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6日发(作者：)
郑 和 下 西 洋（讲稿）
今天来讲郑和下西洋这个题目，是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应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之邀，参与主办中外关系史学术讲座的第一讲，我感到很荣幸。主办这个讲座的主要目的是普及传统文化知识。中外关系史，也就是中国历史上中国与外国的关系，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内容极其丰富多彩。这些知识是我们祖国历史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今天我们都知道明朝时有郑和下西洋这样一件大事，在中学历史课本里有这一课，到大学文科通史课里也有这一课。我们还知道就在明年，也就是2005年，是郑和下西洋600周年。中央已经成立了纪念活动的筹备领导小组，届时将举行隆重的大型纪念活动。今天我在这里主要从四个方面来谈。一，郑和下西洋是怎么引起近代国人关注的？二，关于郑和下西洋的知识是如何传递下来的?三，郑和下西洋留下的历史之谜；如果时间允许，我就讲第四点，人类发展史上的两种航海模式的问题。
一、 郑和下西洋是怎么引起近代国人关注的？
这就要谈到郑和研究在上世纪初的兴起，谈到梁启超和他的那篇重要文章《祖国伟大航海家郑和传》。梁启超是个著名的人物，不需要做全面介绍了。他是戊戌变法的维新人物，主张维新救国，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同时，他也是我国现代史学的奠基人。这里要说的是他在变法失败以后，流亡日本。1904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以笔名“中国之新民”发表《祖国伟大航海家郑和传》一文，这篇文章对于传统史学具有突破性的意义，它是怎么产生的呢？自鸦片战争以后，清朝与外国订立一系列不平等条约，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次年，在慈禧太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许诺下，订立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当时，梁启超一方面有慨于中国被西方列强侵略和瓜分的惨痛现实；另一方面，有感于传统旧史学的弊端，他认为旧史学有四弊：一是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旧史家视天下为君主一人所有，史书只有朝代的成败得失，二十四史是二十四姓家谱，而没有一部国民的历史；二是知有个人不知有群体，只有个人墓志，没有群体“进化之状”；三是之有陈迹不知有今务，史学没有“经世之用”；四是知有事实不知有理想，旧史机械记载，不能分析因果得失鉴往知来。针对当时国民只知“家”，不知“国”，更不了解“国”以外还有一个世界，他在1902年创办了《新民丛报》，发表《新史学》，独树一帜，倡导新史学，对知识界很有影响。梁启超提出史学是“国民之明镜”，“爱国心之源泉”，新史学的意义就在于启蒙“国民意识”。他把对普通国民意识的启蒙，作为史学的功用来提出。因此，探讨中华民族在世界历史上地位这样一个重大的命题，也就理所当然的成为新史学的题中之义。《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这篇文章的产生，紧接在《新史学》发表后，是梁启超史学革命思想理路的延伸。梁启超充分肯定郑和是祖国伟大的航海家，对郑和投以关注决不是偶然的，也可以说，对郑和下西洋的关注，从一开始就是与祖国命运联系在一起的。
二、 关于郑和下西洋的知识是如何传递下来的?
