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2月19日发(作者：)
价值重构:中国传播研究主体性探寻□ [加拿大]赵月枝 胡智锋
【期刊名称】现代传播
【年(卷),期】2011(000)002
【总页数】9
时 间:2010年12月27日下午
地 点:中国传媒大学5号楼本刊会议室
对话人:赵月枝 加拿大西门菲莎大学教授、全球传播政治经济学加拿大国家特聘教授、中国传媒大学 “长江学者”讲座教授
胡智锋 中国传媒大学文科科研处处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代传播》主编、中国传媒大学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整理者:张志华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讲师
【编者按】 本文为中国传媒大学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胡智锋与 “长江学者”讲座教授赵月枝关于中国传播研究的学术对话。在本次对话中,两位长江学者在全球视野下围绕中国传播研究的现状、问题、特征及发展趋势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不少一针见血、启人深思的理念与观念。
胡智锋:今天两位长江学者要做一番关于中国传媒学术的对话①。一位是在中国传媒大学前身北京广播学院毕业,现在世界知名的华人传播学者赵月枝教授,一位是本人,与中国的传媒一起成长,做中国传媒研究的本土学者。我们两位,恰好成为了有中国传媒大学背景的两位 “长江学者”。
赵月枝:我很高兴有机会跟国内的学者做深度交流。
胡智锋:我们对传媒大学 “长江学者”人才工程用这种方式来做纪念,更重要的
是,从国际视角和本土视角,我们怎么看待中国传媒学术的现状和问题,在全球视野当中,中国传播学术的地位、经验、现状和发展的可能性。同时,这个对话也是
《现代传播》名刊工程中的一个亮点,我们始终以推动传媒学术为己任。用对话的方式来激发出学者对传媒学术发展提出比较客观的看法。
众声喧哗与价值危机
胡智锋:与中国社会一样,中国的传媒正经历一个超速的发展,带来的传媒剧变以及传媒学术剧变也是始料未及。
按照传统做法,我们会做很多理性推演,要做调查,用科学的方法来选择对象,细细揣摩,沉下来,再经过若干年的积累,慢慢形成一个观点,一种说法。而现在,传媒学术和传媒的变化速度一样快,很多事情感觉来不及,你还没有确定好方向,新的潮流又来了。无论是世界的变化、中国的变化、传媒的变化、传媒学术的变化,都非常匆忙。在这种匆忙当中,整个传播学界都出现一个众声喧哗的状态,也出现了一个失语的状态。
原来可能会有潮流引领者,会有权威和跟随者,形成所谓流派、学派,但是现在越来越难了,都匆匆忙忙。很多种方法、很多论文、很多著作,汗牛充栋,但是你又感觉似乎没有说清楚。
赵月枝:其实,众声喧哗和失语的背后,是危机。国内传播学是在当年新闻学的基础上嫁接西方、尤其是美国实证主义传播学而繁衍的,我们当年新闻学的基础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改革开放以后,尤其经过 80年代 “新启蒙”、告别革命,当年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面临危机。记得当年在学校,我们一方面批判资产阶级新闻虚伪性,但是一方面又把《纽约时报》当作标杆,把客观性当作我们的目标,认为我们的媒体是宣传,而他们是客观的。
胡智锋:是专业主义。
赵月枝:当年的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被我们自己认为是僵化、教条,没有说服力。同时,我们引进了以美国主流传播理论及其实证主义研究方法。虽然实证主义本身好像不考虑价值层面的东西,是科学的,但实际上,它隐含的理论前提是美国自由主义的价值体系。如霍尔所论,实证方法所假定(assume)的价值观,即美国在战后五六十年代的 “冷战”意识形态,是不被讨论的一种 “共识”。用这样的意识形态共识来理解刚才您说的中国现在千变万化的传播现象,的确力不从心。
我们面临的境况是,首先,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不能解释改革开放的一些新发展,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实证主义研究方法所假定的理论框架,面对中国的现实又力不从心,这导致我们当下的危机。与此同时,我们确实也引进各种西方批判理论,但是西方批判理论从法兰克福学派到后现代也有其具体的语境,我们怎么样把它们跟中国的现实结合,也是一个挑战。
