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21日发(作者：)
世界历史评论2020年第1期从冲突到融合共存—关于罗马帝国晚期异教和基督教的关系研究焦汉丰摘要：早期的西方学者在研究罗马帝国晚期的宗教关系时，倾向于强调当时基督教和异教的冲突和对立的关系。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以彼得 · 布朗和阿兰 · 卡梅隆为代表的学者重新思考了罗马帝国晚期的宗教关系，逐渐打破了这种冲突对立的模式，利用吸收和共存的理论代替了“冲突”说来解释当时罗马帝国的基督教化。关键词：罗马帝国晚期 异教 基督教 冲突 共存1958年，以阿纳尔多 · 莫米利亚诺（Arnaldo Momigliano）和A. H.
M.琼斯（Arnold Hugh Martin Jones）为首的八位知名学者在伦敦大学的沃尔伯格学院（Warburg Institute）进行了八场专题讲座，其内容经阿纳尔多 · 莫米利亚诺编辑后于1963年出版，名为“4世纪异教和基督教的冲突”。a该书收录的文章虽然没有涵盖较大的范围，但作者都是自己所涉领域的权威，因此它后来成为20世纪中叶西方学术界在罗马帝国晚期宗教关系研究领域的里程碑。其中莫米利亚诺、琼斯、马鲁（Henri Irénée Marrou）和皮埃尔 · 库塞尔（Pierre Courcelle）的文章到现在仍然是这一领域的经a Arnaldo Momigliano (ed.),
The Conflict between Paganism and Christianity in the Fourth Centu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217
世界历史评论2020年第1期典之作。而在半个世纪后的2008年10月，相关学者在意大利的博斯修道院（Monastero di Bose）举行了同一主题的国际会议，会议成果由彼得 · 布朗（Peter Brown）和丽塔 · 利茨 · 特斯塔（Rita Lizzi Testa）编辑出版，题为“罗马帝国内的异教徒和基督徒：对话的突破（4—6世纪）”。a两次会议整整相隔了半个世纪，几十年里这一领域推陈出新，基本面貌发生了较大的变化。2008年博斯修道院会议的目的之一就是评价半个世纪以来的学术成果，其实著作的标题本身就足以反映巨大的变化，其中的“Conflict”和“Breaking of a Dialogue”体现了学术界基本观点的转变。从“Conflict”一词可以看出，莫米利亚诺强调4世纪异教和基督教是两大对立的阵营，该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是时代的产物，当时冷战美苏两极对峙的背景对这一代学者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最近几十年来以彼得 · 布朗和阿兰 · 卡梅隆（Alan Cameron）为代表的学者们逐渐修正了这一观点，对于罗马帝国的基督教化过程，他们更多的是强调异教和基督教的共存与逐渐融合。因此，彼得 · 布朗在这次会议成果中使用了“Breaking of a Dialogue”这一标题，而时间范围也从4世纪扩展至4—6世纪，彼得 · 布朗自己曾作为听众参加了1958年沃尔伯格学院的研讨会，作为莫米利亚诺当时的校外弟子，他对这一领域的研究贡献非凡。接下来笔者将回顾西方学术界在异教和基督教关系研究方面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介绍其中的主要学者及代表性
作品。一早期学者在解释罗马帝国晚期的宗教环境和宗教关系时，倾向于强调基督教和异教尖锐对立的局面—它们就像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一样处于对峙之中。他们这种两分法在很长时间里给人留下基督教和异教双方水火不容的印象。4世纪基督教和异教冲突的观点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就已存在，要早于a Peter Brown and Rita Lizzi Testa (eds.),
Pagans and Christians in the Roman Empire: The Breaking of a
Dialogue (Ⅳth—Ⅵth Century A.D.), Procee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t the Monastery of Bose, Vienna:
LIT, 2011.218
