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2月28日发(作者：)
关于晚清的“旧学”与“新学”
王 先 明
晚清时期，新学与旧学几乎成为一种价值判断，为时人所看重，从而也成为后世探究历史的一个重要视点。然何为新学、旧学？却言人人殊。笔者认为，新学与旧学作为相互对立的一对范畴，主要是立足于时代性的一种判定，而不是立足于中外民族意义上的推定。发表于1904年的《新旧篇》比较清晰地论述了“新与旧”的关系及其区别：
今无新何自立？立乎旧。旧何自立？立乎新。以其有此新，故知彼其自此旧，故知彼为新。……旧固为新之母，而旧亦不得不母新。所谓新者，特形于旧而显其幻象耳；所谓旧者，亦复如是。呜呼！新耶旧耶，一物而已，妄而别而等之，不通孰甚！
1[1卷下.p850]
一“新学”乃相对于“旧学”而言，通过对“旧学”这个参照系的认识，可以使我们更确准地理解“新学”的含义。其实，所谓“旧学”是一个相对概念，对于乾嘉汉学而言，理学则被视为旧学，如梁启超概括清代学术思潮变化状况时说：“„„其犹为旧学（理学）坚守残垒，效死勿去者，则有孙奇逢、李中孚、陆世仪等，而其学风由明而渐返于宋。”2其后，随着汉学发展日趋琐碎，重倡宋学的呼声又趋上升，由此构成清代学术文化史上的汉宋之争的学派兴落现象。但是，随着鸦片战争引发的社会生活的剧变和西学的输入，传统的汉学、宋学均无法应对现实社会问题，一同成为不切时务的旧学。旧学是以时代需求以及学术文化在现实社会中的地位为主要参照的一个相对性概念。
相对于“新学”而言，旧学是指远离现实社会生活需求和发展趋向的学术文化，梁启超将之归纳为整个清代的“学问”，它的范围不仅包括清代的经学、小学、音韵学、校注古籍、辨伪书、辑佚书、史学、方志学、地理学、谱牒学，还包括了清代的自然科学成就，如历算学及其他科学和乐曲学等。3[p177-364]刘禺生在《世载堂杂忆》中将清代的学术文化划分为四个部分：
按有清一代，经史、词章、训诂、考订各种有用之学，名家蔚起，冠绝前朝，皆从事学问，而不事举业。凡得科名者，未必有学问，而有学问者亦可得科名，或学优而仕，或仕优而学，学问不为举业所限制……[p13]4
这与曾国藩曾说的义理、考据、词章、经济四类学问也不完全一致。有人对张之洞《劝学篇》所述中学也概括为四部分，即经学、史学、理学、诸子学，认为“以上四端，中学粗具。” [p64] 虽然人们对于旧学内容构成上的认识有所出入，但在总体上对于判定旧学的标准却是基本一致的，即“务实学”还是“务虚文”。因此，从中西学对比上看，中国旧学的特征主要是“流于虚文”，如何树龄的《论实学》所说：5
泰西之国岂天国耶？泰西之人岂天人耶？头同圆也，足同方也，趾同五也，肢同四也，心思之慧才力之雄相为伯仲，而强弱之形，盛衰之势判若天渊者何哉？务实学不务实学故耶。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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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振兴新学的举措就应该是“轻帖括重格致，贱词华贵物理，兔园狗曲皆易为经济之林，此在下者之变学也。”2[p58]
由此而言，清代旧学之弊不等于整个中学之弊，而旧学的消亡也并非仅仅由于西学冲击的外因所致，实根源于旧学自身之痼疾；务“实学”与否，是衡量新旧学的基本标准，而这一标准的立足点并不在于“西学”。梁启超所讲“清学以提倡一‘实’字而盛，以不能贯彻一‘实’字而衰”[p58]的认识,也是当时人们的共识。如此，旧学的主要内容及其特征也就显而易见了：7 2
其一，旧学指以科举八股为基础而形成的学术文化体系。“泰西取士之法，设有数科，虽国戚亦与考试。”[p203]而中国自唐宋以后，盛行科举，取士专尚制艺，上以此求，下以此应，将一生有用之精力，尽消磨于八股五言之中。其结果是，“上自国计民生，下至人情、风俗及兵、刑、钱、谷等事，素非所习，猝膺民社，措治无从，皆因仕学两歧，致言行不逮也。”以至于“欲求一洞识时事，兼习中西者，实难其人。”旧学何所指？意见也不尽一致，在张之洞看来旧学与新学的不同主要就是科举与学堂之不同。8[二.p28-29]科举当然是“中学”的制度化内容，却不是其全部内容。在康有为、梁启超看来，旧学的范围比张之洞所言要广。《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回忆了康氏二十一岁前大力从事攻《周礼》、《仪礼》、《尔雅》、《说文》、《水经注》等学以及考据诸学后，忽有顿悟：“思考据家著书满屋如戴东原，究复何用？因弃之而私心好求安心立命之所。”于是为学路径毅然改变：“舍弃考据帖括之学，专意养心，„„以经世天下为志，则时时取《周礼王制》、《天下郡国利病书》、《读史方舆记要》”精研仰思，并“渐收西学之书”。9[四p115]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概括旧学内容为：（一）正统学派，即考证学；（二）金石学；（三）元史及西北地理学；（四）诸子学；（五）桐城古文派及宋学，“所谓旧学的形势，大略如此。” [p122]虽然康、梁的旧学和范围比张之洞的旧学要宽泛许多，但也不能说这种“旧学”就是中学的全部内容，因为它并没有包括康有为特别推崇的“陆王心学”、“诸子学”和梁启超所折服的“经世之学”和明清之际的“历算学”等。72
