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12日发(作者：)
讲稿
0
国外汉学研究
上编 概述
对外汉语专业系列教材中没有《国外汉学研究》。 本课程应改为“国外汉语研究”。
一、汉学定义
汉学（Sinology）或中国学（Chinese Studies）是指外国人研究中国文化、历史、语言、文学、社会、宗教、经济、科技等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学问。德国汉学家傅海波对“汉学”下的定义：“汉学是运用语言学方法，从中文史料来研究中国、中国历史和文明”。
如果说中国文化是源，那么汉学就是流。汉学是中外文化的混血儿，属于跨文化研究。
从传统汉学到中国学的转型。传统的，注重纯文字的考证和翻译以及对人文科学的关怀；现代的，注重政治和意识形态以及自然科学的研究。
“汉学”有宽窄两义。广义上，它可以指“一切非本土的研究中国的学问”。狭义上，则于以现代方法来考释中国古代文化特别是经典文献的学问。（刘东《“国学”与“汉学”》，葛兆光主编《清华汉学研究》第三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年）
“汉学”的另一种意义
经学史上有汉学和宋学两个阶段，一般说来汉学讲求训诂名物、五行谶纬，宋学讲求心性哲学，着重纲常伦理（范文澜《中国经学史的演变》，《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
二、汉学研究的意义
汉学已经是外国人的研究成果，而汉学研究则是研究的研究。汉学是国学的一面镜子，有借鉴意义。任继愈先生说：“西方学者接受近现代科学方法的训练，又由于他们置身局外，在庐山以外看庐山，有些问题国内学者司空见惯，习而不察，外国学者往往探骊得珠。如语言学、民俗学、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诸多领域，时时迸发出耀眼的火花。”总的来说是开阔眼界。汉语是世界的，汉语研究也是世界的。就汉语研究来说，汉学主要有以下借鉴意义：
1、理论背景。国内的普通语言学理论基本上是从西方全盘移植的。理论探索一直是国内汉语研究的软肋。蒋绍愚先生、王宁先生多次大声疾呼加强理论研究。自己不动手去探究理论，遇到语言现象便到外国学者的理论中寻求解释。规律的探究应该是很值得的鼓励的。
2、科学的研究方法。传统音韵学基本上只能区分音类，不能构拟古音。瑞典汉学家高本汉（en）运用历史比较法系统地构拟了《广韵》音。他的著作（《中国音韵学研究》，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合译，商务印书馆2003）和学说在全世界影响很大，现代国内外许多有成就的音韵学家，大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他的影响，先后在他研究的基础上做了一些补充修订工作。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用俄国民俗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无论是方法论还是观点方面，都令中国学者耳目一新。
3、有语言优势。德国大诗人歌德有一句名言：“谁如果只知道一种语言，他对语言就一无所知。”重要的汉学家大都精通三种以上语言（母语、汉语、其他语种）。《国际汉学》第十六辑刊登了梅维恒、梅祖麟《近体诗的梵文来源》，（大象出版社，2007），如果不懂梵文，肯定写不出这样的论文。从事汉藏语系研究也需要精通多种语言。著名语言学家朱德熙曾说年轻一代的学者有点土。外国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拿汉语和自己的母语进行比较。汉学家研 1
究汉语语法范畴的很多。
4、研究兴趣、角度不同于中国学术。尽二十年来，城市历史在美国的中国研究中十分热门。德国叶乃度《中国古代的猪》（《国际汉学》第十四辑，大象出版社，2006。）中国人可能会写龙、凤等，但不大可能写猪。就汉语语法来说，外国学者热衷于研究语法范畴。
5、国外汉语研究课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拓展课。汉藏语系、汉译佛经最初都是汉学开拓的领域。
陈国：《水浒传》的“庄”——中国土地所有制历史的起因。
参考文献：
汪利平《美国的中国城市史研究介绍》，《国际汉学》第十六辑，大象出版社，2007。
我和隋唐、中亚史研究
张广达
2004-09-12 22:23:42 阅读 1627 次
刊《学林春秋》三编，朝华出版社，1999年12月，第59-76页，摘自欧亚学研究网站
为了弘通我国的史学，我觉得中国学者应该学习智顗、玄奘，留心西儒学案，措意于西方史学的成果。具体说来：
1．西方学者拥有研究古代、中古死亡语言文字的优势，他们整理新疆出土的胡语文献的成绩值得我们注意。
2．今天东亚语言、文化学系遍及欧、美、日本的高等学府，主要的图书馆藏有相当完备的汉文文献，教习、研究中国文化的机构所在多有，其学位论文、期刊论文、通史、专著，对政治、经济、社会、思想、宗教、金石、形象艺术往往有深入细致的研究，值得参考。
3．西方从希腊以来就有注意logos的好传统，今天，各种话语（discources）更是不胜枚举，诸如枢轴时代、崩坏与突破、转变与延续、传统中的变迁、核心与边缘等等层出不穷。我们无须追赶这些时髦，但通过阅读韦伯（M. Weber）、施坚雅（G. W. Skinner）等人的著作也会感受到，了解这些工具性观念，或有助于我们阐释历史。我个人的感受是，只有在我们对西方学者所用的术语有所了解之后，我们才能够对对话做出自己的参预。例如，社会学家埃特兹奥尼（A．Etzioni）分析社会结构时指出，社会结构有强制、利诱、正名三功能，这一理论广泛渗入到美国研究唐史的H．J．Wechsler，R．M．Somers，R．W．L．Guisso和研究中国史的M．K．Whyte等人的著作之中。对研究唐史的中国学者来说，很容易对埃特兹奥尼的社会结构功能论作出补充，翻阅一下《唐律疏议》，可以用具体例证补充社会结构除了以上三种功能之外，还有强化等级层次的功能。
三、汉学（中国学）研究机构
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
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
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
暨南大学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中心
苏州大学海外汉学（中国文学）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从1985年起在硕士学位中设立了“国际中国学”研究方向，指导教师是严绍璗。1994年开始，在博士学位中设立了“国际中国学”研究方向，指导教师是严绍璗。
2
国学网有海外汉学（Sinology Abroad）栏目（点首页右下角“专题栏目”）。
四、汉学刊物
《国际汉学》《法国汉学》《世界汉学》《汉学研究》《清华汉学研究》《中国学研究》
台湾《汉学研究通讯》
对外汉语教学研究方面的杂志：
《华文教学与研究》（暨南大学华文学院主办的一份学术季刊）
《汉语学习》（延边大学主办的双月刊）
《世界汉语教学》
《语言教学与研究》（对外汉语教学专题）
《语言文字应用》
最早的国际汉学杂志T’oung pao（《通报》）
《通报》的创刊者有两位，一位是法国巴黎东方现代语言专科学校和政治学自由学院的亨利·考狄（Henri Cordier, 1849-1925）教授，一位是荷兰莱敦大学的首任中文教授薛力赫（又名施古德）(Gustave Schlegel, 1840—1930)。考狄和薛力赫在1889年举行的第八届国际东方学者代表大会期间，决定创设一份致力于东亚研究的学术刊物。同时与会的荷兰莱敦的布里尔（E. J. Brill）出版社的两位经理和二位教授讨论了创刊的计划，双方一拍即合，很快，《通报》创刊号便由布里尔出版社于1890年正式出版了。
美国《中国语言学报》(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Editor
William S-Y. Wang王士元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五、对外汉语教学组织机构
国家汉办（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遍布全球的孔子学院的总部）
在前不久举行的孔子学院大会上，孔子学院总部宣布，自从2004年11月，世界上第一家海外孔子学院在韩国首尔正式挂牌开张以来，短短五年时间，全球已经有88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起了282所孔子学院，平均每年56所，差不多每6天世界上就会多一所孔子学院。截止2010年10月底，在全球五大洲九十多个国家建立了322所孔子学院。
孔子学院：官派“传教士”
2010-02-22 07:38:55 来源: 时代周报(广州)
3
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孔子学院。
瑞典斯德哥尔摩孔子学院。
4
孔子学院遍布全球88个国家。
作者：王丽榕 王英辉
“当时我对孔子学院一无所知，心想既然Emory大学有中文系，为什么还要办孔子学院？”2010年2月初，电话里传来了李长生来自美国的遥远的声音。此时，身为亚特兰大Emory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的他，正在回忆加入孔子学院并被派到美国任教的过程。
2008年8月，已过不惑之年的李长生听从系领导安排，赴美工作。此前，他是南京大学的一名英语教师。
那时李长生所不了解的孔子学院，是一所在全球推广汉语、传播中国文化与国学的教育和文化交流机构，由国家汉办（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承办，总部在北京。孔子学院与国家汉办合署办公，“一套班子，两块牌子”。
今年1月，孔子学院深陷争议漩涡，导火索是网络孔子学院高达300万元的招标项目，被网友称为“史上最贵的网站”。争议的焦点是，孔子学院能否有效推广中国文化等。
“孔子沙龙”
争论的硝烟没有弥漫到李长生那里。在亚特兰大，他正风风火火地开展工作。
他发现Emory中文系跟孔子学院并不是一回事。前者让中文专业的学生学中文，跟国内的英语系差不多。而孔子学院的中文班，针对非中文专业的大学生和社会人员，就像兴趣班和继续教育班，甚至还要帮助当地中小学和幼儿园开设孔子课堂。培训本土中文教师，也是他们的工作。
文化活动则是必须的。最让李长生激动的是去年中秋节的茶话会，其中最有意思的是美国学生表演嫦娥奔月，嫦娥、后羿、吴刚都不是黄皮肤和黑眼睛。
5
“用美国人的思维演绎中国神话，是文化交流与碰撞。”李长生说。当然，他还组织文化角、中国文化讲座和武术表演。
“我们现在推广中国文化还处于传教士阶段，层次浅，30年后或者会是学院派。你去看看德州大学达拉斯分院的孔子学院，他们是模范啊！”他感慨。
在达拉斯分院，孔子学院已经举办了11次“独一无二”的“孔子沙龙”活动，该学院中方院长刘瑄传不无自豪地表示，每月最后一周的周日下午，对中国哲学感兴趣的师生们会齐聚一堂，阅读儒家经典并进行讲解和讨论。“孔子沙龙”每次20人左右，但最近一次竟有50人参加，不少还是社区居民。“这是一个更深层的文化活动了，可说是价值观的直接输出。”刘瑄传说。
全球大扩张
2004年孔子学院诞生，始于一个美好的愿望：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了解世界。这不单是一个文化机构的初衷，而是一个崛起大国的渴望。很多孔子学院的挂牌，都有国家级领导人的身影。
在这一背景下，国家对孔子学院的投入也飞涨：2005年为5000万元，2009年据介绍已高达28亿元。相应的，截至2009年底，国家汉办已在世界上88个国家和地区建设了282所孔子学院和272个孔子课堂。而2005年汉办的计划只是：到2010年在全球建100所孔子学院。相比之下，其“前辈”歌德学院，1951年建立至今只设立了140多所分院。
网友视孔子学院的发展为“大跃进”。而汉办主任许琳2009年接受媒体访问时也表示：“感觉太快了”。尽管如此，国家汉办并未放缓扩张的步伐，2010年，汉办拟新设20所孔子学院，200个孔子课堂。数量依然惊人。
孔子学院短时间的迅速扩张，除了财政支持，还与其采取的合作办学模式有关—一般都由国内高校和国外高校合作创立孔子学院，原则上双方以1：1的比例共同出资，人员也由双方共同派出。