这里谈谈有关郑和及其下西洋留传下来的最重要的史籍和文物，可以说是研究郑和的基本史料。概括说来，就是：三书、一图、一小说和七块碑。下面分别作个介绍。七块碑以外，今天我们讲三书、一图、一小说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那就是可以利用国家图书馆善本部收藏的珍贵的善本书来谈，善本部的同志特别让我选择，为我们这次讲座拍了照片，好给大家看看，我们应该感谢他们，具体是史睿先生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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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讲三部书：马欢《瀛涯胜览》，费信《星槎胜览》和巩珍《西洋蕃国志》，是记载郑和下西洋的三部最重要的史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三部书的作者都是跟随郑和下过西洋的人，也就是亲历海外的人写的书。
第一部：马欢《瀛涯胜览》，主要有国朝典故本、纪录汇编本、胜朝遗事本。我们看国朝典故本，是一个抄本，这个本子最早，但是比较简略；而胜朝遗事本也有些删节，纪录汇编本是冯承钧先生认为最详细的本子。在《瀛涯胜览》校注序里，他说还有一个三宝征彝集的本子，见有天一阁书目、抱经堂书目著录，但当时不知下落，所以他只是依据见到的以上3种本子对《瀛涯胜览》作了校注。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三宝征彝集这个本子，它就在这里。而书名中的“彝”字，本来用的是“夷”字，这是一个明抄本，是很珍贵的。
《瀛涯胜览》作者马欢，字宗道，别字汝钦，自号会稽山樵，浙江会稽，也就是今天浙江绍兴人。他是回族，通晓阿拉伯语，以通事也就是翻译的身份分别在明永乐十一年、永乐十九年、宣德六年，也就是第四次、第六次、第七次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先后访问20个国家和地区。作为远航的随员之一，马欢对所到各国的地理位置、山川形胜、政教状况、社会生活、商业贸易、宗教信仰、物产资源等情况做了细致观察，回国写成《瀛涯胜览》一书。纪录汇编本有马欢自序，作于永乐十四年，就是1416年，可见当时他已经在著述了，书末写有“景泰辛未秋月望日会稽山樵马欢述”， 据此，书成于景泰二年，也就是1451年。
第二部：费信《星搓胜览》，主要版本有天一阁两卷本、国朝典故两卷本，古今说海四卷本、纪录汇编四卷本等等。现在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国朝典故两卷本，是抄本，古今说海四卷本。两卷本分为前后集，前集是费信亲身经历的海外国家和地区，而后集采辑的是传闻的地方。据向达先生比较和考证，四卷本有文彩，远胜于两卷本，就是自序文字也是繁简各异，所以认为四卷本一定是经过修饰的，而两卷本大约是原本。
《星搓胜览》作者是费信，字公晓，昆山人，也就是今天的江苏昆山人。他本是太仓卫军士，在书<自序>中，他说自己在22岁时被选中前往西洋，从永乐七年，1409年，到宣德八年，1433年，他四次下西洋，但是跟随郑和出使是两次，就是永乐七年和宣德八年，也就是郑和第三次和最后一次下西洋。作为远航的随员之一，同样，费信也对所到各国的地理位置、山川形胜、政教状况、社会生活、商业贸易、宗教信仰、物产资源等情况做了观察，并且还采辑了前人，如元朝汪大渊《岛夷志略》中记载的海外国家和地区的状况，所以记述的国家和地区比《瀛涯胜览》要多。《星搓胜览》一书成于正统元年，就是1436年，所以这部书早于《瀛涯胜览》成书。但是《瀛涯胜览》所纪国数虽少，比《星搓胜览》却记述更详细。因此史料价值也最高。
第三部：《西洋番国志》，这部书最早是在明朝钱曾《读书敏求记》著录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放在地理存目类，所以向达先生起初介绍郑和研究的资料时，只是根据上述著录，没有见到书。后来知道知圣道斋抄本为周叔弢先生所藏，周先生将藏书捐赠给北京图书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部书虽然是清抄本，但因为是罕见的孤本，所以弥足珍贵。
