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21日发(作者：)
社会科学研究 1999・1基督教对近代四川的影响邓卫中头戴一条假发长辫,手拿一把特大的纸扇,扇子上用一、基督教传入四川简况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用炮舰轰开了闭锁的中汉字醒目地写有“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背一纸牌,上写“上帝爱世人”等话。他如此打扮,并经常在大街上缓缓行走,借以引人注目,宣传福音。四川的茶馆很多,是社会交往的场所。基督教会看中了四川的茶馆是传教的好地方,于是提出了“把福音送到茶馆”的口号。传教士们在茶馆里吹口琴,拉小提琴或手风琴,散发小册子,用半生不熟的汉语,甚至用四川话宣讲“上帝爱世人”、“灵魂可以升天”之类的教义。传教士们还经常走家串户,他们态度亲切,巧舌如簧,有时还送一些西洋小礼品给传教的对象。这就是基督教会要求传教士“把福音送到家庭”的具体行动。清末民初,四川社会风气不太开化,教会为了便于在妇女中争取信徒,很重视派遣女传教士来川。许多传教士都是夫妻同行的,夫妻都是传教士。英国内地会传教士克拉克的夫人就是进入四川的第一个女传教士(1878年)。以后,女差会、女布道会等都纷纷派员来。据统计,先后来川的女传教士共有1091人,占来川传教士总人数的60%。2.办学国大门后,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法国首先为天主教取得了在华传教权,紧接着英美等国的基督教(新教)也获得了在中国公开传教的权利。而且,基督教在华的势力,比之早来的天主教,大有后来居上之势。据统计,自1881年至1949年间,来四川传教的接受差会津贴的基督教派有31个,自立教派有5个,自立地方教会有12个。先后入川的基督教传教士共有1808人(仅进入四川藏族聚居地区的外国传教士就有76人),在四川总共建立基督教教堂611座(其中,美英两国建立的教堂最多)。基督教是依靠西方列强的对华不平等条约而进入中国的,然而基督教来华后能落地生根,争取信徒,并非完全依靠世俗的强权,而是依靠其教义和传播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适应了部分中国民众的精神和生活方面的需要。1.布道基督教的教派很多,他们进入四川后,都积极地、别出心裁地用各自的方式向中国民众宣讲福音。如英国内地会要求传教士和中国人尽可能地“打成一片”,在生活、起居、衣着等方面尽可能地“中国化”。据成都一些老教徒回忆,在清光绪七年(1881年)前,内地会有一名自称张普善的传教士初基督教会在传教的同时,兴办了不少学校。基督教会重视办学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要通过办学来传教,来扩大基督教在青少年中的影响。正如加拿大传教士赫斐秋所说:“我们传教士很懂得,如果要使中国人信道,就必须加强教育工作。”而且,教会办的学校将成为“选择未来的中国教会领袖的场地”。基到成都时,为了与中国民众接近,他身穿中式长袍,・100・©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督教会在四川兴办的学校门类比较齐全,数量也不少,从幼稚园至高等院校,各个层次都有;除了普通教育,还有专业教育和特殊教育。1887年美以美会女传教士柯立亚首先在重庆创此外,基督教会还在重庆、成都等地兴建了一些新式的大众文化娱乐场所和体育设施,如电影院、球场、图书馆和游艺室等,以此来间接地或直接地传教。4.慈善事业办了四川第一所女子小学(后迁成都,改为华美女中)。1891年美以美会传教士鹿依士在重庆创办了求精高等学堂(后改为求精中学)。1905年美国浸礼会女传教士唐彼美在宜宾创办了司司里业幼稚园。1907年美以美会、英美会、公谊会联合在成都创办了兴办慈善事业是基督教会的重要传教手段。而教会慈善事业的主要项目是开办医院。最早在川建立传教点的麦卡梯本人就是医生,他在重庆建立四川第一个布道点的同时,就开设了诊所,开创了在四川使用西医技术和西药的历史。1892年美国传教士、医生马嘉礼在重庆开设宽仁男华西协合大学。