然而，在变革旧学的问题上，康、梁也同样把废科举兴学堂作为了首要之图。这不仅与张之洞的认识相同，事实上也与当时社会舆论相一致。梁启超认为：“中国学风之坏，至本朝而极，而距今十年，又末流也。学者一无所志，一无所知，惟利禄之是慕，惟帖括之是学。”9[四.p12]之所以如此，概由于八股所致，“学术界最大的障碍物，自然是八股。八股和一切学问都不相容，而科学为尤甚。”2[p111]
甲午战争以后，举国风气为之剧变，“废科举弃旧学”的呼声几乎成为朝野上下救亡图存的共识。人们认为“旧学”之弊主要就是科举八股之弊，其要害是“虚”而无用，“新学”即学堂的根本是“实”而致用。所以“改科举，兴学校，”“轻帖括，重格致，贱词华，贵物理，兔园狗曲易为经济之林，”10就成为废旧学兴新学的社会共识；科举八股被认为是
“天下最无补最无用”
[三.p130]的当废之旧学。9
其二，旧学是指以宋学、汉学为主兼及词章一类，脱离现实社会生活的“虚文”之学。无论是以讲求义理为特征的宋学，还是以考证训诂为擅长的汉学，其研究对象均限于古人 2
经卷，而远离现实社会生活的需求。“夫天下之政，则天下之学而已矣。学与政合，学兴而政亦成；学与政分，学坏而政亦败。„„而吾国之为学也，耗思于文艺一门，其从政也，疲神于例案数卷，即此二者已属不相附丽之端，况事变遭逢创亘古之所无？”11近代社会结构的变动和新的生活领域的开拓，新的社会分工的出现和新的社会危机的产生，形成了对于人才知识体系更新的要求。无论是以科举为目标的学制体系，还是以汉学宋学为范围的知识体系，都不能适应以“实用”为特征的技术人才和社会变革人才为目标的时代要求，旧学“或空谈讲学，或溺于词章，既皆无裨实用。”12[卷九.文教部九.书院]对于现实社会需求而言，宋学体现的“明人不读书的空谈”与汉学体现的“清人专读书的空谈”，皆属不切时宜的旧学。“今各国通商华洋杂处，事变难知，岂制艺之工，吟咏之富，其能折冲樽俎乎？抑能决胜疆场乎？”[卷八.文教部八.学校]时代先于学术文化的变动，“学”与“时”之间的巨大矛盾，就构成中学必然发生实质性变革的内因。“社会日复杂，应治之学日多，学者断不能如清儒之专研古典”。[P87]213
因而，晚清时期的所谓旧学，是特指以科举八股为制度内容，以汉学、宋学、词章学为知识内容的与时代发展相脱节的陈旧的学术文化体系。“固知处今而谈，不独破坏人才之八股宜除，与凡宋学、汉学、词章小道，皆宜且束高阁也。”[三.P64] “今日之世界，竞争剧烈之世界也，善争者存，不善争者亡，善争者生，不善争者死。争之道有之：兵战也、商战也、学战也。而兵战、商战，其事可本于学战。”1[1卷上.P389]然“旧学”却无法适应竞争时代的要求。与西学相比，旧学不能适应时代需求的原因有二：一是所学与所用不相符。“中国所学不与行事相符，而野蛮不通之教法，又不论学者性质之所近而强人以就己；惟教者为理学则强人理学，为考据词章则强人考据词章”，“西人有普通学，凡人之所日用者也；有专门学，就人性之所近以成其所长者也”。[1卷上.P388]二是旧学“其知识皆从文字得来，”而“今之教育，专尚实验，其知识即从实验得来。” “古之学者日以智，今之学者日以愚；古之学者由音释训诂之微渐臻于诗书礼乐广大高明之域，今之学者琐琐章句至老死不休。”14[卷一.文教部一.学术]所以，在晚清新学家眼里，旧学非但没有西学中适应社会分工的专业技术知识内容，而且也完全失落了中学传统的精神主旨。“不宁惟是，中国孔子之教，历数千载，„„今试问缀学之子，能诵其文，言其义者，几何人也。何也？科举所不用也。”9[四.p484]从学制层面上对比，张之洞将新学与旧学之优劣概括为：“科举文字每多剽窃，学堂功课务在实修；科举只凭一日之短长，学务必尽累年之研究；科举但取词章，其品谊无从考见，学堂兼重行，其心术尤可灼知。”15[二册.奏议六十一.P28]所以，清代旧学已经沦入“凡所谓儒者，皆奴隶之学也。