《西洋番国志》作者是巩珍，号养素生，南京人。他也是一名军士，后来升为幕僚。他跟随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在回国后不久就写成了《西洋番国志》一书，是在宣德九年， 1434年。因此这部书是三部书中最早成书的，但是巩珍因为不懂得“番语”，所以他的书所记各国事迹，耳闻目睹都依靠翻译，他的书的内容也与马欢的《瀛涯胜览》基本相同。也正因为如此，向达先生以它与《瀛涯胜览》、《星搓胜览》等书对校，出版了校注本。《西洋番国志》卷首收有永乐至宣德的敕书三通，是研究郑和下西洋前准备情况的重要史料，不见于其他的书。巩珍在书的自序中记载了当时下西洋，用“牵星过洋”，以水罗盘定方向；提到下洋时如何积贮淡水等等，都是研究当时航海史有用的资料，也是其他书没有记载的。
其次，讲一图。这就是《郑和航海图》。见于明朝茅元仪辑的《武备志》一书卷二百四 2
十卷。它的原名是：《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因原名太长，就省称为《郑和航海图》了。现在国家图书馆藏有两种明天启刊本，一种40册，一种60册， 60 册的没有这幅图，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郑振铎先生收藏的40 册《武备志》里的图。这幅图已经由向达先生整理出版了。他在整理序言作了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原图一共有24页，序1页，地图20页，《过洋牵星图》2页(四幅)。还有个空白页。序只有142个字，向达先生以为是出于茅元仪之手。茅元仪，是浙江归安(今湖州)人。生活在明朝万历至祟祯年间。他的
祖父茅坤，人称鹿门先生，曾在嘉靖年间参与浙江沿海抗倭，熟悉海防。茅元仪好谈兵事，生当明季国家多事之秋，投身军中，官至副总兵，并且还编写了一些有关军事和边防的书。《武备志》就是其中一种，是他寓居金陵时编辑的，在崇祯元年(1628年)进呈朝廷。因为书里讲到了辽事和建州，清朝列为禁书，到道光以后才重印。《武备志》中所收的《航海图》，茅元仪序里没有说明来历，但是嘉靖年间浙江巡抚胡宗宪为了防御倭寇，曾请人编辑《筹海图编》，茅坤参加了编纂，因此很可能是那个时候留传下来的。郑一钧先生根据南京静海寺建成和没有天方国的记载，认为此图应制作于第五次下西洋以后，第七次下西洋之前。
《航海图》自右向左一字展开，绘制而成。由于是在书中，所以我们看到的不是卷轴式的，而是书本式的。全图从南京开始，最远到达非洲东岸。包括地名500个之多，多数在亚非诸国与地区的地名，内容丰富。关于这幅《航海图》，中外许多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工作。早期中国学者主要有梁启超、冯承钧、向达、范文涛等，欧洲学者主要有马耶（）,戴文达(dak)和伯希和（P. Pelliot），日本学者主要有山本达郎、北村松之助等。
最后，三部书讲了，一图也讲了，现在就讲一小说。就是罗懋登著《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国图珍藏本，全称《新刻全像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二十卷一百回。书由二南里人编次，三山道人绣梓。
那么二南里人是谁呢？根据卷首万历二十五年(1597)二南里人序，就是罗懋登。罗懋登字澄之，明万历间人，生平不详。也是根据序文，这部书成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郑和下西洋，前后七次，历二十八年，足迹遍于南洋群岛，远至东非，声势浩大，后来成为民间传说的中心，不仅在国内，而且在海外都有传播，在这里就不多谈了。
要谈的是书的序文中声明，这部书是有感于万历年间的东事起而作的。所谓东事，是有具体所指的，就是万历二十年至二十六年的日本侵略朝鲜、明朝援朝之战，那是日本的第一次侵朝战争，也是中朝第一次联合反侵略战争。这场明朝援朝御倭之战，朝鲜称为壬辰、丁酉之战，日本称为文禄、庆长之役，是一场关系中、朝、日三国，规模空前的国际战争，也是西方东来以后，东亚国际关系发生重要变化的一个标志。虽然战争是以中朝胜利、日本失败而告终，但是这场战争也暴露了明朝的许多问题，国事危急，朝廷无能，文官爱钱，武官怕死等等。这引起社会上如罗懋登这样的普通人的忧虑和激愤，所以他才要以小说形式宣扬郑和下西洋。无独有偶，这部小说见知于世是在晚清。向达先生认为是学者俞樾的功劳。因为俞樾在他的《春在堂随笔》中说郑和的事迹“赫然在人耳目间”，可见由于当时国事衰微，郑和的事迹再次引起国人关注，就是俞樾这样的著名经学家也因此注意到了这部小说，并且他注意到这部小说序言所说的 “寓思古伤今之意，抒忧时感事之忱”的含义，也动了“思古伤今”之情，不禁“三复其文”，为之长太息。可谓明了此书所作真谛了。也因此，他称此书有过于《封神榜》和《西游记》，评价很高。后来向达先生也不仅以小说来看待它，认为它是以《瀛涯胜览》为主要材料写成，可以校正《瀛涯胜览》一书。赵景琛先生把它与《瀛涯胜览》、《星搓胜览》等史籍详细对照，充分说明了小说是根据史籍写出来的，不少地方可以补史之缺。