世界历史评论2020年第1期沃尔伯格学院的研讨会。当时的学者们以叙马库斯的作品和罗马元老的宗教铭文为基础，构建了4世纪末“异教复兴”的理论，“冲突”一说最早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最早提出这一说法的是美国学者德怀特 · 尼尔森 · 罗宾逊，他在1915年的文章《4世纪晚期异教复兴分析：以叙马库斯为例》，第一次提出了4世纪末异教复兴和反击之说，他认为4世纪罗马城异教文学和东方神秘崇拜的复兴，是以叙马库斯为首的异教团体向基督教发起的一场反攻。a虽然罗宾逊首次提出“冲突”一说，但在这方面影响力较大的则是匈牙利学者安德烈亚斯 · 阿尔方蒂（Andreas Alföldy）和德国学者赫伯特 · 布洛赫（Herbert Bloch）。两位学者提出的时间接近，他们的研究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冲突”说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观点。阿尔方蒂在1943年出版的《康托尼亚塔：罗马城异教贵族在对抗基督教帝国中一个未被识破的宣传手段》b中，分析了4世纪末的铜制圆形勋章，发现上面仍然带有浓厚的异教元素，进而认为这是异教贵族反对基督教的宣传工具。罗马帝国西部的异教开始出现复兴的时间大约是4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当时以叙马库斯为首的异教与基督教进行了激烈的论战和斗争，双方的冲突在394年的弗里吉都斯河（Frigidus）战役中达到了高潮。c布洛赫则是在1945年的文章《罗马帝国西部异教复兴中的一份新文件，393—394年》中提出了这一说法，主要依据是奥斯提亚出土的赫拉克勒斯神庙4世纪末的铭文，该证据表明神庙在4世纪末得到了修复。在布洛赫看来：“以叙马库斯、普莱特克斯塔图斯（Praetextatus）和尼科马库斯 · 弗拉维乌斯（Nicomachus Flavianus）为首的团体保卫自己宗教的努力最终失败了，他们的斗争只有少数证据得以留存。”d布洛赫随后在a Dwight Nelson Robinson, “An Analysis of the Pagan Revival of the Late Fourth Century, with Especial Reference
to Symmachus,”
Transaction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 Vol.46 (Jan., 1915),
pp.87—101.b 暂无合适的中文译名，暂用音译，Kontorniaten是一种特殊铜制圆形勋章，大多铸造于4、5世纪，一般印有皇帝及其家人的肖像，详见Andreas Alföldi,
Die Kontorniaten: Ein verkanntes Propagandamittel der
stadtrömischen heidnischen Aristokratie in ihrem Kampf gegen das christliche Kaisertum, Harrassowitz: Leipzig, 1943。c 安德烈亚斯 · 阿尔方蒂后来在其他著作中都有相似的观点，详见Andreas Alföldy,
The Conversion of
Constantine the Great and Pagan Rom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48; Andreas Alföldy,
A Conflict of Ideas in the
Late Roman Empire, the Clash Between the Senate and Valentinian I,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2；Andreas
Alföldy,
Die Kontorniat-Medaillions,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976。d Herbert Bloch, “A New Document of the Last Pagan Revival in the West, 393—394 A.D.,”
The Harvard
Theological Review, Vol.38, No.4 (Oct., 1945), pp.199—244.219
世界历史评论2020年第1期1958年沃尔伯格学院的讲座“4世纪末罗马帝国西部异教的复兴”中作了详述，在1963年论文出版后他的观点对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布洛赫进一步扩展了异教和基督教冲突的观点，他也认为当时西部存在一场异教复兴，保守的异教贵族们领导着古代世界的异教大军对抗虔诚的基督徒皇帝狄奥多西一世。a阿尔方蒂和布洛赫的观点为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很多学者所接受，这多少与当时的冷战大环境有关。在这种观点中，4世纪末的胜利女神祭坛之争和弗里吉都斯河战役成了异教和基督教冲突的标志性事件。在学者们看来，保守的异教元老们开始反抗基督教的攻势，异教文学和艺术的复兴是这种运动的表现之一。异教元老最后甚至借篡位者尤金尼乌斯（Eugenius）和阿伯加斯特斯（Arbogastes）之手向热衷于反异教的基督徒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发起挑战。这一观点在20世纪的学术界可谓深入人心。这场异教对抗基督教的“运动”由叙马库斯、普莱特克斯塔图斯和尼科马库斯· 弗拉维乌斯，即异教精英的核心团体“叙马库斯圈子（Circle of Symmachus）”所领导，很多学者都相信4世纪末存在这样一场“运动”。