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16日发(作者：)
１９８４年取得首枚奥运金牌都是在美国的洛杉９８０年中国抵制莫斯科夏季奥运会也是在矶。１美国的倡议下进行的。自２００８年以来，在四年一度的奥运比赛盛事上，中美两国之间的较量也最引人注目，两国在奥运金牌榜上的名次常常成为政治和国际关系学者甚或平民百姓解读中美国力及世界影响力的坐标或参照系。国际体育在研究当代中国外交历程方面无疑是一个极其重要和及时的窗口与视野。当然，除国际体育外，还有其他可供研究的好题目，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再一一枚举。三、简短的结论本文旨在通过笔者的一些研究和一孔之见来说明“跨国史”和“共有的历史”之理念对于当代中国外交史学科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双重视角无疑可以帮助学界全方位地解读１９４９年以来的中国外交史。当然，两种方法运用起来显然相当困难，极具挑战性。两个视角都具有下述特质：其一是国际视野；其二是跨越“民族—国家”的分析框架；其三是侧重民间交流、文化层次及“自下而上”的研究方法；其四是要求对中外历史都要有很深造诣；其五，能够熟练掌握外语。所以，除了要具有深厚的学术根底，利用两种研究方法最重要的是多国档案、多种资料的应用。遗憾的是，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面临的一大瓶颈，就是档案和资料问题。９８５年，在复旦大学举行的首届中美关系早在１史学术讨论会上，笔者记得当时就有学者呼吁要开放档案，否则中国学者在中美关系史研究方面将永远无法突破，所用的资料大多只能根据美方档案。如今３０多年过去了，我们在档案利用方面仍是一个突出问题。但无论挑战多大，笔者还是坚信在中外同仁的共同努力以及时代大潮的推动下，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一定会取得重大成绩。笔者也衷心希望“跨国史”和“共有的历史”作为新的研究方法在当代中国外交史领域得到应用和推广，不断拓宽研究范围。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中美建交４０周年、巴黎和会１００周年，笔者期待在多种不同周年的纪念史学推动下，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能够脱胎换骨，除旧布新，与时代同行。（本文作者 香港大学嘉里集团国际化历史讲座教授）#$%&(>*+,?#@AB&CDEFGH梁 志 对历史学的大多数分支学科而言，夯实史料学基础都是必须苦练的“内功”，外交史研究尤为如此。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半期开始，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迈入了以本国官方史料作为主要文献来源的时代。随后，部分研究者又逐步将史料搜集范围扩大到包括美国、苏联（俄罗斯）、英国、法国和德国（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等中国外交的对象国，进而将中国外交史的研究范畴推进到中外关系这一更高的层级。不过，目前在这一领域采用多边视角、利用多国文献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而若仅利用中国与外交对象国双方甚至其中一方的档案，采用双边或单边视角，在很多情况下将不可避免地过分强调文献来源方的主动性和影响力，·７４·中国周边国家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对华关系档案收集及历史研究”（１５＠ｚｈ００９）的阶段性成果。而忽视“第三方”乃至更多方因素的存在。换言之，本来处于网状结构中的复杂的双边关系就有可能被人为地简化为二者之间的线性互动。严格来讲，双边关系并非两国外交政策的简单叠加，在更多情况下应将其视为多边关系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换言之，一国对外政策既不是单方面对他国的外交输出，也不是纯粹的双边互动，而是在更为广阔的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的多边联动，或许可以将这一现象中共党史研究Copyright©博看网 . All Rights Reserved.
