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23日发(作者：)
□蔡花菲，等
禁与不禁:从明清官窑制度看“五行说”下的瓷器色彩伦理194HUND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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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S文章编号：1003-9104(2021)
02-0194-08禁与不禁:从明清官窑制度看
“五行说”下的瓷器色彩伦理蔡花菲，徐艳芳（广东财经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广东广州510320）摘
要：儒家礼教与“五方五行五色”体系相互融合，产生了色度与器用、物序与人伦的
互动机制，色彩成为阶级礼制下序列人伦纲常的符号。明清官窑“色禁”制度加剧了瓷器色
彩伦理的进程，但制瓷技艺的成熟使得“色禁”难禁，瓷色反而“因禁而盛”。随着明代“禁
色”瓷器在清代民间的生产与流通，形成了“祭祀之器一身份之器一赏玩之器一日用之器”
的伦理序列。明清官窑对坊间瓷色僭越“禁”与“不禁”的制度之变，映射了瓷色伦理观的嫗
变轨迹。追根溯源，瓷色伦理观根源于“五行说”隐喻与
象征的
华夏思维模式，是政治、经
济、文化、科技等诸多因素在器物文化中的反映。关键词：色彩伦理；官窑制度；色禁；五行说；明清瓷器中图分类号：J50
文献标识码:A封建社会实行中央集权制，政府直接干预和管理
手工业。手工生产本质上是以统治阶级的功能实现、
审美满足和利益获取为最终目标。如果将商周时期
为剖析各朝瓷业发展趋势、洞悉皇帝审美取向、解读
社会变迁的重要文本。就文化根源而论，制器之道是人伦之道的延伸，
器用制度反映了物序人伦的社会关系，即所谓的“器
以载道”。瓷器是宫廷器用的重要组成部分，瓷之
“色”“形”“质”“饰”的伦理规则，是皇家典章制度的
的“工商食官”视作最早的官营手工业制度，那么“任
士作贡”的贡赋政策则显示出为统治阶级制作豪奢
物品的趋势。“造物带着特权等级而成为上层阶层
使用、馈赠、赏玩、珍藏的物品。另一部分普通日常生
活所用之物则因财力、物力、耐用和等级观念的制约
而显得简陋、质朴、耐用和功能化。”⑴I??瓷器的工艺
重要分支，其中，瓷“色”伦理最为典型。以“色序”
“物序”对应人伦纲常的伦理观，根源于“五行说”隐
喻与象征的华夏思维模式。属性,加剧了陶瓷业差异化、等级化生产与应用的伦
理格局。“官窑”①聚集最优质的人力、物力资源，不
计成本地烧制造型奇巧、纹饰华美、釉色卓越、精美奢
一、瓷与五色:色彩伦理观念的瓷器赋义瓷器色彩伦理建立在五行理论之上。“五行说”
华的御瓷。凝聚着皇家意志的官窑制度的细则，见诸
史料记载、督陶官与皇帝奏折和批复的字里行间。官
窑制度具有滞后性和变化性特征，它既沿袭前朝惯
例，又针对当朝瓷业发展制定新政。历朝官窑制度成
是先秦以来遵循的哲学思想，它通过五行（木、火、
水、金、土）、五方（东、西、中、南、北）、五色（青、赤、
黄、白、黑）的对应关系，构建起华夏先民对宇宙万物
发展变化的认知框架，成为皇家四时礼祭等仪式的重*基金项目：本论文为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南宋龙泉青瓷研究”（项目编号：18FYS027）阶段性成果之一。蔡花菲（1980-），女，汉，安徽安庆人，设计学博士，广东财经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英国考文垂大学访问学者，广东
省教育厅专家库成员。研究方向：陶瓷文化史，艺术理论。徐艳芳（1993-），女，汉，广东韶关人，广东财经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艺术理论。
195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艺术百家2021年第2期总第179期HUND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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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S□要参照（图1）。“在这个系统中，颜色是为了分类而
'设计’出来的。颜色分类和颜色象征，在古代中国
的天人交感体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⑵I?*色彩作为
国在春秋之后，’礼’作为’治人之道’深入到世俗民
一种伦理符号，成为社会秩序中无声的语言。色彩伦
间，汉代以后，衣冠之制、凡器百用都是遵循着政治伦
理化而设计，着眼于专制制度一统为主旨的意识形
态。”⑴"8这就是所谓的“藏礼于器”。儒家礼教与五
色伦理相互融合，逐渐形成了
“色度一器用一物序一
人伦”的互动机制，支配着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从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的文明初始时期，到“五德（五
色）终始说”盛行的封建帝国时期，色彩观念跨越了
原始蒙昧、农耕文明、奴隶和封建等社会阶段,在精神
理蕴含的道德之伦和秩序之理都是就社会关系而论
的，意在通过等级规制实现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有
序。孔子倡导的儒家伦理观，将“五行说”拓宽到
“礼”的层面，“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等制性礼
乐文化支撑着中国阶级社会的内部结构，君臣父子的
伦理观念使得贵贱有差、尊卑有别、长幼有序。“中
纬度发挥着审美指向和观念引导的作用。图1古代祭祀瓷器五色伦理框架图伦理观念并不会独立于器物制度之外，它无时无
