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30日发(作者：)
专题：台湾文学概论
台湾是中国的领土，是中国人用血和泪写成的一部历史。在近代史上，由于清政府腐败无能，对内高压，对外投降，甲午战争失败，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台给日本，从此台湾成为日本的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台湾又长期孤处岛上，这样使台湾成为一块特殊的领域，台湾文学也因为这些历史因素而成为一种“边缘”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特殊地位。虽然由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自然环境的不同，大陆和台湾文学在许多方面存在着重大差异，诸如作家队伍的组成，作家的学识、素质，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文学思潮和流派，甚至表现和文字技巧等都存在着差异。但不管有多大不同，它们都是中国人写的，是用汉语言文字写的，是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是继承中国文学传统的，文学品种、体裁也基本上是一致的。虽然各具特色、观念见解不一，但都是中国文学这一点是不变的，它们是母体文学的一种延伸、补充和扩展。主要原因在于：
1、有五千年历史的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和生命力，是中华民族统一的基础，不易为其他民族文化所消解同化。
2、炎黄子孙无论在何时何地和任何条件下总以传播中华文化为己任，即使是在外族统治的血腥镇压下或全盘西化的摧残下，他们也总是奋起抗争，坚持创作，维护自身的文化。
3、海峡两岸统一在望，两岸沟通日益频繁。正因为同种同文同传统，富有血缘地缘亲缘心缘情缘之故，台港澳从未与母体文化割断过。
一、台港文学的历史地位和意义
台湾是中国领土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丰富的中华文化的历史积淀，虽然曾有过沦为殖民地的屈辱历史，但坚韧的向心力总也不曾使它脱离过祖国民族的母体。秉承着光辉的民族传统，在特定的区域内滋长的台湾文学，无疑构成了中国文学不可或缺的环节。正是在参与祖国文学大业的过程中，台湾文学也显示了其自身的历史价值主要表现为：
1、丰富、延展了中国文学反映生活的空间。
台湾作家对本地区中国人生活各方面的独特写照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台湾同胞的身影和心影。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当地的都市霓红、渔村灯火、社会生活和市民心态。这类作品在不同的时空纬度上，以新鲜的内容充实、丰富了现代中华文学的画卷，使中华文学以一种更为多彩的面目呈现出历史的新变。
2、真挚、生动地描写了曾沦为殖民地的中国人的“孤儿”意识，描写了他们的生存困境，以及各种表现的“中国情结”，丰富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感情色彩与精神结构。
由于历史的原因，台湾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浓厚的“孤儿意识”和“漂泊感”以及寓居海外而恋念故国的“中国情结”在台湾作家笔下表现的特别强烈、明显，《亚细亚的孤儿》、《纽约客》、《台北人》、《台湾人三部曲》、《乡愁》等作品可为适例。即使像《白玉苦瓜》、《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这类作品，也从不同的侧面和深度上，对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和才生存现状，展开了自己独特的思考。
3、由于拉开了时空的距离，台湾作家获得了独特的关照角度和聚焦点能以另一种眼光和标准价值，表达对中国内地生活的体认、反思。
生活在价值标准、审美趣味及历史眼光有异于特定的中国某一历史时期的异地，也就很自然地获得另一种打量中国内地生活、历史传统的眼光、角度、距离，从某些方面可能得到“身在其中”的大陆作家所未曾得到的体认，从而形成有意义的返观、回顾，甚至有一些更深
入独特的见地，能准确地、深刻地认知中国大地发生的一切，无疑是有益的。这在陈若曦《尹县长》、林海音《城南旧事》等人的作品中都有表现。
4、中华文化和文学传统在海外华文文学中的继承、衍变、发展，怎样赋予古典传统以现代生机，提供了在另一种文化背景下，同质异象文化的当代生成的各种经验教训。
在海外华人的创作中，很多作家的作品或隐或现地呈现了它们与中华文化传统之间的内在传承联系，从中国古典诗词到中国古典小说，从孔孟老庄到周作人、徐志摩等的散文，都可以在他们的作品中看到其影响，而在表现新的时空中的华人生活是又给予了现代化的处理。
