展

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地理条件复杂，不同地区的农业生产一开始就具有不同

的特点。总的来说，新石器时代的农业活动大致可分为四个区域：黄河流域及其

北部，从新石器早期就发展起了以种植粟、黍为主的旱地农业；长城以北和广大

西部地区，狩猎经济较发达，出现游牧经济；长江流域广大地区逐渐发展成以水

稻种植为主的水田农业；南方和滨海地区农业发生虽早，但因人口稀少、生物资

源丰富，采集和渔猎仍占相当大的比重。

新石器时代我国原始种植业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10000年至8000

年前为原始刀耕或火耕阶段；8000年至5000年前为原始锄耕或耜耕阶段；5000

年至4000年前为发达锄耕阶段。在生产工具上，这一时期完成了由“刀耕火种”

向发达锄耕的进化；在耕作制度上，完成了由年年易地的生荒耕作制向连种三五

年撂荒三五年的轮荒耕作制的转变，土地利用率较以前有了显著提高。作物种类

有一定增加，北方旱作粟、黍常见，南方水稻籼、粳并存，大麻、苎麻成为人们

衣着的主要原料，葫芦、白菜、芹菜、蚕豆、西瓜、甜瓜等也已开始栽培。因原

始农业的发展，这一时期人们开始由以前游移和季节性的野营生活逐渐转入定居

生活，男子在农业生产中渐居主要地位，从而实现了母系氏族公社向父系氏族公

社的转变。

在原始畜牧业方面，经长期圈养驯化，家畜种类有所增加。河北武安磁山和

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有家猪、家犬和家鸡的遗骨出土，说明七八千年前中原地区

已有原始畜牧业。稍后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又有牛的遗骨出土。大汶口和龙山文化

遗址中还发现马、山羊和绵羊的遗骸。至此，在我国北方马、牛、羊、鸡、犬、

豕“六畜”俱全的畜牧业已具雏形。在中国南方，养猪之历史可上推至8000到

10000年。浙江河姆渡遗址还出土有水牛和家犬的遗骨，说明六七千年前以饲养

猪、狗、水牛为内容的南方畜牧业已初步发展。

1926年我国考古学者在山西夏县西阴村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一个半

割的、似丝的茧壳”。1958年在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中又发现一批丝织物，说

明早在五六千年前我国已开始养蚕缎丝，纺织技术已具相当水平。

三、粗放农业阶段

到了五六千年前，黄河流域的原始农业进一步发展，黄河中下游人口持续繁

衍，逐渐成为中原经济文化的中心。夏、商、周王朝相继在这里建立了强盛的国

家。夏、商、周属奴隶制时代，历时1300多年。这个时期的农业按原始农业有

了一定的进步，但仍处于粗放农业阶段。

夏代是原始公社开始解体并逐渐走向奴隶社会的时代。私有财产已经萌发，

土地制度由农村公社制蜕变为奴隶主国家所有制。国王拥有全部土地，并将其分

封给诸侯和臣属，最后由“庶民”进行耕种，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

土之滨，莫非王臣”。由于国家统治形式的确立及分层分区管理，从而在制度上

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夏代政府机构中设立有专门掌管水利灌溉的官职。有组

织的奴隶劳动为水利工程的建设提供了必不可少的人力。因此，夏代大规模治河

导水及沟洫体系的建设，对当时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大禹治

水的故事便是这一历史的生动写照。夏代人民还首开天文科学，并根据农耕经验，

结合农事发展，制定了指导和规范农业生产的历书和历法。当时谷物酿酒业已形

成，成为农产品加工的先声。陶器的发明为谷物食料的处理提供了有效方法，也

为金属冶炼创造了基本条件。夏代后期，青铜器已经出现，对后来农业生产工具

的变革产生了划时代影响。

商代是奴隶制的鼎盛时期，它持续了600多年，是我国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

的一个王朝。商代的社会经济和科学文化都有长足发展，农业已成为社会主要生

产部门，农具制作较夏代更为精细。商后期农具除木、骨、石器外，已有少量青

铜农具。商代还开创了井田制，以630亩地划为9区。1区70亩为公田，其余8

区各授一家，借8家之力助耕公田，私田不再纳贡。这一赋税形式，对解放奴隶

生产力无疑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公元前11世纪，西周取代商朝，中国步入一个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大