处不体现或附着于器物的设计、生产、流通、应用的规
范之中。学界研究表明，史前的龙山文化时期已经出
现了墓葬分化、阶级区分的现象，同时以礼器为特征
的器物（蛋壳陶、精细制作的杯、浅盘）已经广泛得到
应用。⑶152—153商代用高岭土制成的胎质洁白、花纹精
细的白陶供奴隶主专享⑷；至原始青瓷时期，在出土
少的北方地区，表面光亮、致密不吸水的原始瓷器只
有奴隶主才能拥有⑸"2；汉代一具陶灶“值（钱）二
百”，相当于二石米或两亩地的价值，绝非普通民众
可以问津，连奴隶主都会使用破损修缮的原始瓷
豆⑸J瓷器珍稀贵重的程度可见一斑。五代“秘色
瓷”作为“臣庶不可用”的宫廷贡瓷，是现有最早的有
关瓷色制度的文献记载。秘色青瓷是钱氏“瓷器外
交”的主要媒介,也奠定了后世瓷色审美和瓷色伦理
的基石。瓷因色美，瓷以色贵。宋代之前主要以“尚青”
“类玉”为标杆，奠定了瓷器“以青色为上”②的审美
标准和伦理序列，然而瓷器尚未成为皇家祭器的主
流。明清时期帝王重视瓷器生产，促进了宫廷瓷器专
属生产格局的形成。明代洪武二年（
1369年），太祖
宫廷制瓷事务,康、雍、乾三朝君王委派得力的督陶官
赴景德镇管理陶政，甚至在繁忙的朝政之余，直接干
预宫廷祭祀、供奉、日用、赏赐等皇室用瓷的设计与烧
制情况，亲自审定和设计御窑瓷器的用途、形状、纹
样、配色，并创新瓷器装饰品种。尤其是在乾隆帝和
督陶官唐英的往来奏批中，不仅对拟定新样瓷器作出
事无巨细的交代，而且唐英奉乾隆之命编纂的详述制
瓷工序的《陶冶图》，也被誉为“集厂窑之大成”。总
之，明清皇室对官窑的扶持，成就了明清瓷业蓬勃发
展、瓷色斑斓绚丽的局面，促进了五色瓷器伦理框架
的构建。明清时期景德镇窑祭蓝、祭红、娇黄瓷色的成功
烧制，丰富了瓷色审美形式，打破了青瓷独步天下的
格局，也终于实现了青、赤、黄、白、黑五正色瓷器与
“五行五色”体系的对应（图1）。五正色瓷器与铜器
和玉器相比成本低廉、易于操作，瓷的可塑性和表现
力使其在形、色、质、饰等层面都具有礼器的审美与象
征功能，深受明清统治阶级的青睐。明太祖朱元璋出
身贫苦,在他的倡导下，瓷代替金银铜玉而成为宫廷
礼器，成为绝地天通传说中沟通天地的媒材，位居祭
祀重器之列。《大明会典》记载：朱元璋在景德镇珠山设立官窑，也称“御窑厂”，任督
陶官管理御瓷事务。不晚于洪武二十六年，宫廷用瓷
须由皇帝亲自定夺③。明永乐年间延续宋代御器在
底足落帝王年款的官制④，将青花色线手书底款的形
式固定为明清官窑御器的定制。清代帝王更为关注
洪武二年定，祭器皆用瓷。洪武九年定，四郊各陵瓷器，圜丘青色，
方丘黄色，日坛赤色，月坛白色，行江西饶州
府，如式烧造解。⑹2715
蔡花菲，等
禁与不禁:从明清官窑制度看“五行说”下的瓷器色彩伦理196□HUND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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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S圜丘、方丘、日坛、月坛分别位于四个方位，代表
对四方神明的祭祀，同时四方与青、黄、赤、白四色瓷
器互为对照，契合华夏亘古以来的色彩伦理框架。由
此可见，明代礼祭制度仍然秉承五方五色相配的观
念,遵从着周代沿袭而来的五色法器“方明”建构的
祭祀伦理格局。《仪礼・觐礼》所载的祭礼中木质的
“方明”、商周时期的祭祀礼器——玉制六器⑤、祭
牲⑥，以及君王和朝臣的祭礼朝服的色彩配制，都统
一于“五行五色”体系（图1）。祭器之重，不仅因为
周代以来“祭器为先、养器为后”⑦以及“祭器专用”⑧
的礼仪观念，而且因为祭祀礼仪中祭器色彩与五色相
配的思想由来已久。五方、五色框架成为这一建立在
宇宙观之上的伦理机制运行的内在链条,姗姗来迟的
五色瓷器跃升为国家重器,充分表明植根于中国传统
文化的色彩伦理观所发挥出的持久而深刻的作用。二、色序与物序:宫廷、王室瓷器的使用等制作为皇家祭祀重器的五色瓷器，其色彩形制逐渐
超越了审美尺度而固化为序列阶层的身份标识，并成
为上至皇族、下到百姓都须严格遵守的色用制度。不
晚于明，皇家随葬品以及海外附属国、功臣名士的赏
赐之物也以陶瓷器居多。励精图治的明成祖朱棣将
餐食用的玉碗改为瓷碗,进一步扩大了瓷器在宫廷器
用的范畴。随着皇家日用、宫廷陈设用瓷器的日益普
遍，瓷器色彩用度也品而第之地形成定制，纳入清宫
典章制度，皇帝各妃嫔的瓷器色彩应用和饰纹都有明
确规范：1.皇帝、皇后和皇太后----黄；2.皇贵妃（第一等妾）----外黄内白;3.贵妃（第二等妾）和妃（第三等妾）——黄地绿龙；4.嫔
（第四等妾）----蓝地黄龙；5
.贵人（第五等妾）——绿地紫龙;6.常在（第六等妾）一
五彩红龙；7.答应（第七等妾）——各色。⑺&从上文记述可知，象征皇权和皇室纯正血统的通
体黄瓷，仅供皇帝、皇后和皇太后三位所谓的“正主”
专用，其他妃嫔即使位次再尊贵、再得圣宠，也不是
“正室”，而是“侧室”，按制最多可用单面黄器，体现
了“正色”序列正位、区分“主从”关系的伦理功能。
典制中对黄瓷器用法度的规定，与清代“黄”色的独
特文化意味密不可分。清朝的黄色为帝王独享之色
的制度，统一于皇室建筑、服饰、器用诸方面。如皇帝
所着的黄袍、上朝所坐的龙椅、仪仗所执的黄麾仗、诏
书所用的敕黄等，那熠熠生辉的“黄”彰显着皇权至
高无上的天家尊严、万丈威仪。追根溯源，黄，音同
“皇”，在清朝的色彩伦理体系中，五色之“黄”的象征
身份赋予瓷色之“黄”深厚的文化内涵，“黄器”象征
着天授皇权和正统血脉，不可滥用。这种极具政治寓
意的观念体系，与中国传统隐喻与象征的思维模式一
脉相承，是“色度一器用一物序一人伦”机制的完整
展现。按照这种思维模式和“物性”转化的逻辑，皇
帝专用的黄器、刻绘五爪龙的器物在一定程度上象征
着皇权，诚如封建社会臣子、百姓聆听官员宣读君王
诏书时，需要俯首贴地叩拜以示恭敬。具有皇权意味
的黄器一旦在宫廷中滥用甚至流入民间，势必会因
“物”
“色”序列的混乱导致“人伦”的紊乱，破坏历代
皇家理想的唯一性、独权性的统治格局。同时，“黄
器”外流隐约带有政权式微的含义。显然，上文1—7
的宫廷妃嫔用瓷的色彩和装饰规制，无关使用功能和
