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23日发(作者：)
浅谈民国货币的发展与演变
一、民国时期货币的发行机构及种类。
民国初期以铜元（俗称“铜镭”）代清末铜钱为辅币，原来规定每个铜元可当铜钱10文（枚）用，10个铜元为1角，但以后1角只换得12个铜元。大约在1930年左右，竟贬值至1角只可换得32个铜元。
当时市面流通的银毫大部分是清宣统年间的福建、广东两省铸造的“龙毫”，有双角（2角）、单角（1角）两种，其他如“江南”、“湖南”和“湖北”等省铸造的银毫，在市区流通较少，甚至被拒绝使用。后来又有“福建官局造”的铸版，但只有双角而无单角。
1918年陈炯明率领粤军入闽，建立“闽南护法区”以后，曾铸造民国八年、民国九年两种双角银毫，质量比“龙毫”差，比值亦较低，而且使用不甚普遍，仅限于统辖地区。至1923年、1924年间，又铸造“三面旗”银毫，质量亦差，流通范围亦不广。同时广东省铸造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版的双角银毫，亦流通于漳属一带，但数量极少。由于各种银毫的质量不高，比值就降到十三四角为银元一元。
1924年北洋军阀张毅统治漳州以后，在本市竹巷下南方巷右边大厝内，筹设造币厂，铸造民国十三年版的双角银毫，银质极差，而且逐版降低质量。张毅持其割据地方的势力，擅自规定以14角5分比值为银币1元，强迫在市面使用，人民慑其淫威而不敢拒用。
抗日战争期间，银毫、铜元由国家银行逐渐回收，并印发5角、2角、1角三种钞票代替银毫，另铸造5分、2分、1分三种镍币代替铜元，作为辅币流通。
我国自铸的银元极少，只有清光绪、宣统年间铸造的1元（俗称“大银”）、5角的银元，由于铸造的数量不多，在市面流通的大部分是外国铸造而输入的银元，通称“大洋”。其中以日本的“龙银”最多，还有墨西哥的“鹰银”、英国的“执叉银”、荷兰的“妇女执花银”等外国银币。
1911年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成立，逐步收回清光绪、宣统年间铸造的银元。约在民国七八年间，曾收回民国三年铸造的袁世凯头像版的银元，但不久又以原版铸造。
1926年北伐后，国民政府建都于南京，由国家银行改铸了孙中山头像版的银元，其后又铸出帆船版的银元。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银元逐渐由国家银行回收，印发钞票（法币）
。由于物价波动，钞票一直贬值，起初市场上拒用1元以下的法币，买卖以5元面额起码算，不久以10元面额起码算。到了1945年—1947年间，则以100元、500元、1000元面额起码算，数字变化迅速惊人。1948年初，市场上拒用1000元法币；不上一个月，1000元、1万元的法币也停止使用，交易以4万元起码算，法币丧失币值，人民对法币失去信任，美钞、黄金充斥市场。国民政府为了挽救财政，开始收集金银、外币，管制物价，企图以政治压力，使经济免于崩溃，1948年8月间，当局宣布发行“关金”，不久，又先后改用银圆券、金圆券，但是不到两个月，又告贬值，这两种券几乎等于废纸。
当时物价一日数变，人民生活极端困苦。到了国民党军政撤离漳州后，金圆券终于完全失效崩溃
二、民国货币的演变过程。
1912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统治，为扫除清朝残余势力，于1914年推出国币条例，确定以银元为中华民国国币。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受国际金价和银价波动的影响，中国国内的白银不断外流，银本位制币值无法持续，而且国内货币发行杂乱不堪。1935年，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改革，规定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所发行的钞票为法币，并禁止银元的外流，将白银收归国有。这一改革一定程度稳定了金融和物价。但在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期间，由于实施恶性通货膨胀政策，法币急剧贬值，从而彻底崩溃。