现在回头来说一下这部书的图，每回有图二幅。专家认为“颇为古雅”，不是俗手所绘的。这里面的图有大量的郑和形象出现，这是明朝人画出来的郑和形象。不仅如此，书里还 3
有关于郑和形象的描述。这里我讲一段插话。福建长乐漳港镇仙岐村有一座显应宫（又称大王宫），是清光绪年间因海啸而沙埋在地下的，直到1992年福州修建长乐国际机场才偶然出土。当时由福建省博物馆考古部与福州市文物考古队联合发掘，发表了《长乐漳港大王宫遗址清理简报》。显应宫地宫中共有5个神台，供奉有大王和夫人、临水夫人、马将军、天妃和巡海大臣（神）5组神像，计有50多尊彩泥塑像。其中位于前殿左侧神台上的，是根据民间传说定名的一组“巡海大臣（神）” 彩塑，共有10尊，与前殿右侧的天妃彩塑组群置于完全平行地位，颇为引人注目。
要了解“巡海大臣（神）”彩塑到底是何方神明，关键是对为首的塑像进行考定。这组彩塑居中是一男性，高100公分，坐姿，他显然是这组神像中的主体塑像。塑像面如满月，表情慈善祥和，坐姿优雅端庄，身穿红色圆领袍服，胸前、两袖均有贴金纹饰，左手置于膝上，右手扶在腰间所束带上，脚下是一双皂色靴子。那么，这尊主体塑像是否是郑和？我就是从这部小说入手的。书中第四六回《元帅亲进女儿国 南军悮饮子母水》，详细描绘了郑和的衣着装扮：“头上戴一顶嵌金三山帽，身上穿一领簇新蟒龙袍，腰里系一条玲珑白玉带，脚下穿一双文武皂朝靴”。再将第二十一回《软水洋换将硬水 吸铁岭借下天兵》的插图所绘，与上述记载相对照，就可得到一个完整的郑和形象了。那么，再将《西洋记》中的记载和图像与显应宫的巡海大臣（神）塑像比照，可以说是吻合的。有人会说小说家言，是否可作为依据？我认为实际上民间宫观所祀的神像，本来大都来自里巷传说或者小说、戏剧中的形象，比如关帝庙中关羽塑像就是根据《三国演义》中描绘的形象造型的，是一个典型例子。显应宫塑像的造型也不例外。这就给我们认为显应宫“巡海大臣（神）” 彩塑组群提供了一条有力的证据。
下面再简略谈谈七块碑。先说明一下，这里所说的是主要有关郑和的七块。谈的是哪几块呢？是以下的：云南昆阳《故马公墓志铭》，太仓刘家港天妃宫《通番事迹碑》、福建长乐《天妃之神灵应记》，泉州《回教先贤墓郑和行香碑》、西安清静寺《重修清净寺碑》、《南京静海寺残碑》、还有斯里兰卡《郑和布施碑》，这些都是有关郑和的直接文物，极为珍贵。
《故马公墓志铭》，是郑和父亲马哈只墓志铭。 由明礼部尚书、左春坊大学士李至刚撰，碑阴附郑和题记。 碑在郑和故里云南昆阳。郑和父曾去麦加朝圣，因此尊称哈只。他生于元至正四年（1344年），卒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永乐三年（1405年），即第一次下西洋的前夕，郑和请礼部尚书、大学士李至刚撰写碑文。至郑和故里——云南昆阳州刻石立碑。永乐九年（1411年），郑和在第四次下西洋前不久，回乡祭扫。碑阴刻有“马氏第二子太监郑和，奉命于永乐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到于祖宗坟茔追荐，至十二月吉日回还。记耳。”清末发现。
《通番事迹碑》，原立于江苏太仓刘家港天妃宫壁内，早已下落不明，但碑文在明人钱谷《吴都文粹续集》中得以保存。刘家港是郑和出海之处，天妃宫气魄宏伟，建筑面积为600多平方米。此碑是郑和第七次下西洋时到天妃官朝拜祭祀时所勒石立的碑，详细记载了七次下西洋的时间和事迹。
《天妃灵应之记碑》，郑和第七次下西洋，于福建长乐南山重修天妃行宫和兴建三清宝殿，并曾撰立“天妃之神灵应记”碑，其碑详细记载了郑和七下西洋的往返年月和七下西洋的主要事迹，与太仓刘家港之《通番事迹碑》碑记基本相同，可互为参证。这块碑刻是目前国内仅存完好的郑和下西洋最珍贵的遗物。
《郑和行香碑》，又称泉州灵山回教先贤墓行香碑。是在泉州伊斯兰教圣墓留有的郑和行香石刻一块，碑文是楷书红字，上刻碑文是：“钦差总兵太监郑和前往西洋忽鲁谟斯等国公干。永乐十五年五月十六日于此行香，望灵圣庇佑。镇抚蒲和日记立”。这可以说明郑和曾在下西洋前到泉州圣墓行香。蒲和日又名蒲日和，是蒲寿庚的侄子，蒲家原为回回巨商， 4
蒲寿庚任宋元管理海外贸易的市舶使达几十年之久。蒲和日继承家族遗风，在永乐十五年（1417年）郑和第五次下西洋时随之出使，因功加封为泉州卫镇抚，为此立碑记。