20世纪下半叶接受“冲突”一说的学者里面比较有影响力的有德国学者约翰尼斯· 斯特劳布（Johannes Straub）、理查德· 克莱因（Richard Klein）、耶乐· 维茨斯（Jelle Wytzes）和美国学者查尔斯· 亨得里克（Charles Hedrick），他们或多或少都受到了阿尔方蒂和布洛赫的影响。斯特劳布在1963年出版的《基督教古代晚期的异教护教史—〈奥古斯塔史〉的意图和年代研究》中b提出《奥古斯塔史》创作于狄奥多西一世在弗里吉都斯河战役击败尤金尼乌斯和阿伯加斯特之后的一段时间（他认为大约是5世纪初），而作者的意图是攻击当时蒸蒸日上的基督教。因此这部著作是异教的护教之作，是异教最后的抗争之一。而作者为了不引火烧身，刻意用了六个假名进行创作，并将创作时间往前推了1个世纪。但是斯特劳布只分析了30篇传记中的3篇，其他27篇传记他认为没有这种反基督教倾向。理查德· 克莱因的《叙马库斯：异教末期的悲剧性人物》和《胜利女神祭坛之争》两部作品主a Herbert Bloch, “The Pagan Revival in the West at the end of fourth century,” in Arnaldo Momigliano (ed.),
The
Conflict between Paganism and Christianity in the Fourth Century, pp.193—218.b Johannes Straub,
Heidnische Geschichtsapologetik in der christlichen Spätantike: Untersuchungen über Zeit
und Tendenz der Historia Augusta, Bonn: Rudolf Habelt Verlag, 1963.220
世界历史评论2020年第1期要聚焦于当时异教的代表人物叙马库斯在胜利女神祭坛之争中的表现，但对事件主角之一的安布罗斯着墨不多。在克莱因看来，叙马库斯是异教反抗基督教的核心人物，他正直的性格和对罗马传统的珍视使他成为抵抗基督教的理想人物，但是他的精神家园是共和时期的罗马，因此注定是个悲剧性的人物。a耶乐· 维茨斯的《罗马异教最后的斗争》是他早期博士论文的扩展，同样考查了4世纪末期的胜利女神祭坛之争。其实从他的用词“Kampf”就能窥见“冲突”论的影响。维茨斯异常清晰地为当时的参与者划分了团体，以叙马库斯和普莱特克斯塔图斯等元老为代表的异教为一方，以安布罗斯和普鲁登提乌斯（Prudentius）等基督徒为代表的基督教为另一方，并以“Kämpfer”称呼他们。b维茨斯认为诸如格拉提安和瓦伦提尼安二世等皇帝的态度决定了异教反抗的失败，而安布罗斯等基督徒的作用并非是决定性的。c查尔斯· 亨得里克2000年出版的《历史与沉默：古代晚期的记忆净化和恢复》称得上是近些年来“冲突”说的新成果。乍看之下，亨得里克似乎提出了一个折中的观点“：宗教吸收和宗教对抗并非相互排斥，都是对社会张力和宗教区别的反映，有必要同时考虑两者，而非选择其中一个。”d但纵观全书，他还是强调宗教冲突甚于融合，对于4世纪末诸如弗里吉都斯河战役等一系列事件，他都从参与者的宗教动机开始分析，认为宗教冲突和暴力是学者们理解4世纪的关键。二阿尔方蒂和赫伯特· 布洛赫的4世纪基督教和异教冲突一说对学者的影响可谓不小，特别是对德语世界的学者更是如此，但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受a Richard Klein,
Symmachus: eine tragische Gestalt des ausgehenden Heidentums,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71; Richard Klein (ed., tr.,),
Der Streit um den Victoriaaltar,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72.b 事实上叙马库斯是作为代表与皇帝格拉提安进行交涉，希望将胜利女神祭坛重新放置到元老院，当时除了异教元老，还有不少基督徒元老支持这一举措，并没有清晰的分界线，支持者只是出于对古老传统的珍视，参见James Joseph O’Donnell, “The Demise of Paganism,”
Traditio, Vol.35 (1979), pp.45—88。c Jelle Wytzes,
Der letzte Kampf des Heidentums in Rom, Leiden: E. J. Brill, 1977, pp.2—3.d Charles Hedrick,
History and Silence: Purge and Rehabilitation of Memory in Late Antiquity,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000, p.50.221
世界历史评论2020年第1期到部分学者的批判。这些学者重新思考了罗马帝国晚期异教和基督教的关系，试图打破这种冲突对立的两分模式，在基督徒和异教徒之外找到“第三者”。他们用吸收与和解的理论代替了“冲突”说来解释罗马帝国的基督教化，逐渐解构了“异教复兴”和冲突对立的神话。在他们看来，传统的古典文学、艺术、丰富的公共节日和仪式都是双方所共同享有的文化遗产，基督教逐渐将这些元素予以吸收，从而也改变了自身。持有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当属彼得· 布朗和阿兰· 卡梅隆两位学者，另外詹姆斯· 约瑟夫· 欧唐尼尔（James
