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2日发(作者：)
诺贝尔之路和共用资源的自治之道——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演讲与问答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杨立华;徐超;郑薇;鲁春晓
【摘 要】与解决集体行动困境问题的私有化和政府模型不同,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开创性地提出了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第三条道路--自主治理,并进一步发展了多中心治理理论.在简要回顾有关集体行动问题研究背景的基础上,翻译整理了2011年5月9日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北航大讲堂"的主要演讲与问答内容.这些内容不仅涵盖了对其诺贝尔之路的探讨,对其学术研究思路和方法的分析,而且通过对公共交通、中国改革、官僚制的交易成本、内蒙古草原管理、多中心治理和集权传统的矛盾、制度多样化、提高私人生活水平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异质性在自治系统中的价值等具体问题的互动讨论,探讨了她自治和多中心治理学说的理论和应用问题.
【期刊名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1(024)006
【总页数】8页(P10-17)
【关键词】埃莉诺·奥斯特罗姆;集体行动;自主治理;多中心治理理论
【作 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杨立华;徐超;郑薇;鲁春晓
【作者单位】印第安纳大学,政治理论和政策分析研究所,布鲁明顿,47408-3895;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北京,100191;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北京,100191;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北京,100191;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北京,100191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F062.6
“集体行动困境”问题始终是横亘在人类追求美好生活、创造理想社会进程中的一大难题,学界就此研究和探索从未终止。早在2 000多年前,东西方的先贤哲人们就从不同角度或侧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如中国的《诗经·齐风·甫田》中就有诗句:“无田甫田,维莠骄骄。无思远人,劳心忉忉。无田甫田,维莠桀桀。无思远人,劳心怛怛。婉兮娈兮。总角兮。未几见兮,突而弁兮。”这里的“甫田”指“公田”,明确指出了人们对“公田”耕种的怠慢。《吕氏春秋·审分览第五》也写道:“今以众地者,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则速,无所匿迟也。”点明了“众地”和“分地”的不同。[1]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也指出,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物。他认为,人们总是关怀着自己的所有,而忽视公共的事物。对于公共的一切,他至多只留心到其中对他个人多少有些相关的事物。[2]而且,在中国,韩非子等最先较为系统地探讨了解决集体行动困境问题的国家模型,杨朱探讨了私有化模型,老子和庄子探讨了自治模型,而孔子却探讨了学者模型。[3]
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2009年)的女性,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和亚利桑那州大学教授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集体行动问题(尤其是共用资源)的研究方面功勋卓著。在她之前,西方学术界关于什么是集体行动困境(或社会困境)的描述主要集中在3个经典的比喻性描述上——共用地悲剧、囚徒困境和搭便车问题[4]2-7,学者们并因此发展了两个主要的解决集体行动困境问题的简化模型:政府模型和私有化模型[4]8-15。但现实的情况是,无论是政府管制还是自由放任的市场都存在一定缺陷,非此即彼的解决方案无法为纷繁复杂的集体行动困境问题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在深入的理论探索和大量对森林、湖泊、池塘等公共资源进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独辟蹊径地提出了解决集体行动困境问题的自治模型,并