审美功能，而是关乎封建社会尤为重视的天道人伦、
礼秩序列。此处，“色”的伦理等制通过“物”来实现，
色序附着于物序、物序因色序而存在，二者的互动关
系隐含和弥散在皇家礼祭和宫廷器用的各个角落。宫廷瓷器色彩使用制度与妃嫔礼服形制、宫苑规
模、月奉供给等制度一样，本质上是一种“按色对等”
“以色序人”
“以物序人”的品阶排序。皇家通过居
所、服饰、器用的外在品等标识,建立起一套本人和他
者都能够明确识别的身份层级,渐而形成一个介于有
形与无形之间、若隐若现的伦理网络，人人各居其位、
各司其职,从而实现一种社会尊卑有序、秩序井然的
理想之治。严谨周密、秩序森严的皇家色彩使用制度成为整
个社会礼制运行的指南，宫外王室贵族的瓷器用度依
然遵从等制。《明史》“礼志十四”和“礼志十五”记
载了皇帝、亲王、品官的丧葬制度，按品阶高低产生了
礼仪规模、陪葬瓷器的形制、数量用度的规制。以青
花瓷器为例，《明英宗实录》所载“白地青花”的典型
器“青花梅瓶”一度作为明代皇家陪葬品，帝王、藩
王、王妃等陪葬梅瓶的数量、放置方式都有明确的制
度：“皇帝为四件，皇后、皇妃为两件，而公主、藩王等
人则为一件。”⑻此处青花梅瓶的器用等制主要表现
在数量多寡上，即使位列天子之尊的帝王也仅以四件
随葬，而藩王仅允许一件，可见其弥足珍贵。究其原
因，首先是工艺难度较大所致。盛极一时的青花瓷不
晚于唐代创烧，明清逐渐成熟。明早期青料（进口劳
勃泥青）的稀缺性和烧制效果的不可控性，使得青花
梅瓶佳器产量稀少，价比黄金。物以稀为贵，明代青
花梅瓶可谓是皇家专属的奢侈品。瓷器之所以在皇
家丧葬中被限制性使用，更为重要的是观念文化的影
响，在封建伦理体系中，青花梅瓶是一种品第身份的
符号，需要遵循皇家等制的话语体系。从色彩文化的
角度来看，青花瓷的蓝色与五色之“正”青相对应，是
近千年来难以实现的瓷上“正色”，其伦理意味远远
高于其装饰价值和工艺价值。用青、白两正色绘制的
龙、凤图案的青花梅瓶，对于皇家来说这种梅瓶象征
着纯正血统和至高皇权,正色瓷器作为阴阳五行文化
197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弓1（
CSSCI）来源期刊
艺术百家2021年第2期
总第179期的物质载体,具有一种物序象征和人伦指引的社会功
能。明清帝王爱瓷，常将瓷器用作赏赐藩王、嘉奖臣
子爱卿的礼物。受赏者按照制度珍藏、供奉皇帝赏赐
之瓷，这里的赏器转化为一种获得皇家认可、褒奖的
身份证明。明王朝兴起的藩王遣居地方、封土建国、
管理一方朝政的政策，其实质是一种分散亲王力量、
避免王朝内乱的政治举措。偏居一隅的明代藩王，个
人才华与政治抱负都难以实现,便更多地注重物质享
乐。皇帝赏赐的青花梅瓶难以满足藩王陪葬、礼祭、
日用之需，他们还遣派专人赴江西景德镇烧制瓷器，
其中不乏青花梅瓶。最为典型的是靖江王陵⑨出土
的规模庞大的明代青花梅瓶遗存，侧面反映出器物享
用与王权身份的对等意味。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
焉”，笔者推测，藩王从千里之遥的景德镇窑制作青
花梅瓶、运返桂林，这种行为也许隐射了一种竭力通
过器用接近皇权身份的心理。藩王墓出土的梅瓶上
不乏精描细绘的三爪龙纹、凤纹、海水江崖纹，这种隐
喻王室血脉的器物语言，似乎可以从另一个方面弥补
亲王政治失利、人生不得志的缺憾。王室贵族的瓷用
需求刺激了景德镇瓷业发展，同时也逐渐滋生了明清
陶瓷史上层出不穷的“民仿官”与“僭越”现象。三、僭越与色禁:垄断御窑官样、维护
象征身份的督管目标皇家御用瓷器融工艺性、审美性、文化性于一体，
其器型、色彩、装饰风格历来为民间所效仿。明清制
瓷技艺日趋精湛，为“民仿官”提供了土壤，导致“瓷
色僭越”现象层出不穷。在忠君思想浓厚的封建社
会,不合礼制的“僭越”行为历来为圣人和士林所不
允,孔子云：“八侑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自古“礼”就是防止僭越行为的内在堤坝⑩，是社会的
纲纪法度。坊间的“瓷色模仿”显然有违礼制，挑战
了统治阶级的正统地位和封建社会等级森严的伦理
秩序。为了维护皇家威严和国纲法度，国家对官窑实
施强制性管理。《明英宗实录》记载：禁江西饶州府私造黄、紫、红、绿、青蓝、
白地青花等瓷器……首犯凌迟处死，籍其家
资，丁男充君边卫，知而不告者连坐O[9]3132正统三年十二月丙寅，命都察院出榜，
禁江西瓷器窑场烧造官样青花白地瓷器于
各处货卖及馈送官员之家。违者正犯处死，
全家谪戍口外O[10]946皇家史册明文昭示的瓷色禁令，是明清官窑制度
的重要内容之一。文中的江西饶州府即今景德镇，景
德镇“官窑”早在宋代景德年间已为宫廷烧制贡器，
明清时期成为宫廷用瓷的主要产地。瓷业资源得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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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S□独厚的景德镇作坊遍地皆是，民仿官的“僭越”事件
时有发生。官窑对坊间非宫廷授意“私造”“皇家面
貌”仿御瓷者，一经发现便施以极刑，甚至连坐，以儆
效尤。康熙版《浮梁县志》引〔元〕蒋祈《陶记》记载：窑有尺籍，私之者刑。釉有三色，冒之
者罚。凡利于官者，一涉欺瞒，则牙、商、担
夫，一例坐罪，其周防可谓密矣。⑴山《明宣宗实录》记载实例：宣德二年十二月癸亥，内官张善伏诛。
善往饶州监造磁器，贪默酷虐下人不堪，所
造御用磁器多以分馈其同列，事闻，上命斩
于都市泉首以询o[12]863官窑督陶制度严格监管、控制瓷器各生产流程中
窑工的行为，以防泄密;甚至也将瓷器运输人员纳入
监控范围，一旦有所欺瞒，严惩不怠;即使是委以督陶
重任的宦官，出现将瓷器赠与同僚的不妥行为，也坚
决行刑、绝不姑息。总之，凡是有透露御瓷官样的嫌
疑、出现有损皇权威严的僭越行为，轻者被斩首示众，
重者获株连式惩戒。这种杀一儆百、诛灭九族的铁腕
政策，对于御瓷的生产者、运输者、监管者、传播者无
疑都极具威慑力和震慑性，这反映了皇家维护官窑御