在此期间，主要指的是辛亥革命，民国时期，人民政权革命三个阶段。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先生在海外发行了筹饷券，南京临时政府发行了军事用票和军用钞票，这些为推翻清朝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发挥了重要作用。民国时期，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及地方省、地、市、甚至县，亦都相继发行了各类众多的钞票，铸行了多钟金币、银元、铜元、镍币等货币。人民政权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组织，发行了银铜纸布等货币，这些统称为人民政权货币，这些币在各个历史时期，对稳定金融，推进革命形式的发展，扩大任人民政权的建立和公共，乃至中国的解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都发挥了重大作用。
（一）清末货币市场。
清朝后期，随着国外先进科学技术的逐渐传入，光绪年间已开始在国外购买造币机器，用于制造银元、铜元。后来，广东开始用机器制造无孔当十铜元。因制造者获利丰厚，各省纷纷仿效。
清末机制货币的出现，是我国古代货币史上由手工铸币向机制货币的重林演变。从此，不但铸造货币的工艺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使流通了二千多年的圆形方孔钱寿终正寝。
随着外国金融势力的进入，中国金融货币领域发生了历史性深刻变化。货
币体制及流通货币，呈现出一个新旧交替、中外混杂，官私并存，银、铜、纸并用，货币名目、种类、规格纷繁复杂的局面。1890年，中国第一批机制银元发行问世。1900年我国最早的机制铜元诞生。
1900年，两广总督李鸿章在广东开铸“光绪元宝”铜元，各省设局纷起仿铸，宣告通行2000余年方孔圆钱历史的终结。1905年，清政府于天津设立造币总厂，改各省钱局为分厂，统一制造“大清铜币”。宣统年间铸有“宣统元宝”铜元。
（二）民国初期货币市场。
民国初年仍沿用晚清各式银元。1914年颁布《国币条例》以银元为本位币，并开铸袁世凯肖像银币，俗称“袁大头”。前后铸行总量达5亿9000余万元，流通地域遍及中国各地。1927年国民政府迁都南京，改铸孙中山肖像开国纪念币，俗称“船洋”，与袁头币并行流通。
在1933年废两改元之前，中国实际实行的是银两本位，但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一直忙于国内战争，无暇整顿币制，币制紊乱的状况一如既往。已经严重影响了国内各地的经济交流和经济发展。
（三）民国货币市场。
民国各省及地方军阀普遍铸行铜元，以双旗图案“中华民国”铜币为多，另有“开国纪念币”、“共和纪念币”等。面值有一文至伍百文等多种，市场流通以十文、二十文较为普遍。因各地铸钱标准混乱，质量每况愈下，到30年代末，市面小额交换多改用角分纸币和镍辅币，铜元渐退出流通领域。
1935年11月，国民政府推出法币，主要在于取消银本位币制，流通纸币，以直接缓解“白银风潮”引起的经济危机，这也符合世界币制发展潮流。统一货币发行权，客观上为抗日战争提供了金融财政支持。然而在抗战后期，尤其是战后国民党政权发动内战，滥发纸币，法币走上恶性通胀不归路，至48年法币崩溃前夕，已有5千、1万大钞面市。
1948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再次币改推出了金圆券。虽规定有含金量，却不能兑现，乃一纸虚值。旧法币按300万元折合金圆券一元。发行仅三个月即突破预定总额，其后的加速滥发，令钞币贬值势如水泻，以致物价一日数涨，抢购风潮此起彼伏。至49年4月，各地已普遍拒用，成为世界货币史上昙花一现的货币。
民国地方纸币由各省地方金融机构发行。这些银行一部份由晚清各官钱局、官银号、银钱号等改组而成，一部分为新组建。多发行有银元票、国币券、辅币券、兑换券、铜元票、大洋票等各式纸币。1949年新疆省银行发行60亿面额纸币，堪称我国货币史上大额纸币之最。