Joseph O’Donnell）、米歇尔 · 蕾妮 · 萨尔兹曼（Michele Renee Salzman）和埃夫丽尔· 卡梅隆（Averil Cameron）也是提出共存和融合学说的重要学者，他们从不同角度的研究逐渐解构了“冲突”这一“神话”。在1963年，也就是莫米利亚诺的《4世纪异教和基督教的冲突》出版的同一年，a就已经有学者用“对话”（dialogue）这个词来表达基督教和异教的关系，埃里克· 罗伯特森· 多兹（Eric Robertson Dodds）在他新书的最后一章用了“异教和基督教的对话”（The Dialogue of Paganism with Christianity）这样的标题，但全书标题“焦虑时代的异教徒和基督徒”（Pagan and Christian in
an Age of Anxiety）依然比较传统。b总的说来，多兹的分析是从心理学角度出发，运用了弗洛伊德的理论，更多关注马可 · 奥勒略到君士坦丁这段时期内人们的宗教体验，强调基督教和新柏拉图主义者之间的相互影响。而且他的结论也颇为传统，即无力的多神教信仰无法抵挡基督教的活力和创新。开创性的成果其实早在1961年就已出现，当时年仅26岁的彼得· 布朗在《罗马研究杂志》上发表了这一领域的革命性文章《罗马贵族基督教化的若干方面》，c第一次向异教和基督教冲突对立的两分法发起了挑战。他考察了公元a 埃里克 · 罗伯特森 · 多兹的怀尔斯讲座是在1963年，莫米利亚诺也曾出席，但成果出版于1965年。b 彼得 · 布朗在1968年为他的专著写了书评，认为用“Age of Anxiety”作为标题并不适用于当时的宗教环境，但对全书还是给了较高的评价。c Peter Brown, “Aspects of the Christianization of the Roman Aristocracy,”
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Vol.51,
Parts 1 and 2 (1961), pp.1—11.米歇尔 · 蕾妮 · 萨尔兹曼、阿兰 · 卡梅隆和蒂莫西 · 巴恩斯（Timothy Barnes）等人都提到了这篇文章对他们的重要影响，虽然他们的观点不尽相同。萨尔兹曼利用人物志对罗马贵族进行研究和彼得 · 布朗早期的文章一脉相承。彼得 · 布朗对前两者的影响可见本文中提到的著作，对蒂莫西 · 巴恩斯的影响可见Timothy Barnes, “Statistics and the Conversion of the Roman Aristocracy,”
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Vol.85 (1995), pp.135—147。他赞同彼得 · 布朗的成果，但认为罗马城贵族的基督教化进程要比彼得 · 布朗所估计的更快。222
世界历史评论2020年第1期4、5世纪罗马贵族的基督教化进程，对当时庞大的罗马贵族关系网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彼得· 布朗认为罗马贵族的基督教化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贵族妇女。当时基督徒和异教徒通婚是比较常见的现象，不少罗马传统的异教贵族会与基督徒妇女联姻，而这些妇女的信仰出人意料地得到了丈夫的尊重。在彼得· 布朗看来，罗马贵族是文化上高度一致的团体，他们更加看重同属于这一团体的高贵身份，也就是叙马库斯所说的“人类中的优秀者”（pars melior generis humani）。对他们来说，与异教相关的文化比宗教本身更为重要。这些妇女在家庭内作为妻子和母亲逐渐影响了自己的亲人和孩子，进而造就了后来的基督教贵族，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文化融合的现象，很多传统的古典文化得以保留。a另外彼得· 布朗作为古代晚期研究的开拓者，深受法国年鉴学派和美国人类学研究的影响，他利用了人类学、社会学甚至心理学理论b研究古代晚期的社会、宗教和文化。他的研究平衡地兼顾了东部和西部，强调罗马社会的转型，特别是在宗教方面更是如此。他的作品诸如《古代晚期c的世界》和《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兴起》，都超越了传统的异教和基督教两分法，强调基督教文化对异教文化的吸收和两者所共享的传统。他认为4、5世纪所谓的基督教与异教的冲突斗争“更多是天上的斗争而非是地上的”。d在基督教作家看来，从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那一刻开始基督教的胜利就已经提前注定，这是上帝对异教诸神的胜利，他们笔下的文字宣扬了这种信念。整个4世纪似乎都笼罩在异教和基督教斗争的阴影之下，异教的失败似乎不可避免，而基督教化进程则戏剧性地急速前进着，此类观念到现在还继续影响着学者。这种两方冲突和基督教凯旋的情节主要由5世纪初期的那群卓越的基督教作家所构建，但最终还是源自凯撒里昂的尤西比乌斯。在彼得· 布朗看来，真实的4世纪是一个“摇曳的世纪”（wavering century），e当时宗教多样化依旧主导着地中a 比如5世纪末和6世纪初的罗马城仍然在庆祝传统的牧神节（Lupercalia，即狼节）。b 心理分析法主要是在1967年出版的《希波的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中得到了充分的运用。c 分别是Peter Brown,