器“正统”垄断地位的坚决立场。对官窑器物生产、
管理、流通、使用各环节全方位的层层管控，有利于严
防官窑制瓷机密外泄、杜绝御瓷流出，能最大力度地
警示社会各个阶层，遏制出现僭越思想的苗头。为了从根源上切断民间私造宫廷瓷器的产业链，
杜绝“禁色”瓷器在坊间的传播，官窑实施原材料垄
断和技术封锁的策略:一是垄断原料、燃料,控制御瓷
制作的材料源头。政府严格把控景德镇的陶瓷原料
（瓷石）、燃料（煤）等土地资源的开采。《大明会典》
记载，明代正统、成化、正德年间，皇家明文禁止“凿
山取石”“凿石取煤”；浮梁县多处石碑刻有禁止开挖
磁土的内容⑪。二是封锁技术和垄断样式，阻止御瓷
及其次品流向民间。即使在乾隆帝发布诏令允许
“次色瓷器”在民间售卖的时期，仍然禁止部分官样
次品流出，诚如唐英于乾隆八年二月二十日《请定次
色瓷器变价之例以杜民窑冒滥折》记载：为请定次色瓷器变价之例，以杜民窑影
造膺越之端，备沥蚁忱，仰祈圣训事。……
今若将每年之次色脚货于本地变价，贝u
有力之窑户，皆得借端影造，无从查禁，恐一
二年间，不但次色脚货一项其影造之，全美
者亦得托名御器以射利。稗伪造之厂器充
盈海内，无论官器日
就滥觞，而厂
内选落之
蔡花菲，等
禁与不禁:从明清官窑制度看“五行说”下的瓷器色彩伦理198□HUND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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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S器转致奎滞，而不能变价……至于黄器及五爪龙等件，尤为无可假借
之器，似未便以次色变价，致本处窑户伪造
膺越，以紊定制……至如余外选落之款釉花样等件，凡属官
造，向亦在查禁之列，不许民窑书款仿造，然
于国家之制度等威，尚无关涉，似不妨在外
变价
o[
131106唐英在奏折中通过分析各类官窑瓷器被民窑仿
制的可能性,供皇帝确定“次色瓷器变价之例”，希望
在官窑允许次色瓷器在民间“变价”的同时，能够防
范“有力之窑户”根据落选的次色瓷器的形制与色彩
另行仿制，避免民窑将比较完好的落选御瓷假冒御器
来牟取暴利；同时，他还担心民窑仿制御瓷会影响官
窑次色瓷器的市场销售。正如奏折所言，“黄器及五
爪龙等件,尤为无可假借之器”，垄断瓷器“官样”、设
置民间仿烧的壁垒，始终是官窑防控“民仿官器”的
重要措施。御瓷釉色、器型、纹饰、皇帝年款等“官
样”都需要严密保守，甚至在景德镇窑的生产以及皇
宫的使用过程中，御窑厂的次品以及故宫不慎弄碎的
御瓷，都采取就地掩埋的方式处理，不允许外流。从
皇家立场来看，官样形制一旦流出，极有可能成为民
窑仿造的样本。这也侧面反映出，官民窑在清代中晚
期“协作”与“对立”的微妙关系，来自民窑的制瓷工
匠，又成为督陶官重点防范的对象。从官窑工匠的管
理体制来看,宋代以来的雇佣制在保密性上远不及早
期窑工官家集体居住的方式，明清的官窑工匠既有父
母兄弟儿女的家庭关系，又有各种社会关系，工匠群
体与民间的往来注定难以彻底割裂。因此，官窑技术
和御瓷官样都不可能作为秘密永远保守在官制之内。
因为民窑“借端影造”的制瓷技艺非常高超，所以民
窑仿制御瓷的现象仍然屡禁不止。有趣的是，史上官家实施的“色禁”反而会激发
民间的觊觎心理。泱泱华夏，无论是将“禁色”华服
穿在常服里面的越界服色，还是正色瓷器的私人仿
烧,各领域的色彩僭越行为总难杜绝。瓷色与品冠服
色的僭越,本质都在于二者通过色彩所匹配的物序来
实现更高身份的越阶，是一种超越应有人伦等第的奢
望，有着混淆身份品级的主观意图。纵然有明清官窑
极端严酷的“色禁”管理制度，总不乏顶风作案之辈
抱着侥幸心理铤而走险。在距离京城皇宫万里之遥
的江西景德镇，官窑“色禁”难“禁”的尴尬状况是明
清两朝长期存在的社会现实。令官窑始料未及的是，
不仅坊间的“禁色”瓷器屡禁不止，官窑的“色禁”制
度在一定程度上反而助推了民窑市场“禁色”瓷器的
仿烧风气,并促使“禁色”瓷器的价格持续高攀，产生
“因禁而盛”
“禁瓷价高”的社会效应。官窑作为皇家行使垄断性瓷业管理的机构，瓷器
“色禁”制度捍卫的不仅仅是宫廷瓷色的权威性，更
是皇室血统的纯粹性。从色彩伦理的角度来说，“正
色”隐喻着正统身份，不容掺杂、混淆。五正色瓷器
的稀缺性与五正色的垄断性相匹配，“瓷上五色”与
“五色”在文化审美上一致，“瓷色之禁”与“僭越之
争”是瓷器色彩伦理观发挥作用的表现，色禁在本质
上是一种以色为界的身份维护和社会治理制度。这
种垄断式的官窑制度，直到清代雍正朝才有所转变。四、解禁与流通:次色瓷器销售格局与瓷色伦理序列瓷是土与火的艺术。窑火幻化的瑰丽瓷色总是
可遇而不可求，即使娴熟的瓷工也很难把握理想的瓷
色,甚至终其一生也难求一器。因此“正色色尚”下
的“观念之色”，与瓷器工艺所制作出的“现实瓷色”
总是很难一致。美瓷佳器是天时、地利、人巧的产物，
异常珍稀；而在万里挑一、优中选优的官窑体制内，皇
家御器的选择标准极为严苛，这进一步降低了
“正
色”御瓷的比例，导致落选“次色”瓷器的数量远超贡
器。清中期以前，官窑严格管控达不到“正色”标准
的颜色釉瓷、填色或绘制不完美的五爪龙等御器“次
品”，即使碎片都绝对不允许流入民间；雍正、乾隆年
间，次色御瓷的处理政策逐渐由“禁止”转为“流通”。
根据督陶官唐英《请定次色瓷器变价之例以杜民窑
冒滥折》的内容来看，次色御瓷“变价”经历了
“运京
变价”到“就地变价”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自雍正七
年开始，皇帝下令“将此次色脚货，按年酌估价值，造
成黄册，于每年大运之时一并呈进，交贮。有可以变
价者，即在京变价；有可供赏赐者，即留备赏用”
[12]
106
O
第二阶段，乾隆七年谕旨：“嗣后脚货，不必来京，即
在本处变价o，，：13]106雍正朝沿袭的将“次色”御瓷送京
后变价、赏赐的官制，在乾隆七年始改为“本处变
价”。笔者推测，如此做法或许是考虑到长途运输和
瓷器损坏的成本，也可能是因为雍正七年（1729年）
至乾隆七年（1742年）的13年来，京城的次色御瓷市
场已趋于饱和，销售热潮渐冷。“次色御瓷”变价的