三、民国货币对当时经济发展的影响。
具体分析，近代中国无本位的紊乱的货币状况，会主要带来以下几种弊端：
（一）强化了银两作为货币的地位和作用，大大延缓了中国货币的近代化进程。作为近代工业化大生产产品的银元，在进入市场后应该很快取银两而代之，但是，由于各省自铸银元，成色和重量种类多样，币面价值虽然都是一元，实际价值却各不相同，这就使银元只有依靠与银两的比价才能发挥价值尺度的功能，银两反而由此成为近代必不可少的货币形态，近代化的法定货币制度因此迟迟不能建立。
（二）各地货币之间复杂的兑换关系，既与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不相适应，又严重阻碍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自1840年中国步入近代，至20世纪30年代商品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现代通讯设施的诞生，交通手段的发达，上海作为全国对内对外贸易中心的形成及其对内地的辐射等等，都使全国的联系更加紧密，但是，作为经济运行润滑剂的货币却紊乱不堪，各地各种类的货币画地为牢，各省银元自不必说，银两种类更是繁多，成色和平砝标准千差万别，必须经过复杂的兑换，才能完成交易。这种烦琐、缓慢的交易过程，大大增加了交易成本，减缓了商品流转速度，无疑既与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不相适应，又严重阻碍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银两是一种秤量货币，成色和平砝标准不同，银两的价值也就不同。全国各地不同种类的银两，都有自己习惯的成色，各种宝银间的成色不一样，价值的比较需要有一个中间标准成色，这就是纹银，纹银的成色是93.5374。 这个标准成色的宝银实际是不存在的，所以，纹银是虚银成色标准，也是近代使用最广泛的一种虚银成色标准。实际流通的宝银，成色一般都比纹银更高。
如果全国各地仅仅是成色不同，而平砝标准（重量标准）是统一的，那么不同宝银之间的换算和价值比较还是很方便的。但是，全国各地的平砝标准有一百余种之多，每个地方都不一样。一地之内，往往有几种平砝标准同时使用，由于各地平砝标准的千差万别，银两之间的价值兑换便成为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全国实际使用的平砝归纳起来，分为两大类：官平和市平。官平指官方规定和使用的各种平砝标准，一般包括库平、关平、漕平等。库平是政府征收租税的平砝标准，但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都大小不一。关平是海关征收关税的平砝标准，关平比库平大， 各关的关平大小也不一致。漕平是漕米改征白银折色采用的平砝标准，比库平和关平都轻。在实际使用中也往往随地而异，一般在漕平前标明地名，以示区别，漕平后来成为民间普遍采用的平砝标准。
市平是官平的对称，是各地市场通用的平砝标准，名目最为复杂。钱业之间通行的叫钱平。北京、上海、天津等地通用的叫公砝平。公砝平是钱庄和票号为
了在上海、北京等城市之间计算汇兑价格而专门采用的平砝标准。汉口等地通行的叫公估平，是公估局为秤定银锭所采用的平砝标准。此外，各地都有自己的平砝名称，标准多种多样，即使当时老于钱业的人，毕其一生也弄不清楚。
在各种平砝标准中，还流行一种虚拟的记帐标准，从而衍生出实银与虚银的区别。实银是实有其物，虚银则是宝银的价值符号，是专门用来记帐的、在实际中并不存在的虚银。近代比较重要的区域性虚银标准主要有上海的规元、汉口的洋例、天津的行化等。由于上海在近代内外贸易中的枢纽地位，规元不仅在上海地区的商务交易中成为公认的标准货币单位，而且在全国众多的货币种类中成为最有影响的货币单位。规元等虚银两的采用，有助于区域性货币标准的统一，但由于其九八折扣之类的计算方法，纯属权宜之计而推延为一种习惯，并无确切的道理可言，事实上又增加了计算中的复杂性和兑换中的困难性。成色的差异，加上平砝标准的不同，再加上实银与虚银的区别，各地银两之间的兑换，其复杂烦琐几令人难以想象。这样的货币状况，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了诸多不便。
