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2月28日发(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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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教案发生的历史背景
本年正月，总理衙门出台《传教章程》。
上年天津教案结案之后，曾国藩入京痛陈：近来各处滋事，均由教堂、教民欺压百姓，教士庇护教民，教堂纵容教士，官府无力管制而造成，朝廷应及时严格议定传教章程，用以规范西洋各国在中国的传教行为。清廷于是命总理衙门大臣文祥、沈桂芬议定《传教章程》。
十九日，总理衙门将《传教章程》节略本分送在京各国公使。各国均表示反对，对《章程》置之不理。
《传教章程》的出炉，是清廷希望一劳永逸彻底解决“教案毒瘤”最主动的一次尝试。其无疾而终，实为近代以来中外文化、理念冲突调和无望的隐喻——自1860年代以后，“教案”纷起，反馈到庙堂高层，则是晚清脆弱、混沌的外交体制不断遭受冲击，清廷一次次被拖入不平等条约的泥潭。
《传教章程》遭西方各国一致拒绝
总理衙门拟定的《传教章程》主要内容有八条，如下：
1、外国育婴堂一概裁撤。如必欲设堂，则只许收奉教者之儿．且必报官立案。
2、中国妇女不准进入教堂。外国修女也不准在中国传教。
3、传教士当服从中国法律、风俗，不得自立门户。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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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不可僭越权柄及凌辱民众。
4、法律施行中国人照中国例，外国人照西例。以服民心。
5、传教士往何省传教，须办护照。不得暗赴他省或将护照转给他人。所过关卡一切应纳税，货不得私自携带。
6、传教士收人入教，须先细访其人有无作恶犯律之事，当收方收之，进教后所为不法者即逐出教外。
7、传教士不可干名犯义，擅用关防印信送递照会。
8、传教士不得任凭私意，致侵平民，以免启衅。
章程发布后，遭到各国政府一致拒绝。“欧洲各国不甚嘉纳，意谓中间所指教士劣迹无据非真，且谓总署所见得一失二，偏而不该”，因此，“皆置不理”。
譬如，美国驻华公使镂斐迪声称：对清政府的几点章程几乎没有必要回答，因为它们似乎只与罗马天主教士有关，美国的新教传教士从未被指控干涉诉讼。镂斐迪还指责章程第二条是
“最不明智的”，因为允许妇女入教表明“妇女地位的提高．是西方国家的光荣。如果清帝国希望扬名于西方的话，这样的政策是最不明智的”。
德使李福斯的意见比较强硬，直言”贵王大臣所拟八条，本大臣想大约难以皆按所拟而行，内中不免有应更改之处”，而且认为，如果接受总理衙门的《传教章程》，则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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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同于是“不令天主教在中国传教”。
传教士们对章程的反应也相当激烈。譬如英国传教士杨格非即认为：要求进入内地的传教士服从中国法律的用意，是相当阴险的，因为“中国人完全清楚，在这种条件下，没有传教士敢进入内地。进入内地不仅愚蠢而且是自杀行为。成为中国的臣民就意味着在几乎没有任何形式审判的情况下，遭受监禁、严刑拷打和处死。”
但是，清廷出台的《章程》毕竟是有其特殊的针对性的。美国传教士斐来尔也承认：“官方通报中直接提出或暗指的某些重要指控并非完空没有事实依据”，但同时又担心如果按照清廷的规定来传教，则“传教士和中国信徒必然遭受很多磨难，甚至可能无法逃脱帝国各地的残酷迫害”。
总税务司赫德的告诫应该是最中肯的。赫德认为，“福音”若想在中国迅速传播，就要避免干预中国司法，他说道：“信仰基督教的教徒并没有改变他是一个中国的属民，而应像其他一切中国的属民一样，必须继续遵守他的国家的法律并且服从他的国家法庭的裁判。传教士只是一个传教士而已，而且必须把他自己限定在传教工作上，尽力避免有干预诉讼和妨碍中国官吏的任何行动的意味。只有坚持这个原则而信守不渝，那么地方绅民、各省官吏和中央政府的仇视才能消除。”
乡民“非理性”是拒绝《传教章程》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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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章程》的无疾而终，是一件极为遗憾的事情。
整个晚清史中，“教案”对政局走向所产生的影响，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远远超出其他类型事件——晚清教案始于1842年北京教案，结束于1911年陕西长武教案，连绵70年，与整个晚清相始终，其持续时间之久，是同期其他事件所望尘莫及的，其产生的外交纠纷数
量，也是同期其他事件所无法比拟的。
在拒绝《传教章程》的理由中，有一点尤为值得关注，即西方各国对中国民众“非理性”的担忧，各国公使均提及：章程中所谈到的“挖眼剖心”等不实谣言在中国民众当中有极大的市场，如果接受《传教章程》，则无法保障传教士们的人身安全。
这一”理由”是否充分?