转变时期。西周继续实行分封政策，促使封国户口增殖，田地扩大，富源开阔，

农业生产有了长足的进步。

西周继承夏代沟洫和商代井田体系，施行井疆沟洫制。木制农具和青铜农具

均有大量增加。随着中原人口的增加，作物种类也日趋多样化。除谷、豆、麻之

外，蔬、果种植发展迅速。蔬菜品种有直根类、薯芋类、嫩菜类、葱类、柔滑及

香生菜类多种。果树有落叶果树带和落叶常绿果树混交带果树品种40余种。

在畜牧业方面，西周已发明了马匹去势术，牲畜内外科病症的治疗也积累了

初步经验。在林业方面，西周时注重用养结合，设有“虞人”，专司护林工作，

并对树木采伐年龄及采伐季节作了规定。

西周时代国家上层建筑已相当完备。各级组织均有首长领其事，如闾师、闾

胥、族师、乡大夫、乡师等。他们经常的工作就是向村社农民传达政府命令并组

织农民从事生产活动。

第二节北方传统农业的形成与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在社会制度上实现了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演变，在

农业生产方面则开始了由粗放农业向精耕农业的转变。由于春秋战国至魏晋南北

朝时期我国主要农业区在秦岭和淮河以北，全国7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黄河流

域，因此，本节着重阐述北方地区传统农业的形成与发展。

一、精耕细作农业传统的奠基

中国农业最显著的特别就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制度之上，以提高土还生产率为

目的的精耕细作。这一特点的发生始于春秋战国时代。

公元前770年周朝东迁后，国力日趋衰弱，不再有控制分封诸侯的力量，从

而出现了大国争霸的局面，而井田制的瓦解和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催化了奴隶制向

封建制的嬗变。战国时期，“七雄”不断进行兼并战争。为了能在兼并战中取得

胜利，他们进行了一系列变法和改革。在政治上，奴隶主贵族世卿世禄制度被废

止或削弱，封建地主阶级逐渐登上政治舞台。在土地制度上，长期沿袭的井田制

逐渐消亡，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迅速发展。在赋役制度上，奴隶主贵族的“贡、

助、彻”被废除，代之以按地亩征税的赋役制度。在经营方式上，改“千耦其耘”

为个体经营。所言这一切极大地调动了农民从事生产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经济

的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已进入铁器时代，铁制农具的使用已较普遍。与铁犁相配，

牛马被用于农业，从而实现了农业动力上由人力耦耕向畜力耕作的革命性变迁。

铁犁与牛耕并举，相辅相成，使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力有了突破性发展。如《吕氏

春秋·上农》所言：“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矣。”这些进步均为

封建制度的最终确立创造了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

铁器的应用和推广也为大型水利工程的兴建和井灌提供了有效手段，一些大

型水利工程应运而兴。如中国最早和最大的陂塘蓄水工程“芍陂”、魏国修建的

漳水渠、秦国李冰主持修建的综合性水利枢纽工程都江堰及我国古代最长的人工

灌溉渠道郑国渠等，为保障当时农业的稳产高产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一时期，人们对土壤和农作物有了更多的认识。“五谷”的概念已经形成，