初期，高价购得的御瓷极大地满足了官僚集体器用等
级和审美心理的双重需求，但是随着数量众多的次色
御器涌入民间，对皇帝次色瓷器的窥探和占有心理势
必渐趋平淡。“本处变价”的御瓷也遇到销售困境，唐英于乾
隆二十一年四月二十四日，针对景德镇御窑厂烧制的
“次色”瓷器就地销售的事宜奏请皇帝：奉衰宛卿管理九江关务奴才唐英谨奏：
为次色瓷器不能按年销售变价，银两不能年
清年款，奏明恭请圣训事。窃照江西窑厂烧
造瓷器，每年选落次色器皿，于乾隆七年按
照烧造成本估计，即在本处变价。所得变价
银两，例应按年解送内务府，年清年款。惟
199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艺术百家2021年第2期总第179期是选落变价器皿，名虽次色，究系官窑瓷件，
釉料既高，工价亦倍，非比民间常用器皿易
于销售。奴才前一任管理窑务，承办变价次
色，自乾隆七年起至一十四年调任粤海关
止，此八年内变价次色器皿，不能按年销售，
以致变价银两不能年清年款。迟至乾隆二
十一年，始将奴才前一任内次色变价银两完
缴清款
ito[13]123上述奏折透漏了诸多关键性信息：第一，唐英主
要向乾隆皇帝说明按年上缴次色瓷器销售银两的难
处，提及“非比民间常用器皿易于销售”，恳请宽限。
官窑负责“次色御器”在民间的销售，银两按年汇缴
京都。唐英前任督陶官,直到乾隆二十一年才将乾隆
七年至十四年的八年间未能按年交讫的银两收齐，这
侧面反映出次色御瓷价高、难售。第二，这些“名虽
次色,究系官窑瓷件，釉料既高，工价亦倍多”的次品
御器，是按照贡瓷的工艺制作，即使是“次品”，其器
型、发色、装饰都远超普通民窑器的水准,通常以不菲
的售价“在本处变价”，江西本地及周边的达官贵人、
商贾贵胄极有可能成为“次色”御瓷的拥有者。第
三，奏折如此完整细致的汇报，本身就体现了乾隆帝
对此事的重视。乾隆八年二月二十日唐英《请定次
色瓷器变价之例以杜民窑冒滥折》：“每年之次色约
计价值不下二三千两，更恐难按年变交o，，：13]107可见，
次色瓷器数量众多，所售巨大款项对国库有所补充。
从破坏式的砸碎掩埋到变废为宝的就地售卖，这一官
窑制度的重大转变，说明清朝当局更多考虑到经济利
益。我国不晚于明代已有资本主义萌芽，清朝中西方
的经贸互通日益频繁，资本利益也影响到皇家集团对
官窑次品的决策。第四，次色瓷器在清代坊间的流
通，反映出“色禁”与制瓷技艺的关系。在清朝瓷业
日益成熟的背景下，官窑正色御器的工艺壁垒逐渐消
失，“民仿官样”屡禁不止，“色禁”的实际执行力度有
限。随着皇家垄断性瓷色逐渐松绑，瓷器“色禁”的
范围日趋缩小，然而发色纯正、做工完美的正色瓷器
依然是难得的精品，正色瓷器的稀缺性保障了其高端
身份。“次色瓷器”的销售打开了宫廷瓷器走向民间的
大门，但这并不意味着皇室御瓷在民间无序滥销。清
政府加强了管理，同治“次色磁器专卖碑”规范了各
种等级瓷器的售卖规则：钦加六品衔，特授浮梁景德镇分司，兼
管窑务，加五级，纪录五次，为出示严禁晓
谕，以便商贾事。照得景德镇遁陶产之区，
向来各规。所有破坏瓷器，俱归黄家洲各小
店贩卖。其四色中脚磁器，各客买办自便，
旁人不得阻拦。兹于八月初五日据客民陈
HUND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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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S□文辉称：“伊马口帮买有四色瓷器一担，被
黄家洲各店阻拦，禀请□□情到司。窃思四
色中脚磁器，向来任客各处自行买办。其破
烂由黄家洲买卖，何得拦阻滋事。……倘将
四色中□为破烂滋闹者，一经查觉，或被告
发，定即从严究办，勿谓言之不□（疑为预）
也。各宜禀之毋违。特示。[⑶145—146由碑文内容可见，同治时期官窑的“次色瓷器”
走向了贵族之外更大的民间消费群体,作为高档用瓷
销售。政府鼓励和保护次色瓷器的交易，碑文明确圈
划出“黄家洲”等各小店商贩四色瓷器的经营范围，
从整体上规范了次色瓷器销售的市场秩序。在社会
经济、市场需求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不晚于清代乾
隆朝，垄断性宫廷次色瓷器在民间合法售卖，“色禁”
制度逐渐解除。值得关注的是，当“民用官器”变成稀松平常的
现象,坊间却始终不见“黄器”的踪影。联系上文“次
色磁器专卖碑”的内容推断，“四色瓷器”所指应为
“黄色”以外的青、赤、白、黑四色瓷器。唐英于乾隆
二十一年七月初七日呈《恭缴次色黄器及次色祭器
折》，乾隆八年三月钦奉朱批：黄器如所请行，五爪龙者，外边常有，仍
照原议行。……至娇黄次色自应遵旨恭缴。
查自乾隆七年分至乾隆十四年，次色黄器总
共一万一千七十九件，理应分年开造清册，
照例交广储司，按册查收。....再查乾隆十三年分奉文烧造各种祭器，除将上色缴收
夕卜，所有各种次色祭器一百六十四件，谨汇
同黄器恭献o[
131123-126由此进一步推论,清朝五色瓷器中，除“黄器”以
外的四种“次色瓷器”以及绘有五爪龙的瓷器都可在
民间公开流通。结合唐英于乾隆二十四年五月二十
二日“奏恭交次色黄器折”
：13：123、惠色于乾隆二十年
三月二十七日上奏的“奏缴娇黄次色瓷器折，，：13]126的
内容来看，数以万计的“黄器”仍需按照惯例“分年开
造清册”，“交送广储司，按册査收”。如此大费周章
的清点数目、记录在册、送京处理的行为，其根源如前
文所述，与黄色在五行说里的文化意涵密切相关。朱
明一代的窑工根据低温、含铁铅的黄陶釉呈色稳定的
特点，创造性地通过“低温黄釉+高温黄釉”两次烧成
的方式，终于获得了理想的正黄瓷色，这种黄瓷色泽
鲜亮、娇嫩，俗称“浇黄”（娇黄）。造价斐然的黄瓷工
艺颇难把握，特别是二次黄釉在填画、烧制过程中一
旦稍有差池，就会直接影响娇黄的发色效果，这一点
在同治时期督陶官刘坤一的奏折中有所描述⑫。这
种工艺难度和成本造价可能成为民窑仿瓷制器的障
蔡花菲，等