„„是则世俗之所谓中学者，固不可以谓之学，而特为倒孔孟之招牌者也”1[一卷上.P389]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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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社会生活和时代发展的旧学非但无益，而且有三大害：“一曰锢智慧，二曰坏心术，三曰滋游手。”[三.P62]因而，随着世纪之交新学的形成和体制的建立，中学从此由旧学蜕变为新学，从而在基本内容和框架上完成了学术文化形态由传统到近代的历史更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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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学的兴起宣告了旧学的终结，但旧学的历史命运却并不完全取决于新学，而取决于旧学自身的传统知识体系与近代社会生活变动之间的巨大矛盾。学术文化之间的相互渗透、相互作用，各种学术文化因子和内容的不断汲取、扬弃和整合，学术文化形态的演化、兴替，是远比政治、经济变迁更为复杂也更为深邃的历史过程。几乎还在近代新学狂热猛进的势头上，以挽救和倡导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为旗帜的“国学”或“国粹”主张，就已经开始潜滋暗长，并很快形成一股社会思潮，成为20世纪之初中国学术文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现象。
在中国历史上，国学最早的确切含义是指国家一级的学校。近代所谓的国学，“其概念在清末与二三十年代曾几度引起争论，终因界定含糊，分歧太大，无法统一。”但也大致有其特定的指称对象和范畴，“一种有代表性的意见是：相对于新学指旧学，相对于西学指中学。引申而言，即中国传统学术。”可见，清末国学的兴起与新学的发展不无联系。16
近代国学的兴起始于1902年梁启超谋创的《国学报》，到1905年间逐步形成一股保全国学、弘扬国粹的学术流派。其后，在辛亥革命时期国粹主义思潮推动下，日渐高涨，到民初（20_30年代）随着“国学教育和研究机构竞相设立，不仅青年后学踊跃投考，还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专门杂志和出版社纷纷出台，一些报刊则特辟国学专栏，以论文、专著、教科书和丛书的形式发表了大量国学论著，”由此形成国学研究的鼎盛期。一定意义上看，国学无疑是相对于新学而起的一种学术文化思潮，这在1907年张之洞倡导设立的“存古学堂”中就包含了这层意思：16
……盖西学之才智技能日新不已，而中国之文字经史万古不磨，新故相资，方为
万全无弊。若中国之经史废，则中国之道德废，中国之文理词章废，则中国之经史
废，国文既无，而欲望国势之强，人才之盛，不其难乎？……总期多致心力于中国经
史词章之学，庶国文永存不废，可资补救学堂之所不足，而又略兼科学以开其普通知
识，俾不致流为迂拘偏执，为谈新学者所诟病。15[二册.创立存古学堂堂折.p147]
在清末民初新学已经取代旧学而居于社会主导地位之际，国学思潮的兴起却不是“旧学”的回潮，也“并非传统学术的简单延续，而是中国学术在近代西学影响下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渡形态。”16
首先，国学虽然是与新学相对应的一种学术思潮，但却不是新学的对立物，国学家们也并不一味地反对新学。“俟新学盛行，以中国固有之学，互相比较，互相竞争，而旧学之真精神乃愈出，真道理乃益明，届时而发挥之，彼新学者或弃或取，或招或拒，或调和 4
或并行，固在我不在人也。”17[P292-293]
国学的兴起无疑饱浸着“欧风东渐，国学几灭，著者抱亡学亡国之惧”18的复兴传统文化的忧患意识，但这种忧患却并不构成与新学的对立。当然，对于新学本身，国学家们也有过程度不同的指斥：“以前是受到科举的障害，功名利禄、词章帖括把士人引入歧途。现今是受到新学的障害”，“新学者，亦利禄之途也，而其名为高。”因而，科举时代昌明绝学倒还比较容易，而在“新学溃裂时代”，由于“含种种混杂之原因”，“国学必至于不兴”，所以“亡中国者必新学也”。 19但是，国学家并不认为这种敝害源于新学自身的知识体系，而实在是人们以业科举之方法业新学所致：“夫新学果何罪？而学者不知所以为学，以至亡人国。”所以，新学与国学并不对立，“新学则固与国学有比例为损益之用，非词章帖括之全属废料者比。”国学与新学绝非旧学与新学一样，处于完全对立的境地，而是可以相辅相成共生共进的学术，“真新学者，未有不能与国学相挈合者也。”“今之言 国学者，不可不兼合新识。”20