胡智锋:刚才您提到一个问题,就是怎么看我们的理论武器。理论武器后面是价值观,没有价值体系的支撑,就没有核心。
赵月枝:没错,任何理论与方法后面都有一套价值观。被我们认为是主流的美国的实证研究,它假定“二战”后美国社会比较稳定,没有剧烈转型,更没有大规模的社会冲突,基本价值已经被承认,没什么可讨论了,他们是在这个基础上来做实证研究的。当然,“越战”和美国国内民权运动的崛起很快暴露了这种前提价值假定的迷思和霸权性质。中国这三十年经历了这么巨大的宏观转型,我们自己的价值观还在形成过程中。当我们不问价值盲目套用别人的理论与方法时,就把别人隐含的价值有意无意地给假定了。
胡智锋:作为西方对中国影响比较大的有三个理论资源,第一个是马克思主义新闻
观,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它的理论武器。从德国古典基础衍生出科学社会主义,经过了列宁和斯大林,经过了毛泽东,支撑它的价值观是革命价值观。
赵月枝:反封建和反帝反殖反资一起进行。
胡智锋:通过革命来寻求人类解放。这套东西我们拿过来,结合了中国的新闻实践,衍生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像党性、人民性。革命的价值观与党性、人民性这一整套的范式是一个对应关系。
第二个理论资源自由主义和实证又是另一种范式。自由主义对应的是实证方法,它的价值观是自由主义和现代化理论。欧洲经过资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扩张,资产阶级财富大量积累并遇到危机,刚才您提到,“二战”后欧美社会比较稳定,允许不同的主张来为稳固它的社会状态做研究。
赵月枝:只能说是在自由多元主义(liberal pluralism)意识形态里面的不同社会主张,不可能多元到让共产主义者掌握话语权。经过两次大战后,社会比较平稳,自由多元主义成了 “共识”,在这个前提下来推行实证研究,仿佛社会意识形态问题解决了,可以隐而不谈。
胡智锋:当我们在学习和引进一种西方的研究方法时,我们更多看到技术层面的问题,而忽略了理论来源、深层次的价值观问题,如果缺了这个深层次的理解,我们的方法论就是缺乏生命力的。根深才能叶茂,不见得非要去把西方树根挖过来栽到中国,这是徒劳的。中国经验告诉我们,真正的培植还要在自己的国土上,要根据自己的土壤和环境,来栽种植被。
赵月枝:就这棵树本身,我要追问,它是充满生机的希望之树还是千疮百孔的病树?西方资本主义早在马克思时代就已经展示了它的危机,它的矛盾。资本主义到了
现在,它的不可持续性应该说是不言而喻。我们甚至还要进一步追问:这是一棵为人类遮风挡雨的庇荫之树,还是流着毒汁、结出战争恶果的灾难之树?
胡智锋:是要打一个问号。
赵月枝:更要打一个叹号!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要创新。这个创新不仅是为中国自己,而且是为人类未来。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到现在陷入债务危机的欧元区 “笨猪五国”②,到生态危机,西方自己也在寻求出路。事实上,自从 《共产党宣言》问世以来,就已经不再是资本主义能否持续的问题,而是应该有什么样新的制度来替代它。现在,这个问题更迫切了。
胡智锋:第三个理论资源是后来西方的批判学派,它是建构在资本主义后期,对从现代到后现代转型过程出现的种种弊端进行的自我反思、自我批判,形成改良主义这一整套理论,它的价值观是改造的。
赵月枝:马克思主义在欧洲产生,它的传播在政治地理上有两条线。一条红线到了现已成为历史的苏联和目前还宣称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另外,在西方内部也有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解放话语在世界上分了两支,一支以 20世纪的苏联革命和中国革命为主导,在不发达国家形成与革命相关的理论与实践。在媒体领域,这体现为党报理论与实践;另一支,西方知识界把马克思主义思想延续了下来。从法兰克福学派到后结构主义以及与之相关的“自主马克思主义”等流派,“西马”思想体系比较复杂。如果改良成了政治诉求,这部分是因为,如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所示,“西马”学者所在的西方国家处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可以通过强权和国际劳动分工剥削边缘国家及其人民的位置,阶级冲突没有到暴力革命的地步。但是,“西马”传统在西方语境内一直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的愿景。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解放价值诉求,在西方和东
