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23日发(作者：)
试述陈寅恪先生治学特点.txt精神失常的疯子不可怕，可怕的是精神正常的疯子！陈寅恪先生（１８９０—１９６９）是享名中外的史学大师，历任清华国学研究院、清华大学、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香港大学、广西大学、燕京大学、岭南大学、中山大学教授。寅恪先生祖籍江西修水，生于湖南长沙。祖父陈宝箴，官至湖南巡抚。父陈三立，出身进士，随宝箴任推行维新诸政甚力。戊戌政变，父子均革职。6 N, P; 0 Y W% x/ A2 W
陈先生自幼聪颖好学，有惊人的记忆力。继承家学，博览群书。先后游学东西洋十余年，从名师问业，身通二十多种中外古今语文。他留心各国政治社会嬗变情况，深感我国学术落后，立志建立以中国为本位的东方学，写出高水平的“中国通史”和“中国历史的教训”。由于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尤以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给我国造成惨重破坏，先生琐尾流离，书稿毁佚，心身俱瘁，遂致失明。先生的学识与怀抱，终未得到应有的发挥。但只就已印行的著作，如《陈寅恪文集》七种（①《寒柳堂集》附《诗存》，②《金明馆丛稿初编》，③《金明馆丛稿二编》，④《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⑤《唐代政治史述论稿》，⑥《元白诗笺证稿》，⑦《柳如是别传》）而言，在史学上的贡献，就不仅是多方面的，而且是划时代的。至于所开拓的研究领域和指出的发展方向，广阔而明通，更为难能可贵。' R+ R- y6 t3 _
现就陈寅恪先生治学特点，略述个人粗浅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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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崇高的爱国思想: }+ y' G% ~, s5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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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读书以明治乱。陈寅恪先生生当前清末世，内政腐败，外患日逼，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先生尚在少年，即欲广涉载籍，寻求兴衰成败的历史教训。
6 I' q1 J* O( A4 ?5 y( r, C' n K 二、为国存史。先生留学国外，看到世界学术潮流的趋向，回顾我国自古许多学者，其心意中有一共同观念，即“国可亡而史不可灭”。深以当时（二二十年代）“全国大学未必有人焉，能授本国通史，或一代专史，而胜任愉快者”为虑；而以日本“以三十年来学术锐进之故，其关于吾国历史之著作，非复国人所能追步”为耻（《陈寅恪文集》之三页３１７。以下简作“文集三”）。１９２９年，先生《北大学院己巳史学毕业生赠言》诗云：
1 t0 [ F. _( b+ |/ ~( O 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田巴鲁连两无成，要待诸君洗斯耻。天赋迂儒自圣狂，读书不肯为人忙。平生所学宁堪赠，独此区区是秘方。（浦江清《清华国日记》页４２）
3 {, u4 _+ n4 P( B- p; J心情十分沉重，态度非常坚决。- h' u0 z2 G! K4 @6 X5 l7 j
三、却聘归国。先生多年留学在外，在１９２３年从德国发回的《寄妹书》中说：- t( j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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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必需之书甚多，„„若不得之，则不能求学。我之久在外国，一半因外国图书馆藏有此项书籍，一归中国，非但不能再研究，并将初着手之学亦弃之矣。我现甚欲筹得一宗巨款购书，购就即归国。此款此时何能得，只可空想，岂不可怜！（文集三页３１１）5 f6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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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在此时，得知哈佛大学得到一笔巨额捐款，有意请先生担任讲座，薪金很高，每四年还给连家属回国一趟的川资的待遇。这正可解决缺钱缺书等困难，可是先生却说：“我不想再到哈佛，我对美国留恋的只是波士顿中国饭馆醉香楼的龙虾。”& u8 o t+ G! B; `5 g5 r