The World of Late Antiquity:
AD 150—750,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71和Peter Brown,
The Rise of Western Christendom: Triumph and Diversity, A.D. 200—1000, Malden, MA: Wiley-Blackwell, 2003。d 详见Peter Brown,
Authority and the Sacred: Aspects of the Christianisation of the Roman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4—5。e Peter Brown,
Authority and the Sacred: Aspects of the Christianisation of the Roman World, p.4.223
世界历史评论2020年第1期海世界，基督教化进程缓慢地推进着，远没有完成。阿兰 · 卡梅隆在这方面的成果散见于一系列文章和著作中，包括1966年的文章《马克罗比乌斯的年代和身份》、1977年的文章《4世纪罗马的异教和文学》、1984年的文章《公元4世纪拉丁文学的复兴》和2011年的著作《罗马最后的异教徒》。a特别是最后这部长达900页的巨著，算是他40年来在这方面学术成就的总结，几乎涵盖了他早期的所有成果，彼得 · 布朗等学者给予了极高的评价。阿兰 · 卡梅隆全面批判了4世纪异教复兴说与基督教和异教冲突说，他认为并没有所谓的以叙马库斯为首反基督教的异教团体。在他看来，4世纪罗马基督徒和异教徒“冲突”纯粹是历史构建，由匈牙利学者安德烈亚斯 · 阿尔方蒂提出并由赫伯特 · 布洛赫推广，且仍然在影响着现代的学者。阿尔方蒂受自己匈牙利身份的影响，处于哈布斯堡皇室与匈牙利贵族长期冲突的阴影之下；b而从冲突的角度来看待罗马帝国的基督教化的现代学者，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基督教作家叙事的影响，他们认为自己与异教处于战争之中。但异教这方面并非如此，叙马库斯在胜利女神祭坛之争中只是要求共存，并无攻击基督教之意，而且他本人与基督徒元老关系融洽。而所谓的叙马库斯圈子也站不住脚，唯一的出处是创作于430年左右的马克罗比乌斯的《农神节》（Saturnalia），距这些人活跃的年代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其对话内容更多的只是马克罗比乌斯个人的文学创作，但现代学者却视他们为领导异教反抗基督教的核心团体。而弗里吉都斯河的宗教意义也源于基督教作家，特别是安布罗斯、奥古斯丁、索佐门（Sozomen）和狄奥多勒（Theodoret）的构建，在他们笔下这场政治斗争也被构建成了宗教战争。对于异教的衰弱和基督教的崛起，阿兰· 卡梅隆认为异教的衰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4世纪末那a Alan Cameron, “The Date and Identity of Macrobius,”
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Vol.56, Parts 1 and 2
(1966), pp.25—38; Alan Cameron, “Paganism and Literature in Late Fourth Century Rome,” in Manfred Fuhrmann (ed.),
Christianisme et formes littéraires de l’antiquité tardive en Occident, Entretiens Hardt 23, Vandoeuvres-Geneva:
Fondation Hart, 1977, pp.1—30; Alan Cameron, “The Latin Revival of the Fourth Century,” in W. Treadgold (ed.),
Renaissances before the Renaissance: Cultural Revivals of Late Antiquity and the Middle Ag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42—58；Alan Cameron,
The Last Pagans of Rom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b 米歇尔 · 蕾妮 · 萨尔兹曼则认为他是受到了二战的影响，而五六十年代的学者则认为是冷战的影响，详见Michele Renee Salzman,
The Making of a Christian Aristocracy: Social and Religious Change in the Western
