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30日发(作者：)
台湾新文学之父——赖和
【摘要】台湾作家赖和是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者，又是一位极富民族气节的爱国作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这股汹涌浪潮的催发下，他为台湾的白话小说和白话文写作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写实的手法影响了之后的一批又一批作家，是当之无愧的“台湾新文学之父”。
【关键词】白话小说；白话文写作；赖和
“五四”新文化运动翻开了我国思想文化革命崭新的一章，其影响范围十分广泛，连当时处于日本帝国主义占据下的我国台湾省，也掀起了相应的波澜。赖和是自觉地站在这个波澜中的一员。他即使身处逆境，也保持着一身正气，以炎黄子孙的铮铮铁骨，直面台湾人民被异族蹂躏的斑斑血痕，将历史的悲愤，流淌在自己笔端。
一、正气凛然的一生
赖和的祖根在大陆。他原名赖河，字懒云，曾用笔名有甫三，安都生，走街先，灰等，出生于台湾省彰化。祖上是客家人，但到他这一代，已不会说客家话了。为此，他写了一首诗自嘲，“我本客属人，乡语径自忘，戚然伤抱怀，数典愧祖宗”。
1894年4月25日，赖和出生在台湾中部彰化一农家。第二年，日本根据中日甲午之战与清朝签订的《马关条约》派兵进驻台湾。呱呱坠地不久的赖和即沦为异族统治下的子民。此后，在他四十九年的人生征程中，耳濡目染，处处都是殖民者的横暴恣肆，掠夺欺凌。他那颗抗暴的中国心，深蕴着民族自尊，洋溢着对祖国的耿耿情怀，为此，他曾两次被捕入狱。
第一次在1923年12月，那时台湾新文化运动在“五四”运动催发下逐渐展开。1921年10月“台湾文化协会”成立，赖和加入协会，并被选为理事。殖民统治者借口所谓“六三法”(1896年驻日总督府发布的第六十三号法令)中关于“治安警察法”条例，进行大搜捕。赖和等四十余名文化人系狱。赖和忿忿地唱出“戴盆莫望天，坐使肝胆裂”的呼号。
第二次入狱，正当“珍珠港事件”前后。督府施行“战时体制”，强行将台湾推向侵华战争前沿，贯彻什么“治台三策”，即皇民化、基地化、工业化，下令取缔进步报刊，禁用汉文，废止人民沿用的汉传风习，强制人民改换日本姓氏，改穿和服等。在那屠刀高举，血雨腥风的恐怖气氛中，赖和仍我行我素，穿中服，不改名，拒用日文写作。殖民者以“莫须有”罪名，将他投入囹圄。此时赖和身染沉疴，但仍气贯长虹，力拒逼写“反省录”。狱外盛传他将凶多吉少。家人们忧心如焚。其弟赖其尧多方奔走，终于获准保释就医。据台湾作家杨云萍在《赖和记忆》中追述，他到医院去探望赖和，谈到萧瑟零落的台湾文艺界，某些人噤若寒蝉，而当提起鲁迅时，赖和不禁振奋，立即挣扎起平躺的身子，旋又手抚胸口，双泪直流，大叫“我们所做的新文学运动都白费了力气！？”当时台湾有些文人确在唱着“陛下的大御心，这是唯一的护身符”。赖和因为不唱此咒文，而被警察监视。赖和的直道而行，郁郁于怀，就医不久，于1943年1月31日含恨辞世。在缧绁的苦难中，他留下了散文《狱中日记》和满怀悲愤的诗篇——《夕阳》：“日渐西斜色渐昏/炎威赫赫竟何存/人间苦热无多久/回首东方月一痕。”赖和的壮志宏愿在这二十八个字中宣泄无遗。他在法西斯嚣张气焰中看到了“日渐西斜”，在人民苦苦煎熬中，指出“苦热无多久。”他至死坚信日寇必败，中国人民必胜。
二、台湾白话小说第一人
在台湾现代文学史上，赖和是以中国白话写小说的第一人，他的《斗闹热》、《一杆“秤仔”》与《不如意的过年》等作品，最先把白话文的真正价值呈现在台湾民众的面前。赖和的创作生涯比较短暂，前后仅十六年，总共只发表了14篇小说(近年又有若干篇小说被发现)，小说的数量不算丰腴，但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台湾文坛上，仍是屈指可数的著名小说家之一。
从这些作品看，他执著地追求写实作风，是一位严肃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作品堪称是日据时期台湾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通过这面镜子，可以照见台湾社会生活中的若干不良习俗：比如赌博，已成“习性”，“暇时的消遣，第一要算赌钱”(《不如意的过年》)。又如抽鸦片，一些瘾君子视之为“世上无比”的幸福；更有人，借着倒卖鸦片来发财《(棋盘边》)。还有《斗闹热》，写及小镇居民的愚昧，仅是为了意气之争，就将大量的金钱浪费在迎神赛会的斗“闹热”上，以致“穷的人，典衫当被，也要来和人家争这不关什么的脸皮。”