据统计,1949年基督教会在四川、西康两省办的学校共有102所,其中大学2所,中学23所,小学41所(在1907年时曾达到173所小学),幼稚园28所,职业学校6所,其他2所。这还不包括10所医院,是四川最早的一所教会西医院。同年,加拿大传教士、医生启尔德在成都开设福音医院(后改名为仁济男医院)。此后,省内许多城镇和藏族地区,都有教会办的医院、诊所和药房。据统计,迄于1949年,基督教会在四川办有医院31所、诊所19所,有病床2378张、医务人员和职工1678人。基督教会的慈善事业还包括创办育婴堂、孤儿(老)院等。5.支持和参与抗日活动护士学校和1所盲哑学校,也不包括边疆服务部办的其他职业学校和13所神学院校。教会学校开设有英语、自然科学和音乐、美术、体育等新课程,而且注重教学质量和校风校纪,因此在社会上享有较高的声誉,对青少年颇具吸引力。3.文化事业基督教会在兴办学校的同时,也重视兴办一些文化事业。1897年赫斐秋从加拿大带印字机到乐山,开设抗日战争爆发后,成都、重庆的基督教各教会成立了“救济委员会”,募款救济从沦陷区逃难到四川的难民和学生。成都基督教女青年会与成都市妇女会等12个妇女团体,组织抗日宣传队到城镇动员妇女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重庆基督教会与重庆基督教青年会联络各界,组织“重庆红十字会救护委员会”,分四个队开赴江西抗日前线第九战区作医护工作;举办抗日战争事迹展览、防空展览;编辑出版了《国难小丛书》、《抗日血战见闻录》、《实用救护法》、《消防问答》等书籍。1939年成都成立了“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在抗日大后方四川、西康、云南的少数民族地区兴办学校、医院、农场、畜牧场和书报室以及多种手工技术培训班等,以巩固后方,支援前线抗日。1941年英国公谊会组织了英、美、加、新(西兰)等国青年并有四川公谊会青年参加的“志愿救护队”,到中缅抗日前线服务。基督教会之所以如此积极地支持和参与中国的抗日斗争,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是因为英美与日本在世界范围内的矛盾和在中国领土上的利益冲突这些政治性因素,也是出于宗教人士的良知和正义感,同时,更是由于广大中国教徒和会友的爱国热情的推动。此外还有一个不可否认的因素就是,基督教会需印字馆,专印教会的文件和书籍,这是四川最早采用西方的先进印刷技术。1904年印字馆迁成都,次年更名为华英书局。1942年,华英书局联合青年协进书局、广学会和田家半月刊等,成立了基督教联合出版社。在华英书局建立前后,还有英、美和苏格兰圣经会在成都、重庆等地建立了发行站,印刷和散发《圣经》和教会的传单等。圣公会、卫理公会、公谊会、四川大会等于1947年在成都开办了真光书社。重庆基督教青年会在重庆创办了人生出版社和宣道书局。基督教在四川还创办了不少刊物。如:1918年前后创办《西三省教务月刊》,1924年创办《希望月刊》,1926年创办《协进月刊》,1927年创办《布道杂志》,1932年创办《重庆青年》,1943年创办《基督教丛刊》和《边疆服务通讯》,1944年创办《灵讯》和《金灯台》,1947年创办《女会通讯》等。这些教会刊物在宣传基督教义和报导教务信息的同时,还涉及人们关心的青年、家庭、社会和时事以及科学技术诸问题,拥有一批读者。・101・©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要改变以往“征服者”的形象。他们很明白,当中华民族同仇敌忾抗日救亡之际,只有顺应了民心,才可能在中国、在四川有立足之地,才谈得上有发展的前景。二、基督教在川产生的影响传入中国的基督教,并不单纯是一种宗教或宗教的门派,实际上基督教也是一支文化队伍,甚至是一股政治势力。基督教在华产生的影响,并非仅仅局限在信徒的圈子内,而且已经深入到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至于基督教影响力的表现形态,也不仅仅在于传教的当时感官所能触及到的某些变化,而更为重要的是历史发展的进程中逐渐释放出来的潜在的影响能量。透过四川近代错综复杂的许多社会现象,人们往往可以或隐或显地感觉到“上帝的一只手”在拨弄着历史。1.打破了封建思想的一统天下神灵的庇佑。