Roman Empire,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224
世界历史评论2020年第1期场所谓文化上的“异教复兴”并非局限于异教圈子。拉丁文学的复兴远早于4世纪晚期，而且分布于帝国的各个地区。他全面分析了当时的文学和艺术成果，证明很多基督徒也参与了古典文献的保存和推广，很多异教元素浓厚的艺术品也为基督徒贵族所喜爱。古典文化对当时的基督教精英和异教精英同样重要，可以说“这是他们所拥有的唯一文化”。a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古典文学、哲学和艺术得到了保留，这些文化也为基督教精英所接受，这一点最终促使那些犹豫的异教徒皈依了基督教。由此可见，在这一问题上阿兰· 卡梅隆与彼得· 布朗的观点是一致的。詹姆斯 · 约瑟夫 · 欧唐尼尔发布于1979年的经典长文《异教的终结》，b提出了新的模式来代替异教和基督教的划分。他认为罗马传统的异教并非是一种宗教，而是对宗教的态度，即对当时的宗教多样性持宽容的态度。试图振兴异教的皇帝尤利安去世后，异教贵族赛昆都斯 · 萨鲁提乌斯（Secundus
Salutius）被推选为继承人，但他以年老为由把皇位拱手让给了基督徒约维安。在欧唐尼尔看来，萨鲁提乌斯显然认为政治高于宗教事务，继位问题并非是一场基督教和异教之间的战争。而尤利安皇帝因为从小成长在基督教环境之中，染上了基督教不宽容的态度，在背教后对基督教采取了压制性的政策，所以他并不是一个传统的异教徒，他的宗教狂热也受到了传统异教徒阿米阿努斯的批判。欧唐尼尔用“unpagan”来形容尤利安的宗教态度，而一些基督徒则对宗教持宽容态度，比如在胜利女神祭坛之争时，就有不少基督徒元老支持叙马库斯，欧唐尼尔就用“pagan”来形容他们。所以他认为基督教和异教的划分并不合理，应该按对宗教事务的态度划分为宽容和不宽容的两方。在这里，欧唐尼尔显然是利用一种两分法取代了另一种两分法。不过他在文中也列举了较多的例子证明当时宗教身份的模糊性：很多情况下人们并不重视宗教身份的区别，基督教贵族和异教贵族之间的联姻比较普遍，而同一家庭内的成员也并非是清一色基督徒或异教徒。在这一点上欧唐尼尔与彼得 · 布朗的观点吻合，他认同布朗关于罗马贵族基督教化的理论，即罗马贵a Alan Cameron,
The Last Pagans of Rome, p.398.b James Joseph O’Donnell, “The Demise of Paganism,” pp.45—88.225
世界历史评论2020年第1期族在此过程中得以保留他们所珍视的古典文化，正是这一点让他们接受了基督教，所以后来的马克罗比乌斯a和波爱修斯虽然都是基督徒，但仍能创作出《农神节》和《哲学的慰藉》（De consolatione philosophiae）这样的作品。卡西奥多鲁斯也是此类代表之一，他们可谓是古典文化在基督徒中流传的最好证明。米歇尔 · 蕾妮 · 萨尔兹曼在这方面的主要成果有1990年的《罗马时间：354年日历抄本和古代晚期的城市生活节奏》和2002年的《基督教贵族的形成：西罗马帝国的社会和宗教变化》，以及2010年的文章《安布罗斯与尤金尼乌斯和阿伯加斯特斯的篡位：异教和基督教冲突叙事的思考》。b她和阿兰 · 卡梅隆一样主要聚焦于罗马城，进一步为我们展现了4世纪宗教多样化的罗马帝国，当时传统的异教节日、艺术和文学仍然繁盛，基督教与异教并非水火不容。354年日历同时具备这两种元素：日历的作者将异教节日与基督教节日并置，其插图也带有浓厚的异教元素，c同时也列出了罗马城的历任主教，最重要的是日历是为当时一位基督教贵族制作的。d萨尔兹曼进而认为当时出现的基督教贵族同时融合了基督教和传统的异教文化，其中帝国宫廷对传统仪式的继续持支持态度，特别是赛马等各种游戏依然得到皇帝的赞助，不同文化的融合让罗马比较平稳地从异教之城转化为基督之城。根据原先阿尔方蒂的观点，康托尼亚塔是异教反对基督教的宣传工具，是“异教复兴”的重要证据；萨尔兹曼则认为这只是竞技游戏中的纪念品，与宗教并无关系。而关于罗马贵族的基督教化，她的观点基本与彼得 · 布朗一致：基督徒皇帝的宗教政策并非是首要原因，罗马元老本身的意愿更加重要；而这一a 事实上，关于马克罗比乌斯的宗教信仰依然有争议：有些学者基于他的作品推断他是异教徒，就此而言，阿兰 · 卡梅隆和欧唐尼尔都认为他是拥有深厚古典文化修养的基督徒，以前的学者认为《农神节》是4世纪末的作品，因此像耶乐 · 维茨斯和赫伯特 · 布洛赫都认为这一作品是当时异教攻击基督教的文化武器。b 分别是Michele Renee Salzman, On Roman Time: The Codex-calendar of 354 and the Rhythms of Urban Life in
Late Antiquity,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Michele Renee Salzman,
The Making of a Christian
Aristocracy: Social and Religious Change in the Western Roman Empire; Michele Renee Salzman, “Ambrose and
the Usurpation of Arbogastes and Eugenius: Reflections on Pagan-Christian Conflict Narratives,” Journal of Early