不久，先生接到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聘请。当时先生提出两个条件：仍要留欧一年继续研究，要求清华购买必要的外版图书（据当时研究院主任、先生推荐人吴宓教授后来面告）。结果，先生代研究院选购了一批最基本的图书，满怀壮志，于１９２６年７月来到清华，就任
教授之职。
6 j1 T9 |2 S+ i" L: P( F 四、开辟新境。先生初到清华国学研究院，每周为全院学生讲授“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使国内有志研究国学的青年了解世界学术现状，一破抱残守缺的旧习。同时，先生开设五项学科，为指导研究范围：
' p4 e* y$ t7 G9 h! U" ]7 Q ]! ~ １．年历学：中国古代闰朔、日月食之类；２．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系者之比较研究；３．摩尼教经典与回纥文译本之研究；４．佛教经典各种文字译本之比较研究：梵文、巴利文、藏文、回纥文及中央亚细亚文诸文字译文与中文（慧按：指汉文）译本比较研究；５．蒙古、满洲之书籍及碑志与历史有关系者之研究。/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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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春季，每周加授“梵文”一次。
: v: `9 A) g3 G, O2 b 据当时先生的助教，原东南大学英文系毕业生浦江清教授回忆：
0 ]* Z# D' D9 O y' W* G 时陈先生研究东方学，授佛经考订方面功课。我帮助他编了一本梵文文法，又习满洲文，为清华购买满文书籍。公余我补习法、德文，旁听功课。在研究院作事两年，得益不少，国学书籍也是在那时研读的。（浦江清前书页２２３）
8 p( f0 ]- N$ I2 W l* G# ?后来浦先生在伦敦，还为清华选购了不少难得的东方语言文学方面的书籍。4 D0 }9 C( e' w0 ?, Q& b/ e; P
凡此种种，不难看出陈先生在谋求我国学术独立的爱国思想推动下，归国初期开创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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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 R. W1 q& v二、深厚的学术基础& k1 ~4 j6 Y8 F& [# O!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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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精研经学、小学。大家知道陈先生是晋至唐史专家，先生曾多次声明“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其实这本是对不善于利用古书的人有感而发的，后来又因精力所限不能兼及。据先生表弟兼同学的俞大维先生讲：* }: U0 d# l+ p
我们这一代的普通念书的人，不过能背诵《四书》、《诗经》、《左传》等书。寅恪先生则不然，他对《十三经》不但大部分能背诵，而且对每字必求正解。因此，《皇清经解》及《续皇清经解》，成了他经常看读的书。/ |- E0 b3 {! w
还写道：
5 u( ^% | K: Z9 y z: R. q9 c. V 他常说：“读书须先识字。”因是，他幼年对于《说文》与高邮王氏父子训诂之学，曾用过一番苦功。2 ^( o0 Z! f& q& q
俞先生还简略地叙述陈先生对诸经的评价（均见俞著《谈陈寅恪先生》）。