二、台湾文学的特点
近四十年来，台湾文学发展相当快，实绩显著、令人刮目相看。
由于台湾当局在政治上、经济上一向依赖美日的支持和援助，以及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同西方国家的频繁交往，一度导致全盘西化。在中西文化的激烈冲击下，文学思潮屡变，文学流派丛生。然而台湾毕竟是中国人的天地，欧风美雨无法冲淡中华民族的固有文化，台湾文学始终以严肃文学占据主导地位，并沿着多元化的道路前进；作家队伍迅速壮大，涌现了一大批重要作家，产生了大量优秀作品；对外交流频繁，在创作上标新立异，不断开拓，路子越走越宽。
三、台湾文学的局限
台港文学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客观地讲，也存在着弱点。这主要因为台港文学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台港都有不同程度的殖民地史，中文文学受到禁锢，再加上皇民化和殖民化的摧残，文学事业受到扭曲、挫折，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在挣扎中求发展。台港澳三地都是小海岛或小块土地，自然环境不利于作家创作，种种诱惑也不利于潜心研究。身受政治干涉和物欲横流的诱惑。作家队伍不稳定，外流多，不易产生杰出作家和重要作品。与母体长期隔离，以致一度误入西化歧途。商品经济猛烈冲击，“消费文化”泛滥成灾，导致文学出现滑坡现象。此外，缺乏组织、指导、支持，山头林立，门户森严，出版困难，稿酬偏低，福利、版税无保障等等。
四、台湾文学的发展进程
台湾文学以1945年为界，可以大致分为光复前和光复后两个大的时期。
（一）光复前台湾文学简述
从1895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半个世纪里，台湾一直处于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之中。光复前的台湾文学，以1920年为界，分为性质不同、面貌迥异的两个发展阶段——旧文学与新文学。
1、旧文学：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开发台湾最早的文字记载《三国志?吴志》当时称之为“夷洲”，陈稜被台湾人称为“开山祖”，1627年澎湖列岛正式列入版图，元朝在台湾设置巡检司。1855年台湾独立成省。
明末，沈光文随郑成功来到台湾，才开始播种旧文学，创立了东吟社写诗吟词，多写台湾的风土人情，是台湾有文学最早的记载，于乡愁中燃烧着慷慨悲愤的爱国情思。自清初到鸦片战争，台湾旧文学逐步传播，其作品主要是由大陆到台湾的宦游文人之作，如陈梦林的《游台诗》、蓝鼎元的《鹿洲全集》等，宦游文人由大陆来，居官数载即去，难以深入民生疾苦中去，故多属于文献性的史书和个人的述怀之作，但仍有传播中华文化的积极意义。到了清朝乾隆年间，台湾本土作品已经开始出现，如王克捷的《台湾赋》、章甫的《半崧集》、蔡廷兰的《香草诗草》等，这些文人较宦游文人能触及庶民生活，但未能形成稳定的阶层。
鸦片战争前的台湾旧文学，反映现实比较深刻的是郁永河的《稗海记游》。它除了记叙了台湾风物外，主要反映了北投采硫矿工的凄苦生活、汉蕃矛盾和土著遭到欺压的现实，笔力敏锐，语言简约。
自鸦片战争至乙未割台，民族和阶级矛盾日趋严重，旧知识分子的思想逐渐觉醒，保家为国的民族思想和变革思路，较多体现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如望凯泰的《台湾杂咏三十二篇》，劝导人们起来打破吸食鸦片、生活奢侈等陋习，另还有丘逢甲、陈继英等的作品，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到了清末，台湾的旧文学才真正开花结果。
日本统治台湾前期的25年间，虽有少数返回大陆的文人的抒发乡愁的作品，或如洪弃升那样留踞台湾，闭门写作，不与统治者交往，留有《寄鹤斋诗话》。但台湾就文学总体上已经沦为殖民统治的工具。日本侵略者在进行武力镇压和掠夺土地，逐步巩固他们统治的同时，对旧士绅阶层奉行怀柔政策，扶持“击钵吟”体旧诗，歌舞升平，吹嘘“王道乐土”，一些附庸风雅、阿谀奉承之士组织“击钵吟”，对酒酬唱，吟哦风月。
“击钵吟”体诗的风靡，标志着台湾旧文学的衰落。
严酷的殖民统治的社会现实，使人们渴望着一场新文学运动的到来。在台湾本身的社会要求和大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影响下，台湾文学的历史迈进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2、新文学：