称为国际关系或国际事件的“多边互动属性”。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讲，若要更为全面地揭示当代中国外交史本来的复杂面相，就必须拓展观察视野，将其置于多方交互影响的初始场景下重新加以建构。正如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所言：“研究越深入，就越可能从不同来源的①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便是资料中发现证据。”进程的不断加快，国家间的相互依赖日益加深。在这一难以逆转的历史趋势下，国际学术界出现了推动“国际史”研究的呼声，标志性事件９８８年日裔美籍历史学家入江昭（Ａｋｉｒａ为１Ｉｒｉｙｅ）在美国历史学会年会上发表题为《史学的国际化》的演讲。在演讲中，他呼吁历史研究特别是美国外交史研究应该走向“去国家化”ｄ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ｅ），继而逐步实现“国际化”（ｉｎ（③。两年后，美国对外关系史学家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ｅ）如此，在研究者的视域不断向外围延伸的情况下，史料来源也必然随之扩大。从客观历史进程、当下国际学术思潮、各国官方史料公布情况以及既有研究尝试等多个层面考量，多国档案文献互证研究方法的应用正当其时。其一，当代中国外交本身经历了一个不断融入世界的过程。在此期间，堪为历史衡量尺度的标志性事件至少包括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参加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重返联合国、中美和解与改革开放等。换言之，中国外交本身从来就不是封闭自足或与外部世界相隔绝的，而是全球国际关系网络中的一部分②。或许正因如此，进入新世纪以来，一些原本从事国际关系史或冷战史研究的中青年学者开始“跨界”关注当代中国外交史。过去他们重点致力于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利用的史料也多为外国档案，因此这些研究者习惯性地将当代中国外交置于更为广阔的国际环境下加以考察，注重挖掘对象国的档案资料，在此基础上从双边互动甚至多边联动的视角诠释中国对外政策制定、执行与调整的背景和动因，进而令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具有了某种“世界史”的意味。就此意义而言，长期以来将当代中国外交史划归中国史研究范畴的惯常作法有待商榷。毫无疑问，在这样的学科属性定位下，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领地”显得十分局促，史料应用范围狭窄，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外部世界对中国外交的反作用力。如果一定要给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寻找一个“归属”，笔者宁愿将其视为中国史与世界史研究的交叉学科，并在此基础上倡导更为均衡和全面地看待影响当代中国外交的内外部因素。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学其二，“国际史”（术思潮的兴起为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提供了理０年代以后，随着全球化论源泉和转型动力。７２０１９年第４期ＭｉｃｈａｅｌＨｕｎｔ）在题为《美国外学会主席韩德（交史的国际化：一项实施议程》的年会主席演讲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为实现美国外交史的“国际化”，应通过“多国档案研究”（ｍｕｌｔｉａｒｃｈｉｖ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将美国外交史置于与其他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多重关系中加以考察④。传统美国外交史与“国际史”的最大区别之一在于，前者把美国外交视为单方面向外投射力量的过非美国和非西程，而后者则强调从多国视角（方的视角）、运用多国材料（而不仅仅是美国档案）来诠释美国对外关系史，强调外国因素对美国外交政策和外交事件的影响⑤。可见，入江昭和韩德等学者对美国外交史研究范式的反思，为中国学术界重新审视过去偏重于民族国家视角的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模板。具体来说，未来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一〔法〕马克·布洛赫著，张和声、程郁译：《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５３页。②①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笔者否认中国内部状况对外交政策形成的正向推动或反向制约。相反，在笔者看来，当代中国自身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和模式、文化传统、军事实力乃至历史记忆等元素均无时无刻、不同程度地塑造着外交政策和外交关系的基本形态与走向。③ＡｋｉｒａＩｒｉｙｅ，“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９４，Ｉｓｓｕｅ１（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１９８９），ｐ．４．④ＭｉｃｈａｅｌＨｕｎｔ，“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ｉｎｇＵ．Ｓ．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Ａｇｅｎｄａ，”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Ｈｉｓｔｏｒｙ，Ｖｏｌ．１５，Ｎｏ．１（Ｗｉｎｔｅｒ１９９１），ｐ．１．⑤王立新：《在国家之外发现历史：美国史研究的国际化与跨国史的兴起》，《历史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１期；王立新：《试析全球化背景下美国外交史研究的国际化与文化转向》，《美国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１期；徐国琦：《“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国际史研究方法及其应用》，《文史哲》２０１２年第５期。·７５·Copyright©博看网 . All Rights Reserved.