概括了良好自治所需要具备的7项基本制度设计原则。她认为,现实中的治理和决策模式并非完全遵从传统理论所述的以国家为中心的自上而下的治理或是建立在市场契约基础上的靠市场利益驱动的治理,有组织的公民组织在合理的规则引导下也能实现“共治”和“善治”。换言之,人类是可以通过自由选择和自主决策,而不是基于强力和命运来实现人类社会自身的良好治理。[5]其核心思想集中体现在其代表作《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4]1-270一书中。该书的中心问题是:“一群相互依赖的委托人如何才能把自己组织起来,进行自主治理,从而能够在所有人都面对搭便车、规避责任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诱惑的情况下,取得持久的共同收益。”[6]这些研究颠覆了传统管理的一般思路和原则,因此她的贡献被一些学者推崇为政治学领域的牛顿式发现[7],也成为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主要原因之一。与此同时,在自主治理思想的基础上,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和其丈夫文森特·奥斯特罗姆进一步系统发展了与中心治理理论不同的多中心治理理论,强调公共组织、私人组织、自愿组织、社区组织、各种各种的其他组织和社会公众等多部门(multi-sectoral)的多层次(multi-level)和多类型(multi-type)的互动决策。[8]
2011年5月9日,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做客“北航大讲堂”并被授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名誉教授。在约1小时的独立演讲和与师生的互动中,埃莉诺·奥斯特罗姆饱满的热情、充沛的精力、崇高的风范、平易近人的精神、深厚渊博的学识、极富感染的演讲、妙趣横生的语言以及对学术和知识执著追求的精神给在场的听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以下简称“奥”):就像我所说的那样,今天很荣幸也很高兴能够来到这里。我先做一个简短的报告,然后欢迎大家开放提问,我非常乐意和你们一起讨论。
很多人问过我这样一个问题:既然你是政治学博士,何以会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呢?我很珍视我在UCLA(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经历,在那里我完成了本科和研究生阶段
的学习。我出生于1933年,那时家里很穷,正好是大萧条时期。当我进入UCLA的时候,我不知道自己以后将从事什么样的工作。我记不清有多少次人们对我说:你是一个妇女,你将会呆在家里,生孩子做饭。那是人们对我今后生活的普遍猜测。事实上我也确实经常呆在厨房。当这样的谈话结束后,人们总会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女人在事业上是没有前途的,在文法学校或者高中当教师就是极致了。我很尊重在学校教学的工作,它是我们学会如何教学、如何与别人相处和如何做杰出工作的主要途径。非常幸运的是在UCLA的第一个学期我选了一门由一位很年轻的政治科学家所开设的课程,他当时是一个年轻的研究生。他的课程非常有趣,我被感染了,于是选择了政策科学作为我的专业。由于UCLA有很强的学科交叉教育传统,所以我也选了很多经济学的课程。到本科要毕业的时候,我认为自己学得不错,可以以经济学专业毕业了。同时,我也上了一些商业课程。当我毕业出去找工作时,我觉得自己有相当深厚的知识背景。但是有一次,别人建议我应该在公司里寻求一份打字员的工作。当然我会打字,我在大学里一直在打字,但我问还有别的选择吗?没有,他们回答。我试着向外投出简历,最终我去应聘波士顿市的一家商业公司的人资经理的助理职位。我需要强调的是,那时候我刚21岁。我提出自愿为他们无偿工作两个月,我只是想证明我真的可以,我当然想有更好的工作,一个更体面的工作。结果是他们当即雇佣了我,并开始给我薪水。我想对在座的年轻人说,你们必须要意识到:了解别人做了什么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你得抬起头,明白你也可以做出自己的贡献。如果你只是原地踏步重复已有的工作,而不积极进取,你的贡献就会被剥夺。我很幸运,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在商业领域谋得了一份专业职位,去看看商业组织究竟是怎么运转的。作为一名社会科学家,在商业组织里工作并观察其运转是一件很有趣的事。这家公司名叫戈弗雷·洛厄尔·卡伯特(Godfrey Lowell Cabot,Inc.),主要经营石油和化工产业,在美国和海外都有很多工厂。在这家公司供职能让你领悟到商业活动是怎样在全球范围内运转的。现在来看,有些时候,在商业组织里工作对后来的学术研
究是非常有价值的。在这两年的时间里,我开始仔细思考这些经济现象并推测它们之间的联系,以及它们何以这样运转等。
