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23日发(作者：)
一、大中银行的历史沿革
大中银行原名大中商业银行，1919年6月29日（一说7月21日）在重庆开业，9月19日获得北洋政府核准注册。该行系由汪云松、王墨园、何鼎臣、袁治齐、杨国屏、李星樵、尹瑞卿、周凤翔、孙仲山、刘映奎等重庆商人发起，总行设在重庆，在成都设有分行。1920年3月4日该行筹足100万元资本，开办了储蓄业务，并正式改名为大中银行。[ii]大中银行纸币于1921年开始发行纸币。当年北洋政府仅特准同意该行发行20万元纸币，但到1925年该行发行的纸币就达到了30万元。大中银行与北洋政府关系密切。“在民国初年，北京的银行家与各政治和行政派系的关系密切，靠公债发了财”。[iii]大中银行经营的一大特色就是向北洋政府放贷，例如1922年该行发行纸币260万元，但向政府借款就达210万元之巨。[iv]
1928年，由于北伐的成功和北洋政府的倒台，该行所贷的巨款无法收回，濒于破产，于是将北方的分行全部撤回，只留重庆总行和成都分行，所发行的纸币也只收不付。直到1929年以后，大中银行才开始复苏，再度设立天津分行。由于经营困难，1931年大中银行被河南新乡一个名叫同裕和的地方银号以36万元的入股接办。同裕和接办大中银行后，以一万二千元买通国民党财政部有关当权者，取得印制纸币五百万元的凭证，再度发行纸币。但该行的威信在大城市不高，业务很难开展，纸币发行不是朝出暮归，就是拒不接受。这种局面并未因同和裕接办而有所改观，所以大中银行的纸币主要是在河南流通，其次是济南，其他大城市较少。[v]1933年该行在天津重新发行纸币以后，连续3年每年都发生挤兑。[vi]由于经营不善，同裕和不得不停止接办大中银行，而大中银行也随着当时中国经济和政治中心的南移，于1934年8月该行将总行迁至上海。1935年11月4日国民政府宣布推行法币政策，收回中、中、交、农四行以外其他银行的纸币发行权。当年11月25日，政府公布了《接收中南等银行发行钞票及准备金办法》，决定由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对中南等九个较大的商业银行的纸币发行进行接收，“接收各发行银行发行库准备现金及保证准备品、已印未发券、已发收回券均应交中、中、交三行行库”。大中银行的纸币发行便由交通银行接收了。不过到了1936年上半年，由于过去北洋政府对大中银行行亏欠太多，
推行法币政策后该行停止发行纸币，引起人们纷纷前来挤兑，于是天津大中银行又擅自发行了182万元纸币。
二、大中银行发行的纸币
从1921年到1936年，大中银行总共在7个年份发行了纸币，均由财政部印刷局印制。据《历年承制大中银行各种票券号码地名字头张数金额表》[vii]，具体情况如下：
（一）1921年
共有壹圆、伍圆、拾圆3种面额，颜色分别为绿、橙、蓝3色，券面主图案为塗山、宇水，有重庆、北京、天津、上海、汉口地名券及无地名券之分（详见附图1、附图2）。发行金额总计1540000元。
（二）1922年
共有壹圆、伍圆、拾圆3种面额，颜色全为绿色，券面主图案为塗山、宇水，仅北京地名券。发行金额总计1880000元。
（三）1929年
共有壹圆、伍圆、拾圆3种面额，颜色分别为绿、橙、蓝3色，券面主图案为塗山、宇水，仅天津地名券。发行金额总计500000元。
（四）1931年
唯壹圆1种面额，颜色为绿色，券面主图案为塗山、宇水，仅天津地名券。发行金额总计100000元。
（五）1933年
共有壹角、贰角、壹圆、伍圆4种面额，颜色各地不同，券面主图案为大钟、银币，壹角、贰角仅天津地名券（详见附图3、附图4），壹圆、伍圆有河南、山东、上海地名券。发行金额总计6800000元。
（六）1935年（详见附图5）
共有壹角、贰角、伍角、壹圆、伍圆、拾圆6种面额，颜色分别为绿、橙、蓝、绿、橙、蓝，券面主图案为长城，有天津、青岛、汉口地名券及无地名券之分。发行金额总计8000000元。
（七）1936年
共有壹圆、伍圆、拾圆3种面额，颜色分别为绿、橙、蓝，券面主图案为长城，均无地名且无冠号。发行金额总计910000元。
