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发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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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2月27日发(作者：荣毅仁简介)可持续发展论文
可持续发展的哲学反思
摘要：
传统的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观念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许
许多多的问题。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正是针对旧的发展模式的缺陷，而在这一新的战
略构思中蕴含着丰富的哲理。通过对发展观念中人的主体性、伦理观以及极限意识的反
思，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从哲学层面上来理解可持续发展的意义。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主体性伦理极限
传统的发展概念是按照经济的增长来定义的，即以国民生产总值GNP或国民收
入的增长为主要目标，以工业化为主要内容，认为经济增长是国家实力和社会财富的体
现，是国民生活幸福的象征。于是在50-60年代出现了全球范围的“经济增长热潮”。
然而，经济的增长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许许多多的问题：能源危机、环
境污染、生态破坏等等，加剧了人与自然的矛盾，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于是，人
们开始对发展观念本身进行反思。1992年5月，全世界各国首脑在“环境与发展”会
议上确定了“可持续发展”战略。1995年，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的讲
话中强调：“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1996年3
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对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明确具体的要求。
在党的十五大的报告中，江泽民同志又再次强调：“我国是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
国家，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事实上，“可持续发展”不仅是一条
新的发展道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更是一种新的发展观念。在这一观念中，蕴涵着丰
富的哲理，本文试图从分析旧的发展观出发，以哲学的视角反思“可持续发展”观念中
的哲学内涵。
(一)
世界历史是人类实践的产物,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虽然人的活动受一定的客观条
件与历史必然性的制约，是在既定的、由前辈所创造的生产力基础之上和与之相适应的
社会关系下进行活动的，但是，人又具有自由、自觉、能动创造的本性，能够在认识外
部必然性和由自己的活动所构成的社会运动规律性的前提下，按照自己的需要和目的，
进行创造性活动，改造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以及自身，以求得自身的生存、发展和
完善。
面对着当代人类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困境和危机，有些人把其原因归罪于人的主体
性及其在当代的发展，认为只有人类放弃对自然界的改造和控制，“回归自然”，才能实
现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事实上，造成这种困境的，至多只能说是在传统的
发展观念的影响下所形成的那种片面发展了的主体性。由于传统的发展观混淆了社会发
展与经济增长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片面追求物质财富，把人变为实现增长的工具和
手段，造成劳动者的畸形发展，成为马尔库赛描述的“单向度的人”。在这种发展观的
影响下，单纯的对经济利益的追求造成了这种主体性只有动力机制（无限占有物质财富
的欲望）而没有自我约束机制，因而是一种“放任”的主体性；由于它既没有对自身活
动的外部限度的认识，因而是一种“盲目”的主体性；由于它缺少一种自我反省、自我
评价、自我规范机制，因而是一种“自发”的主体性。这是一种比较低级的主体性。而
人的高度发展的主体性应该是一种自觉的、自为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对外部自然界的
整体规律性有清楚的认识，对活动的限度有清醒的认识，对自身活动的后果有预见性意