个新的学术增长点可能表现为如下形态，即借助多国档案文献互证研究方法，采用国际视角，促使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摆脱“国史”的天然身份，从而逐步实现该研究领域的“国际化”转向，在“中国之外”发现中国。其三，不断解密的世界各国档案，使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扩大史料源具备了可能性。大约从７０年代末起，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等西方国家相继公开大批涉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档案文献。不久以后，诸如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等研究机构以及档案管理部门陆续编辑、出版了数量十分可观的中国领导人的年谱、文选、选集、００４年开文集、文稿、传记以及档案集。自２始，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接连公布三批档案，档案自身形成年限分别为１９４５年至１９５５年、１９５６年至１９６０年以及１９６１年至１９６５年，总量超过８万卷。同样，冷战结束后，俄罗斯和东欧各国先后大批开放官方档案资料，其中相当一部分涉及当代中国。更值得注意的是，蒙古、韩国、日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印度等周边国家关于当代中国的档案文献也处于不断解密和开放当中，有的下限已延伸至８０年代。总之，利用多国档案资料从事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文①献条件已经日趋成熟。的视野不再局限于中国与马来亚联合邦双边关系，而是更进一步将事件背后的英美因素纳入分析范围③。笔者亦曾综合使用中国、缅甸、美国和印度等多个国家的原始资料，重新阐释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５５年中缅关系的嬗变过程，展现出了既有研究忽视的诸多历史事实，如美缅关系与中缅关系的互动、印度对中缅关系改善的幕后推动作用等④。也有国外学者作出类似努力，如哈佛大学助理教授弗里德曼利用中国、苏联等十个国家的政府档案，细致入微地描绘了中国与苏联两个社会主义大国在亚非拉地区竞争的整体图景。该研究的主要价值就在于摆脱了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传统视角，另辟蹊径，从争取第三世界的层面勾勒出了中苏关系的又一重面相———独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人心之争”以外的“另一种冷战”（ＳｅｃｏｎｄＣｏｌｄＷａｒ）或者说革命意识形态之争⑤。毫无疑问，这些学术实践充分地显示了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利用多国档案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综上所论，对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者而言，利用多国档案恰逢其时，但又绝非易事。正所谓“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相信毋庸讳言，语言能力是利用各国档案文献的另外一个前提条件。正因如此，针对本领域小语种人才匮乏的现状，华东师范大学周边国家研究院自２０１７年底起陆续开设非通用语言培训班，第一期涉及缅语、越南语、泰语和俄语四个语种。②①其四，部分前期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多国档案互证研究方法对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适用性。由于各国对华关系档案文献的陆续公开，少数学者已尝试采用多国档案互证的研究方法讨论当代中国外交史的有关议题。如沈志华利用中国、俄罗斯、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蒙古、德国、美国和韩国等十个国家的原始档案，在揭示大量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的基础上，重新构建起关９４５年至１９７６年中朝“血盟”关系的认知于１体系②。同样，年轻学者也作出了初步探索，如吴尔蓓密利用中国、马来西亚和英国档案，对１９５９年中国银行马来亚经理处被迫停业事件进行了研究，不仅更为全面地还原了相关历史过程，纠正了既有成果中存在的讹误，而且观察·７６·沈志华：《最后的“天朝”：毛泽东、金日成与中朝关系（１９４５年至１９７６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③④吴尔蓓密：《冷战时期中国银行马来亚经理处被迫停业事件探析》，《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７期。梁志：《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三年的中缅关系再探讨》，《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５期；《走向和平共处：中缅关系的改善及其影响（１９５３—１９５５）》，《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１１期。⑤Ｊｅｒｅｍｙ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ＳｈａｄｏｗＣｏｌｄＷａｒ：ＴｈｅＳｉｎｏＳｏｖｉｅｔ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ＴｈｉｒｄＷｏｒｌｄ，ＣｈａｐｅｌＨｉｌ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ＮｏｒｔｈＣａｒｏｌｉｎａ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５．除此项成果外，其他外国学者也在不断尝试通过挖掘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地区国家的档案文献来扩展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史料来源。２０１７年６月，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小组”（ＴｈｅＰＲＣＨｉｓｔｏｒｙＧｒｏｕｐ）主办的学术刊物《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评论》（ＴｈｅＰＲＣＨｉｓｔｏｒｙＲｅｖｉｅｗ）集中刊发了八篇利用珍稀史料研究冷战时期中国对外关系的短文，涉及的档案来源地包括坦桑尼亚、赞比亚、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墨西哥等国家。中共党史研究Copyright©博看网 . All Rights Reserved.