许琳认为，这种模式最大的优势是能利用合作方的资源，但不少孔子学院院长认为，国外合作方会在多大程度上卖力传播中国文化是个问题。更重要的是，孔子学院不是独立法人，若对方不配合或合作不愉快，开展工作就十分被动。
此模式下的另一问题是，人员流动大。一般而言，国内公派教师的任期是两年，志愿者教师是一年。“我两年任期快满了，美方和汉办都希望我留任，但我所在的大学希望我回去。”刘瑄传说。同样，李长生也决定任期结束就回国。
歌德学院与孔子学院则完全不同，每个国家的歌德学院都是独立法人，在外国雇佣员工，雇员在一个地区一般呆4至6年。“孔子学院发展很快，可能跟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有关系。”歌德学院（中国）德国文化中心副院长科理博士说。
6
(本文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王丽榕 王英辉)
中国拟公选199名孔子学院院长派至各国
2011-04-21 01:36:00 来源:
中国新闻网(北京)
转发到微博(18)
有20212人参与
手机看新闻
核心提示：日前，媒体称国家汉办本月将公开选拔199名孔子学院中方院长，近期分派到全球各国设立的孔子学院，担任中方院长一职，新任院长将于今年4月至2012年9月期间陆续赴任。
中新社南昌4月20日电 (王昊阳)20日，记者从国家汉办了解到，中国为打造高素质的孔子学院中方院长队伍，提高办学质量与水平，本月启动孔子学院中方院长推荐选拔工作，拟公开选拔199人，近期分派到全球各国设立的孔子学院，担任中方院长一职，新任院长将于今年4月至2012年9月期间陆续赴任。
据了解，此次公开选拔的199名院长中，49人将新派往美国芝加哥孔子学院、加拿大温哥华BCTT孔子学院、法国留尼旺孔子学院、韩国庆熙大学等地担任中方院长，另150人将担任全球各地孔子学院新任中方院长。
国家汉办表示，此次公开选拔孔子学院中方院长，要求55周岁以下，本科以上学历，参加工作5年以上，具有院(处)级以上工作经历或副高以上职称，并了解孔子学院所在国国情，熟练使用所在国语言或英语，具有较丰富的外事和教学管理工作经验，同时需要能够兼任对外汉语教师。
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在外工作期限一般为2至4年，国外工资待遇根据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印发的《国家公派出国教师生活待遇管理规定》执行。派出院长原在校工资待遇将保留，并在职称、职务晋升等方面与国内教师同等待遇。
孔子学院(Confucius Institute)，是中国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国家汉办)在世界各地设立的推广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与国学的教育和文化交流机构。孔子学院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给世界各地的汉语学习者提供规范、权威的现代汉语教材；提供最正规、最主要的汉语教学渠道。全球首家孔子学院2004年11月21日在韩国首尔成立，目前全球已经建立322所孔子学院和369个孔子课堂，共计691所，分布在近百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推广汉语教学、传播中国文化及国学的全球品牌和平台。(完)
学院就是大学的系，课堂一般是中小学开设的中文课
(本文来源：中国新闻网) 责任编辑：NN024
7
美国孔子学院院长：学院免费教汉语非孔孟思想
2011-04-25 02:55:03 来源:
新京报(北京)
转发到微博(4)
有10728人参与
手机看新闻
核心提示：美国肯尼索州立大学孔子学院美方院长金克华接受访问时表示，孔子学院的经费来源是中国汉办拨款，美国所在校拨款和自筹社会经费三种来源，并能做到自给自足。并表示，宗旨是传播中国的语言和文化，并不是以传讲孔孟的思想为主。
美国肯尼索州立大学孔子学院的汉语老师正在给孩子们上课。受访者供图
对话人物
金克华 56岁，美国肯尼索州立大学孔子学院美方院长，美籍华人。在2010年12月召开的第五届孔子学院大会上，金克华被评为全球孔子学院先进个人。
对话动机
国家汉办近日发布消息称，4月启动孔子学院中方院长推荐选拔工作，拟公开选拔199人，近期分派到全球各国设立的孔子学院，担任中方院长一职。
孔子学院(Confucius Institute)，是中国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国家汉办)在世界各地设立的推广汉语、传播中国文化与国学的教育和文化交流机构。
孔子学院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给世界各地的汉语学习者提供规范、权威的现代汉语教材；提供最正规、最主要的汉语教学渠道。
目前全球已建立322所孔子学院和369个孔子课堂，分布在近百个国家和地区。孔子学院日常工作是如何运行的？办学模式是怎样的？如何传播中国的文化？记者就此采访了美国肯尼索州立大学孔子学院美方院长金克华。
8
组建
中方外方各派一名院长
新京报：当初你是怎么想到申请成立孔子学院的？
金克华：我是北京人，1970年初中毕业，就去农村插队，连高中都没有上过。1985年，我在亲戚的支持下，自费留学美国，从大学本科一直读到硕士。1993年起在肯尼索州立大学任职。在国外，我一直有一份责任感，想把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美国肯尼索州立大学校长一直很重视国际化教育，也做了不少中美交流项目。而我所在的佐治亚州跟中国的交往也很频繁。2006年前后，学校知道中国要在海外设立孔子学院的事，当时就派人联系国家汉办进行申请。由于我在这所大学任职以来，为肯尼索州立大学和中国的交流做了很多工作，我所负责的中国交流项目在2006年获得了州长国际教育奖。因此2007年，学校委托我参与申办和筹建孔子学院的工作。2008年9月，我们的申请终于被国家汉办批准。
新京报：设立孔子学院需要具备什么条件？
金克华：最主要的是所在学校一定要重视汉语教育，要有全职的教授教汉语。
学校最高管理者要支持孔子学院，学校对学院也要有长期规划，提供配套资金和设施，比如办公场地、教室和图书馆。国家汉办提供启动经费10万美金，主要用于购买办公设备和基本设施等。
申办孔子学院，还要在国内找一个高校作为合作单位，我们的合作高校是扬州大学。
新京报：孔子学院成立后，是怎么开展工作的？
金克华：在建院初期，先是招聘员工，公关宣传，与校内各学院院长交流见面，介绍孔子学院的工作，争取各方支持。在校外我们也做了很多工作，通过不同方式宣传提高知名度。
新京报：现在学院规模怎么样，有多少人员？
金克华：我是孔子学院的外方院长，包括我在内目前有三个全职工作人员，还有一个半职（一周工作时间不满40小时），还从扬州大学招聘了14名志愿者教汉语，加上一名中方院长。
新京报：中方院长和外方院长工作中如何分工？
9
金克华：孔子学院的工作以外方院长为主，人事权、财务权都在外方院长手中。外方院长要求是美国的永久居民，在我接触的孔子学院外方院长中，多数是华人，但也有美国人，他们中文说得特别流利。
中方院长任期一般是两年，主要负责对孔子学院的志愿者老师的管理和对国内的联系工作。时间满了之后，可以继续申请延期。
教学
开班开讲座免费教汉语
新京报：孔子学院的待遇怎么样？
金克华：外方人员的薪酬都由我们大学出，国家汉办不用承担。
中方院长的费用由国家汉办支付，孔子学院会发一定补贴。志愿者则由国家汉办每月支付1000美元，孔子学院补贴800美元。我们尽可能为中方人员提供好的待遇，这样他们可以把主要精力放在工作上。
新京报：孔子学院的教学设施完备吗？
金克华：我们有7间办公室，还配备会议室、图书馆、茶水间。我们有一个600多亩的农场，可以种蔬菜、种中药。
新京报：平时如何招生？
金克华：我们主要在当地的小学里开设汉语班，由我们派老师去讲课。当然，这些课程全部免费。
新京报：你们的教学方式是什么样的？
金克华：我们正在探索建立一套成熟、完整的汉语教学体系：学生从4岁开始学习汉语，一直到高中12年级都有专门的教学内容。
4岁是孩子学语言最好的时候，在我们的幼儿汉语班里，同时学英语和汉语。在美国，我们是唯一具备系统化的幼儿汉语教育体系。
新京报：孩子用什么教材呢？
金克华：幼儿汉语使用的是老师自己开发的教材，平时主要教口语，比如家庭成员、身体部位、数字、颜色、日期等等，还会教唱歌、手工。
国家汉办也准备了很多教材，比如快乐汉语等等，使用教材要根据实际情况来看。
10
新京报：在授课过程中，是否存在文化冲突呢？
金克华：文化是有差异的，但没有涉及价值观。比如我们会教他们做游戏、踢毽子就是美国没有的，孩子们在做游戏的过程中，就觉得非常有趣。
新京报：平时是否会传授一些中国传统文化，比如说四书五经？
金克华：孔子学院只是一个称谓，宗旨是传播中国的语言和文化，并不是以传讲孔孟的思想为主。大多数学生的汉语水平并不高，这些对他们来说比较深奥，课堂上主要进行汉语启蒙。但我们也会办一些讲座，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理念和价值观这类东西。
新京报：除了讲课之外，听说你们还会举办各种社区活动？
金克华：我们会在社区进行一些文艺演出，比如举办春节联欢晚会，我们的演出厅600个座位，每次人数都爆满。我们还会邀请专家开讲座，来讲书法、篆刻这些国粹。
今年2月底，我们对口的扬州大学大学生艺术团来美国巡演，共安排了6场演出，其中就去了肯塔基大学孔子学院、孟菲斯大学孔子学院表演。
新京报：还有其他有意思的项目吗？
金克华：10月份，我们打算开展烹饪交流，请国内烹饪大师来美国展示中华烹饪艺术，教美国人做做炒饭、宫保鸡丁等等。以后还准备增加武术、中医等。
当然，让美国人到中国亲身来感受中国文化，效果最好。为此，我们推出了一些短期游学项目，组织美国人到中国学习时间是三周到四周。2009年，项目共组织54人到中国，2010年增加到175人，今年的人数估计在三百到四百之间。
运营
孔子学院运营自给自足
新京报：孔子学院的运营经费是怎么样的？
金克华：2011年我们预算是250万美元，来源主要有三块：一是国家汉办的项目经费支持，平均15万美金，每个孔子学院都不一样；第二部分是所在学校拨款，近30万美金；第三部分是服务收费、向社会筹措资金，或者向政府申请拨款，这些占多数。我们基本可以自给自足。
新京报：那如何去做到自给自足呢？
金克华：用心去琢磨，孔子学院的市场潜力很大。我经常参加当地一些活动，作为一些商业组织的常务理事，可以寻找机会。
11
我们和政府有关部门保持联系，获得他们的支持。同时也为一些企业提供有偿服务。
新京报：你们一般服务什么样的企业呢？
金克华：孔子学院在美国主流社会里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很多与中国业务有关或想了解中国的人，就会想到孔子学院。我们服务的范围非常广，比如当地有一个企业家准备搞一个中国灯节，他就主动邀请孔子学院参与项目的策划。
新京报：你们与企业怎么合作？
金克华：很多企业在中国有分公司，他们需要与国内总部进行沟通和交流。我们可以组织讲座，帮助总部公司了解中西方文化差异，更好地与中国分公司沟通，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误会。
还有的中国企业在美国设立公司，领导团队往往是中国人，而员工主要是美国人。我们也会对双方进行一些培训。
通过这样的项目，既传播了中华文化，也为孔子学院增加了收入。
成效
汉语班学生一年增10倍
新京报：通过两年半的努力，你们学院成效如何？
金克华：2009年，孔院开了7个汉语班140个孩子，2010年，增加到了99个班1890个孩子。估计今年的学生数量还会增加。所有学生的家长都特别支持汉语教学，他们让孩子学汉语，是希望孩子掌握了这门语言后，为将来创造更多机会。
新京报：孔子学院的发展还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金克华：汉语教师本土化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由于美国教育经费短缺，这个问题很难在短时间内解决。
新京报：这几年中国越来越重视国家形象，你觉得做孔子学院应发挥什么作用呢？
金克华：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往往是有偏见的，是负面的。我们希望通过孔子学院的工作，把真实的中国展现在美国人面前，让他们了解我们民族，理解我们民族，成为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桥梁，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新京报：这个工作给你的最大喜悦是什么？