三、余论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银行档案中有印制发行记录，但却无具体版式，所以虽然大中银行在上述所列的年份均印过纸币，不等于这些年份均有相应版式的纸币。实际上大中银行的纸币只有券面年号为民国十年的塗山版、券面年号为民国十年的长城版、券面年号为民国二十一年的大钟版和券面年号为民国二十七年的长城版（该版并非真正由大中银行发行，而是日本侵华后借用大中银行名义盗印的伪币，系将年号为民国十年的长城版改刻年号而成，由北京印刷局所承印，详见附图6）计4种。[viii]这就是为什么1933年发行的壹角、贰角券面上却标明“中华民国廿一年印”，而1935年发行的各种面额的纸币券面上却标明“中华民国十年印”的原因。
由于纸币发行时间和纸币券面上的时间不同，关于大中银行纸币的版别曾经引起钱币学者的关注与讨论。矛盾的焦点即集中于券面上标明“中华民国十年印”的长城图案版上。钱币学家季愚认为大中银行1921年发行的面额中没有壹角、贰角和伍角的辅币券，而钱币收藏
者魏侃则以券面上标明“中华民国十年印”的壹角、贰角券为佐证，认为1921年发行了相应的辅币券。后来经季愚先生考证，所谓标明“中华民国十年印”的壹角、贰角券实际上是1935年发行的。这种看法是正确的。在1935年的纸币上却标明1921年的年号，是不是因为1921年除了塗山、宇水版，还有一个长城版，而1935年正是照1921年的长城版再度印刷的，并在印刷时没有改年号呢？笔者认为不是，即1921年时只有一个塗山版，没有长城版。第一，1921年既然已经有了塗山版，没有必要再印一个长城版。第二，对比塗山版和长城版，二者的设计风格和印刷技术大相径庭。塗山版颇有北洋政府时期纸币的风格，与同一时期交通银行、中国银行的纸币很像；而长城版则显然具有国民党政府时期纸币的风格。塗山版采用平版印刷，而长城版则是凹版印刷。塗山版上书“财政部制币局核准”，而长城版上书“政府核准”。塗山版上称“通用银圆”，而长城版上称“国币”。之所以改为“政府核准”和“国币”，是因为这是国民党执政后的新提法。如果是照搬1921年的长城版（假设其存在），何以上述信息改了而年号这样的重要信息却没有改呢？第三，根据《历年承制大中银行各种票券号码地名字头张数金额表》，目前所见标明“中华民国十年印”的长城版纸币的冠号均为1935年发行的，未见有1921年的冠号。所以，大中银行1935年发行纸币时很可能是故意把纸币年份标为1921年的。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前面说到，大中银行在北洋政府倒台后损失惨重，直到1930年代才逐渐复苏。为了表现该行的兑付能力和信用，大中银行很可能故意将所发行的纸币标明在1921年。但是，这却造成了一个怪现象：一套由国民党政府核准发行的纸币，却使用的是北洋政府时期的年号，来冒充北洋政府的纸币。这在民国纸币中也是不多见的。
附图1：大中银行1921年发行的壹圆券（加盖重庆地名）
附图2：大中银行1921年发行的壹圆券（券面加盖重庆地名）
附图3：大中银行1933年发行的壹角券（券面年号为民国二十一年，加盖天津）
附图4：大中银行1933年发行的贰角券（券面年号为民国二十一年，加盖天津）
附图5：大中银行1935年发行的纸币样本（券面年号为民国十年）
附图6：日伪假冒大中银行发行的纸币
参考文献
刘志英、杨朋辉：《抗战爆发前的重庆银行公会》，《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第182页。
[ii]于彤、戴建兵：《中国近代商业银行纸币史》，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40页。
[iii]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01页。
[iv]季愚：《关于大中银行辅币券发行疑点的说明》，《中国钱币》1996年第4期，第62页。
[v]新乡市金融志编写组：《新乡同和裕银号始末》，《河南金融研究》1983年第12期，第49页。
[vi]龚关：《1920年代中后期天津银行挤兑风潮》，《历史教学（高校版）》2007年第6期，第47页。
[vii]于彤、戴建兵：《中国近代商业银行纸币史》，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42~345页。
[viii]赵隆业：《考察纸币印制发行时间的方法》，《中国钱币》1997年第3期，第5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