其次，国学派与旧学派不同，他们不是清王朝制度的维护者，而是坚持激烈的反满立场。旧学派固守“卫道复古，是为着维护清王朝君主专制制度和既有的宗法秩序，排拒引进资本主义文明成果；而国粹派之提倡国学，却不是针对资本主义文明成果而发的，他们主张‘反本以言国粹’，不是为保护清朝政权提供论据，而是为彻底推翻清朝统治制造舆论。”19国学思潮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排满革命倾向，提倡“标民族之宏义，发神州之鸿秘”。“虽21注重旧学，而实寓种族革命思想。”[P131]借国学而引伸民族精神，以国粹而发扬爱国主义，是当时反清革命运动中一个十分突出的思想倾向。
其三，国学与旧学不同，并不表现为对孔孟的迷信，以此与坚守旧道统的顽固派相区别。对此，章太炎明确指出：“为甚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这个历史，是就广义说的，其中可以分为三项：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
制度，三是人物事迹。”22[p276]章太炎的《订孔》篇，不但对孔子学说作出批评性的分析，而且认为中国历来尊孔抑荀，遂造成中国“名辨坏，故言淆；进取失，故业堕”的恶果。邓实则将国学的范围扩大到诸子之学、汉学和宋学，并不以孔孟为神圣。所以，国学本身反孔的思想倾向也是明显的。国学并不等于旧学。 三
历史表明，从鸦片战争以来半个多世纪里，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大势一直是沿着学习西方的方向运行的；而且“师夷长技”始终构成进步之士救亡图存的最主要的手段。然而，20世纪初年国学思潮的兴起却表现出学术文化的历史性转向，由以学习西方为主旨转向了以提倡国学，保存国粹为主要目标。这当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历史动向。这种学术文化潮流的变向，是否预示了已经成为主导地位的新学的历史命运呢？
至少，国学的兴起与新学发展的偏向不无关系。历经风敲雨打的新学，在清末学制改革中赢得了制度性胜利，从而在知识体系和制度体系上取代了旧学的地位。“今日振兴之策，首在育人才，育人才，则必新学术，新学术，则必改科举，设学堂，立学会，建藏书楼。” 5
9[三.p134]问题是，新学发展的结果与人们寄予的厚望相去甚远，其主要表现是：
第一，以大量输入西学和搬用西方词语为手段的新学，难免形成学术文化发展方向上的“欧化”倾向，从而疏离了民族学术文化的根性，这在民族危亡时代必然引起学术救亡和文化复兴的民族情感的涌动。
新学形成于20世纪初年，而西学的大规模输入也适在此时。据计，从1900年至1911年，中国通过日文、英文、法文共译各种西书至少有1599种，年均译书达145种，译书量占晚清100年译书总数的69.8%，超过此前90年中国译书总数的两倍。随着西学的广泛传播，“目不暇接的新名词，令学术界、出版界面目一新。„„没有清末西学的大批涌入，没有那一时期的新名词的大爆炸，日后的新文化运动是很难想象的。”[P1314]可以说，新学的形成一定程度上就是西学输入的结果。而新名词的充斥滥用事实上也成为新学的表征。据说某官员在呈文中就使用了“公民”一词，致使多年推行新学的张之洞读后大怒，“裂稿抵地”。这大概也是张之洞学术重心前后略有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胡思敬记载说，张“见新学猖狂，颇有悔心”，但对于新学、新政“既提倡于先，不能尽反于前议，袖手嗟叹而己。”2423[第１辑.P301]
对此，梁启超总结说：“清末三四十年间，清代特产之考证学，虽然依然有相当的部分进步，而学界活力之中枢，已经移到‘外来思想之吸受 ’。一时元气虽极旺盛，然而有两种大毛病：一是混乱，二是肤浅。直到现在，还是一样。”[p125]2
第二，在新学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中，“外来之新思想”尚未能真正扎根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土壤之中，从而完成中学与西学的整合。如此，在现实生活中难免出现“新学之士”对“国学”的全然隔膜甚至盲目反对的现象。“自义和团动乱以来，包括政府官员、知识界、绅士以及商人在内的人士，几乎普遍地确认，向西方学习是十分必要的，反对西式教育的人几乎不见了。”25[P164]风起云涌的西学及其无选择地向初兴的近代新学的渗透，遂引起“中学日益成为旧学的代名词，被视为无用之物” 16的误导。在各大城市书肆中，旧籍已十分鲜见，有人记述：