12
金克华：让我特别喜悦的是，孔子学院短短两年内能有这么大的发展和成就，给当地社会和民众带来积极的影响，美国前总统卡特还接见了我们。
我和我的同事们正在将孔子学院建设成为一个成功的组织。每当我看到学校和家长支持自己的孩子学习汉语，当那些孩子上台演唱中国歌曲，表演中国舞蹈，展示他们汉语学习的成果，我都会非常非常高兴，有一种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成就感。
(本文来源：新京报作者： 李超 ) 责任编辑：NN032
浙大试点“中国学”专业 2月23日，国家教育部网站正式公布了2009年度高等学校专业设置备案或审批结果，其中“中国学”专业，浙江大学是全国唯一一所试点高校。该专业是在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中国急需向国际社会传达自身的真实形象，国际社会也急需不断了解和修正对中华文化核心价值以及中国当代社会的认知的背景下才应运而生的。该专业将面向国外青少年汉语学习者、来浙江大学的汉语学习者和第二学位申请者、国际高水平大学双学位交流生以及旅居海外的华裔子女等四类人群。（《浙大新闻网》）
浙江大学中国学硕士学位专业招生简章
浙江大学新设立了“中国学”（China Studies）硕士学位专业。该专业是在中国传统“国学”和海外“汉学”、“中国研究”等学科基础上建立的一门综合学科，既涵盖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也关注中国现实问题；既包含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的传统课程，也开设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课程。致力于运用人文、社会科学等多学科的方法，沟通中国古代与现代，培养具有较深厚的中国文化修养，又了解当代中国国情的人才。
一、学制与学分
学制2年，要求修满24个学分（12门课程，所修学分5年内有效）。
二、课程设置
（一）公共必修课程（4学分）：
汉语概论、中国概况
（二）公共选修课程（任选四门，8学分）：
1．中国人文经典阅读 2．中国人文地理 3，中国历史专题
3．东方管理智慧 4．中国当代经济改革 5．中国当代社会转型
6．中国企业结构与运作机制
（三）专业方向与专业课程（12学分）
研究生任选一个主修专业方向，主修专业课程不少于四门，其它专业方向课程任选。
13
1．汉字文化圈语言文学研究
（1）汉语文化研究 （2）中外语言交流与汉语演变 （3）汉语诗学专题
（4）汉语戏曲小说专题 （5）当代华文传媒文化 （6）东西方文学比较
2．中国思想资源与和谐文化
（1）诸子百家研究 （2）儒学与新儒学 （3）道家与道教
（4）东方佛学 （5）中国近现代思想潮流
3．中华文明发展源流
（1）中国断代史专题 （2）中国专门史专题 （3）中国近现代史专题
（4）中外文明比较研究 （5）中国物质文化研究
4．中国传统艺术与东方审美意识
（1）中国书法与绘画 （2）中国音乐与舞蹈 （3）东方审美文化
（4）东西方艺术交流史
六、海外汉籍
主要分布在日本、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等国。
大陆所藏敦煌文献只是外国人偷走后剩余的部分。
《海外孤本晚明戏曲选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日本
唐写本《说文木部》残卷
《篆隶万象名义》，日本弘法大师空海依据《玉篇》编的一部字书。现存《玉篇》是宋朝重修的。《篆隶万象名义》比较接近梁顾野王《玉篇》原貌。
《观世音应验记三种》的古抄本——京都青莲院抄本（董志翘师有译注本）。
《游仙窟》
《集韵》
南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金州（今陕西安康）军刻本，藏日本宫内厅书陵部，2001年中国线装书局影印出版。清朝末年傅增湘观光日本曾经见过这本书，并且对它的情况作了详细的记录，见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二，中华书局，1983年。
杨守敬《日本访书志》。作者杨守敬，清宣都人，光绪六年(1880)至光绪十年任清朝驻日公使何如璋和黎树昌的随员。喜目录和金石之学，尤重历史、地理的考证。赴日期间，与日藏书家森立之、向山黄村、岛田重礼、澁江道纯等交往甚密，在日本友人的帮助下，致力搜求国内散佚的汉籍，从书肆和私人手中购得唐、宋善本，元、明秘笈和日本翻刻的还没有传入中国的汉籍3万多卷。每得一书便考证原委，一一录于笔端，共得30余册，择其重要者编成该书。共16卷，光绪二十三年由苏园刊刻成书。书中共收录230多种珍贵汉籍，每书都详细介绍版本、行款、序跋和求书经过。
严绍璗《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俄罗斯
列宁格勒藏《石头记》抄本，八十回本，有脂砚斋批注。
（俄罗斯）李福清《四十年海外汉籍的调查研究》（《中国学研究》第八辑，济南出版社，2006）
主要调查戏曲、小说等俗文学作品。
李福清简介：
苏联、俄罗斯汉学家。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生于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一个职员家庭。1955年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毕业后到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所工作。1961年获副博士学位，1965～1966年在中国进修，1970年获博士学位。1972年任高级研究员。李福清一直致力于中国神话、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研究，对中国当代文 14
学也颇为关注。著有《万里长城的传说与中国民间文学的体裁问题》、《中国的讲史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论三国故事的各种口头和书面异体》、《从神话到章回小说，中国文学中人物形象的演变》、《中国神话故事论集》等。其他论著有《中亚文化交流史》、《东方中世纪文学的方法》、《中国戏剧理论》等。曾获中国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颁发的第三届中国语言文化友谊奖（2003年12月）。这个奖项是中国政府为全世界在推广中国语言文化方面有杰出贡献的学者或在中国语言文化推广的管理组织方面有杰出贡献的人士设立的最高奖项。
域外汉籍的搜求、整理和研究称为近些年文献学研究的热点，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目前已有多家出版社在进行域外汉籍的收集和出版，影响较大的是2008年由西南大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第一辑，本辑收书百馀种；据称，这套文库将在此后5年内收集出版域外汉籍珍本达2000种。这个数字已达目前所知的域外汉籍珍本总数的80%。域外汉籍的研究也成就斐然，有不少论著发表，中华书局自2005年以来陆续出版了《域外汉籍研究集刊》1—5辑，2007年出版了《域外汉籍研究丛书》，收入5种研究专著。应该说，域外汉籍的研究方兴未艾，前景非常可观。
七、汉学简史
阎纯德的主要观点：传教士入华后产生汉学。从16世纪到18世纪，散布在中国各地的耶稣会士，不少人是汉学的先驱。西班牙的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被誉为汉学第一部著作。意大利的利玛窦通过双向翻译开西学东渐、西学东传之先河，使中国文化对西方科学与哲学产生重要影响，这位思想家便当仁不让地被视为西方汉学的鼻祖。传统汉学在法国形成。传统汉学（Sinology），从18世纪起以法国为中心，主要是对中国古代文献和文化经典的研究，侧重于哲学、宗教、历史、文学、语言等人文科学（liberal arts.）的探讨；而现代汉学（Chinese Studies），则兴显于美国，以现实为中心，以实用为原则，侧重于社会科学研究（social science），包括政治、社会、经济、科学技术、军事、教育等一切领域，重视正在演进发展着的信息资源。西方的汉学是由法国人创立的。但是法国的先驱是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法国汉学在18世纪奠定了基础，但真正经院式的汉学研究，是从法兰西学院创设“汉语和鞑靼—满族语语言文学”讲座开始的。19世纪20年代，汉学才在美国悄然兴起。虽然美国汉学形成较晚，并时常充当着政治工具，但它最具现代意识，更多地具有社会科学内容，并逐渐演变为现代汉学——中国学。美国的中国学所关心的不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更多的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和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美国汉学始自1830年建立的东方学会（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1876年，耶鲁大学开设了汉语课，接着哈佛大学也开设了汉语课。进入20世纪，燕京大学又有了燕京学社，为美国的汉学发展创造了条件。1925年，太平洋学会（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成立，这是美国汉学彻底摆脱古典和传统而向现代转向的重大标志。真正美国式汉学（中国学）的奠基人是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费正清是美国首席中国问题专家，写了许多关于中国问题的著作。美国的现代中国学是以历史学为主体的跨学科研究。她将社会科学的各种理论、方法、手段融入汉学研究之中，从而开阔了研究者的视野，丰富了研究的内容。日本汉学传统悠久，可以说是对中国文化研究最多最深的国家。
参考文献：
阎纯德《汉学试论及其他》，《汉学研究》第九集，中华书局，2006。
使欧洲了解了中国的知识渊博的罗马天主教传教士并不自认是汉学家，尽管他们非常了解中国，知道中国发生了什么事。对于他们来说，基本的动机是传播信仰，研 15
究中国只是实现宗教目的的手段。人人皆知1814年是汉学诞生的一年。是年12月11日，“汉语和鞑靼—满语语言与文学”讲座主席的位置设于法兰西学院。法国也是欧洲正式教中国口语的国家之一。德国第一个中文教席位置直至1909年才设于汉堡。第二次世界大战引起北美的中国学研究。1939年前后，美国的中国研究大多由欧洲人领导。
[德]傅海波《欧洲汉学史简评》，《国际汉学》第7辑，大象出版社，2002.
中世纪时期，欧洲对中国只有一点模糊的认识，这些认识来源于有限的几部游记，其中最著名的是马可·波罗（1254——1324）的游记。中国在当时被称为Seres，Taugast，Cathay。但迟至16到18世纪，通过耶稣会传教士，中国的思想文明开始引起欧洲的注意。在这些传教士中，利玛窦成为中西交往史中最杰出的文化使者。利玛窦和其他耶稣会传教士对当时的欧洲，尤其是法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成立于1795年的法国东方现代语言学院从1843年起开始教汉语口语。，第一任中文教授是巴赞（1709—1863）。1837年俄国喀山大学设立了汉语教席，1855年这一教席传到圣彼得堡。俄国是除法国之外第二个欧洲汉学研究最重要的中心。“汉学”（Sinology）这一专有名词在19世纪末期出现。这个名词是由希腊文logos（语言）和拉丁文sinae（中国）组合而成。汉学被逐渐接受为一门学科并不是出于愿意更多了解中国文化、文明与历史的动机，而是出于其他的考虑。这可以归纳如下：
⒈完全出于语言上的兴趣，而不考虑该语言所代表的文化于文明。
⒉在西方，特别是在古希腊或拉丁文以及中国史料中所提及的早期中国与西方通过中亚匈奴人、突厥人、蒙古人和其他非汉族人建立的非直接的联系。
⒊由殖民扩张所唤醒的实际需要。
[德]傅吾康《19世纪的欧洲汉学》，《国际汉学》第7辑，大象出版社，2002.