无论是虚无飘渺的上苍,还是泥塑木雕的偶像,也不管是本乡本土的,还是从外面来的,似乎并不很重要,关键是要使精神有所寄托,对未来有所希冀。因此,被钉在十字架上受苦受难的耶稣的形象,博得部分民众的好感和认同。加上教会办的一些慈善事业,传教士施舍的小恩小惠,特别是教会的背后有强国为靠山,所以基督教在四川的下层民众中能争取到不少信徒。四川动荡最激烈的年代,就正是基督教在四川发展最迅速的时期。如1901年至1935年间,入川的外国传教士达千余人,占历年入川传教士总人数的56%。其中,1934年仅中华基督教会(英美会)已在四川的21个县建立了教堂和其他附属事业,有礼拜堂64处,教徒3438人,外国传教士137人,中国牧师21人,传道员90人。1936年时,圣公会已发展到四川全省的42个市县了。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是1914年至1916年才进入四川的,1919年才成立“西川区会”,而到1921年就已在川西和川南的15个县建立了17处教堂。3.为知识分子寻求真理打开了一孔窗户四川僻处西南,交通闭塞,与外界的联系受到制约。古代巴蜀的经济文化虽曾谱写过辉煌的篇章,但自明末清初以来,四川屡遭兵燹摧残,经济残破,文化式微,思想界在高压政策下万马齐喑,死气沉沉。鸦片战争的炮声震惊了首当其冲的沿海一带的知识分子,然而在四川,并未掀起多大波澜。随着列强侵华势力的深入,基督教进入了四川盆地。基督教信奉的唯一真神是全知全能的上帝,宣称上帝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天上人间的主宰者;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是神的化身,是拯救受苦受难的世人的救世主。基督教认为,人人生来就有有罪之身,只有通过向耶稣忏悔自己的罪孽,才可能使灵魂得到超生。基督教以其新颖的教义和传播这种教义的新颖而凌厉的攻势,打击了中国旧有的传统迷信,同时也打破了封建思想的一统天下。上帝和上帝的儿子耶稣逐渐成为四川部分民众崇拜的新的偶像,这在近代四川社会,尤其是在思想界所产生的深层次的影响,绝非用当时入教的人数所能衡量出来。客观地说,基督教冲破了封建思想堡垒的一个缺口,在一潭死水中投进了一块石头,在四川社会里嵌入了一段楔子,引起了久远的多方面的连锁反应。2.为苦难深重的四川民众提供了新的精神寄托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内外交困的黑暗现实、民不聊生的悲惨情景,迫使知识阶层认真思考救国济世之道。晚清以来不少有识之士就已经感到国势阽危,中国旧有儒学不能拯斯民于水火,开始把眼光转向西方,希图从船坚炮利的列强那里探求富国强兵的奥秘。基督教本身蕴含有深刻的哲理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宣扬平等、博爱,标榜民主、自由——这些,对中国广大知识分子颇具吸引力。基督教的传入,是在独尊儒术的中国思想界吹进了一股清新的风,为在黑暗中上下求索的中国知识分子洞开了一孔看世界、求真理的窗户。如果去掉基督教神秘的外衣和圣灵的光环,人们会发现基督教教义同儒家文化的“仁者爱人”和传统的民间道德规范,有着许多共同点。基督教会在四川办的各种学校,介绍了西方的人文科学。如中华圣公会等在成都办的辅仁学社举办了多起哲学、心理学、宗教学、伦理学、社会学等专题讲座,使渴求新知的青年受到了很大的启发,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四川著名的中国共产党早期负责人车耀先,就曾是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车耀先在探索真理、寻求救国之道的过程中,最初找到的真谛就是“主的福音”。但是,基督教的现状又使他感到不满,1927年他以四川教徒代表的身近代四川战乱频繁,人民生命财产毫无保障。处于兵荒马乱中的四川人民很自然地希求冥冥之中的・102・©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份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基督教东亚和会,他在大会发言中说:“基督教是好的,可是它的光辉已为外国的大炮军舰所遮蔽了”。