并注意到了开展农业生产要因地制宜。人们认识到“地可使肥，又可使棘”，给

庄稼施肥可增加产量；种庄稼要深耕、熟耰(碎土)、易耨(除草)，才能获得好的

收成。周时的起亩作垄技术至战国时因犁耕有了发展，形成“畎亩法”、即在高

燥田里将庄稼种于垄沟以防旱，在低温田中将庄稼种在垄青以防涝。由于积累了

这些经验，西周时那种垦种休闲交替的易田制渐被废弃，耨地实行连种，一年一

熟，部分发达地区还试行复种，两年三熟，从而实现了耨作制度上的重大转变。

这一时期，园艺业也有了较大发展，周以前虽然也有蔬菜和果树栽培，但多

作为农业的补充而存在。春秋战国时，农圃已经分工。当时栽培果树有20种以

上，食用蔬菜有40余种，其中人工栽培者十余种。由此，独立的园艺业初步建

立。

此期畜牧业也有相当大的发展。在西部游牧区，牧业渐成规模，战争中俘获

的牲畜常以万甚至10万计。在广大中原地区，因战事、犁耕和积肥等多种需要，

六畜被普遍饲养。以外形来鉴别家畜优劣的相畜术已具相当水平。名传千秋的相

马专家伯乐和相牛专家宁戚就活跃在这一时代。为了保障畜牧业的发展，政府还

设立了专门的牧业机构和“牛人”、“羊人”、“校人”等畜牧官员，同时还制

定了各种畜牧法规。湖北云梦出土的战国“厩苑律”竹简堪称世界最早的畜牧法

规。

因战乱和连年滥伐，原始林遭到严重破坏，迫使政府不能不重视森林的养护

和种树。当时设有“山虞”和“林衡”等林官。严禁滥伐，严防山火，将植树造

林已作为利国利民的长久之计。

二、北方传统农业的形成

秦汉时期，我国农业在春秋战国开始的道路上进一步发展，精耕细作的优良

传统逐渐形成。

秦灭六国后，结束了诸侯纷争割据的局面，于公元前221年统一全国，建立

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货币和度量衡，统

一车轨和文字，大规模移民西北和五岭，修筑堤防，疏浚河道，这一切对社会经

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秦汉王朝继承了春秋战国时的农

本思想，将重农思想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实行轻徭薄赋、垦荒实边、兴修水利、

奖励力田、劝业农桑等一系列重农政策，较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因汉武帝对水利事业的重视，汉代农田水利建设蓬勃发展。仅国都所在的陕

西关中就兴建了六辅渠、龙首渠和灵轵渠等水利工程(图9-2)。山西引汾水和黄

河水，河南汝南和安徽西部引淮水，山东引巨定泽水和汶水，等等。井渠法传到

新疆以后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地下灌溉渠道—坎儿井，解决了干旱地区开渠

塌方或沙土漏水和蒸发量大的难题。此外，这一时期还创造了放淤压碱，成为后

来治理盐碱地的重要手段之一。

由于冶铁业的迅速发展和冶铁工艺水平的提高，此期铁农具的种类大为增

加，质量也有较大提高，农具已完全铁器化。犁壁的发明使犁在破土松土的同时

增加了翻土、灭茬、压草、开沟、作垄的功能，使得耕作更有效率。秦汉时牛耕

得到进一步推广。搜粟都尉赵过在陕西关中推行“代田法”时，用的就是“二牛

三人”的牛耕。铁犁的广泛应用和牛耕的大力推广是汉代农业发展的两项重大措

施，对我国农业精耕细作水平的提高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汉代我国还发明了

世界最早的条播机—耧车。它改原先的撒播为条播，将开沟、下种甚至施肥等作

业合而为一，不仅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而且播种均匀且节省种子。《齐民要术》

称之为“省力过半，得谷加五”。耧车18世纪传入英国，经塔尔改进后成为当

时通行于欧洲的畜力条播机。

秦汉时期，在耕作技术方面，进一步改进垄作法，经济有效地利用土壤的保

水保肥能力，逐渐形成了耕、耙、磨、压、锄相结合的防旱保墒耕作技术体系，

创造了用力少而得谷多的旱作农业传统。因冬麦的推广，汉代时轮作复种制初步

发展。在施肥方面，也创造了基肥、种肥、追肥等一系列施肥技术。秦汉时期，

二十四节气与七十二候已完全成形并广泛用于指导农业生产。

此期，园艺事业也有较大发展，出现了一些有相当规模的果园和菜圃，栽培

和管理技术也明显提高。

畜牧业方面，相畜术、畜禽良种的选育、牲畜杂交和杂交优势的利用，以及

畜禽的饲养管理均有一定进步。在中兽医方面，脉学和症治、阉割去势、本草学

方面都有进展，并且制定了一些防疫制度。养蚕业与蚕桑技术继续发展，中国的

丝织品和养蚕技术通过“丝绸之路”传至西亚。

此期，人工养鱼和人工造林也进一步发展，渔业和林业逐渐成为农业中独立

的生产部门。

总之，秦汉时期我国精耕细作的农业传统无论从经营思想、农学理论，还是

技术体系均已基本形成。

三、北方传统农业的发展

公元2世纪末，黄巾大起义使东汉王朝濒于瓦解，各地义军乘势而起，中国

从此进入了分分合合、混战不已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频、政局动荡、

人口逃亡、耕地荒废，使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但客观上战乱所造成的人口大

迁徙也促进了各地区各民族的融合及农业文化的交流。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更多

的民族逐步卷入以种植业为主的洪流中来。由于各族劳动人民的共同努力，中国

传统农业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在秦汉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土地制度仍然是秦汉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继续。但此期