方都有表达,只是表达方式不同。
讲到东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中国的模式跟苏联的不同之处。政治学者林春就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其追求解放的实践中,在不断探寻与苏联国家社会主义不一样的东西,就是群众参与。具体到媒体制度,从群众办报思想到大字报实践,都体现了激进的群众参与思想。
胡智锋:我们探讨价值观的问题,就是为今天中国的传媒学术正本清源。我们要清楚在中国自身发展进程当中,我们的新闻传播实践和理论中,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理念其实是一以贯之的,体现在我们的传媒实践中,特别是群众性、人民性,具体包括群众参与的方式,这实际上是反科层、反专制、反精英主义的。
中心与边缘,霸权与挑战
胡智锋:我多次说过,对任何一个媒介来说,收视率和广告收益可能是重要的,是它所谓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但是,我始终强调一句话,态度决定一切③,也就是说价值观是最根本。如果一个媒体没有一种核心价值来支撑,它就失去了方向和目标,再好的技术也无能为力。对传媒学术也一样,如果没有一个核心价值去支撑,用什么样的方法可能就是奇技淫巧,就不可能充满着激情,也不可能沉淀于理性。你的学术是缺乏活力的,只是为了完成一篇报告、一个项目,为了得到更多学术资源,而不是带着长远的设想真正去解决问题,没有一种价值观去支撑你做这样的学术。
赵月枝:我比您更激进一点,不是没有价值观,而是有意无意、甚至稀里糊涂认同了别人的价值观。因为任何一种理论和方法背后都有价值观,所以,即使你不去讨论价值观,也会通过理论框架和方法的选择把其背后的价值观有意无意给带进来。结果却是橘逾淮为枳,不仅浪费资源,而且南辕北辙。
胡智锋:比如说 “后学”,这些年我们引进若干个 “后”,似乎很时尚,但是慢慢发
现其实我们引进的某一种学说,可能就是某一个学者他个人的视角,也未必在西方学术主流中得到广泛认同,或者也未必见得就如何。很有可能因为一个偶然机缘被我们碰到,就奉为神明。
赵月枝:这说明我们不自信,老是问什么是西方主流。某种理论可能在西方不是主流,我倒不担心,只要这一理论立得住。刚开始被认为异端的东西有可能代表未来的走向。如果我们承认中国在开拓一个新的社会形式,我们是在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那我们为什么非得迎合西方主流?为什么西方主流就应该是我们的主流?为什么明明知道西方那个模式建立在过去的殖民扩张和现在的美帝国体系之上,我们还要跟西方主流结合?
所以,“是不是西方主流”这个问题本身就体现了我们没有自主性,没有主体意识。
胡智锋:中国的传媒学术界有两个现象特别有意思,一个是所谓 “理论”,一个是
“国际化”。只要说到理论,特别是传播学,就认为中国没有理论。比如说学生做论文,根据中国传媒的实践,花了大力气做了一个经验的梳理,会有人问,你的理论呢?如果你的博士论文里头没有西方的传播理论,那就不是理论。这个现象很普遍。非西方不理论,中国自己总结出来的不是理论。第二是 “国际化”。中国是不是跟国际接轨,就拿美国和欧洲作参照,再看看我们中国,结论必然是如此落后、如此差劲。
这是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在我们研究方法和价值观里,其实有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就是对我们自己本民族、本土的成就经验的漠视、不自信,包括对我们自身的新闻传播、广播电视研究的经验梳理。
赵月枝:因为我们把自己的经验放在割裂的西方理论中,认为西方有理论,我们只能提供经验,好像理论就姓西。
胡智锋:我们自己要建立自己的知识范式。
赵月枝:我们习惯去承认西方知识的普遍性,再把中国经验放在里边。实际上任何一套知识体系都是以本地为基础的,包括中国革命和建设在内,任何社会运动和社会实践都有不同知识,都有不同理论资源,而不是西方就是理论,中国只提供经验。这点我本人也一直在抗争。有学者说,我有这套有关资本逻辑的普遍理论,赵,你来提供中国的例子,我说对不起,不是这么回事,资本主义逻辑跟中国社会结构有个磨合的过程(mediation)。不能把资本逻辑抽象出来,把它本质化,然后说中国只提供经验。
胡智锋:中国只能做例子,知识体系和范式都是西方的。
赵月枝:这本身就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一种表达,把西方当作是普遍主义的。