明朝万历初年（16世纪末），耶稣会士范礼安（1538—1606）、罗明坚（1543—1607）、利玛窦（1552—1610）先后进入中国，中西文化交流史就进入了“传教士”阶段。
从中西交通史的角度看中古到近代的中西交往，有四个重要的时代，这就是13至14世纪的“马可·波罗时代”，16至17世纪的“利玛窦时代”，19至20世纪的“西域探险考察家时代”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全面开放时代”。这四个阶段，都已经纳入汉学研究的视野。
基督教新教在华传播的三位先驱
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牧师经过漫长而危险的海上航行后于1807年9月7日抵达广州。把《圣经》译成中文。
米怜(William Milne)
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
西方汉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游记汉学时期、传教士汉学时期和专业汉学时期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但它们之间并非泾渭分明，尤其是传教士汉学和专业汉学时期，存在着更多的交叉关系。当法国汉学家雷慕沙于1814年受命主持法兰西学院第一个寒满鞑靼语言文学讲席的时候，汉学研究已经成为了一门正式的学科，这是专业汉学确立的标志。
1975年，荷兰施舟人等学者在巴黎创办了“欧洲汉学学会”
利玛窦400年前古地图面世 中国为世界中心(图)
16
2010-01-12 20:52:00 来源: 环球时报-环球网(北京) 跟贴 32 条 手机看新闻
核心提示：意大利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400多年前绘制的一幅地图日前在美国展出，这幅珍贵地图将当时的中国标示为世界中心，而将美国佛罗里达州称为“花卉之乡”。
环球网1月13日报道 据美国《西雅图时报》1月12日报道，意大利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400多年前绘制的一幅地图日前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展出，这幅珍贵地图将当时的中国标示为世界中心，而将美国佛罗里达州称为“花卉之乡”。
利玛窦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开拓者之一，也是16世纪末第一位访问中国北京的西方人。除了传播天主教教义外，他还将西方科学引入中国，并且遵照中国当时明朝万历皇帝的吩咐，于1602年绘制了一张大地图。中国由此第一次出现在美洲地图上，而且成了世界的中心。
这是这张地图第一次在北美洲公开展出。地图尺寸366厘米×152厘米，它是用六卷米纸印刷的。这幅地图由描述世界不同地区的图形和注解组成。其中，非洲有世界上最高的山脉和最长的河流；而北美洲他提及了野牛、野马，利玛窦称那里为“Ka-na-ta”，还称佛罗里达为“花卉之乡”。利玛窦提及了南美洲一些地名，包括今天的危地马拉“Wa-ti-ma-la”、尤卡坦半岛(Yucatan)以及智利“Chih-Li”。利玛窦还对美洲的发现作了描述，他写道：“以前，没人知道南美洲、北美洲或者麦哲伦海峡这些地方。但是100多年前，欧洲人坐船行驶到这些地方的海岸边，发现了它们。”
利玛窦的地图被赋予“不可能的黑郁金香”的绰号，因为现在已经很难找到这种地图。美国国会图书馆展出的这张图是詹姆斯-福特-贝尔信托会去年10月以100万美元的价格买 17
下的，这张地图因此也成为历史上第二昂贵的珍惜地图。这张图被日本私人收藏家收藏了很多年，最后进入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贝尔图书馆。
贝尔之孙、美国博物馆协会主席福特-W-贝尔说：“我不想评论利玛窦的其他成就，但这张地图无疑是非常吸引人的。这张图象征着东西方思想和商业的第一次联系。”贝尔图书馆向来以“发展贸易和推动文明发展”为宗旨，希望找到新的市场出售新产品，并引导知识、科学、技术互相交流，从而推动文明发展。
美国国会图书馆副馆长迪安娜-马库姆说，利玛窦的地图是地图史上最重要的地图之一。她说：“对于我们来说，回头就会发现它是十分特别的。可以看到当时的中国是什么样的，当时世界不同的地方彼此所知甚少。”美国国会图书馆将制做这张地图的数码版地图，并在今年年末传到网络上，供学者研究。
在一份声明中，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主管文化事务的第一秘书张提斌（音译）说，这幅地图代表着东西方第一次重要意义上的联系，它也是东西方商业交流的催化剂。在中国，几乎没有利玛窦的地图。目前世界上也仅有几张原始版本存在着，分别收藏在梵蒂冈图书馆，以及法国和日本收藏家手里。
美国国会图书馆极少展示非该馆所有的古器物，因为其馆内藏品十分丰富，但是国会图书馆对利玛窦的地图却是例外。四月份，人们将有幸欣赏到另外一张世界上最珍贵的地图，德国地图作者马丁-维尔德西姆勒制做的世界地图，那张图上第一次出现美洲的名字，它将在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学会展出。
(本文来源：环球时报-环球网。 更多精彩，请点击环球网
八、列国汉学史
严绍璗《日本中国学史》第一卷，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张国刚《德国德汉学研究》，中华书局，1994年。
张静河《瑞典汉学史》，安徽文艺出版社，1995年。
（一）法国
在西方，人们常说，汉学是法国人创立的。谈到欧洲最初对中国文化的一般了解，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国是法国的先驱。16世纪（1514）葡萄牙最先来到中国，紧接着是西班牙。
法国从17世纪以阿里，在耶稣会士的著作、翻译、报告书的基础上形成了独自的中国学，有着引以自豪的传统。
通过好几代传教士的努力，到18世纪末期，法国皇家图书馆已经拥有大批的中文图书，为法国本土的汉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奇特的教学与研究机构。它地位很高，所有执教教授都要由全国教授委员会推选，由总统任命。执教教授水平很高，地位也很显赫，讲授的都是各学科最前沿的学问和最新的科学成果，却既无文凭又非注册生。法兰西学院于1814年设立“汉语和鞑靼—满族语语言文学”讲座（该名称一直保持到1918年），这是西方设立的第一个汉语教学科研机构，也是中国语言 18
文学首次进入西方大学的神圣殿堂。俄国于1851年，荷兰于1875年，英国于1876年，德国于1912年才在大学里首开汉语教学课程。更加可贵的是，无论世界上发生什么，战争、冷战，还是经济危机，该讲座的模式一直延续到今天。
“汉语和鞑靼—满族语语言文学”讲座的首位主持人是雷慕沙（Abel Rèmusat，1788—1832）。后来的继承人依次是：斯塔尼斯拉斯·儒莲（Stanislas Julien，1797—1873）、德里文（Hervey de Saint—Denis，1823—1892）、沙畹（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马伯乐（Henri Maspero,1883—1945）、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1894—1979）等。
从沙畹起，巴黎才被誉为西方的“汉学之都”。从此之后，“学汉学，到法国”的说法广泛流传于欧洲。马伯乐于1912年起开始主持讲座，并将讲座的名称改为“中国语言文学讲座”。
马伯乐是一位优秀的语言学家，曾著有《唐代长安方言考》（聂鸿音译，中华书局，2005年）。
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于1906—1908年西域探险返法之后，携归了大批文书、文物和考古探险资料。法兰西学院于1909年决定，为伯希和特设一个“西域语言、历史和考古”讲座。伯希和掠走的敦煌卷子的编号以字母P开头。伯希和是一位天才的语言学家、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精通多种语言，还懂得许多古文字和死文字。所以，他被人成为“超级东方学家”。
贝罗贝
（二）俄国
关于早期俄国汉学历史，可参看以下两篇文章：
[俄]B.C.米亚斯尼科夫、A.C.伊帕托娃《俄国汉学史》，原载《国际汉学》第10辑，大象出版社，2004。
李明滨《19世纪上半叶的俄国汉学史》，原载《国际汉学》第6辑，大象出版社，2000。
在俄国汉学200年的历史上，有的方面俄罗斯汉学家处于领先位置，如1880年瓦西里耶夫院士出版了世界上第一部《中国文学史大纲》，1892年圣彼得堡大学格奥尔吉耶夫斯基教授出版了世界上第一本中国神话研究专著《中国人的神话观与神话故事》。世界最早的汉语实验语音学的研究，是阿列克谢耶夫（后为院士）1910发表的《北京方言的语音调查》。
孟列夫·缅希科夫（1926—2005）的重大学术成果包括：俄罗斯藏敦煌文献及哈拉浩特（黑水城）藏品汉文写卷叙录，有关中国佛教文学、古典诗歌及散文的著作。
[俄]波波娃《孟列夫——圣彼得堡古典汉学时代的代表》，《国际汉学》第16辑，大象出版社，2007。
（三）葡萄牙
葡萄牙与中国很早就有往来了。1513年葡萄牙航海家欧维治（Jorge
Álvares,?-1521年）就到过中国，那时葡萄牙就打算跟中国建立贸易关系。1520年使节托梅•皮雷斯（Tomé Pires，1470—1527）到达北京，打算跟中国皇帝会面，并建立外交与贸易关系，但是没有成功。葡萄牙人还尝试过在中国东南沿海建立驻留地，同样未果。直到1557年，才在澳门实现了他们的初衷。葡萄牙人在澳门驻留的来龙去脉到现在还不太清楚，有不同的说法：向官吏行贿把暂时的贸易地点当作永久的驻留地；把登陆地点作为货物永久的装卸地而驻留；中国皇帝赏识葡萄牙人，因为葡萄牙人帮助他驱逐了威胁中国海岸破坏贸易与航海的海盗；另有占领地一说。①此后，通过租金的方式，地方官吏就允许葡萄牙人在那里留下。于是葡萄牙于中国的关系就 19
成了东方与西方的最早关系，已经有五百多年的历史。
（四）荷兰
起源于17世纪初期。
汉学研究集中在莱顿大学（莱顿位于荷兰西南部）。
许理和
许理和教授
许理和（Erik Zürcher，1928年—2008年），荷兰著名汉学家，莱顿 (Layden)
大学教授。
[编辑本段]
生平简介
1959年以《佛教征服中国》获得博士学位，该书于当年出版后久享盛誉。1962年任莱顿大学东亚史教授。1969年创设莱顿大学汉学院现代中国资料中心。1974-1990年任该校汉学院院长，期间还兼任该校中文系主任、《通报》主编。（摘自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版《佛教征服中国》）
《最早的佛经译文中的东汉口语成分》
（五）德国
20世纪60年代以前
19世纪的汉学以语言和哲学为主。1887年柏林设立了东方语言学院。1909年汉堡的殖民研究所也应运而生。
就历史而言，在西方国家中德国的中国研究兴起远晚于英、法、荷诸国，但仍是有重要贡献。二次大战前，闻名于世的学者如李奇霍芬（ Richthofen）关于中国地理地质的研究，福兰格关于《资治通鉴》的翻译，韦伯关于中国社会的解释。当时研究中国的重镇主要在柏林的鸿博大学、莱比锡大学、法兰克福大学及汉堡大学。由于希特勒迫害犹太人，不少德国籍研究中国的犹太学者被迫离开德国，使德国的中国研究如同其他学科，颇受摧残。
二战德国惨败，故战后汉学处于重建状态。此时西德中国研究中心有二：以是慕尼黑大学的东亚研究所，一是汉堡大学的中国语言文化研究所。巧合的是，两个研究所的讲座教授均姓Franke。慕尼黑大学东亚研究所为傅海波（Herbert Franke，1914—），而汉堡大学中国语言文化研究所则为傅吾康（Wolfgang Franke，1912—）。此后西德各地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多出于两人门下，故有南北两Franke均分西德汉学界天下之说。此时德国大学每于哲学院中设立东亚研究所，所中一般设有讲座教授1 20