国军事的需要，屯田制有较大发展，如曹魏时期的军屯与民屯和南北朝的屯田。

无论军屯还是民屯，土地所有权都属国家。屯田按军事组织进行，屯垦工作与军

事活动相结合。

这一时期，因豪强割据，水利事业废多兴少。但南朝各代比较重视水利建设，

宋、齐、梁、陈相继修复了芍陂堤堰，溉田万顷。

随着钢铁冶炼和加工业的发展和提高，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铁农具的种

类大大增加，性能有较大改进。后魏《齐民要术》中记载的农具有20余种，不

少是汉代未见记载的。从出土农具看，这些农具全都通过白口铁柔化而制成。

这一时期传统农学理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谷田必须岁易”，连作“莠多

而收薄”等记载说明当时人们已经认识到合理轮作的必要性。合理轮作不仅有利

于消灭杂草，减轻病虫的危害，而且有助于提高农作物的产量。三国、两晋、南

北朝时期我国已经从野生绿肥作物的利用发展到有意识栽种绿肥作物，并且将绿

肥作物纳入轮作体系，开创了绿肥作物轮作制。《齐民要术》记述了谷、瓜、葵、

葱等多种作物与绿肥作物的轮作复种，称之为“美田之法”。为了获得更多更好

的良种，这一时期还创建了“种子田”，进行良种繁育。单种单收、精心管理、

防止混杂，较汉代“穗选法”有了一定的进步，奠定了我国传统选种和良种繁育

的基础。据西晋郭义恭《广志》记载，粟的品种有11个，稻的品种有13个。《齐

民要术》中粟的品种增至86个、水稻品种为24个。

在植物保护方面，农业防治增加了作物抗虫品种的选育及轮作防病等新内

容。对寄生性天敌昆虫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并总结了利用捕食性天敌昆虫黄猄蚁

防治柑橘害虫的经验，开创了“以虫治虫”的生物防治新篇章。

在园艺方面，北方黄河流域栽培果树的种类与汉代相比变化不大，但南方栽

培果树有显著增加，如柚、枇杷、频婆子(又名凤眼果)、韶子(又名毛荔枝)、海

枣、古度树、枸橡等，而且出现了一些大面积果园。栽培的蔬菜种类也从东汉时

期的20多种增加到30多种。蔬菜栽培技术发展了留“本母子瓜’作种、大蒜“条

中子”及促使莲子早发芽等方法。窖藏鲜菜的技术较汉代进一步完善。

在畜牧兽医方面，因征战、驿传及农副业生产的需求旺盛，促使养马业蓬勃

发展；家畜远缘杂交产生了骡子；相马术已有成套标准，相牛、相猪也积累了更

为丰富的经验；家畜的阉割和兽医内外科均有一定进步，尤其是北魏时期对猪的

阉割法的改进，使出肉率显著提高。

这一时期我国蚕丝生产在农业中仍占较大比重。敦煌为丝绸商业交易之地，

南方蚕丝业发展更为迅速。这时人们认识到了孤雌生殖现象；学会了用低温控制

蚕卵化性；发明了盐渍杀蛹储茧法。

我国很早就认识到蜂的用途，3000多年前已开始食蜜。有关蜜蜂的人工饲

养最早见于西晋文献。张华《博物志》记载了人工养蜂蜂种的来源及收取蜂蜜的

时间和方法。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渔业生产仍以捕捞为主，但已经试行人工养鱼。南北朝

墓葬出土有养鱼的陶器涌。《齐民要术》也介绍了养鱼致富的经验，包括鱼的习

性、鱼池规模、放养量、雌雄鱼的比例及鱼池蓄水的深度。

第三节南方传统农业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经济重心一向在黄河流域。长江以南广大地区公元3世纪时依然地广人