1920年7月，在东京的台湾留学生组织了“新民社”，以蔡培火为发行人，创办了综合杂志《台湾青年》，进行唤醒民众的民族意识，创立新思想的思想文化启蒙运动，揭开了台湾新文学的序幕。《台湾青年》创刊号的卷头词指出，台湾的文化已经落后于世界文化的大势，台湾青年应赶快觉醒。广博地倾听内外的言论，将应取的东西，无大小之别，取之为我涵养，将自己的民族引向自新自强之途。
从1920年至1945年，是台湾新文学时期。这一时期台湾新文学经历了萌生、发展和挫折的艰难历程，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其基本倾向是反殖反帝反封，高张“科学”、“民主”大旗，并在反帝反封的现实主义方向上与大陆“五四”新文学运动保持了大体上的一致。
（1）动员期：（1920—1925）
1920年7月至1925年8月，台湾新文学运动萌芽，主要是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开展思想启蒙与理论倡导，作品以介绍大陆新文学为主，本土作家的创作仅有追风的《她将往何处去》等5篇，虽很稚拙，但在台湾文坛上却有重大意义。
在台湾新文化运动中，最有实际效果的是台湾文化协会（简称“文协”）的活动，它成立于1921年10月17日，发起人是蒋渭水、吴海水、林献堂等。既是文化团体，也是政治团体，它以揭橥启发民智、灌输民族思想、提倡破除迷信，建立新道德观念、改造社会为目的，最终任务是“唤醒台胞的民族意识，摆脱日本统治”。“文协”的活动主要是从文化工作入手，宣传抗日民族思想。
新旧文学之间的激烈论战，是台湾新文学萌芽期发生的最重大的事件，它清除了旧文学的基地，为新文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最早抨击吟风弄月的旧文学，主张文学应传播文明思
想、促进社会改革的是甘文芳的《实社会与文学》和陈炘的《文学与职务》，但这两篇文章均用文言文写成，没有捕捉到“五四”新文学的潮流；而最先提出用白话文进行写作的陈端明的《日用文鼓吹论》则止于简明的白话文利于启发民智，未能论及白话文与建立新文学的关系，因此，也未抓住关键。而后，从大陆回台的黄呈聪、黄朝琴分别发表的《论普及白话文的使命》和《汉文改革论》，才将大陆的白话文运动与台湾也应使用白话文联系起来，方向比较正确。而在新旧文学论战中，抨击旧文学、提倡新文学最力的当推张我军。
与张我军一道站在新文学阵营参加论战的还有许秀湖、蔡孝乾、前非、懒云等，以连雅堂、黄衫客、闷葫芦生等为代表的一批旧文学的维护者虽然极力反抗，但在新文学主张者的理论攻势下。拿不出像样的货色来，很快便溃不成军了。
（2）推进期：（1926—1930）
这一时期台湾民族革命运动空前高涨，此时的新文学运动比萌芽期更深入的发展。首先表现在理论上有许多新的突破，这种突破有一个共同特点，即理论上探讨已不停留在介绍祖国大陆新文学运动的经验，不再止于对旧文学的批判，而是开始转向文学自身的研究，即如何按照台湾的历史和现实特点来发展台湾的新文学。
本时期理论上的新问题是罗马字运动、台湾话文运动、乡土文学口号的诞生。
罗马字运动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就开始了，最热心的倡导者是蔡培火，但因本民族与日本人的原因而趋于流产。
台湾话文运动是白话文运动的继续和深入。该运动是在保存和整理台湾话的基础上出现的，其主张根本点是将台湾话文字化，并用以代替文言、日语，以至白话文。从当时来讲，是为了抵制日本人的同化政策；同时丰富生动的台湾话便于写出具有地方色彩的作品，但台湾话也有缺陷和局限性，有很多不能被大陆读者所接受，因此对于该运动，廖毓文、朱点人等持反对意见。
乡土文学的口号，首先是台湾屏东人黄石辉提出的，他先后刊出《怎么不提倡乡土文学》、《再谈乡土文学》两文，详细提出了“乡土文学”这一概念，他认为文言文、白话文是“贵族式”的，与劳苦大众无关，应该提倡和建设描写的是台湾的风物、为广大劳苦群众服务的乡土文学。虽然这一主张在当时遭到廖毓文、朱点人等人的反对，但建立乡土文学无论在战时或战后都成为台湾文学的主要潮流。
1926年初，新文学开始显示出创作实绩。这一年的元旦，《台湾民报》第86号发表的短篇白话小说《斗闹热》（赖和）和《光临》（杨云萍），一般被称为台湾新文学有了实质性收获的肇始。此后的整个20年代后期，台湾新文学主要以《台湾民报》为阵地，培养了大量优秀的作家如赖和、杨云萍、张我军等，创作了大量的新文学作品。
小说在体现新文学运动的实绩中居于领先地位。据不完全统计，在这五年内创作小说近30篇，相当于动员期的4倍。如张我军的《买彩票》，赖和的《一杆称仔》、《不如意的过年》，杨云萍的《黄昏的蔗园》、《秋菊的半生》，杨守愚的《凶手不免于死亡》、《谁害了她》、《十字街头》等。
诗歌创作也有新的发展。据统计，见于各种报端的新诗不下于百首。张我军的新诗集《乱都之恋》是台湾新文学运动的第一部白话诗集，抒发了诗人在离乱中留恋故土的感情。此外，杨华、来回、杨守愚也发表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新诗，把新诗运动向前大大推动了一步。