2 E6 Y, G; L" Z/ h+ `% O& ] 二、博览群书。先生家富藏书，父、母（俞明诗）都能诗文。先生自幼受家庭熏陶甚深。即“欲纵观所未见之书”，十几岁时已读钱谦益《楞严经蒙钞》，小说弹词也无所不看。举凡四部、三藏之典籍，能找到的，无不披览。9 D1 a5 J! t5 L8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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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精于抉择。及到国外，眼界更加开阔，读书更加勤奋。但不赶时髦，善于抉择。毛子水教授记述先生１９２３年在柏林一件读书故事：/ m" @* O. C; |$ R
有一天，我到他的住处看他。他正伏案读Ｋａｌｕｚａ的《古英语文法》。我以当时在德国已有较好的书，因问他为什么费工夫读这样一部老书。他说：正因为它老的缘故。我过后一想，这并不是戏言。无论哪一种学问，都有几部好的老书。在许多地方后来的人自然有说得更好的，但有许多地方，老书因出自大家手笔，虽然过了好多年，想法和说法，都有可以发人深思处。（见毛著《记陈寅恪先生》）
* L* # k/ W( I/ n: z% a; s3 E6 r( L先生是“读书不肯为人忙”的。- s; t3 C6 F4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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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多识古今语文。我国历史绵长，土地广阔。国内有许多民族，对外接触的民族也很多。近代东方学已成为世界性的学问。只通汉文汉语，就很难跟上时代，也很难弄清祖国历史。先生对历史语言学下过功夫。于汉语文之外，还通日文、英文、法文、德文、俄文、梵文、巴利文、藏文、西夏文、蒙文、满文、新疆的现代语言和古代语言、伊朗古代语言、古希伯来语等等二十几种语言。这就使先生治史有左右逢源之乐。
3 m2 V7 H4 S. o+ j9 G; B. @ 佛教对我国历史文化有重大影响。汉译佛经卷帙浩繁，流传既久，后世国人由于不通原文或其他种语言译本，对汉译佛典原意，常常发生误解。如《金刚经》是民间流传甚广的佛经，先生“偶取《金刚经》对勘一过，其注解自晋唐至俞曲园止，其间数十百家，误解不知其数”。先生认为“除印度、西域外国人外，中国人则晋朝唐朝和尚能通梵文，其余多是望文生义”（文集三页３１１一３１２）。
0 X4 S; F' v8 a0 R$ K# A" t" L' u 又如文学史家郑振铎教授对中国戏文起源问题有过七八年以上的探讨，觉得是印度输入的，但找不到可靠的文字线索，难下结论。后来听到在戏文发源地温州不远处的古寺内发见古老梵文写本，经陈先生辨明是印度著名剧本《梭康特拉》，久悬不决的疑问才有了惬心的答案。明清史专家郑天挺教授抗战时在蒙自推求康藏地望与对音，写成文章，经罗常培教授请先生审正后发表。凡此种种，都使受益者铭记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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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明的通识7 q9 ?9 ]& A1 H' I5 H7 q; v( _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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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先生高文卓识，为学者所尊仰，以浅见所及，约有数端：
- g/ J% r7 t6 e1 s- u, g, k4 j3 N 一、史观。先生未尝标明所持史观属于何派。自谓“平生治学，不甘逐队随人，而为牛后”（文集一页１４４）。又谓“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文集三页２１８）。可说是先生的明志宣言。
4 F# _5 ~& B) `6 O 先生研究历史，很重视思想意识对历史发展的作用。关于清末光绪间学术风气，先生在１９４２年曾指出：
9 d* v4 u( g0 P9 {8 ~" [, S1 V1 k 治经颇尚公羊春秋；乙部之学，则喜谈西北史地。后来今文公羊之学，递演为改制疑古。流风所被，与近四十年间，变幻之政治，浪漫之文学，殊有连系。此稍习国闻之士所能知者也。西北史地以较为朴学之故，似不及今文经学流被之深广。惟默察当今大势，吾国将来必循汉唐之轨辙，倾其全力经营西北，则可以无疑。考自古世局之转移，往往起于前人一时学术趋向之细微。迨至后来，遂若惊雷破柱，怒涛振海之不可御遏。（文集一页１４４）