Christian Studies, Vol.18, No.2 (Summer 2010), pp.191—223。c 特别是代表一年12个月的12幅插图，或表示异教节日或是神祇本身。d 日历作者在卷首插图中写上了委托人的名字“瓦伦提努斯”（Valentinus），他可能是罗马的一位
高官。226
世界历史评论2020年第1期基督教化进程也并非是4世纪末短短几年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缓慢的进程，胜利女神祭坛之争和弗里吉都斯河战役的影响对这一过程影响甚小。与阿兰 · 卡梅隆一样，萨尔兹曼同样认为弗里吉都斯河战役只是争夺皇位的残酷政治斗争，尤金尼乌斯和狄奥多西一世的阵营中都有基督徒和异教徒。后来安布罗斯将此事件构建成了宗教战争，在他笔下弗里吉都斯河战役也因此成了基督教战胜异教的重要转折点，后来的作家和现代学者都受此影响，欧唐尼尔也持同样观点。a彼得 · 布朗认为罗马贵族的基督教化b进程开始于君士坦提乌斯二世时期，萨尔兹曼则给出了自己的时间：这一转折点开始于367年，当时年幼的格拉提安被他父亲瓦伦提尼安一世擢拔为奥古斯都。阿兰 · 卡梅隆的妻子埃夫丽尔 · 卡梅隆在她1993年出版的《晚期罗马帝国，284—430年》c中也用新的模式阐释这段历史，其中部分文字分析了4世纪晚期的文化。她的观点大致与阿兰 · 卡梅隆相同，即并不存在所谓“异教”复兴，当时的文学和艺术成果为异教和基督教所共享，异教徒所收集和抄写的古典文学作品也会被基督徒阅读。埃夫丽尔 · 卡梅隆以象牙双联画和埃斯奎林珍宝（Esquiline Treasure）d中的银器为例对当时的艺术品进行了分析，e表明基督教艺术品也含有浓厚的异教元素，5世纪以后不少艺术品仍带有异教符号。埃夫丽尔 · 卡梅隆也认为《奥古斯塔史》创作于4世纪末或5世纪初，但与约翰尼斯 · 斯特劳布的观点相反，她强调《奥古斯塔史》并没有强烈的反基督教倾向，仅仅只是为了满足元老阶层的猎奇心理。a 详见James Joseph O’Donnell, “The Career of Virius Nicomachus Flavianus,”
Phoenix, Vol.32, No.2 (1978),
pp.129—143。欧唐尼尔是最早从政治角度考察弗里吉都斯河战役的学者之一，另有托马斯 · 格吕内瓦尔德（Thomas Grünewald）认为部分元老支持尤金尼乌斯，是出于对狄奥多西任命霍诺里乌斯为奥古斯都不满，后者过于年幼，显然无法保障帝国西部的安全，详见Thomas Grünewald, “Der letzte Kampf des Heidentums
in Rom? Zur postumen Rehabilitation des Virius Nicomachus Flavianus,” pp.462—487。还有约阿希姆 · 斯茨达（Joachim Szidat）认为尤金尼乌斯的篡位与宗教冲突无关，也谈不上是异教命运的转折点，详见Joachim
Szidat, “Die Usurpation des Eugenius,”
Historia: Zeitschrift für Alte Geschichte, Vol.28, No.4 (1979), pp.487—508。b 萨尔兹曼和彼得 · 布朗一样，对罗马贵族的研究利用了人物志（Prosopography）的方式。c Averil Cameron,
The Later Roman Empire, AD 284—43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d 埃斯奎林珍宝出土于1793年，包括57件银器，大都是4世纪末的作品，埃夫丽尔 · 卡梅隆在这里选取了比较有代表性的普罗雅克塔盒子（Projecta Casket）。e 埃夫丽尔 · 卡梅隆列举了几个例子，具体内容可详见艺术史家凯瑟琳 · 谢尔顿的分析： Kathleen Shelton,
The Esquiline Treasure, 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 1981和Kathleen Shelton, “Pagan Aristocrats, Christian
Commissions: The Carrand Diptych,” in F. M. Clover and R. S. Humphreys (eds.),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in Late
Antiquity,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9。227
世界历史评论2020年第1期三异教和基督教冲突对抗的观点曾经主导了西方学者对两者关系的叙述，现在这一状况已大为改观。彼得 · 布朗和阿兰 · 卡梅隆等学者已经证明4、5世纪罗马帝国的基督教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相当平稳的过程，他们强调基督教和异教所共享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亨利 · 依雷内 · 马鲁曾在1957发表过一篇文章，其标题是“上帝之城、地上之城，难道没有第三者吗？”a，这对于目前的西方学术界来说可谓相当应景。从这点来看，西方学界在这50年来的研究算是已经发现了“第三者”。传统的基督教和异教的二元对立深受基督教作家的影响，因此现代人在研究古代晚期的宗教时，会以这种“基督教中心论”的视角将当时的人们划分为异教徒和基督徒。但在古代晚期，除了虔诚的基督徒和坚定的异教徒，还是有“第三者”的。在奥古斯丁时代北非的阿麦达拉（Ammaedara），有一位名为埃斯提乌斯 · 文狄基亚努斯（Astius Vindicianus）的基督徒就曾担任过佩尔佩图斯祭司（Flamen perpetuus）。在一个世纪后，另一位名为埃斯提乌斯 · 穆斯特鲁斯（Astius Mustelus）的基督徒也有相同的头衔。b4世纪的很多非基督徒和基