禁与不禁:从明清官窑制度看“五行说”下的瓷器色彩伦理200□HUND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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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S碍。“五爪龙者，外边常有，仍照原议行”，流露出乾
隆帝对于民仿官窑御器“屡禁不止”的无奈和妥协，
也表明技术因素对“色禁”制度的牵制。再结合唐英《恭缴次色黄器及次色祭器折》的内
容可以推断，和“黄器”同样禁止在民间流通的，还有
次色“祭器”。“所有各种次色祭器一百六十四件，谨
汇同黄器恭献。”可见即使在“次色瓷器”民间合法化
销售的清代中晚期，皇家祭祀瓷器依然是不可触碰的
雷区。“再査乾隆十三年分奉文烧造各种祭器”，可
见乾隆时期祭祀用瓷的专烧政策。祭器功能的专属
性,其本质是瓷器伦理的文化效应，是根植于中华儿
女意识形态中的色彩与祭祀关系的反映⑬。如果祭
器不可能流入民间，那么由此可以推断唐瑛奏折中反
复提及的“次色瓷器”便是宫廷日用瓷器的次品。瓷
色伦理是封建社会政治文化的衍生品，通过伦理观
念、伦理制度、伦理秩序的相互作用形成的伦理机制，
实现了传统礼制“明贵贱、辨等列”的教化目标。如
果说宫廷瓷器色彩用度主要由身份官阶品而第之,那
么民间的瓷色等制则更多取决于价格因素。有经济
实力的达官贵人和商贾贵胄可以购买宫廷次色瓷器，
满足皇家的追崇心理;文人士大夫阶层更多地因审美
喜好来选择瓷器;普通民众只能使用成色更差、质量
低劣的瓷器。如此，在礼制与财富、物序与人伦的综
合作用下，“祭祀之器一身份之器一赏玩之器一日用
之器”的瓷器色彩伦理序列便得以形成（图2）。主要功能伦理序列主要群体宗教功能/祭祀之器帝王象征功能/身份之器贵族/宙美功能赏玩之器文人/实用功能I日用之器'、民众图2瓷器色彩伦理序列图五、结语明清两朝瓷业呈勃兴之势，瓷器色彩伦理关系得
以完整展现。在五行说统率下，明清正色瓷器早已超
越了唐宋时期的审美趋动，成为一种以皇家话语为出
发点的典型性、垄断性、观念性的文化符号。上述明
清官窑皇家御器生产、使用、流通、销售的过程，以及
官窑瓷色由“禁”而“不禁”的发展路径，折射出明清
瓷器色彩伦理观的嫗变轨迹，也钩沉出皇家政权关注
的核心以及伦理秩序形成的原则：事关宗庙、牵连皇
权的“黄器”和“祭器”始终是不可亵渎的神圣之色、
威严之器，坚决不可越雷池半步；而对“于国家之制
度等威，尚无关涉”的宫廷日用的正色次品瓷器，则
采取弹性政策以向民间销售。明清官窑瓷器色彩制
度发展变迁，但是“正色”瓷器对皇权的象征以及官
窑制度对皇族正统身份的维护始终不曾更改,表现出
官窑制度以礼教文化为外衣、以政治需求和经济利益
为根本的特征。归根到底，制器之道、纹饰之韵、色彩之度、声音
之律都是建立在人伦之道之上的，他们共同根植于华
夏文化以隐喻和象征为特征的思维体系中。这种东
方式思维模式,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文化生生
不息的力量源泉和精神传承,是三代以来传统中国文
化连续性“传衍”
[14]6的内在机制，也是解读中国文化
艺术的重要切入点。从当今社会来看，色彩伦理观带
有阶级烙印和历史局限性,但是上古推崇的文化观念
和思维模式，已作为一种中国式记忆和文化基因并融
进国人的血脉，奠定了中国色彩发展的基调。立足于
此,将能更清晰地把握中华文脉的源流与趋向，在现
代设计中将过去、现在和未来结合得更紧密、更和谐、
更智慧。
（责任编辑：陈娟娟）①
本文的“官窑”专指明代在今江西景德镇设立的官窑，也称“御
窑厂”，明清官窑盛产彩绘瓷、颜色釉瓷器。官窑作为一种官方
组织的烧制供皇族、官僚集团使用的特殊窑业形态，不晚于五
代已出现，唐、北宋、南宋都有延续。史上有遗址可考的“官
窑”还有南宋官窑（遗址位于杭州），主烧青器。②
“古瓷尚青，凡绿也、蓝也，皆以青括之。故'缥瓷’人潘岳之
赋，’绿瓷’纪邹阳之编。陆羽品茶，青碗为上。东坡吟诗，青
碗浮香。柴窑则’雨过天青’，汝窑、哥窑、龙泉、东窑均主青
色，此宋以前尚青之明证也。”参见〔清〕许之衡著、叶詰民注释
《饮流斋说瓷注释》，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版，第65页。③
洪武二十六年定：“凡烧造供用器皿等物，须要定夺样制，计算
人工物料。如果数多，起取人匠赴京，置窑兴工。或数少，行移
饶、处等府烧造。”参见〔明〕李东阳撰、〔明〕申时行重修《大明
会典》卷一百九十四“工部（十四）•窑冶•陶器”，广陵书社，
2007年版，第2631页。④
乾隆四十八年《浮梁县志》记载，宋真宗遣官制瓷贡于京，即应
宫府之需，命陶工书建年“景德”于器底。参见〔清〕程廷济修，
凌汝绵编撰，乾隆《浮梁县志》卷十二“杂记•述旧”，江西省图
书馆，油印本,1960年版，第13页。⑤
《周礼•春秋•大宗伯》载：“以玉作六器，礼天地四方。以苍
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
西方，以玄璜礼北方。各放其器之色。是为'六器’。”参见李
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版，第561—563页。⑥
周代统治者祭祀前进行占卜，并主要根据颜色选择祭牲。参见
孙怡让撰，汪少华点校《周礼正义》卷二十三，中华书局，2015
年版，第924—927页。⑦
“祭器未成，不造燕器。”参见〔清〕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
校《礼记集解•礼记•王制》，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89页。⑧
“大夫具官，祭器不假，声乐皆具，非礼也，是谓乱国。”参见
〔清〕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礼记•礼
运》，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00页。“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