后世学人与舆论论及教案，也必然谈及民众对谣言的盲从，譬如天津教案、义和团运动中均曾广泛流传的“挖眼剖心制药”之说。但是，谣言绝非晚清教案爆发的真正导火索，一个有力的反证就是：作为中西交冲最前线的开埠城市，上海市井中所流传关于洋教和传教士的流言远远多于乡村社会，但是，上海却并没有因为谣言而发生过教案。
真正的关键不在于谣言，而在于：中国近代以来的教案，绝大部分都发生在乡村地区。
——和佛教、道教有所不同，近代基督教对中国乡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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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社会缺乏尊重。其实，这种缺乏尊重，早在明朝利玛窦时代就已存在，利玛窦曾赞叹南京城和北京城的宏伟壮丽，但却哀叹所有中国人的精神堕落于罪恶的邪教。近代的传教士同样怀有这样一种“精神傲慢”。只不过，在利玛窦的时代，明王朝的物质文明远非欧洲那些脏水横流的逼仄“帝都”所能媲美，所以，利马窦也就不得不先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归化了儒教的“儒士”，以此获取在明帝国的立足之地；而到了晚清时代，东西方国力形势的逆转，使得新时代的传教士们已完全不必再像前辈利玛窦一样以“谄媚儒教”的方式去寻求东方帝国的“归化”，那种源自文化傲慢的“拯救欲”，可以毫不掩饰地在清帝国的乡村社会中畅意表达。
但是，尽管整个国家陷入了大变局，但19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仍未解体，其由儒家伦理演化而来的底层社会制控、自治能力仍旧相当强大。教会势力怀抱着彻底改造之梦闯入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其遭遇强烈抵制，是必然的事情。
教会对传统乡村社会秩序的冲击体现在诸多方面。譬如：这些既无功名，亦无地位的教民，只要拿着主教的名片，就可以去求见地方长官，而地方官惧予教会的影响，常常不得不予以接见。1862年，川督骆秉章曾致函总理衙门说，习教之人，“恃法国为其教主，常有赴衙门
求见，干预公事。拒之则在外喧嚷，接见则日不暇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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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譬如：教民可以抗拒缴纳迎神赛会份钱。迎神赛会是彼时城乡，尤其是乡村社会生活中一件大事，具有祈福、娱乐、商贸集会等多种功能。举办迎神赛会需要一定的费用，通常由村民凑集。是彼时村民们的一项常规开支。洋教传人后，教民们以缴纳迎神赛会与教义不合为由，拒绝交纳此费，并得到了教会的支持。从教会的角度看，自然有其道理，但放置到教民所生活的乡村中，却显然是对传统乡村社会自治规则的挑战，何况很多教民不缴纳份钱，却照看迎
神赛会不误。
更严重的是：教民们还可以拒绝加入团练和保甲。举办团练是当时地方上一项极为重要的公务，关系到一乡一地的安危存亡。团练最初主要是为了防卫地方免遭匪患，后来功能逐渐扩大，担负起了乡村社会的救济、教化等事务，如经理社仓，义仓，兴立乡校、义学等，成为晚清最重要的基层社会管理机构。教民们拒绝参与此项公务，不交纳团费，不参与操练，这就等同于逃离个人义务，彻底不认可既有的乡村基层秩序。自然不能获得其他乡民的认可。
诉讼特权，是教民与普通乡民最大的冲突。1882年，巴州平民魏宗仁，因其族侄魏绍龙向其索要清明会钱，发生口角厮打，闹到去州城打官司，魏宗仁暂时住在教民郑含魁的店里。郑含魁即指点他“诈称教民”，并保证如此必然胜诉。再如1864年四川灌县的戴高氏案。教民戴高氏骗赖了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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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张洪彦弟兄租谷两年之久，不但不交租，反而将张洪伦杀死，将张洪俊戳伤。而官府判决则是：所欠租谷，全部归属戴高氏，不必偿还。而从前所交的押租银，张氏兄弟则须全数退还给戴高氏。
乡民们对这些疏离甚至反叛传统乡村秩序的教民，往往一致采取排斥态度。譬如：1878年，江北厅教民杨岐山宣布悔教，理由是杨原来以做轿子为生，入教之后，再没有人请他做轿子，杨难以糊口，只得悔教。
更激烈的排斥手段则是教案。晚清以来教案频发的原因已经有很多总结，但最关键的因素则很少被提及，当年的传教士们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所面对的，并不是某一两个或者某一群具体的“愚氓”，而是一整个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乡村自治体系。换句话说，乡民们手持农具和火把冲向教堂的时候，其针对的，并不是基督教本身，更不是传教士本身，而针对的是那些传统乡村社会的“逆子”——那些拒不缴纳迎神赛会份钱，却又照看迎神赛会不误者；那些拒不参加团练与保甲，却又生活在团练与保甲的福利之下者；以及那些借教民身份在乡村“法治”中制造不公者??至于那些“割眼挖心”的谣言，不过是激发冲突升级的契机而已，仅仅是契机而已。每一场教案背后，乡民们都有自己明确的利益逻辑，将教案归因