识，对自身能力有规范性（道德）意识。这种主体性不仅不是造成当今人类困境的原因，
而且它正是解决这些困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和必要前提。
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在自觉的未来价值目标导引下，自我选择发展道路、自我设计
发展模式、自我调控发展秩序、自我规范发展行为的自觉发展。可持续发展的中心是人
的发展，即人的素质的提高。1994年3月中国政府发布的《中国21世纪议程》白皮书
明确提出了社会“可持续发展以人为本位”的重要观点；《中国社会发展报告》也提出
了“以人为核心的社会发展”的重要思想；在1994年10月召开的全国社会发展工作会
议上，我国领导人明确指出：“经济和社会发展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
点”。所谓“人的发展”是指人在各个生活阶段上的发展，是个人、社会、自然之间某
种和谐关系的构成，它保证人的潜力的得到充分发挥，而又不使社会或自然受到损害、
掠夺或破坏。从根本上说，人的发展也是人的素质的提高或能力成长的过程，它包括：
（1）基本需求的满足：可分物质和精神需求两个方面，它是人全面发展的先决条件；
（2）素质的提高：包括身体、心理、文化、道德等方面的素质，它们是人的发展的决
定性因素；（3）潜力的发挥：是指人认识、理解和有意识干预现实世界变迁的思维能力、
创造能力等。而可持续发展对人的主体性要求则来自于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密切关
系，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是相互决定的。社会发展激励着人的个性发展，人的个性
发展也反过来影响着社会的发展。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前提，人本身的发展既是衡量
社会进步的尺度，也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内在动力。社会发展为人的发展提供了物质的、
精神的历史条件，决定并影响着人的发展。一个人在追求个人正当利益的同时发展了自
己，也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是相互决定的，这是一个双向同步的
统一的运动过程，其统一的基础在于人们的社会实践。人在社会实践中改造社会，发展
社会，同时也改造自己，发展自己。
2、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互为手段和目的。既然人和社会是互相决定、互相促进的，
因而任何一方的发展都离不开对方的发展，都必须把对方的发展作为目的，自己的发展
作为手段，这样才能促进双方的同步发展。没有整个社会的发展，个人的发展也就没有
基础和条件；同时，整个社会的发展恰恰是社会上无数个人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的结果。
人的全面发展需要通过改造客观世界来促进社会发展去实现，社会的发展也需要人通过
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来保证。
3、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核心。人作为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创造者和接受者，人
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主宰，人在
社会经济发展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
会意识形态和国家政权等，都是围绕着以人为中心运动的，任何发展离开了人的参与都
无法实现。社会其他各方面的发展都是为人的发展提供条件和手段，都是为了丰富人的
需要，提高人的自由度和主体性，促使人的全面提高。共产主义，归根到底就是要“充
分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和自由的全面的发展。”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可持续发展是整个社会大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它是一种以作为社
会主体的“人”为中心的发展观，是面向人类追求真善美统一境界的发展观。只有以“人”
为中心的发展观才能使人对于自己的存在状况和价值倾向做出中肯的评价，以积极的态
度直面所处的现实环境，确保人的主体性得到最大发挥。
（二）
从传统的发展观对经济增长的片面追求中可以看出，它是建立在“发展是天然合
理的”这样一个哲学信念的前提之上的。在它看来，只要是发展就比不发展好；发展的
快总比发展的慢好；发展本身没有好坏之分。在这种信念的支配下，传统发展观所关注
的，只是如何发展的更快，而对于“为了什么发展”和“怎样的发展才是好的发展”这
样一个目的论、价值论的问题却毫不关心；社会发展理论也仅仅被看成只是研究社会如
何发展的科学，却忽视了关于社会发展的另一面，即社会为了什么发展这一价值论、目