稀、文化落后，农业生产基本上仍然是“火耕水耨”的粗放经营。虽经汉、晋、

南朝的持续开发，经济渐成规模，但与同时代的北方相比，仍逊色许多。这种状

况直到隋唐五代时始有改变。

一、南方传统农业的兴起

唐朝初期，社会经济曾有过一段空前繁荣的时期。但唐中叶以后，土地兼并

盛行，均田崩溃，社会矛盾日渐突出。历时7年的安史之乱使北方社会生产遭受

严重破坏。南方因未受战乱直接侵害，社会生产相对稳定；而大量北方人南下，

带来了高素质的劳动力和中原先进的农业技术，使得南方农业迅速发展，中国经

济重心逐渐南移。

西汉以前我国的灌溉工程大都在北方，东汉后开始向南方推进。南北朝时北

方陷于破坏停滞状态，南方则进一步发展。中唐以前，南方灌溉工程仅23起、

防洪排涝工程3起、运输工程3起。中唐以后，灌溉工程猛增至938起、防洪排

涝工程7起、运输工程8起。水利建设极大地促进了江南农业的发展，江南日益

繁荣，出现了“赋出天下，江南居十九”的局面。

在农具方面，曲辕犁和筒车的发明，标志着我国南方水田耕作技术进入了一

个新的发展阶段。曲辕犁又称江东犁，它增加了犁评，可调节深浅，犁壁与犁铧

面不连续，可以起到碎土和翻土的作用。中国犁自此基本定型。曲辕犁的出现和

耖耙的推广，促进了耕作技术的发展。经长期实践，逐渐形成了耕、耙、耖、耘、

耥相结合的水田耕作技术体系。这一时期，随水田冬作的发展，一年两熟制在南

方初步发展。

在园艺方面，此期我国从国外引进了不少果树和蔬菜品种；嫁接理论与技术

有了新的发展；创造了蜡封果蒂的保鲜贮藏技术；开始了食用菌的人工培养；茶

叶生产及茶叶栽培技术具有世界性的影响。

在畜牧业方面，相畜术进一步发展；创立了马籍和马印制度；引进了大宛马、

康居马和波斯马等国外优良畜种。在兽医方面，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兽医教育机

构，仅太仆寺中就有600余位专职兽医。解剖、针灸、脏腑学说及兽医外科等方

面均有进展。

隋唐时期，我国蚕桑业相当发达，生产中心也从黄河流域移至南方。

二、南方传统农业的发展

宋元时期，全国经济重心进一步南移。东南太湖地区已成为国家经济命脉，

农业生产水平远远超过北方。唐代后期，南粮北济最高年额不过300万石，北宋

则超过700万石。

南方农田水利建设持续发展。宋代人口高峰时全国人口约1亿。因耕地不足，

出现与山争地、与水争田的现象，导致梯田、圩田的迅速发展。出现了芜湖万春

圩田40万亩，江东络官圩80万亩。

宋元时期农具的发展在历史上是空前的。这主要表现在新农具的大量涌现和

农具所具备的各种特点上。可以说，传统农具到这时已基本完备且趋于定型。

宋元时代，多熟制迅速发展，双季稻种植面积扩大，部分地区出现了三季稻。

农业内部生产结构也有了新的变化，主要作物种植范围扩大。麦在南方长足发展，

有不减“淮北”之势，成为稻田的主要冬作。因大豆需求增加，大豆种植日渐普

遍，以至王祯《农书》称之为“济世之谷”。棉花的发展突出。北宋时期中棉栽

培仅限于两广和闽滇地区，非洲棉也多在新疆和陕西栽培。但宋末元初，中棉已

扩展至江淮流域。因植棉比之蚕桑，“无采养之劳，有必收之效”；比之种麻，

“免绩缉之功，得御寒之益”，倍受人们喜爱，种植范围不断扩大。

此期土壤肥料的理论与技术也有一定突破，创立了“地力常新”论。肥源进

一步扩大，肥料积制方法不断改进，施肥技术有了明显的提高。

园艺方面，原来主要在岭南种植的橙、橘、香蕉、荔枝、龙眼等，在宋元时

分别向闽、浙、赣、川、苏等地推移，扩大了种植区域。

畜牧业在宋代北方汉族地区远不如汉唐，但元代有一定发展。南方畜牧多养

牛、羊、猪、鸡，并以猪、鸡最多。此期，优良品种“湖羊”培育成功，淡水养

鱼业也有较快发展。

第四节传统农业的纵深发展

公元1368年至1840年，即明初至清朝中叶，除明清交替时有过一段短暂的

全国性战争外，中国基本上处在一个统一和安定的政治环境之下。尤其是清朝的

建立，结束了中原农业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长期兵争，有利于农业生产沿着精

耕细作的道路向纵深发展。这一时期，传统农业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因素，为农

业持续稳定地发展创造了条件。

一、农业中新因素的出现

明清时期，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政府推行了一系列重农政策，同时对与农

业关系密切的赋税和徭役制度进行了必要的改革，如明朝的“一条鞭法”和清朝

的“摊丁入亩”，对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影

响。

明清时期的土地制度仍为封建土地所有制，但在部分地区出现了“永佃权”