于乡民们的“愚昧”，是不符合史实的——所有的文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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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冲突背后，都是利益冲突。
唯如此，如下历史现象才可能获得解释：
自近代基督教进入中国，始终遭受着势同水火的排拒，民间教案一触即发，民、教仇恨越积越深，直至酿成声势浩大的义和团运动。但诡异的是，义和团刚刚被镇压下去，二十世纪初就成了基督教大发展的黄金时期，教徒数量直线上升，大规模的教案迅速减少。
有统计数据可以支撑这个诡异的现象：从1901年到1910年，仅仅十年，天主教徒从原来的七十万人激增至一百三十万人，几乎增加一倍；到1918年，天主教徒已增加到约一百九十万人。而基督新教到1904年，从1901年的八万人增加到十三万人，到1914年已发展至二十五万人，到1918年已增至三十五万人。”
何以如此？
原因并不复杂：清末新政，导致国家权力的迅速扩大，进而迅速侵蚀了乡村传统的社会结构。尤其是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得乡绅集团迅速无可挽回地没落，乡村知识分子为了个人出路，迅速选择向城市转移。乡村社会精英迅速流失的结果，是传统的乡村自治体系迅速瓦解，尤其是传统乡村社会赈灾、救济功能严重丧失——正如云南省的统计数据所反映：云南基督新教的迅速壮大开始于辛亥革命之后，确切地说，是利用了乡村在灾荒中丧失了赈济能力的契机，由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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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主办赈灾活动，进而吸收了大量教民。
结语：乡民们的选择始终符合利益逻辑
今人习惯于谈论近代民众在东西方交流冲突中的“无理性行为”，尤喜强调其“盲目排外”。这是个相当恶劣的逻辑惯性，尤其是在晚清教案如此重大的历史命题中，更不宜如此轻率地归因于民众的“无理性”。实际上，无论是入教，还是反教，乡民们的行为背后，都有其特殊的理性在驱动。
回顾过去，展望2010年的高考历史试题的走向
2009年的高考历史试题各具特色，值得我们去体味和研究，本文选取江苏、海南、广东、福建、山东五省历史卷高考试题。通过对这五省试题特点的分析，进而回顾过去的命题经验和命题特点，研究其共有的规律性，从而展望2010年高考历史试题的走向，有利于我们根据教学实际制定备考方案和策略，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09高考历史试题特点分析
试题的命题顺序一般是先国内后国外，先古代后现代，体现以我为主，以外为辅的原则。我们以五省区的试卷来看，就不难发现其中的这一特点。如
1、江苏卷：主要考点由古到今，由内到外，涉及到古代政治制度中的宗法制、三省六部制；近代民主革命中的太平天国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抗日战争；希腊的民主制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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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英国代议制及多极化格局等内容。《历史上的重大改革回眸》考查王安石等对科举考试的改革。总体来说，考查的是历史学科的主体知识，体现了源于课本又高于课本的理念。在试题呈现方式上，其重要的特点就是注重新材料和新情境的创设。必修一占31分，其中选择题7题21分，改革回眸部分占10分。选考比例适当， 政治史内容略有减少。第25题考王安石变法，材料角度有新意，提供了同时代的范仲淹、苏轼、司马光对科举改革的不同看法，即有全盘赞同，全面反对，也有区别对待，让考生据此进行判断，有较强的说服力，体现了新课改的理念，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海南卷：主要考点涉及古代政治制度中的礼乐制、刺史制、君权与相权矛盾；近代史上鸦片战争、新时期中国的外交战略、伯利克里改革、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美国内战、冷战政策和舒曼计划等内容。本卷最大的特点是非选择题部分选取了“晚清教案”这一全新的材料情境，要求学生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对晚清教案发生的历史背景及内容予以评价，能力要求很高，突破了现有教材的内容，无疑是个很大的突破，为今后命题留下很大的余地。此外，本卷十分注重考查知识间的内在联系，如看待改革与吏治的关系。必修一占40分，选取的比例相对较大，其中选择题11题22分，非选择题1题10分，改革回眸部分占8分。
