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的爱情三部曲

巴金的爱情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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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研究・当代文坛・２０１ ２．６

恋爱、革命与信仰

论巴金的革命文学创作

游翠萍

摘要：巴金的革命文学创作虽然不被主流无产阶级文学所承认，但其创作所贡献的资源却很不

一般。与其他持个人主义话语的左翼作家不同，巴金在他的革命文学创作中通过引入信仰维度，抑制

泛滥的激情，塑造了具有神性的殉道者形象，实现了革命的信仰化功能，这些努力其实正开启了后期革

命文学的净化和意识形态功能序幕。

关键词：巴金；文学创作；恋爱；信仰

巴金的革命文学创作是革命文学史上最吊诡的事件。

巴金曾以“做一个战士”的姿态热情传播革命思想，译介了

《革命的先驱》、《俄国虚无党人运动史》、《狱中二十年》等

无政府主义革命书籍，撰写过《俄国社会运动史话》，还创

作了革命三部曲（《灭亡》、《死去的太阳》、《新生》）、爱情

三部曲（《雾》、《雨》、《电》）等革命作品。美国社会学者兰

格调查发现，鲁迅、巴金、茅盾是三十年代最受青年欢迎的

左翼作家，有不少学生就是受了巴金作品的影响而投身革

命。 。但由于无政府主义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尖锐

对立，巴金的无政府主义“革命文学”，一直处于不被正统

革命文学承认的地位。但是，巴金在革命文学中所引入的

信仰维度，对革命者神性和纯洁性的塑造，对后期成熟的革

命文学有着更多的潜在影响。有研究者曾说：“一方面，他

的小说如此热情地揭露黑暗、控诉不义、讴歌革命，启发了

３０—４０年代大批中国青年投奔革命：另一方面，他本人却

一直被排拒于革命的主流之外，乃至其作品反过来成为革

命鞭挞的对象。”②

革命女神：神话的另一面

在“爱情三部曲”中，巴金塑造了一个在他看来是“近

乎健全”、一个妃格念尔式的革命女神——李佩珠。她在革

命工作中表现出坚贞、冷静、忘我，在革命遭受重大挫折的

时候，她沉着冷静地组织大家转移，不惜把危险留给自己。

即使得知深爱的父亲失踪的消息时，她也没有一般女性的

失措不安，仍然坚守革命岗位。

可以比较一下前期革命文学中的女性革命者形象：蒋

光慈的太幼稚，茅盾的太浪漫，丁玲的太狷傲，而李佩珠几

乎是一个完美无瑕的形象：忠诚、坚强、冷静，具有无私无畏

的献身精神。塑造具有坚定信念和献身精神的革命女神，

是巴金一直以来的梦想。他一直崇拜着妃格念尔・苏菲亚

式的革命女性，编译过《俄罗斯十女杰》，而俄国著名无政

府主义者爱玛・高德曼被巴金视为“精神上的母亲”。这

些坚强、勇敢、富于斗争和牺牲精神的女性成为他心目中健

全女性的原型。

如果想更进一步地认识李佩珠这一形象，有必要分析

一下作品中另一位革命女神——玉雯的命运。玉雯曾是吴

仁民的恋人，她抛弃女学生生活进入工厂做工，热烈地为革

命努力，一度是一个受到大家敬爱的革命女神。后来她经

不住诱惑，嫁了一个骂“革命家连狗也比不上”的官僚，抛

弃了革命，不久又失宠于丈夫。当玉雯试图与吴仁民重修

旧好时，遭到了拒绝，因为她已经不再是那个“勇敢、热烈、

纯洁的女革命家”，玉雯最后自杀了。

革命文学其实一直都致力于“拯救女性”：李尚志对王

曼英（《冲出云围的月亮》），施洵白对张素裳，刘希坚对白

华（《到莫斯科去》），甚至茅盾在４０年代的《腐蚀》中也未

放弃对赵惠明的拯救。但在巴金这里，他断然拒绝了拯救

的可能性，最终将玉雯送上了死路。玉雯之必死，源于她的

纯洁性的丧失：一是失贞于革命，一是失贞于爱情。实际

上，这本是两个男人争夺一个女人的“战争”，但巴金将这

场争夺等同于革命与反革命的意识形态之争，并赋予他们

完全相反的道德价值：革命者＝纯洁，反革命者＝淫荡。女

性身体与革命精神的互换，既暴露了作者潜在的革命焦虑，

又表现出强烈的禁欲主义倾向。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道德化倾向无疑是针对女性的。