人，其他额外教授、讲师及助教数人，所开课程以中国语文、历史、哲学及文学为主。此期中国研究教授的个人兴趣常不在中国的重大社会经济政治问题，而在于中国习俗或文化上的某一点，故其研究很多属于个人的嗜好。
二战之后德国汉学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以傅吾康（Wolfgang Franke，1912—）为首的汉堡汉学，以傅海波（Herbert Franke，1914—）为首的慕尼黑汉学和以叶乃度（Eduard Erkes，1891—1958）为首的莱比锡汉学。
60至80年代中国研究及中文教学的扩张
60年代鲁尔大学成立东亚研究所。该校历史系由葛林（，傅吾康的大弟子）负责，中国语言文学系由霍福民（nn）负责。
东德
二战前两大中心是柏林鸿博大学和莱比锡大学。
顾彬 (Wolfgang Kubin)生于1945年12月，现为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教授、主任、博士。主要从事中国中国古代及现代文学和思想史的研究。
作为著名汉学家、诗人、作家和翻译家,顾彬近年来已出版的重要著作有 《红楼梦研究》、 《中国诗歌史――从皇朝的开始到结束》、 《20世纪中国文学史》等，重要译作有 《鲁迅选集·六卷本》等。
顾彬有一句很雷人的话：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
参考文献：
李国祁《德国的中国研究及其中文教学》，收入张西平编《欧美汉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大象出版社，2006。
（六）英国
伦敦大学巴雷特（Barrett）教授《英国中国学小史》
当代英国的中国学以近现代为主。
英国的中国学的全国性学会史英国汉学协会（The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 简称BACS）。学会每年9月举行三天年会，由各大学或研究机关轮流举办。BACS每年出版一册“英国汉学协会会刊”（Bulletin of British For Chinese）。
从19世纪就设立中国学科的三所大学：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ican Studies，简称SOAS）这里是英国的东方学中心。根据1989年版大学年鉴，中国学的专职研究人员共有8人。
在英国本土，最早设置中国学讲座的荣誉，应当给伦敦大学。小斯当东随马戛尔尼使团（1792年组建）到中国，学会了汉语。在热河谒见乾隆皇帝时，这个13岁的少年，作为使团中唯一懂汉语的英国人，得到了乾隆皇帝的嘉赏。此事传为佳话。此后，他作为东印度公司的书记官，活动于广东，并于1810年翻译出版了《大清律例》。退职回国后，参与了皇家亚洲协会的建立，并捐赠了所藏的汉籍。同时，他也是1834年死于广东的R.马礼逊（Robert
21
Morrison，1782—1834）的遗嘱执行人。管理着马礼逊1824年临时回国时带回的15000册汉籍。在伦敦建立汉语教学常设机构是马礼逊的遗愿。由于这也是小斯当东的愿望，所以他把设立汉语讲座作为条件，把藏书捐赠给伦敦大学学院。唐诗最早的一首英译是马礼逊翻译的杜牧的《九日登齐山》。这样一来，随着为期五年的英国最早的中国学讲座的设置，东亚图书馆最早的汉籍收藏也进入了大学。初任教授是在马六甲英华学院长期任教，因病回到伦敦的传教士基德（）。后来经过中断和恢复。1917年创立东方学院。
牛津大学东方学部（Faculty of Oriental Studies）
继伦敦大学之后，牛津大学在1876年设置了中国学讲座。初任教授是理雅格（James
Legge）。理雅格长达30年的海外生活大部分是在香港度过的，一边传教，一边翻译儒家经典，做出了杰出的成绩。大约在理雅格担任教授的200年前，牛津大学波多利安图书馆（The
Bodleian Library）馆长托马斯·海德在藏书目录中初次接触了中国书籍，并编纂了Varia
Chinesia。此事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有一个中国助手沈福宗。沈1682年随比利时耶稣会士柏应理来到欧洲。这里介绍一个插曲。陈寅恪在1939年被任命为中国学教授，但正值他患眼疾，在牛津找不到能为他读文献的助手，便回国了。此后，因战争激烈，他最终也未能到任，并于1946年辞任。对于英国来说，诚为憾事。牛津大学的中文书籍，主要是前面提及的波多利安图书馆的藏书。
剑桥大学东方学部（Faculty of Oriental Studies）
学部大体上以地域分为近东、伊斯兰、印度、东亚四个部门。东亚部门由中国学和日本学组成。各大学中国学专业都有到母语为汉语的国家实习的制度。剑桥没有专门指定实习地点，学生一般都选择北京、上海和台湾的主要大学。剑桥大学图书馆的汉籍和中文书约有10万册，归远东部管理。剑桥大学有李约瑟研究所（Needham
Institute）。研究成果有《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多部）、剑桥中国史系列和《中国科学技术史》。
英国在中国书籍的收藏方面，比起荷兰、德国、法国要落后。尽管如此，英国的收藏还是在三个领域有其特色：
第一，为传统中国学所忽视的通俗文学资料。1761年出版的《好逑传》（the
Pleasing History）的英译本，在1719年就已经基本完成。这是欧洲最早的中国通俗文学翻译。
第二，太平天国以及三老会等民众暴动的资料。
第三，敦煌卷子、英中关系史资料。
参考文献：
[日]近藤一成《英国的中国学》，收入张西平编《欧美汉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大象出版社，2006年。
（七）日本
日本人有一度（明治维新到“二战”）把汉学成为支那学，有蔑视中国人的意思，尽管“支那”一词本来没有贬义。
日本汉学的两个重镇是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
治学特点：
重视专业分工，大多几十年专攻一业，很少旁骛。
特别关注一些冷僻的小题目，且愿意花费长时间的功夫钻研，尔后在此基础上写出洋洋大观的专著。其细密考证的严谨扎实作风，值得提倡和推崇。
殷孟伦先生说日本学者做学问讲究窄而深，有的学者一辈子专研究《文选》，有的一辈子专研究《世说新语》。这样容易专精，容易出成果。（吴庆峰《音韵训诂研究·后记》，齐鲁书社，2002年）
22
特别注重工具书（如索引、目录、辞典、年表等）的编撰。日本学者很愿意为编索引类工具书花费时间与精力，因为在他们看来，做学问首先得有工具，而索引一类书乃是研究的起步阶段和实际研究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例如斯波六郎编的《文选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柳田圣山《祖堂集索引》（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0）、高桥清《世说新语索引》（广岛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研究室，1959）、盐见邦彦《朱子语类口语语汇索引》（中文出版社，1985）、入矢义高《敦煌变文集口语语汇索引》（东京，1961年编者自刊，1987年补编）。
对汉学著作的翻译、介绍于引进，日本学者可以说不遗余力。从唐代（甚至更早）开始，大量翻译中国书籍在日本便已蔚然成风，不仅有日语的译本，还有训读本。更有甚者，西方的汉学著作（包括引得、通检等），日本也努力翻译介绍，且涉及范围广，选择本子精当。
参考文献：
徐志啸《日本汉学（文学）研究简述》，《汉学研究》第九集，中华书局，2006。
汪维辉先生的感想：日本汉学界对中国历代的文献钻研很深，成果极为丰富，其中有许多精当的考订，国内学界往往献有所知，导致重复研究甚至倒退，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应该引以为戒。（《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新雕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刊刻于南宋的文献学证据及相关问题，《语言研究》2010年第4期。）
（八）美国
1785年，“中国皇后”号商船抵达中国，从而揭开了早期美中关系的序幕。随着美中贸易的展开，美国商人在经商的同时，开始直接认识中国。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传教士大批来华，旨在宣传基督教教化中国人，但他们在传教的过程中，也学习了中国语言和文化。这些传教士后来成了美国的第一批汉学家，同时，也在传播中国文化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19世纪传教士的汉学研究是美国汉学的开创时期。裨治文是第一位美国传教士汉学家。与裨治文差不多同时，另一位传教士卫三畏也来到中国。他晚年在耶鲁大学任中文教授。
卫三畏的著作体现了当时美国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态度。他们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于西方，其原因在于中国的文化和宗教。他们企图用西方文化来同化中国。与此同时，他们对中国古代文明之悠久充满神往。
了解和总结中国古代文明和中国社会的特征，是20世纪初年美国汉学研究的主要特点。史密斯（Arthor ）的《中国人的特征》。耶鲁大学任教授莱托雷特（Kenneth ette）的《中国历史和文化》。
以在中国的生活经历为基础来研究中国并不限于传教士，一些美国驻华官员在回国后也成了汉学家，其中较著名的例子是摩斯（Hosea ，1855—1934），他在中国税务司任职达33年之久（那时的税务司主要由外国人管理），十分了解中国对外贸易和外交情况，因而写了不少这一方面的书，最著名的是《中华帝国的国际关系》。
有些美国传教士汉学家曾长期活跃于中国政坛，为中国人所耳熟能详，如丁韪良（Williams ，1827—1916）、傅兰雅（John Fryer）和林乐知(Young ，1836—1907)。
如果说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介绍和研究是美国汉学的初创时期，其进一步的发展则为外国学者的活动时期。20世纪开始，美国大学开始延聘欧洲学者来任教，从事汉学研究。不少欧洲学者来自德国，其中有劳费尔和夏德两位德国人。劳费尔于1898年来到美国，长期任职于芝加哥菲尔德自然博物馆。他的汉学研究继承了欧洲汉学的传统，注重语言文字的比较研究，并结合考古学、人类学的研究手段，以求领悟中国古代文化。他最擅长的研究是以小见大，窥一斑而知全豹。劳费尔是当时美国汉学界的泰斗。
23
夏德于1902年任哥伦比亚大学的丁龙汉学讲座教授，这是哥大校友凯尔逊先生为纪念他的中国仆人丁龙而捐款建立的。夏德的成名作是《中国与古罗马》。经过夏德的安排，一些欧洲汉学大师来美讲学，如法国的伯希和与英国的翟理斯。
中国人在那个时期也帮助了美国汉学的发展。20世纪20年代，中国学者陈受颐在芝加哥大学开设了汉语，王天目也在夏威夷大学开设了相似的讲座。王是进士出身，他任教两年后离校，由李绍章接任。李在该校成立了东方研究系，以后发展成研究所。但中国人最早在美国大学任教的是戈鲲化，他于1879年就开设了中文课程。戈三年后去世，哈佛大学的中文研究一度后继无人，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由赵元任、梅光迪接任过一个时期。