为抗议白种人的歧视,他愤然退出了会场。次年返川后,车耀先同好友饶惠民、陶宗伯、马文卿等共同发起改进教会运动,成立“中华基督教改进会”,提出“华人自主教会”,“收回教产教权”等爱国主张,曾发展会员200余人,产生了很大影响。1928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且后来成为中共四川省委的重要领导(1946年被杀害于重庆渣滓洞)。从车耀先的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到基督教对追求救国真理的青年知识分子所产生的启蒙作用。应该说,车耀先的思想发展轨迹,在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中是有一定代表性的。4.为四川走向现代社会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基督教在开启民智的同时,还直接带进了西方的先进生产设备和技术,前述1897年赫斐秋教士将西方的印字机带到了乐山,开创了四川机器印刷的新时代。1926年英内地会传教士斐光华带了两台玉米脱粒机到古蔺,另外一些传教士还带来了地球仪、望远镜、电影放映机和幻灯片等。基督教青年会和教会学校还举办一些科学、卫生常识的演讲会和专题展览,教会办的刊物有时也登载一些科学普及文章。而且,如前所述,基督教传入的本身就是对封建势力的巨大冲击,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基督教的传入为四川走向近现代化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提供了一定的条件。5.频繁的教案又使四川动乱不止基督教的传入是伴随外国对华的军事侵略而来,这同历史上的佛教、伊斯兰教的传入是有区别的。因此,近代中国人民仇恨外国侵略者,也就必然表现为仇恨外国教会和传教士。基督教不承认中国两千年来崇拜的“天地君亲师”,这不仅使封建士大夫和当权者认为是大逆不道,而且使长期受儒家思想束缚的普通民众也产生一种反感心理。加上一些世俗的利害矛盾,以及某些教会、教士和教民的不良行为,就诱发了多起教案。四川是基督教深入中国的重点地区,因此四川也是近代教案的高发区之一。因天主教传入四川较早,故早在1862年重庆、酉阳等地就发生了反天主教的教案。而四川针对基督教的最早的教案,则于1886年发生在重庆。导火线是美英传教士在形胜扼要之地浮图关鹅项岭置地建房,招致绅民反对。六月初一武童会试时,聚合3000多人捣毁了戴家巷福音堂,焚烧了教会楼房3近代四川是以小农业为主的落后的内陆大省,民族工业的出现和发展,比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城市约晚20年。在1895年《马关条约》打开重庆大门后,到20世纪初年,重庆才开始有棉纺织、造纸等近现代工业,且资金微薄,规模很小。随着外国侵略势力深入四川,传教士入川的人数和在川建立的教堂以及教会文化事业的数目,都有迅速的增长。1881年到1890年基督教会进入四川城镇数为9,所设教堂数为21;到1891年至1900年间,则分别增加为16和25。至1920年,各差会在四川的51个城镇建立了76个总堂(下有369个礼拜堂和无数的布道所),仅次于沿海首先开放的广东和江苏二省,居全国第三位。当时,四川有外国传教士543人,已发展教徒12954人。基督教会创办了大学1所,中学15所,高小59所,初小408所,在校学生18386人,教职工884人。教会创办医院26所,有病床1041张,药房28个(不包括医院的药房),有医生63人(其中外国医生44人),护士103人(其中外国护士11人)。此外,还开办了5所护士学校(包括助产士学校等)。座、教民住房250家。重庆地方官府虽尽力保护外国教会,但众怒难犯,重庆反洋教斗争的浪潮,很快波及到江北、巴县、綦江、南川、铜梁、大足等地。事后,清政府以41157万两白银作为对美英基督教会的赔偿,另赔法国天主教会22万两。清政府还满足了基督教会进入川西地区传教的要求。四川规模最大的教案是1895年5月的成都教案。