《重修清净寺碑》，是在陕西西安清静寺。清静寺是西安名寺，建于唐代。洪武十七年(1384年)尚书铁铉修，永乐十一年（1413年）郑和重修。《重修清静寺碑》记：永乐十一年四月，太监郑和奉敕差往西域天方国，道出陕西，求所以通译国语可佐信使者，乃得本寺掌教哈三，此后，精通阿拉伯语的哈三随郑和参加了第四次下西洋。回国后，经过郑和重修的清静寺成为“巍然奇观”。
《南京静海寺残碑》，原藏南京静海寺内，残碑曾有拓片，从残存部分可以看到的内容记载了永乐三年、七年的下西洋事迹。特别是提到“驾乘二千料海船”。静海寺是专门为郑和下西洋建造的佛寺，建于永乐年间。史籍中记寺中有郑和下西洋带回的西府海棠。
《郑和布施碑》，此碑先藏在斯里兰卡科伦坡博物馆。是郑和第二次下西洋在锡兰山（今斯里兰卡）佛寺所立石碑。1911年斯里兰卡发现。碑用汉、泰米尔和波斯文刻成。永乐七年（1409年）郑和第二次下西洋，船队到当地佛寺行香，向该寺布施香礼金一千钱，银五千钱，各色绵丝十匹，各色绢丝五十匹，织金丝纱丝宝幡四对，铜香炉五个，花瓶五对，烛台五对，漆金香盒五个，蜡烛十对，香十柱。碑文记载了永乐皇帝对佛陀的敬仰之情。
这部分的内容讲完了，我想说，就是通过以上讲到的，以及还有许多在这里没有讲到的其他珍贵史籍和文物的保存，有关郑和下西洋的事迹留传了下来，关于郑和下西洋的知识传递了下来。
三、
郑和下西洋给我们留下了许多谜，就是郑和本人也有不少的谜，但是因为时间关系，我在这里只能选择来讲三个有关下西洋的谜，前面两个困扰了我们近百年了，后面的一个没有那么久，也许不是一个谜，但是它却使我们对郑和下西洋更多的思考。
（一）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什么?
美国女作家李露华(Louise Levathes)为她1994年出版的关于郑和下西洋的书，取名为WhenChina Ruled the Seas,可以译为“当中国称霸海上”。在古代中国乃至世界航海史上，郑和下西洋都是最令人瞩目的事件之一。我们可以想一想，郑和先后七次率领规模庞大的船队，扬帆远航，历时28年之久，经历亚非三、四十个国家和地区，确实是一桩“盛事”。那么这样的远航，它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换句话说，为什么要下西洋？对此从明清以来一直就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
1、 是不是有“踪迹建文”的神秘使命？
清初张廷玉等《明史·郑和传》里，说明成祖，也就是永乐皇帝怀疑建文帝流亡海外，欲踪迹之。由此看明史的纂修者．把到海外跟踪询查惠帝，看作是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在清朝各种史著里，也多认为“踪迹建文”是郑和下西洋主要目的之一。在傅维鳞《明书》(清顺治年问)、康熙年间万斯同主持编纂的《明史列传》、王鸿绪《明文稿》都有相同的说法。但是，在明人有关著述中，却多不持这种说法。实际上，我们知道明太祖朱元璋死后，因为他的长子早已病死，由皇太孙朱允炆即位，就是建文帝。他鉴于诸王兵权过重，尾大不掉，决心削藩。当时的燕王朱棣起兵“靖难”，一直打到了南京，结果是宫中火起，建文帝的下落一说自焚死，一说从地道出亡了。明朝有关于建文帝出亡后活动于西南等地的传说。于是，永乐皇帝派胡滢以寻张三丰为名, 追寻建文帝的行踪。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还朝复命,带回建文帝不想复位的可靠消息, 朱棣立即解建文朝之禁,恢复建文朝大臣的田产。但郑和下西洋留下的历史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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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自从《明史》有了这种郑和出洋追踪建文帝的说法以后，也就出现不少因袭此说的。如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也说郑和下西洋是“以探寻朱允炆踪迹为首”。
2、是为了“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吗？