不管怎样,最终我还是回到了我的家乡洛杉矶并继续我在UCLA的学术生涯。我一边作为雇员在人事部工作,一边读研究生课程。事实上,那时我很兴奋,因为我有了自己的职业路径,并在不懈地追寻着,那就是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据我所知,有一群学者和学生正致力于用跨越政治学和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城市化问题,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一些学者,他们观察着北京的交通和运输系统。这一体系十分有趣且复杂多变,据我观察,自从我2008年访问中国至今,北京的所有交通工具,小到自行车,大到大型货车和公共汽车,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我希望你们继续致力于汽车共享和公共交通方面的研究,因为交通拥堵和污染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汽车共享和公共交通的使用不足造成的,这是一大挑战,也是值得你们研究的课题之一。我知道你们有很多自行车,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校长做了一件让我记忆犹新的事,他不把资金投向改善学校的停车场上,而是把这些资金投向这一地区的公共交通,他鼓励学校员工乘坐公共交通抵达学校,在校内则用自行车代步,并在校内建设配套设施。虽然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校园几乎有北京那么大,但这一举措仍旧意义重大,我真希望我能说服印第安纳大学的校长也这么做。所以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吧。我们现在能做的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研究正在出现的制度设计,在北京有一类新型的制度设计:户主联盟和社区团体。在北京出现的新情况是由专业人士提供卓越的房屋设计,房屋完全由政府建造、政府付款、政府管理。不同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的是,政府向私人有偿转让70年的房屋产权。可以肯定,有些社区是自我管理的,它们要学习的是在基层组织的管理中多一些民主理念。当我说到民主时,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政党,而我指的是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用你自己的观点和想法去解决社区事务,并认真考虑参与户主联盟。社区的居民必须要理解自我治理是一个艰苦付出的过程。有这样一幅场景,我们维持一个良好自治的社区所要需做的一切仅仅是每4年参与一次投票。事实
却不是这样。投票固然是重要的,但是如果我们只把自组织定义为目前的这种投票行为的话,那就是浅薄的和不正确的。如果我们只是每4年相聚一次,排队填写表格,画上勾勾叉叉,然后回家,5分钟的事而已,它能帮助我们遴选出政府官员,同时也是自治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如果我们把选举当成自治的全部的话,就很难营造出开放的、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基层自治组织。达成这一目标需要群体成员间的严肃讨论,在彼此相互尊重的前提下发表不同意见。在社会层面甚至在学校里也是一样,只有成员间相互尊重、积极投身社区事务、自由发表不同的意见、找到包容各种不同甚至是相互冲突的观点的方法时,真正的民主才有可能达到。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有可能在未来做出自己的贡献。
我很乐意接受诸位的提问,下面轮到你们提出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我将试着做出解答。
提问者1: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您对中国的改革发展有哪些建议和意见?我的第二个问题是您怎样让诺贝尔评审委员会认可您的学术成就并授予您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
奥:幸运的是,在我充实而漫长的学术生涯中,一直有出色的学者与我共事,如麦金尼斯(McGinnis)①。我现在每天都会收到80～100封电子邮件,我有机会受邀到全球各地访问和讲座,我的日程表已经排到2012年了,就是在接受2013年的邀请函时,我也会很谨慎。我热爱教学,如果我什么都不做只是不停地访问,我就没有机会接触自己的学生,也没法呆在自己的学校了。在印第安纳大学的研究所里有一些我非常感兴趣的项目正在进行,如果不能够有机会参与到项目组里面对面的讨论,或者不能够一遍又一遍地修改研究报告,我无法想象会发生什么。众所周知,一篇好的论文需要至少10遍的修改才能成形,或许十四五遍才够。所以,面对许多的邀请,我只能不停地说:“不、不、不!”
至于你提的第一个问题我的回答是,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试着用渐进的改革方式实现发展目标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人们没有自治的传统,也缺乏基本的自治体制,居民尤其
是城市居民,受困于城市交通、现代通信、人际关系等各种问题,如果没有一种基层自治组织存在,社会向前发展是很困难的。我要强调的是,公民发出自己的声音是很有意义的,也是很重要的。你们所读的一些政治经济学专著中总是假定公民是无知的,所有的决定都是由官员做出的。难道官员们天生就高人一等吗?难道有人一出生就是官员,另一些人一出生就是平民吗?不!所有人都有优点和缺点,我们只有组织起来成为一个集体才能克服我们的缺陷和不足,不断向前。你们正在学习的正是这样一类知识,所以努力吧!