1 {; i. h' i4 o$ ]6 W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先生在另一篇文章中又说：
$ N/ m2 w/ K4 x% `- U. ] 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慧按：三纲谓君臣、父子、夫妇；六纪谓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故所依托不变易，则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吾国古来亦尝有悖三纲、违六纪、无父无君之说，如释迦牟尼外来之教者矣。然佛教流传播衍盛昌于中土，而中土历世遗留纲纪之说，曾不因之以动摇者，其说所依托之社会经济制度未尝根本变迁，故犹能借之以为寄命之地也。: w. e. f) C1 r
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慧按：此作发表于１９２８年），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销沉沦丧
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文集一诗存页６—７）'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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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先生论史，虽极重视思想意识的重要作用，可是当历史发展出现重大转折时，先生明确指出：起决定作用的，最重要的是经济制度，而不同于唯心论者之从人的头脑中、意志中寻找终极原因。6 x z3 K7 a$ P1 % z
二、史学。先生拟写“中国通史”的志愿没有实现。如果客观条件许可，从１９２６年归国起，以三四十年时间，先生完全有能力主持完成这一弘愿。先生对撰写中国通史是有通盘考虑的。: `7 Q+ o$ M& E
研究先秦史，先生主张“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而不赞成那样“几若善博者能呼卢成卢，喝雉成雉之比”地来“整理国故”。（文集三页２１９、２４８）
" P) y! {1 b6 V' m& e 研究晋唐宋辽金元史及边疆地理，先生主张“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再加碑志石刻等。在这方面，先生已有高水平的论著和精湛的教导，无庸多叙。
$ {1 x! d. L# Q3 z. m 至于中国近代史，先生自己虽不作这方面的研究，但是熟习晚清历史。解放前曾指导燕京大学研究生刘适（即武汉大学石泉教授）完成十五万字的硕士论文。晚年所撰《寒柳堂残梦未定稿》是近代史的一篇重要著作。（残稿见文集一页１６３一１８２。全稿闻近已发现，至幸事也。）先生完全可以指导近代史研究。4 M. Z- J0 I7 R* Y
先生不只对研究各断代史知其症结所在，还对全史亦有贯通古今的概观。如论文化则重春秋战国、六朝、赵宋，论武功则推汉唐，论民族风习更是贯通古今中外。) y3 N5 c8 u5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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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讲史，每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例如１９４４年，先生在成都燕京大学讲“元、白”诗，据唐振常先生回忆：# E y/ T6 l8 E% I' w* l) ^
第一课是讲《长恨歌》，首先讲的是杨玉环是否以处女入宫。这个话听起来很怪。当时著名话剧导演贺孟斧寓成都，与我相熟，他耳闻先生大名，想来听课。我告诉他，第一课讲的是杨玉环是否以处女入宫问题。他以为无聊，便不来了。其实，先生是以这个题目带出唐代婚礼制度，乃重要事。（《书林》１９９０年第１期）