吾曩以壬寅走京师，当丧乱之后，士夫若梦初醒，汲汲谈新学倡学堂，窃喜墨守之习之由是而化也……欲求一国初以前之书于市肆中学，几几不可得。比来海上风会所至，乃益灿然。26
由此而形成一种 “弃国学若弁髦”1[二卷下.P631]的极端倾向。国学家认为，国学是养育民族精神和传延中华文明的学术文化之精华，但这种精华“彼嬴秦蒙古所不能亡者，竟亡于教育普兴之世，不亦大可哀邪！故国学之厄，未有甚于今日者也。”1[二卷下.P631] 国学之兴，正是面对传统学术文化危机而采取的救亡对策，“欧风东渐，国学几灭，著者抱亡学亡国之惧”， 18故奋起倡明国学，以“维学风，救国家”。理性意义上，国学并不扮演旧学的角色构成对于近代新学的否定力量；但文化救亡的民族情感却使国学家们一定程度上将“道敝文丧”的责任归咎于新学：
今也不然，科举废矣，代科举而兴者新学也。……业新学者，以科举之道业之， 6
其蔽害与科举等。……前之业科举者，不敢排斥国学；而今之业新学者，竟敢诋国学为当废绝。1[二卷上P498-499]
将“国学亡”完全推诿于新学，即“亡中国者必新学也”的偏激之论当然不会被社会所认同，实际上也并不为提倡国学者们完全认同，但它却表明近代新学本身及其发展方向上所具有的重大偏失。
新学是鸦片战争以来“学习西方”这一主潮的历史性结果。在“‘无选择的’输入外国学说，且力谋中国过去善良思想之复活” 2[P24]的新学创立活动 中，也形成了新学与生俱来的缺陷：
其一，对于西学汲取，没有做到精审、系统和全面，反而流入了“稗贩、笼统、肤浅、错误诸弊”[P80]丛生的困境。这是新学形成过程中“最大不幸者一事焉，盖西洋留学生殆全体未尝参加于此运动。运动之原动力及其中坚，乃在不通西洋语言文字之人。”2[P80]在近代新学的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的创建过程中，无论是康、梁，都具有着深厚扎实的“旧学”根底，也有着对于西学的渴求和追求，但他们自己却不懂西学，只能借助于江南制造局和传教士们的译书，获取有限的并不系统的西学知识。真正精通西学的留学生和擅长西方学说的人们，却较少投身于新学的创建活动。郑振铎在《梁任公先生》的回忆中说： 2
我常常觉得很奇怪：中国懂得欧西文字的人及明白欧西学说的专家都不算少，然而除了严复、马建忠等寥寥可数的几位之外，其他的人每都无声无息过去了，一点也没有什么表现；反是几位不十分懂得西文或专门学问的人如林琴南、梁任公他们，倒有许许多多的成绩，真未免有点太放弃自己的责任了。……即使林、梁他们有什么隔膜错误的地方，我们还忍去责备他们么？[p7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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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通西洋语言文字之人”作为创建新学术文化的中坚力量，遂使新学“运动垂二十年，
卒不能得一健实之基础，旋起旋落，为社会所轻。”2[P80]
其二，新学的创建具有强烈的“功利性”，而缺少了一种求真求是以学术为目的精神，使学术本身变成了手段。以猎取功名为手段的科举八股本是旧学的致命之弊，但新学体系确立后，却仍然不免以新学为谋取功名手段的“障害”。不仅仅是国学家们有“业新学者，以科举之道业之，其害自与科举等”1[二卷上.p499]的认识，一生致力于新学活动的梁启超也认为“学校一变名之科举，而新学亦一变质之八股。学子之求学者，其什中八九，动机已不纯洁，用为‘敲门砖’，过时则抛之而已。”令人遗憾的是，“晚清之新学家，欲求其如先辈具有‘为经学而治经学’之精神者，渺不可得”，所以梁启超的结论是：“而一切所谓‘新学家’者，其所以失败，更有一种根源，曰不以学问为目的而以为手段”。2[P80]
其三，新学未能形成一个相对稳定和成熟的体系，并以此成为规范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模式。在旧学基本废弃，新学未立的20世纪之初，新学的建构成为当务之急，但是，晚清的新学发展方向和力量整合呈分散状态，没能构成相对统一的合力。除了张之洞以及清政 7
府围绕学制改革的新学建设外，据梁启超粗略划分，其时新思想之中心就有四支：即康、梁“输入外国学说，且力谋中国过去善良思想之复活”为一支；章太炎“专倡种族革命，同时也想把考证学引到新方向”为二支；严复“专翻译英国功利主义派书籍，成一家之言”为三支；孙中山等“提倡社会主义，以他为最先”为四支。四支力量各有宗旨，也各有自己追求的方向，“各自发展他自己个性，始终没有什么合作。要之，清末思想界，不能不推他们为重镇。好的坏的影响，他们都要平分功罪。”[P125]晚清时期，正处于旧学消亡，新学未成的文化失范时代，由此形成了人心的无所适从和社会运行方向上的不明确性。这既是过渡时代的特点，也是近代新学不成熟的表现。2