通过这面镜子，可以照见台湾农民受到的经济盘剥：蔗农添福伯用“三四倍”于他人的辛苦，精心栽植甘蔗且获得丰收。可是日本制糖会社却在磅秤上做手脚，使得他的甘蔗重量“约减有五分之二”。于是，不仅“年终要给儿子娶媳妇的钱”告吹了，而且“五个月的春粮所费(日常费用)”也无着落《(丰作》)。
通过这面镜子，可以照见殖民者的专制统治严酷到了何种地步：“一群鸡母鸡仔在菜畑里觅食，脚抓嘴啄，把蔬菜毁坏去不少。”而种菜的，“向鸡群走去，却不敢用土块掷它”。因为，这鸡群是“那衙门里的大人(日据时期台湾同胞对日本警察称大人或查大人)所饲的，‘拍(打)狗也须看着主人’。”《(惹事》)试想，连这“畜生也会傍着势头来糟蹋人”，则其主人出场，岂不气焰万丈？果然，街面上，查大人们“一动手就是人倒担头翻；或是民家门口，早上慢一点扫除，就被告发罚金；又以度量衡规矩的保障，折断几家店铺的‘秤仔’”《(不如意的过年》)。会堂里，若有政治、社会、文化运动者举办演讲会，殖民当局即派特务高等警察(特高)莅会监听。往往是“三句半就中止，加(多)讲一句，就扭下去”《(辱？！》)。
通过这面镜子，还可以照见受尽欺压的平民百姓的反抗——比如，《一杆‘秤仔’》的主人公秦得参。秦得参是一个农民，他一岁丧父，九岁替人放牛。十六岁时欲租佃谋生，适逢会社圈地种蔗，无田可贳。若给会社当劳工，形同牛马，他还太嫩，因此沦为“散工”。十八岁时他娶妻生子，二十一岁老母辞世，他独自劳作养家，不幸病魔缠身，又逢年关，勉强挣扎着借来一根金花，典当三元钱，去贩卖生菜。谁料碰上巡查(警察)。他不懂奉迎，巡查震怒，折断了他借来的“还新新的秤仔”，喝骂“畜生！到衙门去。”妻子惊惧，将挣来的三元钱赎他回家。秦得参深感“人不像人，畜生谁愿意做？！”趁夜，杀死巡查后自杀。这是一幕悲剧，也是一篇觉醒者的赞歌。秦得参死于殖民者对土地的鲸吞，死于警察的专横。不过在一般的情况下，反抗是以曲折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譬如《辱？！》，写及平民百姓对“侠义英雄传”的戏十分热衷“看的人破例地众多”。对此现象，赖和议论道：“我想是因为在这时代，每个人都感觉着：一种讲不出的悲哀，被压缩似的苦痛，不明了的不平，没有对象的怨恨，空漠的憎恶；不断地在希望着这悲哀会消释；苦痛会解除，不平会平复，怨恨会报复，憎恶会灭亡。但是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没有这样力量，只茫然地在期待奇迹的显现，就是在期望超人的出世，来替他们做那所愿望而做不到的事情。这在每个人也都晓得是事所必无，可是也禁不绝心里不这样想。所以看到这种戏，就真像强横的凶横的凶恶的被锄灭，而善良的弱小的得到了最后的胜利似的，心中就觉有无上的轻快。”
再看另一篇优秀作品《可怜她死了》。女主人公阿金本是父母疼爱的独生女。只因交不出户税，她被卖作“送做堆”(童养媳)。所幸婆母顺和，未婚夫“强壮活泼”。十七岁时正待圆房，公公在罢工风潮中被抓。夫婿救父，被警察毒打，呕血而亡。生活无着，阿金成了四十多岁财主的外养小妾。半年后，她怀孕被弃。一连串的打击，十八岁的她投水自尽。
阿金悲惨的一生有三个打击：一、户税制，使她失去了童年的欢愉：二、警察暴行，扑灭了她为人之妻的企盼：三、殖民者保护纳妾法规，剥夺了她为儿之母的权利。阿金的遭遇是当时整个台湾妇女不幸命运的缩影。
上述几部作品中均出现了警察。赖和笔下有许多警察形象，这是赖和艺术追求的一个特点。他的小说《惹事》中欺辱寡妇的是警察：《丰作》中殴打蔗农的是警察：《浪漫外记》中威势赫赫，兜捕“鲈鳗”的也是警察。此外，《不幸的卖油炸烩的》(小剧)和《善讼人的故