x7 A- n% q/ s9 t8 a3 b犹忆１９３２年秋，先生初开“唐诗校释”课，主旨在就唐代政治社会各种问题讨论，以说明文学之时代背景。当时先生在讲《长恨歌》时曾谓：唐朝于宫禁事，一般不附会，也不忌讳。不过也有演变过程。李唐本染胡俗，至唐玄宗时已完全华化。所以唐太宗纳其弟李元吉妃，不讳言；唐高宗取武则天，则半讳半不讳；至唐玄宗取寿王妃，则全讳。再如清人入关前本自有其传统习俗，入关以后，汉族礼教势力大，必须适应。太后下嫁之说当时流传甚广而不见于官书。其事虽难考定，实亦不足为奇。弟娶寡嫂的习俗，在许多民族中是常见的。嘉庆死后遗诏中，说到乾隆生于避暑山庄。道光旋谕令核查，谓当时哀恸迫切，未经看出错误之处，并谓据乾隆实录，乃于康熙辛卯年（１７１１）生于“雍和宫邸”，军机大臣所称据嘉庆诗注实为“误会诗意”。先生谓其事之本身姑可不论，但道光为何要追查，因为避暑山庄是康熙的行宫，若乾隆生于此，则有为康熙宫女所生之嫌，事关礼教，故必须生在雍正的雍和宫中。3 A/ m2 k$ E2 k, v
这位名导演的反应实际反映了一般局外人的反应，他们囿于见闻，这是应该充分理解而不必深怪的。陈先生讲课，通过一件个别事件的论证，每涉及其前后左右，有时还辐射到古今中外。多方印证，可以避免常识性的错误及钻牛角尖的考证。
0 A* q; P# W+ ?, f3 b5 Z% _' o" L 三、史识。先生拟撰的“中国历史的教训”惜未成书，论述颇散见于先生著作中。如先生论西晋之乱亡说：, r! ' w( M- {9 f, S
西晋之统治阶级，虽以儒家大族为其主体，然既杂有一小部分之寒族投机者于其中，则两种不同之集团混合，其优点难于摹仿，而劣点极易传染。斯固古今通例也。如礼法为儒家
大族之优点，奢侈为其劣点；节俭为法家寒族之优点，放荡为其劣点。（慧按：原有注，均略。）若西晋惠贾皇后南风者，法家寒族贾充之女也，与儒家大族司马家儿之惠帝衷相配偶，不但绝无礼法、节俭之美德，且更为放荡、奢侈之恶行，斯其明显之一例也。故西晋一朝之乱亡，乃综合儒家大族及法家寒族之劣点所造成者也。（文集三页１２９一１３０）
( U/ e. ]* ~ V2 R" @真是千古殷鉴。- ~6 I( P, G0 B* ] {! l4 |
先生治史目的，在于致用。必须放宽眼界，深入求实，又须摆脱一切干扰，方能总结出真经验。例如先生指出：* Y% P x" O0 {& V- _
李唐一代为吾国与外族接触繁多，而甚有光荣之时期。5 H9 R1 C( x) o# x7 i
„„观察唐代中国与某甲外族之关系，其范围不可限于某甲外族，必通览诸外族相互之关系，然后三百年间中国与四夷更叠盛衰之故始得明了，当时唐室对外之措施亦可略知其意。盖中国与其所接触诸外族之盛衰兴废，常为多数外族间之连环性，而非中国与某甲外族间之单独性也。„„
9 z% u5 l9 C+ t& y, @ 唐代武功可称为吾民族空前盛业，然详究其所以与某甲外族竞争，卒致胜利之原因，实不仅由于吾民族自具之精神及物力，亦某甲外族本身之腐朽衰弱有以招致中国武力攻取之道，而为之先导者也。国人治史者于发扬赞美先民之功业时，往往忽略此点，是既有违学术探求真实之旨，且非史学陈述覆辙，以供鉴诫之意，故本篇（慧按：指《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篇）于某民族因其本身先已衰弱，遂成中国胜利之本末，必特为标出之，以期近真实而供鉴诫，兼见其有以异乎夸诬之宣传文字也。（文集五页１２８一１２９）
8 c2 X3 z! B. D8 V: Z先生治史，实凭最高的科学负责心，作高明通识与沉潜功力的最好结合，殊可供后学借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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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坚实的步骤% c0 L' D# o. U+ T(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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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变研究规划。由于客观条件的变化，研究院在１９２９年正式宣布结束。据原主任吴宓教授说，清华国学研究院原是为国家培养通才硕学，为研究高深学术的机构，不是清华大学的毕业院（不同于三十年代的清华大学研究院）。先生转入大学为中国文学系与历史学系合聘教授，并在哲学系开课。原来的设想，难于在大学里实行。先生不得已乃逐渐缩小范围，主要致力晋至唐史之教学与研究。
* A! J) I$ W2 q9 m% L8 Z 先生的教学是建立在研究的基础上的。先生研究晋至唐史的规划和步骤是“选择重要问题，逐渐研究，以期进及全部”。抗战前，在课堂讲授的都是先生新的研究成果。) e% f9 n8 s0 {1 ]2 ?" d