哈佛燕京研究所的成立，对哈佛大学的汉学研究有深远的影响。经过多年发展，该所成为美国中国研究的一个重要的中心，其藏书长期以来名列全国第二位，仅次于美国国会图书馆。第一任所长是俄裔法籍汉学家叶理绥（Serge Elisseeff，1889—？）。但是，最初哈佛大学想聘请的是法国汉学名家伯希和，但伯希和拒绝了，他推荐了叶理绥。哈佛燕京研究所的发展也汇合了中国学者杨联陞（中国经济史专家）、洪业（号威廉，史学家）的努力，而哈佛图书馆的发展则与当时哈佛燕京的图书馆员邱开明的帮助分不开。哈佛燕京的图书馆员张凤曾在2009年秋天来泰山学院讲学。
1876年耶鲁大学尝试由卫三畏开设中文课，因无人选课而作罢。1879年，哈佛大学邀请中国官员戈鲲化开设中文课，学生只有5人，1882年因戈氏病逝，一直到1922年赵元任到哈佛指教才重新恢复，但学生也是寥寥无几。
汉学时代两位来自德国的汉学家夏德（Fredrich Hirth，1845—1927）和劳费尔（Max
Laufer，1874—1934）。欧洲汉学家的到来，为美国的中国学的发展，注入了强劲的推动力。
劳费尔的《中国伊朗编》驳斥了凡以“胡”冠名即为外来的说法。
20世纪30年代之后，美国汉学界开始逐渐走向独立。在美国汉学研究走向独立的过程中，哈佛大学的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人们普遍认为，美国中国学是二战以后由费正清开创的，以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现实政治经济问题为主的学问，区别于之前研究中国历史和古典文献为主的汉学。费正清提倡区域研究、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联合——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实际上，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早在劳费尔等汉学家那里就已经存在了。
费正清的成名作是《美国与中国》。
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在1977年费正清70岁生日时改名为费正清研究中心。
费正清的研究常常以现代化理论为指导。他认为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主要是由于西方的侵入，这在中国社会造成了极大的结构性的变动。而中国对西方的反应，表现为一系列的改良和革命，勾勒了中国近代史的主要面貌。大致说来，费正清的学生们接受了他的观点。在20世纪60年代，“西方挑战，中国响应”的观点成了一种模式。后来他的学生突破了他的模式。
美国第一流的学校中都设有东亚研究中心，其领头人物多为世界知名的学者。除了费正清，另两位十分活跃的人物是加州大学的魏克曼（Frederic Wakeman , Jr），耶鲁大学的史景迁（Jonathan Spence）。
夏志清，1921年生于上海浦东（原籍江苏吴县）。上海沪江大学英文系毕业。1946年进北京大学任英文系助教，教英文写作。1948年考取北大文科留美奖学金赴美深造，1951年获耶鲁大学英文系博士学位。先后执教美国密歇根大学、纽约州立大学、匹兹堡大学等校。1961年任教哥伦比亚大学东方语言文化系，1969年为该校中文教授，1991年荣休后为该校中文名誉教授。现居纽约。
两部英文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和《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奠定了夏志清在西方汉学界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地位。《中国现代小说史》是 24
一部有相当影响也是有相当争议著作。作者以其融贯中西的学识，宽广深邃的批评视野，探讨中国新文学小说创作的发展路向，尤其致力于“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发掘并论证了张爱玲、张天翼、钱锺书、沈从文等重要作家的文学史地位，使此书成为西方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经典之窗。《中国古典小说史论》是一部是以独到眼光审视中国白话小说传统的著作。
Jerry Norman（罗杰瑞）是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教授，美国著名汉学家。他长期从事汉语研究，在汉语方言，特别是闽方言研究上颇有建树。现已出版《汉语》等重要学术专著。汉译本名为《汉语概说》。
从“和平志愿者”到“汉学家”——访著名汉学家梅维恒教授
訪談對象：梅維恒
訪談者：戴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2005届硕士）
梅维恒教授（Prof Victor H. Mair），现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及人类学博物馆顾问，研究范围包括中国语言及文学、考古、比较文化研究。目前，他也是香港大学中文系客座教授。
梅维恒教授早年毕业于达特茅斯学院后，于1965年加入美国和平队（US
Peace Corps），在尼泊尔服役两年。1967年秋，他进入华盛顿大学学习印度佛经、中印佛教、藏文及梵文。翌年，他留学英国伦敦学院亚非学院，学习梵文。后他报读哈佛大学东亚语言及文明系博士学位课程，以敦煌唐代变文为论文题目，并于1976年获得该系博士学位。
1976-1979年三年间，他在哈佛大学东亚语言及文明系担任助理教授。1979年起，他任教于宾夕法尼亚大学东方研究系（现称亚洲及中东研究系），主攻佛教通俗文学和中印文化交流史。
梅维恒教授近年在中国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进行的考古研究，为学林一时之佳话。事缘1987年，新疆自治区乌鲁木齐展出一批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出土的古尸。梅维恒教授对此产生浓厚兴趣，他锲而不舍地游说中国政府，消除了中国政府因“疆独”问题而产生的政治忧虑，从全球网罗考古学、基因学、语言学及欧洲、亚洲、中东地区历史方面的专家，于1993-1997年间，赶赴新疆，对这批古尸及其墓穴进行深入的研究，从而发现了塔克拉玛干沙漠迄今为止最早的文明遗迹。这个文明生存于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200年间，其人种为高加索种，其语言、文化、生活习俗等与当时中欧、安纳托利亚（今土耳其）、伊朗等文明相似。这一惊人发现，为古代文明、考古、历史、欧亚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学术研究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本文是作者于2004年8月24日“北京论坛”召开期间在五洲大酒店二层咖啡厅对梅维恒教授的一次采访记录。梅先生很健谈，说话很有感染力。言谈中无处不体现出他的率真与性情。事后有朋友告诉我“梅先生每次学术讨论会都很投入，发言总会大大超出规定时间”！要不是梅先生不得不赶赴其他约会，相信我们这次访谈会持续得更长。
戴：梅教授，您好！您是在什么地方出生的？我们想了解一些您早年的经历。
梅：我是美国中西部一个叫俄亥俄的地方出生的，有趣的是那个地方叫做“东广东”，叫East Canton，所以有的中国人问我：“你是从哪里来的”？我就说：“我是广东人！”因为广东在英文里就是叫Canton，所以我说我是东广州人！ 25
那里实际上是个小村子，我是1943年出生的，大概半个多世纪以前了。
戴：那为什么你后来去了SOAS（伦敦亚非学院）？在那里拿了学位。
梅：恩，是这样子的。我读大学，就是读本科的时候，我是读中世纪英国文学的。根本对中国没有一点认识，只知道有一个孔子，知道孔子说了很多的聪明的话。其他知道的关于中国的就是：中国在地球的对面，在地球的下面。其他就一点都不知道中国是怎么回事了。连中国有长城我都不知道，小的时候我一直在一个小村子里。后来我大学毕业了，我为了为全世界人民服务，我就去参加了美国的一个“和平工作团”，成为了一个Peaceful Volunteer。这样我就被派到了尼泊尔，喜马拉雅山那里。你看我现在穿的马甲，就是因为是尼泊尔的衣服，已经穿了快四十年了。
戴：哦！原来这是尼泊尔的衣服！
梅：对，是尼泊尔的衣服。我在那里受的影响很大！本来我服务了两年回去以后，我还想读英国文学。可是，那时我去一个基金会接受面试，因为他们要给我奖学金，他们那些人都是欧洲文学、欧洲历史的专家，都是些非常有名的老教授，他们来面试我。可他们说：“嘿，我们不要听你讲什么英国中世纪的文学，我们想知道你在尼泊尔学到了什么？请你给我们讲尼泊尔的风俗、尼泊尔的宗教„„”然后我就开始讲很多象《罗摩衍纳》、《摩诃波罗多》一类的印度历史叙事长诗。他们都非常感兴趣，我就一直讲了几个钟头。后来他们说：“梅先生，我们很想给你一个奖学金，可是请你读有关亚洲的东西，不要读西方的东西。这是他们的建议，我本来是没有这个想法的。
戴：那其实从这就可以看出，您对这些是很有天赋，很有感觉的。您就只是在那边当志愿者，而回来后就可以对这些东西如数家珍！
梅：可能是这样吧。所以我开始学中文非常得晚。现在很多年轻人在高中或至少在大学就可以开始学中文，我在大学的时候根本没有接触任何中国的东西，然后参加了和平队两年。那时我已经二十四、五岁了。然后我就用他们给我的奖学金，去华盛顿大学开始学佛教，在西雅图。
戴：现在邵瑞祺（Prof. Richard Salomon）教授在那里！
梅：对！Prof. Richard Salomon是我现在的大学——宾大毕业的，现在在那里，那是一个非常好的大学。因为我是想学佛教，那个时候西方最好的学佛教的地方应该就是华盛顿大学，非常得强。然后我去看我的指导老师，问他我应该选什么课，他就问我 “你认真吗”？我说 “我当然认真”！他说那你第一个学期要学梵文、藏文、日语，还有汉语。每一个都是非常难的语言。
戴：对，对！尤其是Sanskrit。
梅：对，Sanskrit是有着最复杂的语法，词汇也最丰富。而对你们中国人来说不难的汉语，对我们来说是有着最复杂的字型，汉字是世界上最难的文字。所以第一学期我几乎死掉了，负担太重了。后来我又得到一个更好的，非常好的奖学金，叫Marshall奖学金。当年二战的时候，欧洲被炸得一塌糊涂，美国给欧洲很多钱重建，这完全是出于好意的，美国当时给了欧洲很多的钱。为了感谢美国，英国有个基金会给美国提供了这个奖学金。这是一个非常高的奖学金，每年美国 26
全国大概只有20个人能有这个机会。然后我就被送到了SOAS。我在那里继续学我的佛教，那时我大概25岁，可是我心里却很不安，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于是决定去做一个“流浪汉”。什么都不想做，心里面很空、很虚。所以我读了半年后我就放弃了那个很好的奖学金。不知道应该干什么，觉得什么都很空。
戴：这是不是和学佛教有点关系？
梅：恩，可能是吧。觉得看破了一切，觉得什么大学学位，什么都没有意思。所以我就回到了美国，也没有工作，也没有收入，很穷。就是要“寻找自己”！当时可以说是放弃了美国最好的那个奖学金。而在以前学得那四个语言里面，我就对中文特别有感情。我觉得中文非常非常重要。
戴：为什么？
梅：因为那个时候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很坏。尼克松刚刚访华，中国刚刚有点开门。可是中美关系还是很紧张。并且我觉得，中国有半个世纪，很长的一个时间被关起来，完全被孤独了。而中国人对外面也很隔膜，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因为大家没有什么来往，所以一定有很多的误解，也一定有很多的不平，包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韩国战争中，这里面也一定有很多的仇恨。所以我想我要想些办法，帮助中国，帮助美国，也让全世界都比较得和谐，就象这次得大会的主题一样，让大家不要互相敌对。我觉得这是我得任务！