的论问题。
人们之所以本能地相信“发展是天然合理的”，是有其人性基础的。自然界不能为
人类提供现成的生活资料，人类只有依靠对自然界的改造才能生存。离开了发展（其中
基础是生产力、经济的发展），人类便失去了生存的基础。这样，发展，特别是生产力
的发展，就成为一种自足的目的，它本身也就成了一种不可评价、也没有必要评价的东
西了。这种观念在生产力不太发展的历史时代是有其存在的理由的。那时，人类面对的
主要任务是如何满足基本生活资料的需要问题。但是，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人的
需要本身也随之发展，持续不断地、日益增长地创造出各种物质的、精神的、文化的需
要对象及实现方式。特别是到了现代，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今天，人的需要也呈现出几
何级数上升的趋势。正是这种不断增长的需求，成为了人们盲目追求经济增长的内在动
力。然而在由人类自己亲手造成的各种困境和危机面前，人类面对的主要任务已经是如
何使我们的发展持续下去、以保证我们的子孙后代能够在地球上世世代代生存下去的问
题。
因此，发展并非是天然合理的，对旧的发展道路的反省和重新评价就成为可持续
发展的哲理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合规律的社会发展需要以人为尺度的价值评价和伦
理规范。因为发展的规律性只是决定了事物未来变化的可能性，即决定事物未来“能是”
什么、“能成为”或“不能成为”什么，而不能决定事物未来“应是”什么或“应成为”
什么。“能是”是一个多种可能性的总和，而其中符合主体的价值追求的才能成为“应
是”。从逻辑上说也是如此：事实或规律要能够有效地充当主体行为的理由，就必须以
某个价值判断为前提。
进入二十世纪以来，西方相继出现的诸如生态伦理学、生命伦理学、技术伦理学、
经济伦理学等伦理学科，就是建立在对人类发展的价值评价的基础之上，尽管这些学科
本身有其不足之处，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贡献，那就是它们向我们表达了这样一种新
的伦理观念：在科学、技术和生产力高度发展的今天，我们人类在实践中“能够做”的，
并非一定是“应当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发展本身向伦理学提出了这样一个问
题：如何建立“可持续发展”的伦理基础。我认为至少应该包含以下两方面的内容：
1、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哲学史上的一个永恒的话题。中国古代就
有“天人合一”的和谐论的思想，古希腊的普罗泰戈拉则有“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名言。
当然这只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混沌式感悟。近代以来由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同理解形
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观：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从马克思的实践观看来，
人类中心主义无疑坚持了正确的方向，因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
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世界历史是人类实践的产物，人是理所当
然的价值中心，世界历史的中心，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中心。非人类中心主义者寻求所谓
“自然界的价值主体地位”，显然混淆了存在与价值两个层次的意义。自然先于人类，
存在比价值更具本原性；但存在具有价值只是对人来说才存在，是人通过实践赋予存在
以价值，价值余人不可分，只有人才是价值主体，只有在多极主体的实践关系中才能产
生价值。然而，我们在坚持人类中心论的同时，必须注意不能脱离人的实践关系，把人
理解为一个抽象的无差别的类或整体。根据马克思的实践观，社会是多极主体实践的产
物，人类由具体的不同个体及个体群即多极主体组成。作为每一极主体的个人或个体群
都有生存与发展的权利，而作为人类生存环境的地球只有一个。个人或个体群在这唯一
的自然环境中求生存、求发展时不应危害其他极主体的生存与发展，即不能危害人类唯
一的生存环境——地球。这才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本质：对自然的保护不是为了自然的
价值主体地位，而是为了作为多极主体的人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因此，可持续发展要求
人们必须彻底改变对自然界的传统态度，建立起新的道德和价值标准，自然界不再看作
是被人类随意盘剥和利用的对象，而看作是人类生命的源泉和价值的源泉。人类必须学
会尊重自然、师法自然、保护自然，把自己当作自然界中的一员，与之和谐相处。
2、现代与未来的关系。现代与未来的关系是关系到发展的方向的关键因素之一，