二、指导学史要领。先生结合讲课，传授学习历史和研究历史的方法。每当学程开始时，首先讲述本课要点。
5 V! Q. {0 z9 {- i% & m9 {4 E 如１９３２年秋，上“晋至唐文化史”课时，首先说明本课讲论此时期民族精神生活（包括思想、哲学、宗教、艺术、文学等）与社会环境（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组织等）互相影响诸问题。只讲条件，不轻言因果。并指出研究文化史有二失：旧派失之滞，只堆材料，而无解释，不能使人了解人民精神生活与社会制度的关系；新派失之诬，引用研究西洋历史所得出的结论解释中国历史，对人类活动共同之处可以适用，而中国材料超出西洋材料范围之外的就不适用，一概套用就不准确了。学习要看原书，要从原书中的具体史实，经过认真细致、实事求是的研究，得出自己的符合实际的结论。所以一定要养成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批评态度。
! F) B4 I1 F: S7 t3 s* _8 I& Z1 T: u 三、读原书。先生主张学习要看原书。如１９３５年秋，在“晋至唐史”课上，在论及当时的大学课本和近人著作时，先生认为这些书中的许多材料，或展转抄来，难免抄错；或断章取义，不合实情；或原引材料有错误，不能甄别；而且内容简陋，缺漏颇多。所以不足用为依据，只可供参考，有的地方也可以引起对某些问题的注意。
( o9 r: y/ i( f, O- | 至于古书，先生也主张看原书。如不赞成用《通鉴纪事本末》和《文献通考》代替《资治通鉴》和《通典》。先生认为《通鉴》是我国政治史空前杰作，而《通鉴纪事本末》是袁枢依他读《通鉴》时心中所产生的问题，标题分辑而成，不是人人阅《通鉴》所能发见的问题，尽在其中。若只读《纪事本末》，将受其限制，以为除彼标题之外更无问题了。何况袁氏书于一事涉及两题，则注于第二题下，然亦有忘注或不知其有关而不注的，只读《纪事本末》即不能发现其关系了。今人以为此书有合于西洋科学方法，遂取以代替《通鉴》，实在不妥。袁书可认为《通鉴》带全文的索引，可作读《通鉴》时之参考，而不足依据，不能取代《通鉴》。
) M s" c6 W6 R3 ?: T; P: N 先生还说：近人喜用《文献通考》而不用《通典》，因其包括的时代长，使用方便。其实，《通考》是类书，作者马端临是宋末元初人，其书价值在于对宋朝史事的批评，姑不论其议论之是非。关于宋以前的材料，亦不过抄《通典》、《通鉴》、正史诸书。今原书具在，不必用《通考》。杜佑《通典》是著作，不仅抄录，有考证，价值比《通考》等类书高。* h- A: P! K8 J
四、读书次第。先生常说“说食不饱”，要求学史必认真读书。并按不同层次，提出不同要求。% H: ?3 ? R) E3 n
１．最低限度：要求选修“晋至唐史”的学生：政治史部分读《通鉴》有关部分；典章制度部分读《通典》，天宝以后用新旧《唐书》诸志补足。
; c) O" {* F0 D# D/ E+ 5 U0 { ２．进一步：可阅《晋书》、《南》、《北史》、《新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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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进行研究：再加宋、南齐、梁、陈、魏、北齐、周、隋、旧唐诸《书》，《册府元龟》、《太平广记》，以及诗文集、笔记，如《文苑英华》、《全唐诗》、《全唐文》、《世说新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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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新材料：以上都属旧材料，研究还要利用新材料。历史的新材料：在上古史部分，如甲骨、铜器等；中古史部分，如石刻、敦煌遗书、日本藏器等。新材料多属零星发现，必旧材料很熟，方能利用新材料，安置于适宜地位。结合运用新旧材料，做到“以故释新，以新证故，用补阙疑，而正谬误”。