传统中学的经世之学是晚清新学的历史起点。嘉道以后流行的所谓“经世之学”之提出，是藉以区别其它三种学问----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的具有强烈的“用世”精神及现实功利性的新学风，“它是希望以外在的政治和文化力量以求达到儒家所谓‘治平’的理想。”但是，它所具有的功效理性态度，即“讲究经验观察，接受经验教训，同时并多多少少以成本功效或利润之计算为处理业务的原则”,29便作为既成的学术品性，构成传统中学走向新学的内在特性。“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下进行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P478]282930
新学是在救亡图存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将新学作为救亡手段是时代提出的要求，这一“功利性”特征，通过近代新学的历史起点＿＿即经世之学所具有的对于实用价值的高度重视，进一步得到了强化，从而制约了一个新的学术文化在精神价值方面的目标的实现。新学是极不成熟和极不成型的过渡性学术文化体系，它的出现意味着传承数千年的旧学体系的衰亡，却不能宣告一个成熟的新学时代的到来。“光、宣之交，只能谓清学衰落期，并新思想启蒙之名，亦未敢轻许也。”2[P80] 因而，当1923年梁启超回顾这段历史时，非常客观地为近代新学做出了一个定评：
我们闹新学闹了几十年，试问科学界可曾有一两件算得世界的发明，艺术家可曾
有一两种供得世界的赏玩，出版界可曾有一两部充得世界的著述？哎，只好等第三期
以后看怎么样罢。[P835]
论文提要：
新学与旧学的交相兴替，代表了晚清时期文化演变的基本走向。随着新学知识体系的形成和体制的建立，传统中学在基本内容和框架上完成了由旧学向新学的历史更替。20世纪初年国学思潮的兴起表现出学术文化的历史性转向，由以学习西方为主旨转向了以提倡国学为主要目标。这种学术文化潮流的变向，与新学发展的偏向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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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晚清 新学 旧学
On the New Learning and Old Learning during later Qing dynasty
Abstract: The historical changes from the Old Learning to the
New Learning embody a basic trend of academic cultural
development during later Qing dynasty. With the formation of
system of knowledge and the systematized contents of New
Learning,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Learning is completed its
transformation from Old Learning to New Learning between
content and form.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here is an ideal
tend of Ancient Learning (Guo Xue) and it signifies a new
transformation from learning from Western to promoting Ancient
Learning. Perhaps the transformation is due to the erroneous
tendency of development of New Learning.
Key words: Later Qing dynasty ,New Learning and Old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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