事》中扣押抓打台胞的还是警察。这是因为在日据时期，台胞最痛恨警察。他们是殖民者的工具，除充当打手鹰犬之外，还兼有辅助行政的职能，贯彻什么“道路规则”、“饮食物规则”、“行旅规则”、“度量衡规则”等等，举凡小民的一举一动，只要他们觉得不顺眼，即可随心所欲，横加干涉。最初，所有警察都是日本人，名曰巡查，人称“查大人”。后来，殖民者采用以台治台政策，吸收台籍走狗充当“巡查补”，台胞蔑称之为“补大人”。这些“大人们”组成了一个严密而残酷的网络，强化了殖民者对全台湾的专制统治。赖和痛人民之痛，恨人民之恨。他笔下的警察是各种人间悲剧的直接制造者。他写他们的作恶行径，也形象地揭示他们的内心世界。请看《不如意的过年中》的“查大人”。岁暮时节，查大人原想大批收受“御岁暮”，将私蓄凑满五千。谁料这次却觉得羊般驯良的台民送钱似乎“意外减少”。他十分愤怒，到处去寻事：无缘无故取缔行商：抬脚踢翻各个小摊：举手折断店铺“秤仔”：随意苛加卫生罚金，甚至想抓几个冲撞他的人，以“妨害公务执行”罪，加以严惩。凡此种种，无非想让蠢民们明白他的威势与心思。可恨的是这些“畜生”呆若木鸡。他心里越发窝火了，忽见街口热闹，有人在赌钱。本来新春旧岁默许赌钱玩乐。此时他却忍不住喝呼，吓得人们四处逃散。他只抓了个孩子。让他指认赌钱者，孩子只会啼哭。他怒打并将他抓到衙中罚跪，自去饮酒。夜来醉卧，听到孩子饮泣，兀自破口大骂。
这里，赖和通过查大人在街上、在赌摊、在衙门三个场景，挖掘了查大人隐秘和阴暗的内心世界，使查大人成为一个独特的艺术典型。这个艺术典型植根于台湾殖民统治的土地里，是特殊社会现实的艺术再现。“五四”时期，我们见过鲁迅笔下的“狂人形象”，郁达夫小说里的“零余者形象”，巴金《革命三部曲》里的“病态革命者形象”。这些不朽的艺术典型，是中国新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型时期的产物，是艺术画廊里的新色彩，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在这里，警察查大人形象是一个创造，也有可贵的认识价值。“查大人”的典型性在于社会地位的奇特。他在殖民者中，不过是个“小人物”，而在小市民中却是个“大人物”。他是“小人物———大人物”的复合品。这种人物的性格共同点是自私、贪婪、冷酷、凶残。他们的行动特征是：无法无天，无事生非，无中生有，无恶不作。正是这些“复合品”的艺术存在，才使我们触摸到半个多世纪前，失去祖国蔽护的台湾同胞过的那种悲惨、任人宰割的生活。
三、台湾式白话文写作的奠基者
赖和创作的又一贡献是他采用台湾式的白话文写作，形成以白话文为基础的文学语言。
台湾除本地居民高山族外，大都是汉族移民。汉民们多来自闽、粤两地。闽地人操福佬语，粤地人操客家语。这两种语言都流传在口头上，没有规定的书写形式。文言文中的汉字是他们共同的认知，却与其口语不合辙。加之，殖民者欲割断他们的祖根血脉，强迫他们尊日语为“国语”。这样一来，台湾话文运动，不但要解决日本话与台湾话的问题，还要解决台湾话与“五四”提倡的“白话”问题。那么如何着手呢？这是理论研究问题，更是创作实践问题。赖和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开创新路的，即：以“五四”白话为基点，大量采用有生命力的台湾方言口语。这使靠汉字维系民族感情的传统得以张扬，又使流动在民间的方言口语上升到文学语言的高度，从而促进了台湾新文学运动与祖国五四主潮的衔接，也为台湾新文学创作提供了全新的表达工具。台湾作家守愚曾对赖和的创举大加称赞说：“第一个把白话文的真正价值具体地提到大众之前的，便是懒云(赖和)的白话文学作品。”
下面举一些实例：
“再过几天，生意屡好，他又想炊一灶年糕，就把糖米买回来。”(《一杆‘秤仔’》)
“喂！囝仔，什么人赌钱的？”查大人的威声……(孩子啼哭)，他就用教训的意义，轻轻地打他一掌说“缄点着！不许哭，赌
钱的什么人？”(《不如意的过年》)
“卖！将阿金来卖！……恐阿金也未必肯去，纵使这一期户税不纳，也不是就要拿去 头，何至着要卖子”(《可怜她死了》)
以上句式都有“台湾味”，乡土气息浓厚，其中有赖和创造性劳动的甘苦。王锦江在《赖懒云论》中透露：赖云“是一个极为认真的作家。每写一篇作品，他总是先用文言文写好，然后按照文言稿改成白话文，再改成接近台湾话的文章。”正是由于赖和在台湾新文学滥觞时期的种种贡献，他被人们称为台湾新文学的“奶母”、“父亲”、“开拓者”、“先驱者”和“指引者”。石涛更明确地指出：“因为赖和的出现，才奠定了(台湾)现代乡土文学的基础。”
《光复前台湾文学全集》第一卷的“赖和简介”中写道：“他的写实意识影响以后不少的文学创作者，尤其是摇篮期的杨守愚、陈虚谷；而他那不屈不挠的抗议精神更影响了朱点人、杨逵和吕赫若。”就此而言，他无愧于 “台湾新文学之父”的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