& ! f9 S3 ~ z3 n$ a# n2 I7 ~( h& ? 五、考证方法。考证史事，先生在讲课时即作了示范。记得有一次还专门作了阐述。１９３６年２月１０日，在“晋南北朝史”课堂上，有同学提出同月３日《北平晨报》刊登张尔田《吴雨生论陈君寅恪〈李德裕归葬辨证〉书》一文，请问先生的意见。先生遂自述所用的考证方法：先确定“时”与“地”，然后核以人事。合则是，否则非。“时”与“地”的交叉点，犹如解析几何的直角坐标。张尔田争论的问题牵涉到李商隐的“巴蜀游踪”诸诗。按张的说法，时间顺序和游踪行程不同，诗中所反映的史实亦与他所定年份的时事不合，实在滞碍难通。张先生是李商隐专家，不拟答辩，免得使他生气。先生至１９５５年始将考定要点补写成文，并谓“此意每于二十年来讲授时言及之”，可见甚为重视，但文中未言及直角坐标之比喻，因述于此，以为初学考证史实之参考（文集三页４６—４７）。# O: G0 p* p! A+ `- S2 [
约在１９３４年左右，吴雨僧先生（宓）撰《空轩诗话》，其第十二则中云：9 ` A3 Y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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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宓于民国八年（１９１９），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
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之同于吾言。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吴宓诗集》卷末页１４６《空轩诗话》第十二）
2 R. L8 Z3 n1 O$ F7 " r6 ^ １９８８年，北京大学周一良教授回忆１９３５年秋，在燕京大学毕业后又读研究院时，同学俞大纲先生，先生的表弟，常谈到先生学问精博，尤精晋至唐史。他以听听看的心理，到清华偷听先生晋南北朝史课。他说当时的感受：
' G7 P9 y2 H% P, b2 E2 |; k( ^! N 第一堂课讲石勒，„„旁征博引，论证紧凑，环环相扣。我闻所未闻，犹如眼前放一异彩，深深为之所吸引。同时从城里来听讲的，还有劳贞一（干）先生（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退休教授）和余让之（逊）先生（已故北京大学教授）。他们两位都从北大史学系毕业不久。„„我们都很喜欢听京戏，第一堂课听下来之后，三人不约而同地欢喜赞叹，五体投地，认为就如看了一场著名武生杨小楼的拿手好戏，感到异常“过瘾”。我从此风雨无阻到清华去听课。„„陈先生的讲课和北大、燕京两校老师确实不同，各有千秋。但陈先生讲课之所以使我们这些外校的学生们特别倾服，„„当时想法有两点。一是陈先生谈问题并讲出个道理来，亦即不仅细致周密地考证出某事之“然”，而且常常讲出其“所以然”，听起来就有深度，说服力更强。„„另一点想法是，别位先生的学问固然很大，但自己将来长期努力积累，似乎并不是办不到；而陈先生的学问，似乎深不可测，高不可攀，不可企及。（《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页１７—１８）7 i& B% L" r: E$ Q8 U
从以上先生的挚友和学生的追述，可以对先生的学识和教学2 M* }( i) ]6 R( G2 R"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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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更亲切、形象的了解。这样的学者和导师，正是我中国最需要的，可惜历经风雨，先生到了晚年不禁哀叹说：$ f& N7 k$ q! c; S( ]# w
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至若追踪昔贤，幽居疏属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遗范，托末契于后生者，则有如方丈蓬莱，渺不可即，徒寄之梦寐，存乎遐想而已。呜呼！此岂寅恪少时所自待及异日他人所望于寅恪者哉？（文集一页１６２）
2 l, r: P/ b J) p* O, b 这也是国人同深叹惋的。
! a/ t# p% k' n1 P$ ~ 所有这些遗憾，已无可挽回。至于先生梦寐以求建立的中国的东方学，新中国建国四十年来，经各方面的努力，已渐具规模。国内各民族的语文、历史研究，丰富多采。新材料不断涌现，先秦考古改变了上古史的面貌，吐鲁番文书增加了中古史的资料。体制虽尚待完善，历史各部门的新生力量，也在成长。均可以使先生为国家学术谋求独立的遗愿，有希望逐步实现。在前进中，先生的学术遗产，治学的特点，更值得重视和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