《明史·郑和传》里，在“踪迹建文”之后，接着就说“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梁启超据此在他的《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中指出，朱棣以雄主野心，想通过这一壮举扬威海外，达到震慑与笼络海外诸国来朝受封的目的。此后有学者把下西洋的动机说成只是“耀兵异域”，别无他意。认为朱棣是篡位，自知“夺嫡”声名不佳，派遣郑和出洋耀武异域，提高国际威望，使万国来朝，安抚或镇压逃到沿海岛屿和海外的不愿与他合作的臣民，不失为巩固统治的愿望。
3、是为了牵制帖木儿帝国吗？
15世纪初，帖木儿帝国崛起于中亚，永乐二年(1404年)十一月，帖木儿调兵数十万准备东征中国，但在永乐三年(1405年)二月就死于途中，同年六月朱棣派遣郑和第一次出使，有学者提出是想联络印度等国，抄袭贴木儿帝国的后方，牵制东侵。也就是说下西洋是从海路配合解决帖木儿帝国东侵问题。
4、是以经济目的为主吗？
有关下西洋是以政治，还是以经济为主的讨论，最早出现在上个世纪30年代。吴晗撰长文全面论述中国与南洋的关系，重心是在下西洋与南洋的贸易联系，提出下西洋目的以经济为主的观点，而许道龄、李晋华等学者则认为不然，以为是以政治目的为主，宣扬国威，综迹建文等；持不同观点双方在顾颉刚主编的《禹贡》上发表论文讨论一年多，最终以童书业的有贸易性质的论文结束。此后，主要是为扩大海外贸易，以此增加财源的经济目的的说法一直存在。争议也一直持续至今。
5、是为了建立广泛的国际友好关系吗？
很多学者论述下西洋是实施明初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由此出发，评价郑和下西洋是友好使者，下西洋极大地发展了与亚非国家友谊和经济联系，取得了巨大成就。也有学者提出中国是宗主国，与各国是宗番关系，郑和出使中有军事活动，不能简单称为和平使者。
6、前后分期，目的是不同的吗？
也许是为了综合各个因素，有学者提出了郑和前三次下西洋主要是政治需要，是为了和东南亚．南亚沿海诸国建立一种国际和平局势，树立明王朝的声威，附带解决“疑惠帝亡海外”的问题；后四次主要是与更远的亚非国家和地区发展经济交流关系，并认为在发展国际贸易方面，郑和使团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但是，政治和经济有可能截然分割吗？紧接着的问题是：这样的说法有助于解决问题吗？
（二）郑和的“宝船”究竟有多大?
郑和七次访问亚非各国，船队中的大海船称作宝船，那么，大型宝船究竟有多大？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至今是一个谜。
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管劲丞首次对《明史》记载中“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提出了疑问，认为尺度太大了，不可思议，并根据郑鹤声发现的静海寺残碑，提出船是二千料的观点。
根据马欢《瀛涯胜览》、顾起元《客座赘语》、罗懋登《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明史·郑和传》等史籍记载：宝船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有学者根据明代度量衡，估算大型宝船长度约合151．8米，宽61．6米，这么大的船，从事造船史研究的专家，推算出“宝船”排水量约3万吨，比现代的万吨轮还要大。认为在古代要造这祥大的船，难以置信。上海交通大学杨槱教授认为，从航海与造船角度分析．长44丈、宽18丈，这种长度与宽度之 6
比过小，不适于航行与操纵，因而推断史籍记载有误。
1957年，南京市下关三汉河附近中保村龙江船厂遗址，出土了长11．07米的巨型舵杆．是铁力木制作的。专家从巨舵杆长度和结构分析．这样的舵秆上安装的舵叶高度为6、35米，装有这样巨船舵的船长度．应在48丈到56丈之间．因此，巨舵杆有可能就是用于宝船的。
现在，一方面，重史料证据的史学界，认为马欢是跟随郑和下西洋的当时人，他的记载是可信的；而同时也随着下过西洋的巩珍，在他所撰的《西洋番国志》中记载：宝船的帆舵等“非二三百人莫能举动。”由此我们也可推知，郑和宝船是非常巨大的。另一方面，科技界学者有持疑的。因此，郑和下西洋的宝船究竞有多大，还有待考古文物的新发现，才能解开这个谜。
（三）郑和远航的终极地是在哪里？