戴：这种想法是不是和你以前作为“和平志愿者”经历有很大的关系？
梅：对，有着非常非常大的关系。如果我没有参加“和平工作团”，我今天就不可能在这。因为我就不可能开始做这种研究，我做的一切，包括象“敦煌变文”二十年的研究，然后新疆干尸的研究。尤其那个关于新疆干尸的研究，在西方影响力非常得大。当然我不是说我自己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有些时候一个情况，一个机会会影响历史。所以恰好我去参加“和平工作团”，不然那些新疆的干尸可能还是没有多少人理解。我本人应该是一个历史学家、文学史家，本不应该去研究那些干尸，这不是我的任务，也不是我的特长，这应该是一个考古学家去研究。可是，西方人，象李润权、罗泰他们一点兴趣都没有；而中国的考古专家也没有多少兴趣，象王炳华他们只专心于在那里做他们自己的工作。我就发现这些干尸是落在亚欧大陆的中间，中国的专家、西方的专家都不去碰他们。所以我说我必须去做这件事。所以我就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考古学家。如果我没有去参加“和平工作团”，我就不会在这里了。我不会去教汉语，教文言文，我非常喜欢教文言文！
戴：非常有意思！您其实一下子已经把我本来还想问的一个问题回答掉了，因为我本来就是准备要问，为什么你从研究唐代变文、佛教文学转而研究新疆古尸？
梅：关于这个问题，我还可以具体的谈一谈！为了研究敦煌变文，我去敦煌好多次，也到了新疆。80年代的时候，我常常去中亚，当然那个时候我不是为了研究干尸，而是为了研究中印文化交流史。但那个时候我也开始对伊朗发生兴趣，我发现象粟特人，于阗人他们都是伊朗系民族。对中国来讲，大家都知道佛教是从印度来的，所以包括我在内都觉得印度很重要啊，印度对中国的文化有很大的影响。但伊朗也很重要，我现在的一个重要的任务有一个就是要介绍伊朗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这是一个更难的题目，因为伊朗的文化在中国没有一个象佛教这样 27
的载体，但确实他的影响力非常得大，只是人们现在还不太了解。1988年的时候，我带了一个美国斯密森博物馆的高级访问团到了乌鲁木齐的那个新博物馆，一进那个博物馆，发现有一个新的展览，那就是他们第一年展出那些干尸。当我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一下就蒙住了。我不敢相信，我还以为是中国为了促进旅游在骗外国人，怎么可能会保存得那么好？我以为是蜡人！皮肤、衣服都保存得很好，那可是公元前1500-1000年的干尸啊。又一看就是欧洲人的样子，这是怎么可能呢？而其中有一个还特别象我的二哥，我就叫他“Ur-David”，因为我二哥叫David，“Ur”是非常古老的意思，这是德语。他真的非常象我的二哥，我照了我的二哥的照片，每次我演讲的时候就把我二哥的照片打出来，再把那个干尸的照片放上去，看起来真的就象一个人！观众们也都笑！当时看到这些干尸之后，我就一下子呆住了，我也忘了我本来是要干什么的，我就对那些我陪的客人们说你们先回去，我现在不能离开这个屋子。然后我就在那里绕来绕去，仔细看每个干尸的每个部分。然后我就想，我是没有资格去研究这些的，我也不想去研究，因为我是搞中世纪佛教通俗文学的，我不是考古专家。但这个给我印象非常得深，一直到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改变了我的想法。那是在1991年9月的时候，美国的很多报纸，象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各大报纸都在第一页刊登了一个很轰动全球的消息。
戴：Ice Man！
梅：对，就是“冰人”——Ice Man。那个时候我正在北卡，我现在回想起来，我一下起了鸡皮疙瘩。当时我就坐在一个小屋子的书桌前读报纸。要知道那个“冰人”就是在我父亲的老家被发现的，我父亲小的时候就在那山上牧羊牧牛。我读完之后，发现说会有一个军队的研究者去研究那一个“冰人”。我心里就很不平，为塔里木盆地的那些干尸很不平，他们在那里没有人去管他们。于是当天我就开始打电话，开始到处写信，开始找钱。我还给王炳华写信，当时我还和他不认识，我就直接写“新疆考古研究所所长”收，问他我能不能去做研究。我还给美国最好的基因专家Luigi Luca Cavalli-Sforza，斯坦福大学的教授打电话，那时他已经七十多岁，问他愿不愿意帮我忙来研究这些干尸，结果他一下就也很感兴趣，说：“梅先生，这实在是太重要了！”然后他就告诉我应该申请什么钱，并且愿意和我合作。所以我这个关于干尸的课题一切都很顺利，包括Mallory教授也是主动来找我要和我一起合作，他是非常著名的研究印欧人的专家。
戴：是！他写了非常著名的《In search of Indo-European》。
梅：对，1996年我在宾大开了一个很大的会议，请了不同领域的专家来讨论这些问题。后来出了两册书。
戴：非常好的书，Prof. Di Cosma还专门在《Early China》上写了书评。
梅：对，你可以看到有那么多专业的一流的学者都参加了进来，他们都是主动来的。包括象那个剑桥的最著名的考古学教授Colin Renfrew，他也来了。所以我是完全没有想到，我这么个小人物，能使他们这些世界一流的学者都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后来Marllory教授开完了会就给我写了封信，说：“你应该写个系统的关于这些干尸的书”。我说我不想写，我还没有能力写。后来我和他开玩笑说：“如果你和我一起写，我可以考虑”。后来我们就约定合作，于是就有了那本《Tarim Mummies》，那本书是两年写完的。
28
戴：非常有意思的经历。我们还有一个小问题；您在上面提到有一段时间感到be lost，后来又是怎么回哈佛去读书的？
梅：恩！你问的这个问题很好！当时为了“寻找自己”，我离开了伦敦。这时我很幸运得碰到了一个中国女孩，她那时是一个汉语老师。老实说，她等于救了我，因为我当时是“迷路”了，不知道该干什么？我们成为了朋友，后来结了婚。这样就给了我一个目标。
戴：Very Romantic！
梅：是的，的确very romantic！然后她说我们可以回台湾住一段时间，那时她怀孕了需要回去生孩子。所以我们的孩子生下来就象一个中国小孩，能讲流利的汉语。然后我就在台湾的东海大学教了两年的书，更深得受到了中国文化的熏陶。然后，我们离开台湾的时候，我就去了哈佛读书，读得非常快，四年就拿到了博士。然后，就开始教书，讲中国。我非常得幸运！
戴：您的经历非常得有意思。谢谢你告诉我们这些！
梅：我也非常高兴，我总是很幸运的，待会我们会场上见。
史景迁
史景迁 (Jonathan D. Spence，乔纳森•斯宾塞)，1936年生于英国苏尔里，汉学家，美国历史学会主席。
史景迁的中文名字蕴涵了很深的意义：“史”是Spence的中文译音，“史景迁”就是“景”仰太“史”公司马“迁”之意。
史景迁的妻子金安平，1950年生于台湾，12岁随家人移居美国，现为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
史景迁曾受教于温切斯特大学和剑桥大学。1965年获美国耶鲁大学博士学位，现为耶鲁大学教授、历史系和东亚研究中心主任。
史景迁以研究中国历史见长。他以独特的视角观察悠久的中国历史，并以不同一般的“讲故事”的方式向读者介绍他的观察与研究结果。
他的作品敏锐、深邃、独特而又“好看”，使他在成为蜚声国际的汉学家的同时，也成为学术畅销书的写作高手。
史景迁著有多部有关中国历史的著作，主要有《改变中国：在中国的西方人，1 29
620-1960》、《追寻现代中国》、《康熙与曹寅》、《“天国之子”和他的世俗王朝：洪秀全与太平天国》、《康熙自画像》、《王氏之死》、《天安门：中国人及其革命》、《利玛窦的记忆宫殿》、《胡若望的疑问》、《中国纵横：一个汉学家的学术探索之旅》、《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毛泽东》、《皇帝与秀才》等。
参考文献：
王晴佳《美国的中国学研究述评》，《历史研究》1993年第6期。
（九）瑞典
瑞典知识界很早就对中国发生了兴趣。第一位访问中国，并写下对中国印象的瑞典人大概是尼尔森·马森·席欧平。此人曾于1654年跟随以荷兰商人兼外交官弗里德里克·柯业航海到达中国的沿海地区。1694年，尤那·罗克纳尔斯在乌普萨拉大学完成了一篇题为《长城简述》的博士论文。这是瑞典第一篇以中国为研究课题的博士论文。三年后，即1697年，爱立克·罗兰在同一所大学提交了他的博士论文《论中华大帝国》。
1710年，孔子成了乌普萨拉大学东方学家奥拉瓦·赛修斯的博士论文的选题，这篇论文的题目是《略论中国哲学家孔子》。这篇论文系以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具有广泛影响的著作《中国哲学家孔夫子》为基础来从事研究的。1723年，诗人卡尔·米盖尔·贝尔曼的祖父约翰·昂特·贝尔曼翻译出版了法国传教士米盖尔·波特的《箴言录》一书，该书收有80条孔子的格言。1758年，雅可布·洛丁发表了他的《中华近事闻》，这是第一本用瑞典语写成的较为详细地描绘中国历史的著作。
1731年，瑞典成立了东印度公司。从1732年第一艘船开航起到1806年，在瑞典的哥德堡与中国广州之间，做了至少130次航行。一些自然科学家，主要是卡尔·林奈的门生们曾随这些船去过中国。这些人后来都发表过有关他们在中国的经历和对中国印象的著作。
1745年9月12日，这一天天气晴好，能见度很高，海上还伴有西南风。瑞典商船“哥德堡号”满载着来自中国的商品，经过整整30个月的航行，驶回自己的家乡之港哥德堡。离岸边只有900米远时，船员们甚至可以闻到泥土的气息，港口遥遥在望，岸边等候的人群已经在挥手，应该说已经到家了。
可怪事发生了：“哥德堡号”竟然笔直地撞向距离港口不远处的汉尼巴丹礁石，这块礁石在航海界赫赫有名，而导航员、船长和船员们对水下这片礁石了如指掌。霎那间，船体倾倒，帆索跌落到甲板上，船头嵌在礁石中，船尾已经没入海水中10米深。
一件从瑞典哥德堡号沉船上打捞出来的青花将军盖罐，将于2006年6月18日在京拍卖。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1847年，特奥多·哈姆贝到达香港，担任巴塞尔传教团驻香港和广东省的代表。哈姆贝学会了中文，并且对中国的文化和社会似乎也有相当的知识。在他逝世前两年，即从1852年4月到1854年5月，他与太平天国起义领袖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建立了友谊。哈姆贝教给洪仁玕基督教义，而洪仁玕则告诉哈姆贝关于太平天国运动的情况。哈姆贝写了一本《中国的叛乱领袖洪秀全以及广西暴动的起源》的书，并于1855年在伦敦出版。
另一位传教士爱立克·福克曾于1887年至1920年间多次去中国传教。他把《庄子》（1924）与《老子》（1927）两书译为瑞典语，还出版了一本关于早期中国思想的书《中国古代的思想家》（1922）。
在更为晚近的时期，至少有两位曾担任过传教士的学者出版了他们关于中国问题的论文：格尔梯·卡尔格伦女士论哲学家朱熹的语言的论文和古纳·修荷姆论墨子哲学的论文。
30
19世纪70年代，当奥古斯特·斯特林堡在斯德哥尔摩的皇家图书馆工作时，特碰到了一批中文图书。这批中文图书激起了斯特林堡对中文的兴趣，他学习中文，并编出目录。他与同时代的包括考狄在内的几位著名汉学家通信，也曾写过一些关于中国语言和文化的论文和文章。
19世纪末，第一本被译成瑞典文的中国诗出版。这就是由汉斯·爱米尔·拉尔松翻译、1894年发表的《汉诗瑞译》。
20世纪初，瑞典人开始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
1893年，地理学家兼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1865—1952）钻进大篷车，开始了他的第一次中亚探险，到达帕米尔、塔克拉玛干、塔里木盆地、罗布泊以至藏北地区。赫定在1899年至1902的第二次中亚之行中继续考察塔里木盆地和罗布泊，并发现了楼兰古城遗址。1927年至1935年，他又组织了第三次，也是他最后一次中亚之行。这次探险规模空前，有许多瑞典、德国和中国人参与其事。