提问者2:根据多中心理论,在一个政策系统中,政策通过子系统的谈判和合作形成,这种模式相对于韦伯的官僚制是否会导致相对较高的交易成本?如果是,那我们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奥:通常的假设是官僚组织中交易费用是很低的,因而设置一个官僚组织是经济的,如设置一个高校的校长(也是经济的)。但在许多大学、公共组织或诸如此类的组织中却并非如此,想要在层级众多的组织中形成一致意见的成本是巨大的。当一个全国性的政府管理着一个庞大的范围时,地域间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是截然不同的。对于全国性的官僚组织来说想要实现很好的管理成本可能是高昂的,即使他们了解到了地区之间的差异性,统一的法规和制度也不能很好的适应A地或B地或其它任何一个区域,因为区域间有本质的不同,或者中央政府要投入巨资去了解各地的情况并甄别政策的适用性。如果是一个小区域范围的官僚组织,就可以根据分工和责任的不同划分成A,B,C,D等各个部分,并能很好地实现效率。但如果官僚组织规模过大且要应对高度分化的局面,相对于单中心的治理系统,把官僚组织的一部分功能交由更小的官僚组织或是市民组织来承担显然更为明智,这就是多中心的治理。所以我们的多中心治理理论就是挑战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单中心治理格局,设计一种具有多元化、机动性治理中心的系统,并依靠多中心之间的合作来处理具体问题。当你乘坐飞机时,你肯定希望有专业技术人员已经妥善地检修了飞机,你可不想看到每次
飞机起飞前他们都只是把脑袋伸到飞机底部去检查飞机的状态。你希望他们拥有检修飞机的自主权和执行力,这样飞机才不至于坠落;如果他们每次都要在起飞前一次次地检修和更新设备,这个系统的代价将是巨大的。与此类似,你也不希望飞行员在飞机上通知你们:另一架飞机快要撞上我们了!乘客们,我们该怎么办?这时候,你们也许都希望有一个真正的官僚系统存在,它用严格的自上而下的方式审慎地做出每一个重大决定。你们希望飞行员和大副在飞行时行使自由裁量权,我不会登上一架由缺乏专业技术背景的飞行员驾驶的飞机。除了要求飞行员在空中有自由裁量权,还必须要有行使监督职能的更高层级的存在,乘客们就不用担心故障无人维修了,因为检修人员会在高层的监督和约束下履行职能,不让故障从他们手中溜走。高层的职责就是检查核实、调查取证、解雇那些做出错误决策的人员;所以我要再一次重申,在高层实行等级制是至关重要的,他们负责从全局的角度实行监督、记录和制定政策。但是对于日常的决策来说,所有层级都必须有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权。因此,我认为韦伯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很有趣的观点和思路,但是我们会发现多中心而不是单中心的治理体系会更有效率。
提问者3: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在内蒙古地区一直实行以家庭草原承包制为主的方式来管理草场,但是现在看来,这引起了内蒙古草场的严重退化。所以我的问题是,从您的多中心治理理论出发,您能给中国政府何种建议来提高内蒙古草场的治理效能?