是年中日签订了《马关条约》,重庆被强迫开埠,外国舰船涌入川江,使长期未曾直接遭到列强蹂躏的四川的绅民受到强烈的刺激。大清帝国屈服于小小的日本,使省会成都人心浮动,如传说“东门外有一只母牛,站在枯水河中,向一位道士说:外国人留以上的数据说明,随着基督教在川势力的增长,教会办的文化教育和慈善事业也相应增多了。基督教在传播“福音”的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教育手段和新鲜实用的教材,还有一些有利于增强国人体质的卫生知识和前所未有的医药器材。这些显然有益于拓宽视野、开启民智,在川人中引进了现代意识。基督教的文化启蒙作用不可低估,而文化启蒙则是迈向现代化社会的前提。・103・©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居在这里,这里就没有雨”;“后年外国人将攻四川”;“洋人拐杀小孩榨取油脂”等等。端午节成都民众在东较场举行民间传统的竞戏“抛李子”时,外国教士在围观中同中国人发生冲突,加拿大传教士史蒂文森和启尔德居然放枪恐吓,激化事态,愤怒的人群因而将四圣祠北街福音堂、诊所和教士住宅一并捣毁。接着连续三日将成都城内9处教堂、医馆焚砸抢掠。成都教案震动了全川,省内10多个府、州、县,都发生了打洋教事件,共有30处基督教教堂被捣毁(还有不少天主教教堂)。外国政府向清政府施加压教案的频繁发生,深刻反映了基督教与四川人民的对立,反映了中西方两种文化思想的冲撞。人们把基督教同不平等条约直接联系在一起,出于爱国义愤而反教仇教,因此,反洋教斗争是近代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组成部分。但是,毋庸讳言,当时的反洋教斗争也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有落后的一面。四川近代本来就战火不熄,动乱不止,如今加上此伏彼起的教案,外人不仅乘机进一步攫取中国的主权和财物,而且教案也祸及无辜,加剧了四川政局的动荡,是近代“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的原因之一。综上所述,基督教传入四川,对近代四川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多方面的。借用一句《圣经》上的话:“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之人。”基督教对四川既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既有正面的作用,又有负面的作用。历史的发展,常常是人们始料不及的。四川近代的诸般变化,也超出了传教士们的意愿和控制范围,正像传教士们在宣讲“福音”时强调的那样:“神的旨意,同人的想法看法,常常是有距离的。”力,外国公使指定清政府必须严惩四川总督和各级有关官员。最后,清政府屈从了,将封疆大吏刘秉章“着即革职,永不叙用,以示惩儆”,又处分了10余名府、州、县官,并赔款100余万两白银(其中英美基督教教堂10余万两)。然而,此后四川仍连绵不绝地发生多起反基督教的斗争,如1898年1月重庆江北教案、1899年9月射洪县玉龙镇教案、1902年4月资阳县天鼓桥教案、1908年至1909年美姑县教案等,尤其是1926年至1927年间爆发了几乎遍及四川全省的反洋教风潮,有20多处基督教教堂被砸烂、抢掠或为驻军所占。本文资料来源:刘洁西、李栋等:《四川基督教》,巴蜀书社,1992。隗瀛涛等:《四川近代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加〕文忠志:《文幼章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戚其章、王如绘:《晚清教案纪事》,东方出版社,1990。四川省文史研究馆藏:“宗教资料”档案以及其他有关资料。(作者 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编审 成都市 610016)责任编辑 张小路・104・©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