散文创作较少，主要有赖和、蒋渭水、林献堂等几人。戏剧运动从五四运动以后就开始了，而创作现代新剧最早见于1924年8月张梗的独幕历史剧《屈原》。同年9月《台湾民报》发表了逃尧的独幕剧《绝裙》。20年代后期，还发表了《巾帼贡献》、《平民的天使》、《反动》等剧本。同时，还开展了戏剧美的讨论、关于歌仔戏的改革问题的讨论。
综观20年代后期台湾新文学的创作，可以看出：它强烈的反帝反封精神，与当时大陆新文学运动保持了方向上的一致性；由于台湾的完全殖民地化。其作品的反帝色彩和民族意识，又较之大陆同一时期的作品更加强烈。当然，在艺术技巧上，不少作品还欠成熟，如篇幅短小、故事情节简单、结构平直、人物性格刻画地不够鲜明，创作上重思想轻形式技巧等，但同动员期的创作相比，却明显前进了一步，使得台湾现代文学从一开始就前进在一条坦荡开阔的现实主义和民族化的道路上。
（3）高潮期：（1931—1936）
30年代的政治运动转向低潮而文学运动却进入鼎盛时期，有来自日本、祖国大陆等外部原因，也有本岛内部的原因：日本殖民当局的轻视、前两个时期的准备，因此，台湾的新文学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时期。
30年代前、中期，台湾新文学运动的推进和创作，较之20年代有了明显的变化和不同的特色，主要表现在：
①新文学运动的步伐由散漫趋向统一。
20年代的作家是在白话文学的路向下从事创作的。1932年，旅日台湾学生张文环、王白渊等组织台湾艺术研究会，这是台湾青年在日本成立的第一个纯文艺性团体，同年，旅日台湾学生张文环等组织台湾文化协会；1934年5月，在台中市召开了全岛文艺大会，约80余位作家参加，成立了台湾文艺联盟，共同为新文学的发展而奋斗。
②新文学的主要阵地有报纸副刊转向文艺期刊。
20年代，《台湾民报》副刊为新文学的主要阵地；30年代，它虽然仍发表新文学作品，但其重要性已不及《南音》、《福尔摩沙》、《先发部队》（《第一线》）、《台湾文艺》、《台湾新文学》等文艺杂志。
《南音》杂志于1932年1月1日发行，1932年11月8日停刊，共出了12期，其中9、10、12各期因刊登反日作品被禁，实际只出了9期。该杂志不仅强调新思想、新方法，并且提倡各个流派兼容并包，但它在第八期刊头词中又否定“贵族文学”，否定普罗文学，并提倡所谓“第三文学”，把文艺大众化问题从乡土文学中除去，也体现了编者的局限性。
《福尔摩沙》创办于台湾艺术研究会成立之日（1932.3.20），该杂志的任务有两方面，“在消极方面，想去整理研究从来微弱的文艺作品，来吻合于大众脍炙的歌谣传说等乡土艺术；在积极方面，由上述特种气氛所产出的我们全副精神，从心里新涌出我们的思想及感情，决心来创造真正台湾人所需要的新文艺。”这表明它是一个纯文艺刊物。在台湾艺术研究会历时一年多的活动期间里，共出了三期《福尔摩沙》，发表了一批重要的文章和作品，其作家们不仅采用了本民族的传统手法进行写作，而且因为创办人“皆是在日本各大学正在专攻文学、哲学或美术的学生，所以他们能运用西洋近代文学的方法来创作文学和推动文学运动”
《台湾文艺》是“台湾文艺联盟”于1934年11月5日创办的杂志，每月出一期。该杂志“不是吟花弄月、无病呻吟的刊物，更不是为艺术而艺术所谓艺术至上主义或浪漫主义的刊物，而是为人生艺术、为社会而艺术的一种富有创造意识的杂志”，从创办伊始，它就担负起拯救民族、团结作家，发展台湾民族文学的神圣使命，从而成为台湾人民进行抗日斗争的重要文化阵地。《台湾文艺》从创刊至1936年8月28日发行第三卷第七、八月合刊为止，共出了十五期，历时一年又十个月，是台湾现代文学史上寿命行动上较长的杂志之一。
在台湾现代文学史上，除杨逵、叶陶夫妇主编的《台湾新文学》，没有其他杂志的成就可以同《台湾文艺》相比。《台湾新文学》于1935年12月28日诞生，1937年6月5停刊，其间曾于1936年第八期出了“高尔基特辑号”，同年11月号还发个了一篇《悼鲁迅》的署名文章。总体上其贡献如黄得时所说：“《台湾文艺》与《台湾新文学》的寿命不过是三年而
已，可是在这短短的三年之中，所获得的效果，比过去十几年的效果都来得大，堪称在台湾文学史上划下一段光辉灿烂的时期。”
③作家队伍扩大了，作品数量和艺术质量也有提高，如《光复前台湾文学全集》和《日据下台湾新文学》所收入的作品中，此时期的作品居半数以上。这一时期，除原有作家继续写作外，其他又有大批作家从事写作，主要有杨逵、朱点人、杨华、翁闹等。该时期的突出表现是：题材广泛、体裁多样、主题深化、形象丰富、艺术性强。
题材上，反映台湾人民痛苦命运和悲惨遭遇，仍占主要地位。象《一群失业者》、《阿枝的故事》、《送报夫》、《到城里去》、《牛车》、《薄命》等，已不限于写农民了，工人、知识分子、小贩、童养媳、小宦吏、妓女、老学究等生活经历，都成了作品体现的重要题材，这就多侧面、多角度地揭露了殖民社会的黑暗，揭露了殖民主义者的丑恶行径。
体裁上，最大的突破是中篇和长篇小说的出现。作品多写男女爱情与家庭生活，就社会意义来说，比不上短篇小说，但从文学体裁上说，是小说创作的一个有意义的开拓。
主题方面前两个时期，各类作品的锋芒也都指向殖民者，但一般仅限于具体的下级成员,
特别是基层的警察、巡查之类。这个时期的作品对日本殖民者的揭露和批判更大胆、更公开，也更深刻，不仅鞭挞了警察、保正、巡查这类小官吏，而且已经触及日本殖民制度。