奥:我对内蒙古草原没有深入的了解。很多科学界的人都有一个错误的假设:社区共有财产或某种形式的产权公有组织总是不好的。这也是我的研究所多年来一直努力研究的课题之一。我想从历史的角度给你们提供一点帮助,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研究。罗伯特·内丁(Robert Netting)②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对瑞士高山草原的研究,他发现当地人治理草原的文献记录可以追溯到1 500多年前。当然,这些高山地区和内蒙古地区有很大区别,但它们都是那种内部差异很大的地区。他还研究了尼日利亚草
原,并为那里的情况感到担忧。因为很多学者和发展署的官员都对尼日利亚的民众说:看吧,你们得学会如何对一切事物进行私有化,私有化是解决发展问题的惟一办法,要对尼日利亚所有资源的使用权进行私有化拍卖。为此他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其大意是说农民可以自己解决问题,这是一种类似于写“农民可以自己解决问题吗”的文章,并附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在这篇论文中他写到,难道我们会认为瑞士农民也是愚蠢的吗?就因为他们也是用共有产权来解决土地问题?那是非常有趣的:瑞士人在耕地使用私有产权,但是在高山土地使用公有产权。由此看来,并不是他们不知道私有产权的益处,事实上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就和私有土地紧密相连。但他们有很多的选择,几个世纪以来瑞士政府一直给公民以高层次的选择权。这是我很久以前读过的一篇文章,现在也还能清晰地记着。我以前从来不认为对土地使用来说还有除了私有化之外的其他方法,这对我而言是一个大革命。他说到:在低海拔的农业种植区通常有丰富的降雨,因此会有许多持续性的耕作行为;但是到了高海拔地区,生态条件会呈现差异化和不可预测化。所以,有可能今年这个区域降雪,明年又会换到那个地区降雪,同时水源也是流动的。因此,如果你圈地筑栏的话,你将无法很好地放牧,你也不能使用共用地,而且这样的使用方式会毁了共用地。他们懂得这一点,因此罗伯特·内丁反对在尼日利亚推行私有化的战略。这是以前的一项很好的研究。现在来讨论我的同事,也是我的一位博士生埃丝特·沃尼(Esther Mwangi)③的研究,她长期致力于研究东非的玛莎玛拉的历史,那里也有牧区。几百年前,马赛人管理着大片的草原地区,后来英国人来了,对他们说:你们这些愚蠢的原住民,你们根本不知道怎么管理草场,于是抢走了大片属于玛莎玛拉的马赛人的土地,分配给殖民者私人使用,接下来就是不断的私有化进程。生态学家现在发现,玛莎玛拉的马赛人几个世纪以前的治理体系从生态学角度来看是卓越的,他们根据水源和草料迁徙放牧的办法不会增加草场的负担,这很好地保证了区域内土壤的肥力。但显然政府官员没读过这些文献,不幸地是他们只会读《政治科学》这类的期刊,并视韦伯的理论为正统。如果
我没理解错的话,现在政府推行的是在内蒙古部分地区实行土地私有化,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一点,那就是内蒙古地区和内丁研究的瑞士高山地区以及沃尼研究的玛莎玛拉地区都有一个共同点:要实现对大片草场的良好治理,需要人们共同遵从的规则。毫无疑问规则是至关重要的,你需要找到使牧民们流动起来找寻高肥力草场的办法,随着降水等各种因素的不同,高肥力的草场是逐年变化的。现在有种倾向是把私有化当作惟一的规则来使用,对所有土地都用私有化的办法来管理。事实上,有许多地区都有很好的土地使用规则,但不是每一个地区都有。所以我的观点是:没有一个通行的规则可以很好地适用所有的地域。
提问者4: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北京的交通拥堵问题日益严峻。以我为例,我从家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要花上一个半小时,虽然政府已经竭力解决这一问题,但是效果并不明显,请问您有什么好的方法?
奥:在中国的很多其它地方我都见到了双层巴士,这样上下两层的巴士能用更少的空间运载更多的人,投资双层巴士和地铁这类公共交通可以显著地增强公共运输的能力。从我20世纪70年代第一次来北京到现在,中国的许多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进步,但是鼓励私人消费汽车的政策却产生了事与愿违的效果,这使得道路更加拥挤。我的建议是更加重视电子监督和收费系统的作用。可行的办法是:在私人汽车的车窗上设置一个监督收费装置,当你驾车出行时间很早时,收费就相对低廉;当你在高峰期出行时,收费就很高昂。总之,这样的装置根据车主行车的时间和行车的道路来选择不同的收费方式,有些路段有些时间点的收费很高。我们在计算费用时不得不把这些因素考虑在内,就会无形中避免在高峰时段及拥挤路段的出行,这样收取的费用可以用于投资公共交通设施,如地铁提速、公共交通多元化、提倡拼车行为等。电子设备很难像确定车的位置一样确定到底是谁在车上,但是应该有一种技术可以确定车上所载的人数,载的人越多,收费越少,换言之,4个人坐1辆车比1个人坐1辆车便宜。这样一来,人们就会想办法规避费用,拼车行为就会自然发生了。如果你去
新加坡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一做法已经很普及了。在新加坡市中心,如果你驾车非法左转的话,车载电子系统就会记录下来并自动开出罚单,这是很复杂的技术。世界上有许多这样复杂但很有效的技术系统存在,我想北京可以加大这方面的投入。不单是这个技术,也可以是其他的技术,既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有先进的工程技术实力,你们也可以在这方面有所贡献。
提问者5:在您的理论框架中,您一直强调民众自主治理的作用,但是在中国有很强的集权传统,民众似乎也认为政府包办一切公共事务是理所应当的。那么您怎么看待你的多中心治理理论与中国集权传统之间的矛盾和不一致?