也正是传统的发展观念中所缺乏的。传统的发展观实质上是一种片面的经济增长观，它
把社会的发展仅仅看作是一种经济现象，把经济增长过程片面地归结为物质财富的增长
过程，毫不顾及自身发展过程及发展结果对后代人发展的影响，缺乏在发展过程中所应
该承担的历史责任感。在这种片面的传统发展观的鼓励下，市场经济的主体（个人与企
业）的短视效应——即一味地追求当前的利益最大化——是造成当前的生态危机、环境
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则内在地包含有在满足当代人的需要时不危
及后代人的利益的价值标准，这也是社会公平理念的一部分：代际之间的公平。当代人
享有的正当环境权利，即享有在发展中合理利用资源和拥有清洁、安全、舒适的环境权
利，后代人也同样享有这些权利，不能一味片面地追求自身的发展和消费，而剥夺了后
代人理应享有的发展与消费的机会。这一代人要把环境权利和环境义务有机地统一起
来，在维护自身环境权利的同时，也要维护后代人生存与发展的权利。
（三）
传统的发展观认为，经济的增长和人对自然界的改造是没有极限的。这种“增长
无极限”的信念，支配着人类对自然的改造与索取，并且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反过来，
这些成就的取得也更加坚定了人们的这一信念。
然而，自本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人类的这种信念开始受到怀疑。60年代末，
美国的鲍尔丁提出了“宇宙飞船经济理论”。其含义是人类唯一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是
地球，它犹如太空中一艘小小的宇宙飞船，随着人口和经济的增长，小船内的有限资源
将被开发净尽，消费后的废物将把船舱完全污染，到那时人类社会就会崩溃。1972年3
月12日，以米都斯为首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研究计划小组完成的《增长的极限》的报
告在华盛顿的史密森研究所公诸于众。报告用大量的数据和简单的逻辑，论述了地球有
限论：社会经济增长的五种趋势（加速发展的工业化；人口剧增；粮食短缺和营养不良；
资源枯竭；生态环境恶化）呈指数增长，由于地球的容积是有限的，人类向自然的扩张
必然有其限度。如果当前的这种趋势继续下去的话，就必定会使社会从自然界和人类两
个方面达到极限，从而引起灾难性后果。这个被西方报纸称为“七十年代的爆炸性杰作”
的报告的意义，并不在于它为人类开列出一个危机时刻表，因而这些危机是否按其列出
的时刻表到来并不能影响其价值，报告的真正价值在于，它向近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以
来形成的“增长无限论”的观点提出了挑战，提出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文化观念。这
正是改变以往的发展模式、确立可持续发展模式的立论之本。
正因为如此，这种新的观念一产生就被旧的发展观作为悲观论的典型代表进行猛
烈地攻击。其实报告只是向人们发出了一种警告：如果在这条路上走下去的话，在今后
几代，我们这个小的星球就将达到人类扩展的极限；而如果我们约束增长、改变增长目
标的话，还来得及避免最终的灾难。我们说增长是有限度的，只是说增长必然要受到一
些内在的和外在的条件的限制，这些限制构成了增长的限度。如果我们不把这些条件作
为发展的内在参数来确立我们的发展目标的话，我们的发展就是不可持续的。其中主要
的限制有以下几点：
第一，我们的经济增长必然要受到自然界生态平衡的限制。自然界整体结构的生
态平衡，是人类生存的支持系统，因此，它构成了经济增长的绝对限度。我们的经济增
长，应当是在自然生态系统保护自我调节和自我修复能力，以维持整体平衡和稳定的限
度内的增长。为此，我们必须节约利用地球上的非再生资源，以尽量少的资源消费换取
最大的经济效益。我们对地球上的可再生资源的开发利用，也应当以天然的动植物自我
生长和繁殖的“速率”为限度，把我们对它们的开发速度保持在它们的自然生长速率的
限度内，我们的发展才是可持续的。同样，虽然说自然生态系统对于人类给它造成的污
染和破坏具有一定的自我修复能力，然而这种修复能力并不是无限度的。如果我们对它
们的污染超过了它的自我修复能力的限度，就必然会破坏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平衡，从而
危及人类生存。
第二，我们的经济增长必然要受到人类自身能力的限制。如果只是从可能性上说，
人类能力的发展具有无限性。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在一定的具体历史条件下，人类的实
际能力总是有限的。因此，“人类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只不过是一种可能性的假设，
靠这种假设，在现实生活中是不能解决一切问题的。在理论上我们可以想象：通过科学
技术的发展，我们可以开发新能源，消灭污染源，控制人口增长，修复生态平衡等等。
但是，我们不能保证，在社会发展达到地球承受能力的最高限度之前，我们的技术和资
金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因此，与那种仅仅在可能性上寄希望于人类技术的无限增长来解