形象上本时期的作品塑造了一批前所未有的人物形象，他们为拯救台湾同胞、为反抗日本殖民统治，参加了“文协”、“农民组合”等组织，献身于台湾人民的反帝斗争事业，成为民族革命的领袖人物。与革命者的形象相对立，作家们还写了一类内奸人物形象及灵魂完全被日本奴化思想污染了的奴才形象等，如《先生妈》。
在艺术上，黄得时说：“在质的方面，这个时期的作品比前期的，在艺术上确有明显的差异，前期的作品是作家站在政治、或社会的基础上，为抗议人的压迫和榨取而写的多，同时对于封建社会也不客气地揭露其腐败和堕落的情形，可是这时期的作品，却是作家站在文学独立的立场中，深入台湾的旧社会去发现台湾人的优点，再把这优点用写实的方法表现出来，对于日本人的歧视政策，作一无言的抵抗。因此前者带有很强烈的政治色彩而后者却含有浓厚的艺术气味。”该评介指出了这个时期台湾文学的基本特点，但其中有关“文学独立”与“文学脱去政治上联系”的说法，未必符合台湾文学的实际。这个时期的多数作家，虽在艺术上比过去两个时期重视多了，但就内容与形式两方面来考虑，前者还是强于后者；但值得提出的是，因这个时期一些文艺团体和文艺杂志诞生在日本东京，而当时已接受了欧美文艺思潮，因而在东京学习的台湾青年，不免在思想上和艺术技巧上受到某些影响，体现在小说创作上就有两个明显的变化：一是不少作品，结构较前复杂、完整，故事也更逼真、动人；一是人物性格的刻画，克服了先前那种单一、平面的缺点，开始朝较为复杂的纵深发展。这两个变化表明，作品的艺术性已经进步了。
（4）衰落期：（1937—1945）
正当台湾新文学处于逐渐成熟的发展阶段，发生了日本侵华的“芦沟桥事变”，亮出了妄图一举吞占中国的狂妄侵略野心。为了实现其霸占亚洲，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侵略野心，在台湾实施“战时体制”，禁止使用中文和出版销售中文书刊。台湾文艺联盟的活动无形中消失，《台湾文艺》等刊物亦被迫停刊，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发展被迫处于阻滞状态。
战争的前几年，台湾文坛一片死寂。1939年底，以日籍作家西川满等为骨干的台湾文艺家协会及其刊物《文艺台湾》（1940年2月发行）才活动起来，但这已非原来的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延续，而是“皇民文学”的逆流。台湾文艺家协会（1940年成立）及其机关刊物《文艺台湾》代表了殖民者的意识，某些意志不坚定的台湾作家亦曾写过阿谀之作。在战时严酷的环境下，新文学创作主要表现在消极写实文学和隐蔽的抗日文学两个方面。
消极写实文学的出现不是偶然的。1940年，当台湾文艺家协会成立时，黄得时、张文环等先后加盟该协会，后因不满日本人提倡皇民文学，便退出台湾文艺家协会和《文艺台湾》，于1941年5月17日，同吕赫若、张冬芳等一起发起组织启文社，发行机关杂志《台湾文学》与《文艺台湾》分庭抗礼。此外，日本作家中山侑、名和英一等也加盟该组织。这些作家创作的作品，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无法同高潮期相比，所写的作品流露着人生的灰暗和心灵的悲苦，如张文环、龙瑛宗、吕赫若等的作品。但正是这些作品维持着台湾现代文学的一线传统，使台湾的民族文学没有因为日本帝国主义的高压而中断。可是到了1943年1月《台湾文学》被迫与《文艺台湾》合并成《台湾文艺》，至此台湾现代文学便降到历史最低潮。
隐蔽的抗日文学，是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心的台湾作家在血泊中顽强挣扎的体现，他们并没有完全屈服于日本殖民者的淫威的压力，而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同日本帝国主义展开反侵略、反统治的斗争。在政治上，抵制兵役制度，拒绝到祖国大陆打仗；思想上，抵制皇民化运动，努力保持中华民族的风俗习惯；文化上，积极创造条件，开辟各种形式的文艺阵地，与日本控制的杂志进行斗争，只是战斗的形式较为隐蔽而已。代表作家作品是杨逵的《模范村》、吴浊流的《先生妈》等。
从“七七事变”到日本投降和台湾光复，是中国人民同日本帝国主义浴血奋战的八年，也是台湾现代文学在血泊中挣扎的八年。这个时期的台湾文学，从整体上看，除少数作家的作品仍保留着先前的批判锋芒，大多数作家的作品，迫于政治形势的压力，思想性、战斗性都大大减弱，金刚怒目式的作品少了。但是，这个时期的作品，艺术性有很大的提高。因此，内容与形式的矛盾，思想性的后退与艺术性的前进，构成了本时期台湾文学的基本特征。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媚日作品的出现。