的变化。“永佃权”在明代只是个别现象，清代有较大发展。地主拥有“田底”，

佃农拥有“田面”，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成为清后期田制中的一个新的特点。农

业中雇佣劳动日渐普遍，原始富农和经营地主初步发展。而这又与明清农业另一

特点即农产品商品化趋势密切相关。

明清时期，由于纺织、酿造和制烟制糖等手工业的迅速发展及城镇的日渐繁

荣，对农产品的需求日增，农产品商品化的程度越来越高。上海、山东、河南等

地出现了一些专业性棉区。其他经济作物如茶叶、甘蔗、芝麻、油菜、果树、花

卉、香料、桐漆等种植也发展迅速。蚕桑业因植棉用发展在明中叶以后有衰落之

势。但到了18世纪40年代，随对外贸易的扩大，外国对中国生丝需求日增，不

仅使传统产区更加兴旺，也刺激了陕西、河南、湖南、贵州等地的蚕桑生产，广

东南海、顺德等地占尽天时地利，逐渐成为新的蚕业中心。

经济作物和蚕桑生产商品化的发展，导致不少地区出现桑争粮田、棉争稻田

的现象，从而使我国的农业生产内容发生区域性变化。原粮食主产区苏南和浙西

渐成缺粮地区，俗语“苏杭熟，天下足”慢慢演变为“两湖熟，天下足”。18

至19世纪全国粮食供求的大致情况是：广东靠广西、湖广；江浙靠湖广、江西、

四川、安徽和河南；福建靠广东、江浙和台湾。农业生产的这种区域性分工更进

一步促进了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

明清农业的另一重大成就是新作物的引进和推广，如玉米、甘薯、马铃薯、

花生、烟草和甜菜等。因这些作物大多具有高产、耐瘠、适应性强的特点，对缓

解我国粮食供应不足的矛盾及提高边际土地的利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例如玉

米，据《植物名实图考》记载，“川陕两湖凡山田皆种之”，“山农之粮，视其

丰歉”。在北方，玉米、甘薯、马铃薯等作物自19世纪已部分取代黍、稷等传

统作物，为满足快速增长的人口的需求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传统农业的纵深发展

明清是我国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之一。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全国人口为

5987万，相当于西汉时的人口峰值。到了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人口猛增至4.01

亿，400年中人口增长了近6倍。人口过速的增长使原已紧张的人地矛盾加剧，

因而明清时期的山区开发与边疆垦殖的力度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在广大平原地

区，因可供耕垦的荒地已经告罄，而围湖造田又加剧水患之害人们不得不将更多

的注意力集中于如何充分利用土地和提高土地的生产率，因而农业经营朝着集约

化的方向发展。其主要措施之一是大力推行多熟种植，努力提高复种指数。这一

时期，北方黄河流域普遍形成了二年三熟或三年四熟制；多种形式的一年二熟在

长江流域渐居主导地位；双季稻栽培由华南扩展至华中；珠江和闽江流域部分地

区发展了三季稻栽培。耕作制度的多样化和复杂化，促使田间作业在空间和时间

上的安排与配合更为紧密，也促进了栽培、灌溉、施肥和病虫防治等技术的发展。

套犁深耕、浅耕灭茬、沙田栽培、亲田法、看苗施肥、小麦移栽等技术多形成或

完善于这一时期。

为了更充分地利用土地，部分经济较发达的地区甚至创造了集多种经营为一

体的人工生态农业，如太湖地区农、牧、桑、渔的互养，关中地区粮、草、畜的

结合及珠江三角洲农、牧、鱼、副结合的桑基鱼塘。以桑基鱼塘为例，一般做法

是将洼田挖深为塘，泥覆四周为基，基上种桑，塘中蓄鱼，桑叶饲蚕，蚕屎养鱼，

塘泥鱼粪肥田，粮食增产养畜，充分利用水陆空间和自然资源，使动植物之间、

生物与非生物之间常处在一种良性循环之中，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生态效益。至

今仍被认为是传统生态农业的典范，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明清时期，我国畜牧业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成就，培育出了很多著名的畜种，

如西北的“伊犁马”、四川“建昌马”、云南“乌蒙马”、贵州“水西马”和陕

西“秦川牛”、河南“南阳牛”等。猪、鸡优良品种则更多，如广西“陆川猪”，

可重达100kg以上。因这种猪耐粗饲，早熟易肥，且繁殖力高，抗病力强，18

世纪传入英国，与当地约克夏地方品种杂交育成波中猪和白色撤斯特猪。中兽医

方面，色脉诊断学有重要发展，这在明代《马书》和《元亨疗马集》中有详细记

载。

在林业方面，植树育林被广为提倡，对经济林木直播与插条嫁接及育苗技术

的研究更加深入。林产品的利用与加工有新的进展，白蜡、乌柏经济价值的发现

丰富了林业的内容。

总之，明清时期，因种种原因我国农业未能向近代农业过渡，而是沿着原来

的道路向纵深发展，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趋于定型。但它的潜力已尽，若想有更

大的发展，必须来一次新的农业革命。

第五节中国近现代农业的发展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农业进入近现代发展阶段。从1840年到1949