决一切问题的观点相比，还是立足于人类能力在现实性上的有限性、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更可靠一些。
第三，人类的生命对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的承受能力也是有限度的。
人类生命的功能结构是在狩猎和采集的生活方式中最终形成的。从那时起到现在，人类
的生命功能结构基本上没有变化（变化不超过两万分之一），但是，人类生存于其中的
人造环境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理论上说，当一个物种的生命功能结构不适应外
部环境的巨大变化又来不及做出基因调整时，就可能引起这一物种的灭亡。人类也是生
命体，不可能超越生命规律。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我们人类的生命机体能够承受这样
巨大的环境变化吗？我们人类在生物学上所能承受的巨大环境变化有没有一个限度？
其实，我们现在早已在承受环境变化的恶果了：癌症、心脏病和其他种种所谓的“文明
病”正是由于现代人生活的环境不同于当初人类进化所要适应的环境造成的。其次，人
类的生命功能结构也越来越与人类的不断“进步”的生活方式相冲突。我们生活方式的
“进步”方向是：一是耗费的物质财富越来越多，二是越来越少地消耗体力。这两点相
结合，所产生的后果就是各种“文明病”的产生和生命活力的降低。
因此，如果我们不理智地限制自己的行为、不对经济增长设立内外限度的话，终
将会自食苦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树立经济增长中的极限意识是“可持续发展”的必要
前提。
2005年，一场“环保风暴”在中国内地刮起，30个总投资达1179亿多元的在建项目被
国家环保总局叫停，其中包括同属正部级单位的三峡总公司的三个项目。理由是，这些
项目未经环境影响评价，属于未批先建的违法工程。
环境恶化无路可退中国的环境问题并非始自今日。早在上世纪90年代，环境污染问题
就已非常严重。如淮河流域。在上世纪90年代五类水质就占到了80％，整个淮河常年
就如同一条巨大的污水沟。1995年，由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到1875亿元。
据中科院测算，目前由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已占到GDP总值的15％，这意
味着一边是9％的经济增长，一边是15％的损失率。环境问题，已不仅仅是中国可持
续发展的问题，已成为吞噬经济成果的恶魔。
目前，中国的荒漠化土地已达267.4万多平方公里；全国18个省区的471个县、近4
亿人口的耕地和家园正受到不同程度的荒漠化威胁，而且荒漠化还在以每年1万多平方
公里的速度在增长。
七大江河水系中，完全没有使用价值的水质已超过40％。全国668座城市，有400多
个处于缺水状态。其中有不少是由水质污染引起的。如浙江省宁波市，地处甬江、姚江、
奉化江三江交汇口，却因水质污染，最缺水时需要靠运水车日夜不停地奔跑，将乡村河
道里的水运进城里的各个企业。
中国平均1万元的工业增加值，需耗水330立方米，并产生230立方米污水；每创造1
亿元GDP就要排放28.8万吨废水。还有大量的生活污水。其中80％以上未经处理，
就直接排放进河道，要不了10年，中国就会出现无水可用的局面。
全国1/3的城市人口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有1/3的国土被酸雨侵蚀。经济发达的浙
江省，酸雨覆盖率已达到100％。酸雨发生的频率，上海达11％，江苏大概为12％。
华中地区以及部分南方城市，如宜宾、怀化、绍兴、遵义、宁波、温州等，酸雨频率超
过了90％。
在中国，基本消除酸雨污染所允许的最大二氧化硫排放量为1200万~1400万吨。而
2003年，全国二氧化硫排放量就达到2158.7万吨，比2002年增长12％，其中工业排
放量增加了14.7％。按照目前的经济发展速度。以及污染控制方式和力度，到2020年，
全国仅火电厂排放的二氧化硫就将达2100万吨以上，全部排放量将超过大气环境容量
1倍以上，这对生态环境和民众健康将是一场严重灾难。
1月27日，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有人预言，如果再不加以整治，人类历史上突
发性环境危机对经济、社会体系的最大摧毁，很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出现在中国。
治理污染陷于两难有一种说法，要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控制好环境，在环保方面的投入须
达到GDP的1.5％以上。但这是在环境保护本来就非常良好的情况下，在中国，根据
上海的经验，要真正有效地控制环境，环保投入须占到GDP的3％以上。而在过去20
年里，中国每年在环保方面的投入，在90年代上半期是0.5％，最近几年也只有1％多
一点。环保是一种“奢侈性消费”，投入大，对GDP贡献小，因此，一些本应用于环保
方面的专项资金，也被挪作他用。
目前中国在环境问题上进退两难:再不治理，未来无法保障；真要治理，则需大规模投