赫定极其成功地把来自不同学科的天才学者们集中在一起，投入到对他在探险活动中所获得的资料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中去。
赫定既写了许多学术研究报告，也写了大量通俗性著作和文章。他的通俗作品以其对亚洲之行的生动描述，吸引了大批读者，无疑在激起瑞典人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地区的兴趣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赫定曾在柏林受教于李希霍芬，而且终其一生都保持亲德立场。这段历史以及他的政治倾向使他瑞典成为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
斯文·赫定可能是第一位用现代科学方法从事有关中国研究的瑞典人。他的这一历史地位应该得到肯定。
皇家博物馆和远东博物馆都收藏中国艺术品。后来两家的藏品集中到一处。
1914年，地质学家约翰·古纳·安特生（1874—1960）接受邀请，担任中国地质调查顾问。从那时起到1924年，安特生一直住在中国，参与了北京郊外周口店遗址的发掘，而这一发掘最终导致了“北京人”的发现。在中国北部古生物学的研究方面，安特生也有重大发现。他于中国地质研究所以及乌普萨拉大学共同作出的这些研究和发现被证明是“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高本汉语）。安特生在古生物学方面的发现又激励他在中国北方寻找新石器时期人的遗迹。1921年，他在河南省仰韶村附近找到一处遗址，发掘出大量的石器和彩陶。这实际上是第一次在原华夏族聚居地发现的新石器时期的村落。
1923年至1924年间，安特生组织了一支考察队去中国西部甘肃省，在那里，他找到和发掘了大约50处史前遗址。这次考察所发现的实物被带到北京，后又被带到瑞典进行进一步研究。按照与中国当局的协定，这些实物中的一部分随后归还了中国，而留在瑞典的部分则成为远东博物馆的基本收藏品。安特生从远东博物馆建立起到他1939年退休而由高本汉接替为止，一直担任这个博物馆的馆长。安特生还是1929年开始出版的《远东博物馆学术年刊》的首任主编。在这份杂志上，瑞典一些重要的中国学者如安特生、高本汉、马悦然、玻·吉伦斯魏德、韦俊等发表了他们的主要著作。
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1889—1978）以其中国历史语音学方面的开创性研究，对瑞典的汉学作为一门专门学科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高本汉早年是在瑞典南部的斯摩兰省度过的。他少年时代，就对方言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研究了一些地方方言，并发表成果。1907年秋，他开始在乌普萨拉大学进行大学阶段的学习，专业是俄语。
高本汉在读大学本科时就决定把历史语言学运用到对汉语的研究中去。此时，瑞典的大学尚未开设双语课。他在1909年获得学士学位后，获得了一小笔资助，赴圣彼得堡学习汉语的基本知识。从11月到12月，他在圣彼得堡向A.I.伊万诺夫（f）教授学习。随后他得到一笔资助去中国从事方言研究。1910年3月，他出发去中国，1912年1月回到 31
欧洲。令人吃惊的是，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高本汉的汉语水平已达到能作实地考察，并搜集材料对24种方言作音位描述的程度。
回到欧洲后，高本汉在伦敦停留数月，又在巴黎跟随沙畹教授学习了两年（1912年9月到1914年4月）。在巴黎，他还结识了伯希和和马伯乐。
1915年5月，高本汉在乌普萨拉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是《中国音韵学研究》。
1918年9月，高本汉被任命为哥德堡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学教授，负责讲授汉语和日语。他的学生中，既有瑞典人，也有来自其他国家的学者。1931年至1936年，他担任哥德堡大学的校长。1922年，高本汉再次，也是最后一次访问中国。1939年，他离开哥德堡到斯德哥尔摩，同时任远东博物馆馆长和斯德哥尔摩大学东亚考古学教授两职。
在拟定了中古汉语语音后，高本汉着手拟测上古汉语语音。
毫无疑问，高本汉学术贡献的核心，是对中古和上古汉语语音系统的拟定。但是在一些其他领域，他也取得了杰出的成就。
高本汉培养的学生对对挪威、丹麦、瑞典这三个斯坎的纳维亚国家的汉学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65年，马悦然辞去澳大利亚堪培拉大学中文教授的职务，回到瑞典，担任斯德哥尔摩大学汉学特别是现代汉语教授。
作为高本汉的学生，马悦然在早年接受过良好的古汉语和音位分析的训练。1948年至1950年，在中国搜集四川方言材料，写出了论文《简释两种四川方言》。他的学位论文为《四川方言语法》以及《西南官话音位研究》。在此以后，马氏严守高本汉传统，对《公羊传》和《谷梁传》进行细致的文本研究。
马氏还用英文发表了一些关于汉语语法和论中国古诗的论文，以及一些用瑞典语写的论中国历史和文学的著作。在语言学领域，他进来的主要兴趣是研究汉语如何表达情态。《关于古代汉语表达情态的几种方式》载《中国语文》1982年2期。
尽管马悦然开始是一位继承高本汉传统的古典汉学家，但后来他就越来越投身于向英语和瑞典语世界介绍和翻译中国文学的工作之中。先后翻译出版了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老舍的一篇短篇小说、唐诗、《水浒传》、毛泽东诗词、沈从文的《边城》、北岛的全部诗作、高行健的作品、李锐的短篇小说和《西游记》。马悦然是西方最早的几位使文革后现代主义诗人引起西方读者和批评家注意的学者之一。
1985年当选为瑞典文学院院士。这就大大增加了瑞典文学院这以从事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工作的机构了解中国文学的机会。
资料 马悦然(Goran Malmqvist，1924-)，高本汉的学生，斯德哥尔摩大学东方语言学院中文系汉学教授和系主任，瑞典文学院院士、欧洲汉学协会会长，著名汉学家。是诺贝尔文学奖18位终身评委之一，也是诺贝尔奖评委中唯一深谙中国文化、精通汉语的汉学家。现为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荣休讲座教授。
参考文献：
[瑞典]罗多弼《面向新世纪的瑞典中国研究》，《国际汉学》第4辑，大象出版社，1999。
（十）芬兰
1987年，赫尔辛基大学成立东亚研究教席后，汉学研究才正式成立。
（十一）丹麦
丹麦的汉学研究始于1920年代的初期，Kurt Wulff（1881—1938）可算是丹麦第一位汉学家。他任教于哥本哈根大学，把《聊斋志异》和《老子》译为丹麦文。
Kurt Wulff去世后18年间，哥本哈根大学的汉学研究暂时中断了，直到1957年，易家乐教授返校任教，丹麦的汉学研究才再度回复。易家乐为戴密微和赵元任的学生，专事比较语言学。
32
（十二）挪威
汉学开始得比较晚。19世纪末年，挪威才有一些有学之士航入中国的领域，并在中国海关等机关任职，并将工作见闻编著成书。值得一提的是（1864—1935）曾经在民国初年担任袁世凯的军事顾问。当他在中国的时候，收集了不少中国文物，现在这批文物多半收藏在挪威的第二大城市柏根市的工业艺术博物馆内。
汉学研究中心是奥斯陆大学。校内有汉学图书馆。1964年奥斯陆大学设立东亚研究讲座。1965年，韩恒乐（Henry Henne）获东亚语文讲座教授以职。韩恒乐先后受业于高本汉和赵元任。1966年奥斯陆大学成立东亚语文学系，后改为东欧与东方语文学系。韩恒乐于1981年返回老家柏根市，继续教授中文与日文，他在奥斯陆大学的教职则由何莫邪（Christoph Harbsmeier）教授继任。今天，奥斯陆大学的汉学研究以何莫邪为首。何莫邪除了专治古代和现代汉语的语法研究外，对中国修辞学、语言学、逻辑学的也都有深入的俄研究，论著丰富。
参考文献：
张台萍《挪威的汉学研究》，收入张西平编《欧美汉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大象出版社，2006。
（十三）捷克
汉学研究中心：
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东方研究所
查尔斯大学哲学系下属远东研究系
其他研究机构：
那普斯泰克亚非美文化博物馆
国家画廊
国际关系研究所
（以上单位都在布拉格）
捷克汉学的领军人物是雅罗斯拉夫·普实克（曾师从高本汉）。
参考文献：
[捷克]奥古斯丁·巴拉特《19世纪末至今捷克汉学史》，收入张西平编《欧美汉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大象出版社，2006。
（十四）匈牙利
汉学研究单位：
布达佩斯彼得·帕日玛尼大学东亚学系和内亚研究系
匈牙利科学院东方研究中心
布达佩斯赫普东亚艺术博物馆
奥瑞尔·斯坦因的考古所得无一归于匈牙利，但他的个人藏书去世后都捐给了匈牙利科学院。法国汉学家白乐日也生于匈牙利。
参考文献：
[匈]巴那巴斯·松戈尔《匈牙利汉语研究史》，收入张西平编《欧美汉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大象出版社，2006。
陈国：《水浒传》的“庄”——中国土地所有制历史的起因。
（十五）加拿大
蒙特利尔郊区有个地方叫La Chine，就是法语“中国”的意思。加拿大的汉学在抗日战争以后才开始。
加拿大的汉学家都在大学当教授。
温哥华哥伦比亚大学（俗称比西大学）亚洲学系。最有名的是两位已退休的教授：原来 33
在台湾大学任教的叶嘉莹和蒲立本（blank）教授。出版一份享誉国际的《太平洋地区学报》（Pacific Affairs）。有加拿大最大的亚洲图书馆。
温哥华岛上的维多利亚大学。
阿伯塔大学东亚语文学系。
多伦多大学东亚学系（起源于皇家安大略博物馆东亚部）。
多伦多约克大学（York）。专门研究现当代。
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大学远东研究中心。
蒲立本的汉学著述：
《安史之乱远因》《武则天与唐代的册立制度》《中古汉语》《中古汉语字音汇编》
九、若干国家汉语研究概况
本课程可缩小为“国外汉语研究”。
罗常培曾在大学开设《域外中国音韵学论著述评》课程，并编成讲义引发。（见《罗常培语言学论文集》周定一序，商务印书馆，2004年）
参考资料为石锋编《汉语研究在海外》（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5年）
美国汉学家罗杰瑞（ Jerry Norman）《汉语概说》（Chinese, 张惠英译，语文出版社，1995年）中译本序：
由罗杰瑞教授这本书，我想到了一个有关汉语研究的问题。汉语是我们的母语，我们在汉语研究方面有得天独厚的条件，理应在这方面作出自己的贡献。但研究汉语的不仅是说汉语的人，国外也有不少学者在从事汉语研究，而且有的研究得很成功。过去，我们对国外的汉语研究了解得不够；由于不了解，就容易产生一种盲目的自大，往往觉得对汉语研究最有发言权的就是我们本族人，而对国外的汉语研究不予重视。这就会妨碍我们吸取国外的汉语研究成果。当然，国内的汉语研究和国外的汉语研究都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但我们不应该以己之长比人之短，而应该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这样，才能使我们自己的研究取得更大的进展。
蒋绍愚
1992年6月于北大畅春园
下编 国外汉语研究论著选读
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