恋爱、革命与信仰

当玉雯１司吴仁民，她与从前的玉雯是同一个人，为什么他曾

经爱她现在却不能爱她：“‘你还以为你是同样的一个人？’

他有点动气地问道。‘你抛弃了革命跑到那个官僚的怀里，

跟着他过了这许多年，你还说你没有改变。单是你的面孔

也改变得太多了。我能够在你现在的粉脸上找到从前的纯

洁、勇敢的痕迹么？你自己想一想。”’革命拯救被压迫被

欺侮的弱者，吴仁民口口声声说玉雯抛弃了革命，他没有理

由拒绝帮助一个失足者。显然，吴在意的是，玉雯曾经背叛

他投入另一个男人怀抱。玉雯其实也看清，她身体的失贞

才是吴不能接受她的主要原因。

至此，我们也可以明白何以李佩珠会成为完美的代表

了：在与吴仁民结为革命伴侣之前，她没有任何情感经历，

是纯洁的女性。其实，革命女神形象并不只是巴金的个人

情结，更是男性的集体无意识。霍布斯鲍姆在考察ｌ９世纪

初的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时期的图像艺术时发现，革

命初期，扮演激励和鼓舞角色的通常会是女性。如德拉克

瓦洛《自由领导人民》中就有这样一位自由女神形象：她头

戴弗里几亚呢帽，袒露着胸脯，手举一面旗帜，脚踩牺牲者

的尸体奋勇前进，身后是一些服装各异、手持武器的男人。

这种乌托邦式的女性形象，其实只是“女性战斗力的偶

像”，为男人们提供了一种理想的“性幻象”，它并不能“代

表政治上的和个人的解放，甚至也不代表激进主义，在任何

意义上来说也不能成为真实女性的典范”。更显而易见的

是，对女性的神化和理想化，“恰恰易于和女性在实践中的

低下地位相吻合”。＠

对女性的神化往往也导致对女性的憎恶。从《灭亡》

到《爱情三部曲》，小说里的男性不是把女性看得过分的高

尚纯洁，期望在这具有永叵神性的女性怀抱休息，就是将女

性视为脆弱的情感动物，只能危害革命，他们以与女性为

敌、不接近女性来逃避爱的诱惑。如吴仁民，他既可视女性

为“纯洁的女神”，又可在绝望时骂女人是“脆弱的东西”，

“很容易为了一点小的利益就牺牲了自己花费许多精力制

造出来的美丽的东西”。在这种女性观下，女性要么是纯洁

的女神，要么是堕落的淫妇。

巴金的革命写作里，已经隐隐包含着后期革命文学对

个体纯洁的追求和禁欲主义倾向，他规范了自蒋光慈、茅盾

以来的放纵女性身体，将身体的纯洁与革命的纯洁同时放

在了天平的两端。早期革命文学虽然宣传阶级观念，但并

未严格形成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两个敌对阵营，它们之１司

还有灰色地带，而且革命者也并未享有道德的纯洁性和优

先权。经过巴金的改造，女性身体的自由已经不再被视为

具有革命性质，茅盾所开创的身体革命时代到此结束。

二控制激情：革命与恋爱的变调

“革命加恋爱”是统率革命文学叙事的重要模式，一直

引来诸多争议。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评论家刘西渭（李

健吾）在论及巴金“爱情三部曲”时曾颇带嘲笑地说：“直到

如今，我们还听得见关于革命与恋爱的可笑的言论。没有 一

比这再可笑的现象了：把一个理想的要求和一个本能的要

求混在一起。恋爱含有精神的活动，然而即令雪莱再世，也

不能否认恋爱属于本能的需要。如果革命是高贵的，恋爱

至少也是自然的。我们应当听其自然。”