这个时期的日本作家，为执行他们的“天皇使命”，大多利用文学作品为歌颂战争、鼓吹侵略的工具，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效劳。当时的台湾作家，直接加入这一队伍的很少，但有些人也不免受到日本宣传的影响，未能像杨逵、吴浊流那样，对皇民化运动做出有效的抵制。如陈火泉的中篇小说《道》（或译作《路》）一类作品的出现，固然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但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带有某些妥协性，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②反殖思想大为削弱，但反封思想提升。
这个时期台湾文学的主要倾向，是对冷酷的血迹斑斑的现实采取一种逃避的态度。文学的批判锋芒消失了，反殖的主题和思想大为削弱，反封建的主题却上升到主要地位。许多作家都绕过现实生活中的尖锐矛盾和冲突，避开了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现实，而把主要注意力转向家庭生活、风俗民情、封建迷信、不幸婚姻等方面。这个时期的三位主要作家张文环、吕赫若、龙英宗在创作上都有这种倾向。当然，批判封建主义、表现民俗风情，同样可以寄托作者对自己苦难同胞不幸命运的悲悯与同情，对日本殖民主义作一种间接的鞭挞和批判。但是，无须讳言，这样的作品同高潮期直接表现民族矛盾，揭露日本殖民统治的作品相比，其政治号召力，应该说小多了。
③艺术质量大为提高。
该时期作品，思想走下坡路，艺术水平却达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这从三个方面可以看出：作品结构复杂，构思精巧，情节完整，布局合理；多数作家的作品都注意刻画人物的性格和塑造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这方面，女性形象似乎比男性形象塑造得更成功。《财子寿》中逆来顺受的玉梅，《先生妈》中爱憎分明的新发娘，《阉鸡》中放荡不羁的月里，《艺旦之家》中善良多磨的采云，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描写细腻，语言富有个性特征。以前的作品，常是粗线条的勾勒，加上方言土语使用过多，这削弱了作品的艺术表现力，而本时期
的作品描写细腻，生动具体，形象逼真，读来给人以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形的感觉。
总的看来，衰落时期的台湾文学，皇民文学是逆流，消极写实主义文学是新文学的一个支流，而隐蔽的抗日文学才是新文学的主流。
（二）光复后的台湾文学进程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被日本占据半个世纪之久的台湾回归祖国。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1949年后，台湾又孤处岛上，与祖国大陆长期分离。光复后的台湾文学，仍然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它的演进的历史因社会制度与社会生活的不同，有其相对独立的进程。
（1）承前启后的光复初期台湾文学：
光复初期至50年代初期，是台湾现实主义文学处于困难的时期，也是台湾现代主义文学开始孕育的时期。
台湾光复给台湾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民族骄傲和喜悦，人们在重建政治经济的同时，文化的回归运动也全面展开，作为台湾新文学复兴的标志有二：一是台湾省编译馆的成立和大陆作家对台湾的支援；一是全面更新战前的文艺阵地，日本一投降，战前的所有报刊杂志都宣告停刊，新报纸杂志大批出现，作家的创作热情又高涨起来。
上述一切应当说是光复后具有反帝爱国思想的台湾新文学的蓬勃发展的转机，但是情况恰恰相反，1945秋至1949年，光复初期的台湾文坛一片沉寂，造成这种状况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原因包括社会原因和作家自身的原因。经过半个世纪的殖民掠夺，台湾经济濒于破产，物价飞涨，政治上的高压，诱发了“二·二八”事件，迫使作家从工、从教、从商来谋生糊口，创作没有自由，动辄被捕，甚至被特务杀害，在这种恐怖政治下，许多赴台作家都回到大陆。另外，自三十年代开始，日本当局推行皇民化教育。强令禁止使用中文，许多作家熟悉日文而疏于中文，光复后，作家有一个重新学习和掌握中文的过程。
在这种情况下，“光复后有一段时间，本是一片沃土的台湾文学，因乏人耕耘，被人遗忘，任其荒芜变成荆棘丛生的旷野”。
（2）50年代，“反共文学”与“怀乡文学”的对峙：
50年代，现实主义文学遭到“反共文学”、“战斗文艺”洪水泛滥般的包围，得不到生存和发展的土壤。由于政治生态环境与社会文化心理的共同作用，由台湾国民党当局直接操纵并以“反共文学”为核心的所谓“战斗文艺”运动迅速占据50年代台湾文坛的主潮地位，期间还配以一整套的官方文艺政策。这一运动及其创作从根本上说都是有悖于家国、民族情感的逆历史潮流之举，最终被斥之为“反共八股”。突出作家有：陈纪滢、姜贵、潘人木、司马中原、朱西宁、段彩华等。