（三）洋厘行市的存在，给经济活动和人民生活带来种种不利影响。近代中国各种货币形态之间没有主币与辅币之分，彼此之间并没有法定的比价，而仅仅依据市场供需状况决定价格的上下波动，其中最重要的是银元与银两之间的比价，即洋厘行市。上海自1856年开洋厘行市，历77年，一直存在到1933年废两改元。1914年以前，洋厘行市分鹰洋和龙洋两种价目，1915年变为鹰洋和袁头币两种，1919年以后，无论鹰洋龙洋及袁头币一律并用，只开袁头币一种价目，洋厘行市完全统一。洋厘行市每日不同，涨落不定。洋厘涨，意味着银元的需求增加，银元对银两的比价上升，洋厘落，意味着银元的供应增加，银元对银两的比价下降，而工商经济活动和人民生活则由此遭受种种不利影响。
农产品的采购具有很强的季节性。每年的5、6月是茶和丝茧的上市季节，而10、11月则是棉花和粮食秋收的季节。在这两个季节，由于需要大量采购农产品，而对农户支付的都是银元，导致对银元的需求急剧增加，洋厘亦随之上扬。洋厘上涨，同样数量的银两兑换的银元比洋厘低落时就要少，如果原来存入钱庄的是银元，记帐时根据洋厘兑换成银两，现在又兑换成银元，损失就更大。如果提前在洋厘未涨时兑换成银元，则资金又被搁置，出现资金周转不灵。对从事农产品收购的工厂和商人说，洋厘损失总是无法避免的，只能眼睁睁看着钱庄盘剥而无能为力，企业生产还没有开始，成本已经上升，无形中增加了经营的困难性。
洋厘行市的存在，之所以会造成人们手中货币价值的变化，关键在于人们不得不因为不同的用途而经常进行两、元兑换。大宗和批发贸易多使用银两，小额和零售交易以及日常生活则多使用银元；进出口贸易和与外商的交易都使用银两，而与内地特别是广大农村的交易则多使用银元。此外，在一些具体支付上，还有种种习惯上的规定，如购买土地、房租等则要求支付银两或以银两计算。这使商家和企业的收支出现四种情况，一是收支的都是银两，二是收支的都是银元，三是收进的银元，支付的是银两，四是收进的是银两，支付的是银元，"故我国业对外贸易者，除货价之涨落外，一方既须受金银比价之危险，他方复须负两元
比价之危险，层层剥削，在在堪虞。商人多意外之危险及不当之损失，中国商业安有发展的可能，货价涨落，是指买进的价格有时高于卖出的价格，造成亏本。金银比价之危险，是指当时国际上金贵银贱，价格即使不变，而外商支付的银两数已然减少。两元比价之危险，即是指出口贸易旺盛时，总是洋厘上涨，收进银两和支付银元的一进一出之间，无形中已遭受损失。而进口批发商，则收进的是银元，支付给洋行的是银两。进口旺盛，洋厘一般趋向下落，而银两却因金贵银贱支付增加，两元兑换中亦遭受不可避免之损失。此外，像新建企业，股东缴纳的多是银元，而购买土地或缴纳房租支付的又是银两，也需要进行两元兑换，洋厘的下落都会给企业带来损失。洋厘行市的存在，也给投机提供了空间，投机者往往在银元用款高峰故意哄抬，而在洋厘下落时，进一步打压，从中谋取暴利，工商业者则因此遭受更大的损失。
企业和商家的收支一般是通过钱庄和银行而完成的，但钱庄和银行不可能承担洋厘涨落造成的损失，所以钱庄在客户存入银元时，要按当时的厘价减去一毫二忽五（即0.00125两），再折算成银两， 客户支付时，又要按当时厘价增加一毫二忽五，再折算成银元。银行也有类似的规定。这“从一般工商业者之观察，则只有损失而无利益”。钱庄从中收取固定的兑换费，只有利益，没有损失。
此外，洋厘行市的存在，还使企业的会计制度难以统一和准确，无论进货成本、销售市价还是损益得失，计算都颇多困难。为了同时应付不同用途或者规避洋厘风险，企业常常不得不进行银两和银元的双重准备。无疑，洋厘行市给工商经济活动带来的不利影响是多方面的。
洋厘行市对人们日常生活带来的不利影响，同样是相当深刻的。人们领取的工资薪水一般都是银元，而"所有一切支出，实大都直接或间接用银两支付"。直接用银两支付的有房租、房捐、电灯、电话等项，这"通常已约占每月生活费三分之一"。其它日常生活用品，销售商在定价时"亦不能受当时两、元折价之支配"，所以说实际上是间接用银两支付。而且，为避免厘价跌落所造成的损失，销售商往往有预将各货售价略为提高者，把损失转嫁给消费者。对于每月工资不过10元左右的广大劳工阶层来说，洋厘的下落无疑意味着生活水平的降低。1932年，因受日本侵华战争"一二八"事变的影响，上海工商停顿，本埠对银元的需求减少，而江浙农村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内地对银元的需求亦大为减少，致使洋厘奇跌，劳动人民的收入本就微薄可怜，而复遭此打击，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