奥:我多想说,抛弃这样的传统吧。但这只是很随便的一种说法,因为有很多中国的传统都非常有价值,你们当然不愿意抛弃所有的传统价值观。但是既然你们身处校园,追求真理,就有必要思考这样的问题:政府真的能包办一切公共事务的治理吗?如果是的话,那就没有必要来上大学了,政府尽可以决定你的工作、生活、薪酬等事务。但我想你们不可能满意这样的答案。你们都是经过专业训练的问题解决者。在大学里学习越久,你就会对长久以来所珍视的传统产生怀疑:如果政府真的可以解决一切问题,那我艰苦求学的意义何在?久而久之,你就会意识到,人们也可以在政府的监督下而不是指挥下独立地解决一些问题,所以你不会真的想逃脱无论是全国还是地方的大政府,而是希望找到一种更加开放和民主的办法来管理公共事务。毕竟,我们在经济学中所谈论的“市场”只是在私人物品的生产和分配中被认为是高效率的。“市场”是由众多小型、中性和大型企业组成的,他们基于自身的收益而非市场整体的收益来独立地进行决策活动。在这样一个多中心的决策领域内,做出明智决策的人才能成功,做出失败决策的人就会破产。因此,我们有必要找寻一种自组织的治理体系去面对公共事务的治理问题,在这样一种治理体系下,人们能够相互尊重、彼此帮助。
提问者6:从您刚才的演讲中,我得知您最初的专业是政治学,本科毕业后,您去了一家
企业工作,并且提出自愿无薪工作两个月。然后又回到学校攻读另一个专业:经济学。你的境遇简直像《当幸福来敲门》里的主人公一样。您当时的感受如何?您为什么会做出这一连串的决定?
奥:是的,我是提出了自愿无薪工作两个月,但是幸运的是,他们立即决定聘用我并开始发薪。就像我所提到的,我们常常要面对一些自己感到很困顿的环境。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妇女在商业领域是被排斥的,在政治领域也是如此。所以我克服了当时被普遍认为的一种偏见,那就是妇女本该一事无成,只能守着打字机、厨房或者孩子。我想做到更多,即使在遭遇挫折和磨难时,我也从未放弃。我确实提出愿意无偿工作两个月,我只是想有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因为在我之前,他们从未雇佣过女性从事秘书以外的工作。因此,当你也遭遇不被人重视的境遇时,你得想方设法让人们意识到你的价值和你勇于承担的品质。
提问者7:您认为制度多样化是否可能导致本地主义倾向并造成内部成员之间的激烈竞争,如果确有可能,怎样避免这样的局面出现?另外,您认为中国能从制度多样化中得到什么启发,特别是在经验转变层面,从而对经济发展产生贡献?