由于政治的、历史、感情的诸多原因，在由当局直接操纵的“反共文学”的同时，50年代的台湾文坛则自发地出现一股怀乡文学思潮。其创作有怀念过去，批判现实的；有单纯的怀乡思亲，倾诉一种朴素的乡土意识和个人情怀的。突出作家如林海音的《城南旧事》。
（3）60年代，现代主义文学的蓬勃发展
大致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期开始，台湾文学界全面星期了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从根本上说这是由于当时当地特殊的社会政治文化和地理环境所决定的，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事实上造成了本是受祖国大陆“五四”新文学影响而形成的台湾新文学与祖国大陆新文学传统的断裂。同时，作家们对于反共文学的反感、外来文化的影响以及台湾自身社会经济、政治现状的原因共同促成了现代主义思潮的萌生。
台湾现代主义文学首先在诗坛崛起。1953年纪弦主编的《现代诗》创刊，提倡“横的移
植”，倡导者和组织“现代诗派”；1954年3月，覃子豪和余光中等又发起成立“蓝星诗社”；同年10月，紧接着又有洛夫、痖弦、张默等人发起成立“创世纪诗社”并出版《创世纪》诗刊；1956年1月20日，台北召开“第一届现代诗人代表大会”，明确打出了现代派的旗帜，现代主义诗歌在台湾文坛大量涌现。
台湾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发展和相应的实绩稍后还集中体现在小说的创作上。1956年9月，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夏济安和他的学生创办《文学杂志》，注重介绍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潮流。至1960年3月，受到夏济安影响的一批学生如白先勇、欧阳子、王文兴、陈若曦等接着创办《现代文学》杂志，决心要推出“作风崭新的小说以震惊台湾的文坛”。白先勇、欧阳子、陈若曦等人创作的最初一批现代主义小说，也作为台湾现代主义文学的经典而在海内外受到广泛的关注。
上述台湾现代派诗人和小说家，大都同时也以现代主义的理念和手法从事散文创作，所以在散文领域也逐渐涌现了一批明显具有现代派色彩和意境的作品，其中余光中和白先勇的成绩相对说来更突出一些。
（4）70年代，乡土文学的勃勃生机
进入70年代，台湾现代主义文学进入一个重新省思的时期，而现实主义的乡土文学则获得了蓬勃发展。
在台湾现代主义文学经过十年多的发展过程中，涌现了一批优秀的作家和作品，但不少作品都存在逃避现实、无视民众疾苦、否定传统、形式晦涩等倾向，针对这些情况，余光中写了《幼稚的现代病》、《再见，虚无》等文章批评现代主义文学特别是现代诗的弊病，同时一些海外学者也开始全面批评50年代以来台湾文坛出现的恶性西化、盲目现代的倾向，为乡土文学的崛起，准备了条件。
当现代诗的晦涩风云象低气压一样笼罩台湾的时候，当许多原来喜欢新诗的读者，因为觉得现代诗难懂，而对现代诗感到困惑、失望的时候，诗人文晓村、王在军和古丁等人，于1962年7月发起组织了葡萄园诗社，接着又集资、集搞，出版发行《葡萄园》诗刊，在阴沉沉的诗坛燃起了第一支火炬。《葡萄园》诗社对台湾诗坛的贡献是巨大的。从创办《葡萄园》诗刊至今，出版了《葡萄园诗选》和《葡萄园30周年诗选》，同仁们也先后出版了专集。建社初期，虽然它的同仁们都还年轻，但他们提出的“回归真实，回归明朗”和“建社中国风格的新诗”等主张，对台湾的诗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70年代台湾新诗回归民族、回归乡土与葡萄园诗社的摇旗呐喊十分不开的。
1964年6月，林亨泰、詹冰、桓夫等人创办了“笠”诗社，并发行《笠》诗刊。他们的最大特征是集结的诗人以台湾本土诗人为主体，这一特点也决定了他的诗人群，明确地站在民间，以在野诗人的立场，对现实采取批判的态度。它与《葡萄园》诗刊一样，是台湾诗坛的常青树。1979年，笠诗社出版了《美丽岛诗集》；1989年出版了《台湾精神的崛起》（笠诗论选集）；1991年再出版《诗与台湾现实问题》(台湾问题专题讨论)；1992年更出版了《混声合唱》。至于同仁的专集，笠诗社也是最多的。所有这些，都使得笠诗社在台湾诗坛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当民族意识觉醒，诗人们认识到不少现代诗派只是对于西方形式主义文学的仿造品之后，台湾新诗便向着民族化、乡土性而回归。这时，由葡萄园和笠所开辟出来的清泉，已形成滚滚浪潮。
1971年元旦，“龙族”诗社成立，同仁们创办了《龙族》诗刊，接着出版了《龙族诗选》。这个诗社的名字就表明它的同仁们主张民族化，因为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它的宣言的第一条就宣称：“龙族同仁能够肯定地把握住此时此地的中国风格”。这表明该诗社要用中华民族