（四）货币发行缺乏有效控制，经常引发通货膨胀。对于不足值的银辅币、铜元以及作为货币符号的纸币，其本身的价值低于币面价值，发行者因此可以借发行而大获其利，如果缺乏有效的控制，势必过度发行，造成货币贬值，引发通货膨胀。银辅币和铜元发行后，初始颇受欢迎，但各省为利益所趋，竞相大量铸造，很快便供过于求，原来的比价无法维持，市价每况愈下，大幅贬值。民国建立后，这种状况有增无减，1916年，国民政府曾推行十进位制，铸造新银辅币，其结果再次重演清末铸造银辅币的过程，很快也发生贬值。1928年，上海钱市的零兑市价是大洋1元兑2角银币6枚加铜元8枚，大洋1元兑铜元294枚，1 角
银币每枚兑铜元23枚，与原定的比价相较，银辅币已贬值20％强，铜元已贬值65％强。广大的劳工阶层，银元的价值对他们来说已嫌过巨，不适于用，他们要把银元在烟兑店兑换成银辅币和铜元，才能行用，银辅币和铜元是他们日常生活中使用最多的货币。他们既要随洋厘的损失，又要遭受银辅币和铜元的贬值，货币紊乱带给他们的伤害是多方面的，也是深刻的。
纸币贬值的情况尤为严重。清末各省官银钱号已是滥发纸币，民国建立后，不少省市地方银行更不计后果，任意滥发，广东、四川、湖南、湖北、江西等省甚至恶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当时各省纸币发行数目，广东约三千二百万元，跌至五六折。湖南约二千六百万元，四川约一千五百万元，江西约八百万元，均跌至七折。湖北约三千万元，新疆、伊犁约七百万元，约跌至八折。云、贵约四百万元，云南虽未跌价，但贵州已跌至五五折。东三省约三千四百六十万元，跌至六七折。"这是民国建立后二、三年的情形，以后虽然有所改善，但一般仍很严重。中央银行也未能例外，1919年和1921年，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因给政府垫付款项，造成现金空虚，引发两次停兑风潮，两行的纸币在北京（京钞）均跌至九折以下。通货膨胀给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所造成的破坏是巨大的，也是深远的，中、交两行两次停兑风潮的后遗症，每次历5年亦未能完全解决。 造成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是中央和地方政府把发行纸币作为筹措经费、解决财政赤字的一种手段，由此不能对发行纸币进行有效的控制。虽然，在货币发行权高度统一的情况下也完全可能发生，但在货币发行权高度分散的情况下一般是无法避免的。
货币紊乱的弊端，一言以蔽之，病商害民。对币制进行根本性的整顿和改革，确立本位制度，理顺主辅币，统一铸币权和发行权，既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社会各界的强烈愿望，同时也是国民党政府垄断全国金融不可逾越的关键环节。正是以上原因促使国民党政府在1933年和1935年先后推行废两改元和法币改革。
纵观中国货币的发展史，可以通过中国货币的发展反映出中国在相应时期内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的高低。中国古代货币由于古代中国国力和经济实力在世界范围内的领先，较长时间内在世界上独树一帜，独领风骚，在一定程度上引领着世界货币的发展潮流；鸦片战争至民国时期，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货币发行权虽掌握在政府手中，但实质上是听从帝国主义国家的摆布；直至新中国的成立，才渐渐恢复和规范了货币发行权和管理权；改革开发后，中国积极和世界接轨，引进国外先进的管理理念，推行法改革。可谓是在曲折中不断的发展、进步和完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