督徒一样出任高级官职，叙马库斯所保留下的书信集显示他与很多基督徒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从中可以看出宗教绝不是当时人们任职和社交考虑的首要标准，除了那些基督教教父，也许人们并不像现代学者那样对基督徒和异教徒做出明确的划分。就像彼得 · 布朗所说的：“在基督教与异教之间，有一个大象横亘其中，这就是‘人类生活’（Saeculum）c……罗马帝国社会的活力、公共生活的节奏、向所有阶层都敞开的公民游戏，以及上层社会所共享的文化，这些都让基督教和异教的区别无足轻重。”d从另一方面来说，也不能否a Henri-Irénée Marrou, “Civitas Dei, civitas terrena: num tertium quid?,”
Studia Patristica, tome 2 (1957),
pp.342—350.
b 转引自James Joseph O’Donnell, “The Demise of Paganism,” pp.45—88。c “Saeculum”一般意为“世代，世纪”（a race, generation, age, century）和“人类生活，世界”（human life,
the world），这里按照彼得 · 布朗的表述，应该是后一种意思。d Peter Brown, “Pagans and Christians at the Warburg Institute in 1958,” in Peter Brown and Rita Lizzi Testa (eds.),
Pagans and Christians in the Roman Empire: The Breaking of a Dialogue (Ⅳth—Ⅵth Century A.D), p.21.228
世界历史评论2020年第1期定当时宗教冲突的存在。彼得 · 布朗也认为4、5世纪的某些方面可以使用“conflict”这一词，而且在一些环境中冲突还是比较激烈，但是主要问题在于冲突是否对当时的社会变化有根本的影响力。在彼得 · 布朗看来，这些冲突的影响相对于当时庞大的日常“人类生活”而言就显得边缘化了。a不过安德烈亚斯 · 阿尔方蒂和赫伯特 · 布洛赫的观点现在仍然影响着部分学者，特别是在一些古代晚期的综合性作品中，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有大卫 · 波特的《困境中的罗马帝国：180—395年》、亚历山大 · 德曼特的《古代晚期：从戴克里先到查士丁尼的罗马史（284—565年）》和史蒂芬 · 米切尔的《晚期罗马帝国的历史（284—641年）》。b这些作品在论述罗马帝国晚期的宗教变化时仍然采用传统的两分法，特别是仍然强调4世纪末的“异教复兴”及其与基督教的斗争。传统两分法之所以依然有较大影响力主要可能还是在于这种戏剧化的冲突情节对于学者更具吸引力，也更易于进行概括；而那种缓慢且充满妥协的基督教化进程就显得比较平淡。但是另一方面，除了笔者在第二部分提及的那些开创性的学者外，还有很多学者在作品中接受了新的观点，逐渐认识到“肢解罗马世界上层社会基督教和异教冲突的概念，是现代学术的重要成就”。c而继2008年的博斯修道院会议之后，2013年在罗马、2014年在布达佩斯，相关学者又分别举行了两次研讨会，异教和基督教的故事仍将继续。（焦汉丰，复旦大学世界史博士后流动站在站博士后）a Peter Brown, “Pagans and Christians at the Warburg Institute in 1958,” p.22.b 分别是David Potter,
The
Roman Empire at Bay, A.D. 180—395, London: Routledge, 2004; Alexander Demandt,
Die Spätantike: Römische Geschichte von Diocletian bis Justinian 284—565 n. Chr.,
Munich: C.H. Beck’sche
Verlagsbuchhandlung, 2007；Stephen Mitchell,
A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A.D. 284—641,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2014。c Peter Brown, “Pagans and Christians at the Warburg Institute in 1958,” p.22.2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