的民族精神和民族形式作为检验诗歌的验金石。龙族诗社的主要同仁有施善继、苏绍连、萧萧、陈芳明、高上秦等人。
随后，“主流”诗社、“大地”诗社、“后浪”诗社、“秋水”诗社、“绿地”诗社相继成立，进一步推动了台湾乡土诗歌的创作。
如果说“龙族”诗社诗70年代乡土诗运动初期的一面旗帜，那么“草根”诗社则是这个运动发展到中期的一个里程碑。草根诗社成立于1975年5月4日，同时创办《草根诗月刊》。“草根”的命名就像笠一样，充满乡土气息，一月出一期又显示出它旺盛的生命力。草根诗社既反对全盘西化也反对保守传统，而把创作作为追求的目标。草根不同于笠诗社的是，诗社主要成员是由籍贯在大陆的青年诗人组成，他们是罗青、李男、邱丰松、张香华等。
此后又有“诗潮诗社”的创立、《阳光小集》的创办等，由于这些诗社和诗刊的建立、创办，台湾诗坛的诗风有了很大的转变。
在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台湾乡土小说复兴的过程中，《台湾文艺》和《文学季刊》是众多乡土文学期刊中最有影响的两个刊物，一批有影响的乡土作家是这两个刊物的经常撰稿人，主要有陈映真、黄春明、王祯和、杨青矗等，他们是光复后的第二代乡土文学作家。由于这个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逐渐成熟的作家群体的出现，到了70年代乡土文学取代了现代主义文学而成为台湾文学的主流。出现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作家和作品，如陈映真的《将军族》、《夜行货车》等，黄春明的《儿子的大玩偶》、《我爱玛丽》等，王祯和的《嫁妆一牛车》、《美人图》、《玫瑰玫瑰我爱你》等。
（5）80年代以后，多元文学的演进
经过70年代对现代主义文学的批评，台湾文学中的两个主要文学流派的优点和弱点逐渐为人们所认识，于是各流派在省思中求变求新，新的文学流派也进行理论的倡导与创作的实践，文学作品的题材和主题也不断拓宽和深化，诸种文学在竞争中求得发展。这样，80年代的台湾文学呈现出一派无主流的多元发展的新局面，出现了这样一些文学现象：乡土文学经过论战又有新的收获，现代主义文学领域内，原来活跃的作家也写出新的优秀作品，新的现代主义也有建树，女性主义文学潮流出现，政治文学潮流的涌现，都市文学和后现代派潮流风行，多媒体创作浮出水面，探亲文学形成一时热潮，环保文学兴盛等可谓色彩缤纷，异彩纷呈。
五、台湾的通俗文学创作
台湾的通俗文学是指台湾当代特定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反映平民意识的大众文学。
台湾通俗文学浩如烟海，名家名作层出不穷。虽然存在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的现象，但从总体上看它是一种健康的大众文学，反映了大众的阅读趣味、娱乐爱好和审美追求。由大众阅读心理和价值取向的差异，大致可分为：言情文学、历史小说和武侠小说。
台湾言情小说上承鸳鸯蝴蝶派的言情文学大家的传统，从50年代开始得到迅猛发展，在短短十余年时间成为台湾通俗文学的主体。琼瑶的言情小说、三毛的散文和席慕容的诗歌是台湾言情文学的代表。
历史小说是台湾通俗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小说是以历史事件和历史事件为题材，用通俗文学的手法加以表现。高阳的60多部作品构筑起一座雄伟的历史小说大厦。代表作品有《慈禧全传》、《胡雪岩》、《李鸿章》等。
武侠小说是台湾通俗文学的重镇。50年代后期，“武侠三剑客”——卧龙生、司马翎、诸葛青云等登上武坛，他们博采众长而不拘泥于一家，善于借鉴而不生搬硬套，另创武侠新
天地。60年代是武侠名家辈出的年代，台湾无暇小说呈现出繁盛局面。与民国时期的武侠小说相比，台湾武侠小说在题材、结构、主题、人物描写、表现手法、语言都有显著变化，它与香港武侠小说一起被称为新武侠小说。古龙无疑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六、结束语
在台湾文学的整个发展过程中，我们总能看到台湾民众的忍辱负重、不屈不挠的精神，总能感受到台湾人们和所有炎黄子孙的血肉亲情。海峡两岸天各一方，但台湾地区文化与大陆母体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其文学的发展是在大陆移民文学中诞生，亦步亦趋地在大陆文学的扶持下成长，随时随地地获得大陆文学的支持和供养并在这一过程逐渐形成其某些特殊性。根本上说，台湾地区文学是中国文学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本专题由尚炜老师主讲并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