多国档案的开掘终究会给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带来一场革命性变动①。（本文作者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周边００２４１）国家研究院教授 上海 ２3IJK(>5L%&'(MNOPQRSTUVWX蒋 华 杰 近十几年来，一大批高质量的当代中国对外关系史研究成果集中出现，并显示当代中国对外关系史研究已开始跨越传统学科的边界，利用和借鉴了政治学、心理学、语言学等相关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与方法，呈现国际化、文化转向以及社会史取向等新趋势，初步形成了多维度、立体化的研究格局。尽管如此，在笔者看来，当代中国对外关系史研究依旧存在着一些重大缺陷，其中强“关系”弱“制度”就是一个重要表现，亦即多数研究关注的焦点是中国与其他国家、组织的各种层级的互动关系，却相对忽视对中国自身外交决策体制的探讨。这一研究领域由此存在着诸多令人困惑甚至尴尬的现象，一些基本问题并未得到应有重视或有效解答，其中包括像“谁在做外交”这样的基础性问题②。“谁在做外交”意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类对外政策和对外活动由哪些个人、团体和部门在规划、执行，在这一权力运作过程中，这些组织和个人扮演着何种角色，相互之间存在着何种互动，最终如何影响了中国的外交决策并在何种程度和层面上塑造了中国外交的独特性。“谁在做外交”问题的本质是外交决策体制的内在运作机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外交史研究中，确定主体是判别特定外交行为的性质、特征和动因等一系列相关问题的基本前提。由于不能十分到位地解决“谁在做外交”这个问题，过去的很多对外关系史研究在将视角从国家转向社会、从高层下沉至底层、由政治移至文化的同时，却依旧基于模糊的国家主体叙事和分析模式，最常见的作法就是在分析外交决策和政策实施时大量使用“中国”“中方”“政府”“中共”这类模糊的主体称谓，这导致本２０１９年第４期应是某个人、某个部门或组织作出的政策选择被泛化为整个国家行为，导致难以区分外交行为中的个人、团体、部门乃至社会的角色，历史研究者笔下的外交行为由此被简单化、模糊化，从而难以深入发掘存在于政府与社会中的各种复杂互动，亦难以准确解读外交决策的真正动机。在某些情况下，对外交行为主体的模糊认识甚至会导致研究者出现重大的判断失误。外交是一个相对神秘和封闭的领域，外交的决策往往由少数人完成③。由于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等原因，中国的对外决策过程和细节并不为外界所知悉。这种情况导致研究者对中国对外决策行为的理解通常是“高度统一”和“领导人化”的，往往会使研究者首先关注少数最高领导人的角色和作用，并通过分析这些领导人的知识结构、认知机制、文化背景、价值观念、思想意识等来探索行为背后的动因、规律和特征。然而，仅将目光聚集在少数领导人身上的① 当然，应该利用多国档案和如何利用多国档案完全是两个问题。档案本身绝不等同于历史事实，恰如英国史学家卡尔所言：“事实上，不论出自档案与否，在历史学家能够以任何方式使用它之前，则必须由历史学家来加工处理这些事实；假如我的这种说法正确的话，那么历史学家使用这些事实的过程就是一种不断加工利用的过程。”参见〔英〕卡尔著，陈恒译：《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７年，第９８—９９页。关于如何利用多国档案从事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笔者将另文论述。东亚冷战与中国对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１７ＡＳＳ００６）的阶段性成果。外关系研究”（当② 牛军曾提出此问题并作出初步讨论。参见牛军：《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第１１辑，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２—２４页。市民社会与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③ 王逸舟：《２０００年第３期。·７７·Copyright©博看网 .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