奥:让我先举一个日常生活中有关制度多样化的例子。成功的婚姻能以不同的方式发展。我的丈夫做早餐非常拿手,家里的早餐都是由他包办的,而我则负责晚餐和煲汤等工作,我们为家庭的各项工作都做了具体分工。当然我并不是建议你们都要求由丈夫来负责早餐,并抱怨自己的丈夫不能准备可口的早饭,我只是找到了一些适用于自己家庭的规则。规则可以被认为是制度的操作部分,在座的很多学生都和别的同学一起分享一个宿舍,你们必须要面对一系列规则来决定周一到周日的伙食分别由谁负责、谁来洗碗、谁来值日,每一个小群体都得面对这样的决策。你肯定不愿意一个权威机构用统一的方式来替你们做决定。这个例子告诉我们现实中存在制度多样化的益处。但是我希望你们意识到制度多样化有时是私人的,拥有理想私人生活的基础是相互尊重和相互理解,以便解决私人之间的诸多问题;当我们进入公共领
域时我们需要设计出不同的规则来管理公园、池塘等公共资源。有时,一些规则被证明是失败的,因为各个公园或池塘的基础条件是截然不同的。我们需要关注的是解决问题的一般规则与具体问题之间的适应性。
提问者8:您刚刚提到拥有更好的生存环境可能比拥有私人汽车更重要。但是据我所知,社会中的相当一部分人都很享受拥有私家车的便利。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人们一方面希望提高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又希望拥有舒适的生存环境。您认为怎样解决这种不一致现象?您有什么建议?
奥:政府应该为更有效率地使用公共设施而投资。我们正面临着严重的过度用电问题。美国的一些大学已经发展了一种竞赛方式,即比较各学生宿舍的平均用电量,学生处于竞争意识中就会注意到节电的细节。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人居住在学校提供的宿舍里,但想必数量不少,你们之间的沟通和组织应该不成问题。你们可以组织协会来举办节电比赛或其他类似的活动,组织可以命名为“提倡使用公共设施协会”或其他的名字,我不太确定。你们可以记录下组织成员一定时间内使用公共交通的频率以及公共交通对私人汽车的替代率。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发表论文。这就是我一直强调的:我们能行!你们能行!组织这样的团队,开展节能活动,发表学术文章,争取向政府传递信息。这是一条可行的道路。行动起来吧!
提问者9:众所周知,多元化是当代世界发展的趋势,那么异质性在自治系统中的价值何在?
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总会慢慢了解并接受有别于自己的其他人。如果没有成员间的相互信任,就很难在群体意义上取得显著成绩。传统的维护成员之间信任的方式是保证群体成员间的同质性,这导致了排外以及同质群体相互间的激烈争斗。所以同质性在群体内是优势,但对整个社会而言,却是损害。美国是一个成员异质性很强的国家,公民之间的差异很大。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在尽量克服同质性倾向的基础上和身边其他群体交流学习。但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会遇到许多困难和阻碍。因
此需要设计出多元化的规则体系去适应多元化的团体,从而用渐进但和平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并向其他人传授我们的方法和经验。
提问者10: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是如何选择你的研究领域?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在学习中总会有一些灵感,无论是方法上的还是兴趣上的,我们怎样管理这些灵感并使之统一到整体的学术框架中?