刘的评论固是不错，但这只证明了他们想法的南辕北

辙，他们之间有着太明显的话语“鸿沟”。早期的革命文学，

有着明显的“五四”个人主义话语色彩（如茅盾、蒋光慈、丁

玲等的创作），而巴金以“信仰”来“改造”革命文学，异于

“五四”的主流话语模式，但是，却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贡

献了极其重要的资源——革命的信仰化。

革命与恋爱可能有许多不同，无法相提并论，但它们却

有一个共同之处——激情。理想的革命与本能的恋爱在激

情中沟通，酿成革命的狂欢与恋爱的冲动。在早期革命文

学中，充斥着泛滥而没有节制的激情。巴金是一个激情型

的作家，依他的说法是，“当热情在我的身体内燃烧起来的

时候，只要咽住一个字也能缩短我的一天的生命”。⑨比较

其他作家，巴金更长于激情的表达，他也更意识到无节制的

激情无论对革命还是爱情都是有危害的：“热情并不能够完

成一切。倘使没有什么东西来指导它，辅助它，那么它就会

像火花一般零碎地爆发出来而落在湿地上灭了，热情常常

这样把人毁掉。” 《灭亡》中的杜大心，对革命和对恋爱的

双重激情折磨着他，最终以暗杀的方式寻求解脱。在《雨》

中，吴仁民将其激情用在追求爱情上，希望“暂时在女性温

暖的怀里睡一些时候”，但他输给了那个既抢走革命女神玉

雯，又夺去温柔爱人熊智君的官僚，他的热情显然是没有价

值的。还有如雷、敏等青年都是有热情的人，但这种热情只

把他们导向带有个人主义色彩的死亡。因此，巴金要用信

仰来控制激情：“信仰并不拘束热情，反而加强它，但更重要

的是：信仰还指导它。信仰给热情开通了一条路，让它缓缓

地流去，不会堵塞，也不会泛滥。”⑦

回顾一下革命文学中的恋爱：沈之菲与黄曼曼在颓老

古屋中，在棺材、鼠声、狗吠中设想着令人激动的浪漫婚礼

（洪灵菲《流亡》）；方罗兰与孙舞阳之间情欲浮动的大胆调

情（茅盾《动摇》）；韦护与丽嘉陷入温柔缱绻中遗忘了世界

（丁玲《韦护》）。相比之下，吴仁民和李佩珠之间虽然有亲

密的拥抱和热烈的接吻，但却没有激情蔓延，也引不起读者

丝毫激动。即便杜大心与李静淑之１司未完成的爱情，吴仁

民与玉雯和熊智君之间的爱情纠葛，也比吴、李的恋爱动人

得多。这就是巴金所设想的革命者理想的爱情：建立在共

同信仰之上的爱情而非纯粹的激情之爱。这样的恋爱，其

实我们在此后的革命文学中经常碰到。

李佩珠是巴金为了控制他的热情而创造出来的信仰代

言人，“爱隋在这两个人心上开过花，但是它始终占着不十

分重要的地位。对于这两个人更重要的是信仰，信仰包含

了热情，这信仰就能够完成一切。”⑧显然，这样的爱情典

范，恋爱与革命的难题迎刃而解，既不违背人的本能又有助

于革命的工作。因此，在面对同志们惊奇的疑问时，佩珠轻

松地回答了这个难题：“爱并不是罪过，也不是可羞耻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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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我爱他，他爱我。这样两个人的心会更快乐一点。也