器也，不殆于用殉乎哉。”参见〔清〕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
点校《礼记集解》卷十檀弓下，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64页。⑨
靖江王自明洪武三年受封，至清顺治七年亡国，传十一世孙都
在桂林郡世袭王位，历经280余年。靖江王陵出土的250余件
201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弓1（
CSSCI）来源期刊
艺术百家2021年第2期
总第179期HUND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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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S青花梅瓶现藏于桂林博物馆，为全国青花梅瓶数量之最。□⑩“君子之道，辟则坊与？坊民之所不足者，大为之坊，民犹逾之，
故君子礼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夫礼者，所以章疑别
微，以为民坊者也。故贵贱有等，衣服有别，朝廷有位，则民有
参考文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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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让。”参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载于《礼记正义》，北京
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99页。“坊民之所不足者，大为
之坊，民犹逾之，故君子礼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参见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载于《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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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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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at
Begi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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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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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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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载，“为勒石严禁开挖磁土，以护土墓，以杜事端。……近有婺
源民人洪光祖等，谋挖高岭、天宝堂等土，酿成人命，业经本县
勘明，封禁在案。……俱须照契管蓄，不许租挖磁土致碍田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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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治•中国科学技术史陶瓷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7.[6]
〔明〕李东阳撰，〔明〕申时行重修.大明会典（卷二百一）
……倘有无知业户听信棍徒钻谋租挖，许即呈约指名赴县禀
报，以凭拏察，慎勿询隐以及借端诬累，各宜凛遵毋违，特示”。
据光绪十九年十一月初八日示碑刻（原碑在景德镇市东部瑶里
[M].扬州:广陵书社,2007.[7]
〔英〕柯玫瑰.英国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国立博物院
曹家坂河边）记载，“为此示仰新正都并远近居民业户人等知
悉：’嗣后都内各处山场，听凭业主蓄植树木，毋得钻谋私采，起
棚烧炭锯柴，倘敢故违，许该处地保及都内业主人，指各赴县具
禀，以凭提案，决不宽贷，各宜凛遵毋违。’”参见熊寥《中国陶
藏——中国清代瓷器[M]
•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1995.[8]
陈力•从桂林靖江王墓出土梅瓶谈明代随葬制度[J]
•南
瓷古籍集成》，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第138—139页。⑫
同治九年六月初七日《刘坤一陶务奏折窑厂工作不良据情量
方文物,2000,（4）.[9]
中央研究院（台湾省）历史语言研究院•大明实录・明英
请补造折》：“前次添造大婚礼瓷器，件数既多，填黄尤非素习，
彩画事在釉后，颜色易于鲜明，填黄又在彩画之后，花间隙地，
宗实录（卷一百六十一）[M].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10]