奥:我建议你选择那些你自己认为有趣的课题领域,如果你只是选择别人认为很重要的领域,就不会有发自内心的动力去支撑你的学术生涯。你一定不能对自己说:别人认为这很重要,我想我一定能做出点什么,好吧,我就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吧。我们所要解决的问题远不是一份学期论文所能解决的了的,我们要把问题拆分成许多小的部分去一一研究、解答,并花上10年、20年甚至是30年的时间把它们整合起来,只有浓厚的兴趣才能支撑这种发自内心的动力。因此,要去干那些你自己认为有趣、值得花时间研究的工作,而不是选择别人认为重要的工作。
在给师生们做了虽然内容简短但却信息丰富、妙趣横生的独立演讲之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又深入浅出、生动幽默地回答了师生们提出的各种学术问题,并以其渊博的学识和超凡的精神感染了在场的所有师生。在约1个小时的演讲和互动中,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不仅回顾了自己的人生和学术经历,和与会师生们分享了自己在研究领域的选择、研究思路的梳理、研究方法的使用等方面的心得,而且通过探讨公共交通、中国改革、官僚制的交易成本、内蒙古草原管理、多中心治理和集权传统的矛盾、制度多样化、提高私人生活水平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异质性在自治系统中的价值等具体问题,进一步阐述了其学说的一些核心理论及其具体应用问题。
1.在谈论自己的职业生涯经历时,她不仅强调了解别人做了什么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强调要明白自己也可以做出应有的贡献并积极进取;同时指出,对从事诸如政治经济学研究等领域的社会科学家来说,具有一定程度的商业组织工作经验是有价值的。
2.在讨论诸如城市交通等具体社会问题的研究时,她强调了多学科交叉研究的重要
性,并鼓励大家关注制度设计和提高民众的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能力。
3.在回答如何走向学术成功之路时,她强调了与不同科学家进行科研合作和尽最大努力专注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性。
4.在回答对中国改革的看法时,她强调不仅要进行渐进改革,而且要加强居民自治——尤其是基层自治和提高公民参与。
5.在回答多中心治理是否会导致相对于官僚制来说较高的交易成本的问题时,她举例说明了庞大官僚组织所面临的高交易成本和低管理效率等诸多问题,指出必须依靠更小的官僚组织或是市民组织来实现更有效率的管理,通过设计一种具有多元化、机动性治理中心的系统,并依靠多中心之间的合作和更专业的服务来处理具体问题。
6.在回答有关中国内蒙古家庭草原承包制的问题时,她以瑞士高山草原、尼日利亚草原的治理经验和研究为例,批判了私有化在解决草原治理方面的无力,讨论了在草原管理方面实现共有产权社区治理的可能性,指出因地适宜确定共同遵循的规则是实现草场良好治理的关键,并认为没有一个通行的规则可以很好地适用所有的地域。
7.在回答有关北京交通拥堵的问题时,她强调了发展诸如双层巴士等公共交通的重要性,并以新加坡为例,主张发展对私人车的电子监督和收费系统,并以差异化的收费方式促使公民自觉规避高峰出行。
8.在回答有关中国的强集权传统与民众自治的矛盾问题时,她认为中国的很多传统都非常有价值,但也强调了对传统应该区别对待的态度,指出了加强民众自治的重要性,并强调了学者和校园研究的责任。
9.在回答有关自己求职经历的问题时,她指出,当人们遭遇不被人重视的境遇时,要勇于坚持,同时得想方设法让其他人意识到自己的价值和自己勇于承担的品质。
10.在回答有关制度多样化的问题时,她以自己和丈夫的做饭分工以及学生们的宿舍值日为例,说明了制度多样化的普遍性和益处,并指出制度多样化有时是私人的,因此要解决私人之间的问题就必须学会相互尊重和相互理解,同时指出,在面对公共资源
管理问题时,要注意解决一般规则与具体问题之间的适应性。
11.在回答有关提高私人生活质量如私家车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的问题时,她强调了发展和投资公共设施的重要性,并以目前诸如美国很多大学正在进行的节电比赛为例,鼓励大家通过组织诸如“提供使用公共设施协作”之类的组织来展开节电、少用私家车或其他类似的活动,同时鼓励大家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发表论文,向政府传递信息。
12.在回答有关异质性在自治系统中的价值问题时,她强调了信任的重要性,并以公民异质性很强的美国为例,认为需要在尽量克服同质性倾向的基础上努力向身边其他群体交流学习,同时需要设计出多元化的规则去适应多元化的团体,并用渐进但和平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
13.在回答有关学术研究领域选择和灵感管理的问题时,她强调要选择自己认为重要和有趣的领域,并把问题拆分成许多小部分一一研究解答,同时要准备花上10年、20年甚至是30年的时间来把它们整合起来。
以上这些重要观点反映了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对学术研究、学术成功之路、自治、多中心治理及诸多社会具体问题的一些深刻思考。她的演讲和问答使师生们共享了一次难得的学术盛宴,真正起到了传道授业解惑的教育效果。
注释:
① 麦金尼斯教授2011年5月9日也来到了“北航大讲堂”。
② Robert Netting为音译。
③ Esther Mwangi为音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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