年为近代农业时期，近代农业从无到有，初步发展。1949年至今为现代农业时

期，其间颇多曲折，但就发展速度和规模来看，远非前期可比。

一、近代农业兴起的社会背景

或许是因为华夏文明历史上长期在世界上遥遥领先的缘故，封建统治者对近

代西方文明的发展掩耳不闻、闭目不视，致使中国与西方后发国家的差距逐渐加

大。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号称“金锁铜关”的清朝国门被轻易攻下，中国逐

渐沦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中国的农村经济与农业生产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

变化，传统“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结构开始解体。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国内商

品流通以粮食位居第一，但到20世纪初期已被工业品棉布、棉纱取代。外国工

业品的倾销使我国城乡手工业和传统的家庭纺织业陷入困境。另一方面，西方列

强对中国农副产品原料的掠夺加深。这一切促使农业商业性生产有了长足发展。

以出口为目的的经济作物的种植及蚕桑业迅速扩张，在一些口岸和交通发达的地

方甚至出现了不少专业化的产区。

由于封建统治者只求苟延残喘，不愿做根本变革，国力江河日下，连年被动

挨打。为了筹集赔款和弥补鸦片输入的亏空，统治者加重对农民的剥夺，各种苛

捐杂税令民不堪负荷，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农业生产日趋萎缩。此起彼伏的农民

起义，尤其是1851年爆发的太平天国革命，就是诸多社会矛盾激烈冲突的具体

反映。因此，经历了几十年的洋务运动后，中西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

拉大。甚至中国农业中一些传统优势也丧失殆尽，日益受到外国同类产品的冲击。

严酷的现实使人们认识到，仅仅靠引进西方的洋枪洋炮和机器制造不足以救

国。要想使中国富强，必须在政治、军事、经济、教育各方面进行全方位的变革。

这样，清末民初一场改良政治，全面学习西方的运动风起云涌。农业作为中国经

济的基础和主要部门自然成为这场变革的重要方面。

二、近代农业的初步发展

清末民初，近代农业的传播与引进主要表现在办农报和译农书方面。这方面

成绩最著者当推农务会。农务会是罗振玉等一批热衷于改良中国农业的社会贤达

于1896年在上海创立的，它倡导“广树艺、兴畜牧、究新法、济利源”。农务

会主办之《农学报》1897—1906年共出315期，是中国最早和最系统传播近代

农业知识的刊物，产生了十分广泛的社会影响。

中国近代教育始于1862年，但一直没有农学堂。直到1897年和1898年中

国近代最早的两所农业学校浙江蚕学馆和湖北农务学堂才先后成立。1898年中

国最早的农科大学京师大学堂农科也于北京建立。这一时期经过政府和民间多种

渠道，不少学生赴日本和欧美学习农业科技。他们学成后大多回国，为中国近代

农业的创立与发展，为中国农业专门人才的培养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据统计，到

40年代中期中国已有国立、省立和私立高等农业院校40余所，在校农科大学生

1万多人。在农业科研方面，继1906年清政府在北京设农事试验场后，民国政

府于1931年建立了中央农业实验所。地方性农事研究机构也如雨后春笋般成立。

到1933年，中国已有各类农业机构691个，在职人员7600多人，其中试验研究

机关278所。(表)这一时期的农业技术推广不只是依赖农业科研机构和农业院

校，不少改良农业与农村的社会团体也做了大量工作。

表9-1全国农业机关调查表(至1933年)

资料来源：钱天鹤：《中国农业研究工作鸟瞰》。《农报》1935年，第2

卷第17期

因有识之士的大力推动和农业工作者的辛勤努力，近代农业取得了不少成

就。以作物育种为例，抗战爆发前主要栽培作物大多有了中国自己选育的品种，

如东南大学赵莲芳育成的籼稻良种“帽子头”，中国最早采用杂交方法育成的

“中山一号”及中央农业试验所选育的“中农4号”和“中农34号”，金陵大

学农科育成的小麦良种“金大26号”、“金大2905”和中央大学金善宝选育的

“中大2419”；江苏南通甲种农校选育的鸡脚棉，金陵大学选育的“百万华

棉”，东南大学选育的青茎鸡脚棉、孝感长绒棉、江阴白皮棉以及中央农业试验

所选育的“斯字棉”和“德字棉”，等等。可以说，在农业科技的各个主要方面

均有一定的进展。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相对稳定，农业生产有明显增

长。1936年前后，农业收成达近代史上最好水平。但不久抗日战争爆发，民族

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全国实际上形成了各自独立的三个统治区。在国统区，土

地集中的态势有增无减，贫富两极分化严重。因日寇封锁打压，农产品供求矛盾

突出，国民政府实行专卖制度，对棉花、蚕丝、桐油等强行征购。因通货膨胀严

重，田赋由货币改征实物，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农村生产力下降。

在日占领区，日本军国主义推行“以战养战”政策，加强殖民主义经济统治，

大规模进行农业、林业和渔业移民，发展农业生产，对农产品实行统制。在华北、

华东和华南的新占领区，实行对非占领区的封锁和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

政策，给中国农村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各解放区，共产党改以前没收地主土地、实行