说到这个问题，直到上个世纪末，本来已经不是一个问题，或者说史学界已不把它看成一个问题了。因为中国史籍中的资料早已经向我们表明，下西洋的终点是在东非海岸。这是多年来公认的历史定论。可是，2002年3月15日，英国人加文·孟席斯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发表了他的新观点：中国航海家郑和的船队比哥伦布早72年到达美洲大陆，还可能比麦哲伦早一个世纪进行了环球航行。同年10月底，孟席斯出版了专著《1421：中国人发现世界的一年》，详细论述了他的主要观点：美洲新大陆不是欧洲人发现的，欧洲首批探险家都携带着标明目的地的美洲新大陆的海图启航，从15世纪初到哥伦布等人探险前, 只可能是规模巨大的中国郑和船队到过美洲新大陆，做过环球航行，具有绘制这些世界地图的基础，从而他提出 1421年中国人发现了世界。我刚才说我们是重历史证据的，我们曾希望他为他的观点提供证据，那么他也提出了大量的所谓证据，却都不能得到证实，因为在他的观点中充满了想象的成分。近来有学者从阿拉伯和葡萄牙史料出发，说明孟席斯说的海图并不存在，并且对郑和下西洋所到的比剌和孙剌地点，进行了再次探讨，认为下西洋终点是在莫桑比克和索发拉，也就是东非海岸。这一研究对孟席斯提出的观点，做出了回应。
但是，孟席斯也使我们有了更多的思考。明朝派郑和下西洋的初衷是“招来远人朝贡”，那么远至何处？有无终极目标？明宣德皇帝有诗云“朝廷怀远须均及，使者敷恩合褊过，莫惮驱驰向辽远，张骞犹说到天河”，从明朝皇帝的大一统天下观看，郑和船队“怀远”的航行并无终极目标，既是携带海图向既定目标的航行，也是向未知目标的探险航行。
四、
核对中西历史记载，不难发现，撇开西方先进的光环，东西方的航海同样是国家行为，从统治者对世界的好奇心和对异域物品的寻求来看，航行也并无本质区别，区别就在于有无海外领土的占有欲，并将这种占有欲与后来发生的资本主义联系了起来。15世纪东西方向海洋的探索，都与移民开发相联系，不过方式大不相同，一是和平的，另一是暴力的。
东西方的航海是在完全不同的历史背景和地理条件下进行的各具特色的航海活动，但同样是人类走向海洋的大无畏探索和开拓行为。美国学者王国斌提出，中西比较应有双向的评价标准。这意味着平等的比较和客观的评价。东西方自古所走的是不同的发展道路，这一历史事实在15世纪通过航海而凸显了出来：存在两种航海模式。从双方的角度来考虑和比较，以双向的标准来评价，才能避免失之偏颇。
东西方航海遥相呼应，是人类历史发展不断扩大交往过程中的重大事件，对于促进东西方汇合发挥了积极的历史作用。虽然双方背景不同、条件不同，但是人类为了认识外界而走向海洋的愿望是相同的，这是人类进步的必由之路。东西方航海模式存在共性：同是人类通过海洋认识外界、走向世界的过程。郑和时代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之一，客观评价人类发展史上的两种航海模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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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航海的历史意义，就会认识到在西方的航海之外，存在另一种模式的航海，另一种古代国际关系的模式。换句话说，15世纪存在两种海洋开拓模式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人类交往模式。中国航海的和平稳定发展模式，与西方的暴力掠夺发展模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是我们从东西方航海比较中得出的合乎逻辑的结论。
郑和所代表的具有自身鲜明特色的东方航海活动，是一种开拓精神的产物，无论从目的、性质和后果来看，都是毫不逊色于西方的。客观地比较，而不是时间错位地将18世纪中叶以后的欧洲经验和观念置于15~16世纪东方历史场景中，15世纪这一海洋的世纪，包含了东西方向海洋的开拓历程，出现了两种航海模式，都为人类发展史做出了重要贡献。正是东西方向海洋的不断探索，最终使人类汇合在一个整体世界之中。
最后，郑和研究已经突破了国界，走向了世界，不仅是中国史上的重大课题，也是世界史乃至人类发展史上的重大课题。郑和下西洋是中外关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外关系史的特征就在于一半是中国史，一半是世界史，因此我们的研究要走向世界，是很正常的。明代中国的世界形象，是在下西洋范例中对照出来，得到了世界公认。郑和航海所体现的和平秩序与合作发展的主题，不正是我们今天国际社会所需要的吗？就此意义上说，我们对郑和的纪念，具有寻求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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