中央研究院（台湾省）历史语言研究院•大明实录・明英
宗实录（卷四十九）[M].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11]
〔元〕蒋祈《陶记:HA].〔清〕程廷济修，凌汝绵编撰，乾隆
均须密填，轻重难期匀称，花色每为黄釉侵盖。加以窑内火逼
烟熏，釉轻则露地，釉重则含包，烧造粗糙，颜色晦暗，胥由于
此。委属限于技拙，非敢掉以轻心。”参见熊寥《中国陶瓷古籍
集成》，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第31页。⑬〔英〕汪涛《颜色与祭祀——中国古代文化中颜色涵义探幽》，
《浮梁县志》卷五“物产・陶政”
[M].南昌：江西省图书馆
（油印本）,1960.[12]
中央研究院（台湾省）历史语言研究院•大明实录・明英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17页。在整个从公元前5千年
到前2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有很多考古证据表明，颜色被用于
陶器的彩绘和其他宗教目的。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部编
宗实录（卷三十四）[M
]
•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13]
熊寥.中国陶瓷古籍集成[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
2006.《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版，第433页。[14]
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itions
or
Not：
The
Porcelain
Color
Ethics
under
the
"Five
Elements
Theory11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mperial
Kilns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CAI
Hua-fei
,Xu
Yan-fang(School
of
Art
and
Design,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
Guangzhou
,
Guangdong
510320)
Abstract:
Confucian
etiquette
has
integrated
with
the
"five—azimuth
and
five—elements
and
five—color，^
system,
which
created
the
interactive
mechanism
between
the
chromaticity
and
the
use
of
utensils
A
the
order
of
things
and
moral
relations
,color
has
become
the
symbol
of
the
sequence
and
rule
of
human
decency
under
the
class
etiquette.
The
"color
prohibition，^
regime
of
imperial
kiln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has
aggravated
the
process
of
porcelain
color
ethics
,nevertheless,
the
maturity
of
porcelain
technology
makes
the
"
color
prohibition"
difficult
to
be
enforced,
and
that
makes
porcelain
color
prevalent
due
to
prohibition
. "
With
the
production
and
circulation
of
the
forbidden
color，^
porcelain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ethical
sequence
of
"
sacrifice
utensils
—
identity
utensils
一
appreciation
utensils
—
daily
utensils"
was
formed.
Prohibitions
or
not-------the
change
of
the
imperial
kiln
policy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reflects
the
evolution
of
the
ethical
view
of
the
porcelain
color.
When
tracing
to
the
root,
ethical
view
of
porcelain
colors
,embedding
in
the
metaphorical
and
symbolic
Chinese
mindset
of
the
five—elements
theory"
,
is
the
reflection
of
many
factors
such
as
politics,
economy,
culture,
and
technology
in
the
utensil
Words
:
Color
Ethics
； Imperial
Kilns
System
； Color
Prohibition
；
Five
Elements
Theory
；
Ming
and
Qing
Porcel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