3、广东卷： 广东卷包括历史单科卷和文科基础能力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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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卷，试题设计独特有深度。考点内容涉及广泛，涵盖丞相制、君主专制下的特例、近代的责任内阁制、鸦片战争和马关条约、抗日战争、陕廿宁边区宪法 和1954年宪法、三中全会、新中国初期的外交政策、罗马法、科学共产主义、欧盟和当代世界政治格局等内容，非选择题所给的设问明确，有较大的回答空间，非常适合中等以上学生的自由发问和思考。
4、福建卷：主要考点有历史纪年法、五四运动、抗日战争、过渡时期、十月革命、20世纪70年代美国外交政策的调整。其中必修一28分，选考题15分。考点所涉及的均为学科主干知识，体现对政治文明的高度关注和现实性。试题大多以材料方式呈现，注意对课程主体知识和学生实践经验的必要依托，选考题蕴含政体变革等有现实意义的政治文明话题，有较强的时代感。同时注意糅合学科知识渗透如“东渡黄河”参透了地理常识，很有新意。
5、山东卷：注重主干知识，试题难易适中。试题涉及的知识点都是历史主干知识和基础知识，所考查的宗法制、实业救国、工业文明的时代特征、日本全面侵华、改革开放、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明治维新和戊戌变法等，都是重要的基础知识，没有冷、偏、细、难的知识。主观题的设问指向明确，抛弃了去年那种陷阱式的设问。不避社会热点，凸显时代气息。如从周年庆祝的角度，考查了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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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诺曼底登陆等热点，从而引导学生关注现实、关注社会热点，具有鲜明的导向性，较好的发挥了史学的社会功能，凸显了浓郁的时代气息。
试卷结构合理，能力立意突出。非选择题重在文化史和政治史，尤其是文化史，使政治、
经济和文化史、中国史和世界史的考察比例相对适中，试卷结构更加合理。试题材料形式丰富多彩，有小说、楹联、报纸、图表、古文献等，较好的提供了新材料，创设了新情景，有利于考察学生处面对各种史料解读和获取信息、调动和运用知识、描述和阐释事物以及论证和探讨问题的能力，也体现了对探究性学习和研究性学习的考查，有利于新课程目标的落实、有利于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化，有利于培养适应时代需要的各类人才。突出区域历史，彰显齐鲁特色。
注意命题的重点热点和未涉及的盲点冷点
从五省的试卷命题内容来看，必修一命题重点热点依旧是学科内的主干知识和学科间知识的迁移、运用，给出的新材料，提供的新情境为试题的主要呈现方式。值得注意的是选修题对学生的答题能力有较大的要求。从命题的集中区域看，主要集中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的宗法制、三省六部制、丞相制、监察制度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鸦片战争、抗日战争及近现代法律文献及新中国的外交政策；世界古代史方面：希腊的民主制度、罗马法、近代英德代议制、美国外交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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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调整、欧盟建立及多极化的世界政治格局等等。选修题涉及政治文明话题，且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发散性思维命题，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和针对性。取材集中在11世纪中期的北宋社会危机，超出课文表述的内容，因此在高三复习中应适当增加补充鲜活材料，同时加强对中西相关知识的在机联系，这可能仍旧是今后高考新的命题导向。
相对而言，必修一教材基本未涉及或较少涉及的盲点冷点命题区域有新中国初期的人民代表大会三大政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和政治协商制度、民主政治的挫折和新时期的民主政治建设、古希腊民主政治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得失分析，海峡两岸关系，世界近现代史上的科学共产主义诞生、第一国际和巴黎公社、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等内容。非选择题命题主要集中在晚清中国近代史上人民反抗斗争和道路探索、抗日战争等内容，世界史部分仅涉及英国政坛危机处理等内容，命题区域空间较大。