入，眼前的经济又难以承受。
有人算过，云南滇池周边的企业在过去20年间，总共只创造了几十亿元产值，但要初
步恢复滇池水质，至少得花几百亿元，这是全云南省一年的财政收入。淮河流域的小造
纸厂，20年累计产值不过500亿元。但要治理其带来的污染，即使是干流达到起码的
灌溉用水标准也需要投入3000亿元。要恢复到20世纪70年代的三类水质，不仅花费
是个可怕的数字，时间也至少需要100年。
违法成本低执法成本高就微观角度说，在过去20年里，国内制造业在无法依靠技术进
步降低能耗、降低成本的情况下，只能朝两个方面挖潜:一是工资，二是环保。最简单
的事，例如水泥生产，要达到起码的环保要求，每吨水泥需增加8元成本，占水泥出厂
价的5％。纺织业每年排放的废水超过10亿立方米，如要处理，则每吨需花费1.2~1.8
元。提高生产成本5％。而绝大多数企业根本就没有这么高的利润率。因此只能在环保
问题上打游击:或是不建任何废水处理设施:或是建立以后就当摆设，白天把污水放到处
理池里，晚上没人时就排放到河里，这样就可以节省一大笔成本。在市场的无序化竞争
中，这5％的成本。往往就决定了企业的盈与亏、生与死。
而中国在环保执法上的两高一低——守法成本高、执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也助长了
这种倾向。通常的情况是，环保部门为取证一件违法偷排事件，需耗费50万元，而最
终落到违法企业头上的罚款，则只有区区5万元，包括正在劲刮的所谓“环保风暴”。
一些投资数十亿元的特大电站项目，违反环境评价擅自开工建设，最后的罚款也不过
20万元。区区20万元罚款，对于一个投资超亿元的项目来说，简直是九牛一毛。这样
的处罚力度对违法行为谈何震慑力？因此《环保法》历来被人称为“豆腐法”。
一场环保风暴将涉及数十万家企业，由此带来的结果必然是:大批企业的破产倒闭，大
量人员失业，企业成本大幅提高，国内物价指数迅速地突破两位数。因此，无论是宏观
成本，还是微观成本，实际上都无法承受。
四个因素阻碍环境治理对环保部门在执法过程中遭遇的巨大阻力，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
潘岳总结出了四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一些地方对科学发展观认识不到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一些高能耗、重污
染的小冶炼、小铁合金、小化工等被明令禁止的项目，在一些地方竟然呈现蔓延的趋势。
其次，部分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中，片面强调简化审批，限期办理相关手续。而不管项
目是否会存在污染情况，只要来投资就批准，个别地方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审批中存在
“首长意志”、“先上车，后买票”等违法现象。
再次，环评质量亟待提高。有些环评单位不坚持科学评价，不敢以客观的事实和科学的
数据说话，评价结论含糊，模棱两可，将项目的环境可行性与否的结论推给审批部门，
甚至极个别的环评单位弄虚作假，编造、伪造数据，或者隐瞒事实，严重影响环境影响
评价制度的落实，使环境影响评价流于形式，丧失了第三方咨询机构起码的科学性和公
正性。
最后，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工作开展不足。我国目前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是政府主导型，
以有限的政府力量去监管数量庞大的建设项目，显然力不从心。
其实，环评法遇到的阻力更有背后的经济利益在驱使。
掀起真正的“环保风暴”
中国是一个在环境上回旋余地极小的大国，又是一个在全球资源、市场基本被瓜分完毕
后崛起的一个后起国家。中国没有任何可能像某些先行国家那样，等到环境恶劣到极点
后再来治理。
但中国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别人走过的先发展经济、再治理污染的道路，中国不可避
免的也会走一遭。
世界各国的历史已经表明，在经济增长与环境变化之间有一个共同的规律:一个国家在
工业化进程中，会有一个环境污染随国内生产总值同步高速增长的时期，尤其是重化工
业时代:但当GDP增长到一定程度，随着产业结构高级化，以及居民环境支付意愿的增
强。污染水平在到达转折点后就会随着GDP的增长反而戛然向下，直至污染水平重新
回到环境容量之下，此即所谓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当年日本的发展过程就是这一规律。
毫无疑问，中国没有可能跨越这样一个重化工业时代。因为中国的人口太多，国家太大，
无法像芬兰那样，在本国制造业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借助于全球化分工，直接进入高科
技时代。
上世纪90年代末，笔者曾回过苏南老家，小时候那种清清河水，坐着船就可到达四乡
八镇的情景已一去不复返了。而令笔者吃惊的是，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因素竟然是最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