耕者有其田的做法为减租减息政策，调动了农民生产和抗战的积极性。为了粉碎

敌人的进攻和封锁、减轻人民的负担，中共中央还作出了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决策。

实行军队屯田，边生产、边打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发展经济，保障

供给”，受到了农民普遍的欢迎，经济日益发展，社会日趋稳定，为最终获得全

国性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总而言之，近代农业在中国起步晚，其间又战乱不断，使农业现代化进程较

之日本等国明显迟缓。

三、中国现代农业的发展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农

村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1952年农业生产已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从

1952年到1965年，中国完成了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建立了与计划经济体

制相适应的统派购制度。这期间，虽然经历了“大跃进”等超越现实条件和客观

规律的冒进运动，但总的来说，社会是稳定的，经济也有一定的增长。1965年

全国农业总产值达589.6亿元，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超出1957年(536.7

亿元)9.9％，与1960年相比增长42.1％，平均年递增7.3％。在农业内部，农

作物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和副业都有一定的发展。这一时期，中国的农业教

育、科学研究与技术推广体系已普遍建立，并且形成了相当的规模。1966年春，

全国计有独立的高等农林院校53所，在校生6.3万人，分别是1949年的2.9

倍和6.1倍；中等农林学校144所，在校学生5.4万人，分别是1949年的1.3

倍和2.5倍。到60年代初期，全国已有中央和省、地级综合性和专业性农业科

研机构100多个。

但就在各项事业蒸蒸日上之时，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社会动

荡，人人自危，农村经济与农业生产秩序遭到严重破坏。极左路线盛行，农业学

大寨畸形发展。1966—1969年全国农业生产总值基本上没有增长。由于限制社

员家庭养猪，造成1967—1969年生猪饲养量急剧下降，1969年年末存栏和全年

出栏肉猪比1966年下降8.2％。农业生产连续三年呈下降和停滞状态，而这三

年中，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却分别高达2.56％、2.74％和2.61％，因而全国人

均农产品占有量全面下降。粮食从291kg减至265kg，下降8.9％；棉花从3.2kg

减至2.6kg，下降18.7％，导致市场农副产品供应异常紧张。只是在1978年十

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中国经济改革序幕之后，农业生产的这种停滞状况才得到根本

性改变。这场改革始于农村，而影响最为广泛深刻的是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推行。

据统计，1978年，在家庭承包发展最早的安徽省，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也只

占生产队总数的0.4％，但到了1982年11月，全国实行承包制的生产队已占生

产队总数的92.3％，农村经济新的格局已全面建立。

大包干带来了大变化。1988年我国农村社会总产值12535亿元，按可比价

格计算，较1978年增长了2.43倍，平均年递增13.1％，快于同期社会总产值

增长1.9倍和平均年递增11.2％的速度。农业总产值(不含村办工业)5865亿元，

较1978年增长82.6％，平均年递增6.2％，相当于1953年到1978年平均年递

增2.7％的2.3倍。农村第三产业主要是1979年后发展起来的。1988年全国乡

镇企业总数1888.16万个，总产值6495.7亿元，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6％和全

国社会总产值的23.5％，在国民经济中已享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教育与科技事业也蓬勃发展。到1987年，全国计

有农林院校78所，本、专科在校生13万人；中等农业学校435所，学生15.8

万人。此外，还发展了相当规模的农业干部教育和成人教育。在科学研究方面，

到1985年全国有农林科研机构1400多个，从业科技人员10余万人；有农技推

广机构12万个，职工70多万。农业科研与推广工作硕果累累，如籼型杂交稻的

发明和大面积推广、地膜覆盖栽培技术的应用、鲁棉1号的广泛种植及马传染性

贫血疫苗，等等，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农业生产力的提高。据中国农科院估算，我

国农业总产量中科技进步的贡献率由1972—1980年的27％提升到1981—1985

年的30％～40％。在知识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在中

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中必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