二、2010年高考历史命题的展望
1、考查基础知识的基调不变，突出主干知识，不回避热点，加大考查面
从新课标五省区考卷的模块分布对比看，各省在考查知识的重点方面差异较大，但各省考查的知识内容明显倾向于必修三的内容。对思想史内容考查的比重较大，而对科技文化史的考查相对少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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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从知识的覆盖面看，广东卷、海南和山东卷比较均衡，福建卷在专题一的知识考查比例偏大，覆盖面较小。因此对知识的考查热点和盲点要重新梳理一下，对没有考查过的内容适当关注一下尤为必要。通过引导学生对主干知识的识记和梳理，进一步巩固基础知识。
突出主干知识要从整体上强调对学科主干知识的把握。如09年福建卷第38题要求学生清楚地知道某一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所处的历史时期的基本特征，通过基本特征推理判断，找到答案09年广东卷的 题体现了较高的能力要求，而且具有开放性.
09年的试题在主干知识的考查中体现出，以考纲知识要求为载体，试题信息量大、史料运用能力要求明显提高。新课程五省区09年考题的突出变化在于选择题，考查内容立足于教材主干知识，但几乎不再出现直接设问的问题，多以材料加问题的形式出现。同时，在材料的选择上突出“新材料，新情境”，强调与现实生活和社会发展的联系。如，09年山东卷第12题，福建卷的第23题，考查均为教材主干知识点，但题目没有直接以教材知识的形式出现。
2、考查学生综合应用能力，命题设计体现深刻的思想内涵，体现现实性，
新课程历史教学倡导注重现实，贴近生活，以史为鉴，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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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学生通过对历史事件的考查，对同类历史事件的联系的归纳，找寻历史的规律性，从而在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规避现实社会中的风险。通过学习，使学生形成以历史服务现实的问题意识，将历史学习内化为增长人生经验，增强社会意识的过程。但历史学科的既往性又使得社会时事热点反映在历史试卷中，往往只能是隐性存在。如09年山东卷第27题的问题设计，从考查的历史规律看，不难发现这道题探讨的是传统文化对当今社会发展的关系以及文化传承等问题。这些主题不仅反映了思想史模块的课标要求，而且也充分体现了近年来我国重视弘扬传统文化的文化政策，是一道典型考综合能力的隐性热点题。
3、开放性试题有可能适度增加，突出学生创新意识和自由发挥
纵览2009考卷的另一突出之处为开放性试题的增加。开放性历史的试卷设计是上海卷的一贯特色，随着新课程走向深入，考纲在原有“文字表达”这一含糊的要求的基础上对该能力指标作了大幅调整，“论证和探讨问题”以及其后的三条具体要求，使得该项能力的要求在试卷上更具可操作性。09年山东卷27题关于人文知识和科技知识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有人认为前者重要，有人认为后者重要，结合史实谈谈你的观点。广东卷26题的上述各组的结论，哪些是不能从材料直接推导出来的？你认为应补充怎样的材料或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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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修改成怎样的结论，才能使结论与材料相符？30题第问福利制度产生以来，反对与支持的立场始终并存。请分别为两种立场各找两个理由，并加以论证。江苏卷22题据材料一、三，不同学者在婚姻自由度问题上的视角分别是什么?我们应如何全面认识这一问题?等等。试题渗透新课程理念，彰显探究性、开放性试题的特性，注重考查学生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考查学生历史学习的过程与方法方面的基本能力，由过去的知识性学习向方法性学习转变，考查学生个性化学习和研究性学习的学习效果。据此推断，未来的2010年高考历史试题中会出现一些给学生更大自由空间的试题，突出学生的创新意识和想象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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