许我们明天就会同归于尽，今天你就不许我们过得更幸福

吗？爱情只会增加我们的勇气。”他们都不会痴迷和流连爱

人的怀抱，而是可以迅速地从爱的激情中抽身出来。吴仁

民的爱情是一个历经世事沧桑和情感挫折之后的中年人的

选择，而佩珠的则是一个理性革命者的爱情，她的表现超越

了普通的对于女性肉体性和感性动物的定义，她不再是沉

醉于爱情的感情动物，而是能理智控制自己情感的信仰之

神。所以，巴金可以自豪地宣告：“到了《电》里面，热情才

有了归结。在《雾》里似乎刚下了种子，在《雨》里‘信仰’发

了芽，然后电光一闪，‘信仰’就开花了。到了《电》，我们才

看见信仰怎样支配着一切，拯救着一切。”⑨

三爱与憎：革命信仰的两极

很多研究者都认为，巴金与安那其主义有着非常复杂

的联系，不能仅此认定巴金所谓信仰就是安那其主义。巴

金曾说过：“我虽然信仰从外国输入的‘安那其’，但我的血

管里有的也是中国人的血。有时候我不免要站在中国人的

立场上看事情，发议论。”∞

不管巴金的革命与无政府主义革命有多少相似，或者

与无产阶级革命有多少差距，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巴金的革

命态度。他以一种宗教式的虔诚的信仰心态来对待革命，

这是其它早期革命文学作品所没有的。早期革命文学，无

论是为恋爱而革命，为冲破旧家庭而革命，还是寻找刺激而

革命，革命都具有现实的功利性，而不具有精神层面的超越

性和终极性。作为革命化身的，要么是蒋光慈笔下的小资

产阶级知识分子，要么是茅盾笔下生命力旺盛的身体，再要

么是丁玲笔下压抑个性的大众。但在巴金笔下的革命情形

发生了变化，革命以信仰的面貌出现，李佩珠因为聆听到这

伟大信仰的召唤而投身革命，她革命不是为解决个体问题，

而是为了将自己献身于拯救人类的高尚事业中。

信仰包含着如热爱、憎恨、神圣、负罪等多种心理状态，

但区别信仰之有无最重要的因素是信与疑。信仰与怀疑是

对立的，怀疑导致困惑、动摇、幻灭，而信仰则将精神引导到

认同、崇拜、皈依。因此革命文学中那些时而沮丧、时而亢

奋的小资产阶级不是信仰者，追逐个人欲望和名利的人也

不是信仰者，在爱情与革命之间左右为难的人也不是信仰

者，只有李佩珠这种毫不动摇、从不怀疑的革命者才是信

仰者。

巴金的信仰之源是“人类”，交织着“大恨”与“大爱”：

“爱那需要爱的，恨那摧残爱的，上帝只有一个，就是人类，

为了他，我准备贡献出我的一切”，他的信仰表现为坚定的

爱与憎。而他的敌人则是“一切旧的传统，一切阻碍社会的

进化和人性的发展的人为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努力，它们都

是我的最大的敌人” 。巴金让他笔底的青年生活在对敌

人的仇恨和对同志的友爱之中。《灭亡》中的杜大心，表现

出强烈的憎恨情绪：“我不能爱，我只有憎。我憎恨一切的

人，我憎恨我自己。”他们互相爱护和关心，几乎是一个乌托

邦式的大家庭，而黑暗的社会制度则是破坏他们美好生活

的魔手，它将这些年轻可爱的生命毁灭。

对于敌人，巴金有着强烈的革命冲动：“我的憎恨是盲

目的，强烈的，普遍的。我常常把我所憎恨的对象描画成一

个可憎的面目。我常常把我所憎恨的制度加以人格化，使

它变成了一个极其可恨的人，我常常把我的爱变成憎恨

……” 从这种信念衍生出去，巴金对革命者／反革命者赋

予了崇高／卑鄙，纯洁／堕落等完全相反的价值判断。由此

我们不难理解，《爱情三部曲》里的反革命官僚为什么会是

那样一副嘴脸——如果他不是如此丑恶、淫荡，读者怎么可

能如巴金一样将满腔仇恨喷射在他身上呢？事实上，从革

命小说到家族小说，这种对爱与憎的强烈信念支撑了巴金

的前期创作，这也几乎成为他处理社会问题和个体矛盾的

视角。如果没有对于敌人的牢不可破的仇恨，他不可能在

《家》中发出这样义正词严的声音：“我要向一个垂死的制

度叫出我的Ｉ ａｃｃｕｓｅ（我控诉）。”从第一部小说《灭亡》开

始，巴金一直在寻找解决内心冲突和矛盾的方式，在此终于

寻到了。同时，我们也可以理解巴金为什么将《爱情三部

曲》视为自己最喜欢的作品。

虽然巴金的爱憎不是建立在阶级立场上，而是一种普

泛和抽象的人类爱，但这种情感特征在后期革命文学中得

到发扬光大，带有强烈爱憎及道德评价的情感开始渗入阶

级观中。曲波在《林海雪原》后记中就特别说道：“爱谁，恨

谁，爱什么，恨什么，歌颂什么，打击什么，都不容许有～点

含糊”，更被大家所熟悉的是雷锋对此的演绎：对待同志要

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在“文

革”时期，阶级情已经远远超越血缘亲情：“阶级情，海样深，

同命运，一条心！”（《杜鹃山》）“人说道世间只有骨肉的情

义重，依我看阶级的情义重于泰山。”（《红灯记》）在后期的

革命文学中，是特别能够看出它们与信仰之间的联系，以及

革命文学本身所起到意识形态功能。

注释：

①转引自陈映芳：《在角色与非角色之间——中国的青年文化》，

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５２—５５页。

②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上海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

５页。

③艾瑞克・霍布斯鲍姆：《非凡的小人物：反抗、造反及爵士乐》，

新华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６８、１６９页。

④《李健吾文学评论选》，宁夏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午版，第２２页。

⑤⑥⑦⑧⑨⑩⑩⑩《巴金专集（１）》，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

第３１０页，第３１２页，第３１２页，第３１６页，第３１３页，第３７１页，第２６２

页，第３０６页。

（作者单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黄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