胡智锋:而且这种问题在中国知识界,特别是传媒学术界很普遍,因为传播学我们更多的是引进,我们已经习惯了认可 “全球知识本地实践”,有意无意就把自己给矮了三截。
赵月枝:这是话语霸权的集中表现。那你怎么赶超,即使出版更多的文章又如何?再多,也是人家的框架。所以要反思以西方为中心的知识论,也就是认识论。什么是知识,谁的知识,不同知识体系之间的权力关系如何,我们自己要反思清楚。像您刚才说的,当我们有意无意认为西方有理论、我们有经验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就永远不是这个游戏中的平等玩家了。
胡智锋:我们已经上了圈套。
赵月枝:对。再举个例子,几天前我在国内讲课,讲到中国 “走出去”的时候,我说
“走出去”很重要,但是还有一个 “谁的声音走出去”的问题,比如 《英雄》这部电影是 “走出去”了,但我认为“走出去”的是秦始皇的视野,孟姜女的视野
并没有“走出去”。课后,马上就有学生反问,美国有吗?可问题是,如果我说美国没有,是否就万事大吉,问题终结了,历史终结了?当然,在这里,秦始皇和孟姜女的视野只是象征性的符号。但问题是,为什么要拿美国作为一个评判标准?这里面是否隐含着美国代表 “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一前提?在好莱坞的意识形态中,灰姑娘和《漂亮女人》(Pretty Woman)的视野是主流,我们的花木兰也被挪用(appropriate)了,但我们不能指望有更底层的孟姜女的视野。孟姜女代表被压制的阶级和民众,而且还是女性的。
胡智锋:这很典型,这种发问我想不仅学生会有,甚至相当一部分学者也会自然地问美国有吗?或者问你的理论是哪里的,西方哪一派的?如果不是,他马上会质疑,会说,你国际化了吗,与国际接轨了吗?
赵月枝:当我们说 “接轨”的时候,我们老想着纽约的摩天大楼,想着跟美国的中产阶级接轨。但是我们忘了美国中产阶级所依附或者它能够形成的内政和外交条件。在内,美国有自己内部的第三世界。在加州的一些贫民社区里,一个黑人男性在成长的过程中进监狱的机会比进大学的机会还要多;对外,美国有帝国的位置,它在全世界设立那么多军事基地,它出兵海湾、阿富汗,它可以先把萨达姆扶上台,再把他妖魔化,在巴拿马,它可以先扶持某政权,再把它推翻。我们一些知识分子,凭着自己的经验和想象就要跟美国中产阶级接轨,但是忘了,它是一个整体的社会结构中的一部分,是一个世界体系中的一部分。
胡智锋:在学术上也一样,我们也参照所谓与国际接轨。大学排名,我们要进世界一百强,实际上是想进入那样的体系,变成那个体系下被他们认可的一个案例。
赵月枝:对。资本主义在英国最先形成以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world-system)只能是一个中心。当英国形成资本主义以后,它把其他国家卷进来,不可
能同时有另外一个中心。你跟想象中的美国中产接轨了,自己成了跨国消费精英的一部分了,但是谁在这个过程中被牺牲了,成了失地的农民和下岗的工人?从方法论角度,这是一个线性思维 (linear thinking)和关系性思维(relational
thinking)的区别问题。
胡智锋:所谓国际化更多是一种想象,这种想象把西方的话语和知识体系当成了真正的知识,当成了全球普遍的知识,这样我们只能是它的案例,这个就是典型的所谓 “全球知识本地经验”的体现,无非就是把西方或者美国代表的这种理论当成了唯一的理论资源,或者是让我们中国学术与这样的理论接轨,作他的注脚,这个才叫 “国际化”!这在今天是个非常要命的问题。
赵月枝:我们的学术还有深深的 “殖民学术”印记。
西方与中国,解构与重构
胡智锋:中国慢慢在融入世界,如果说经济上的全球贸易、跨国资本流动还可以接受的话,文化上的洋务主义或许对我们的文化和学术是伤害最大的。
赵月枝:从政治经济学的视野,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是分不开的,它们互相建构。从某种角度说,我们学术的这个情况实际上跟我们经济改革后大规模依靠国外资本,依附美国并为美国生产和为美国金融资本主义买单是相关的。所以,这样的语境下怎么获得自己的学术主体性,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说到中国学术的主体性,不是说要本质化中国,要在西方和中国之间划一条线,而是我们要有自己的关于世界普遍主义的辩解,要有自己的世界视野。我们学术要挑战西方中心主义,不是为了弘扬东方主义和中国文化本质主义,而是以另外一种普遍性来与现在占主导地位的普遍性进行一种对话。要从中国的立场出发,但是,要有世界眼光。
实际上,中国与西方对立,很多时候是人为的,用萨伊德的话,是构建的。我们所说的 “西方”现代科学,在许多方面得益于 “东方”知识,是文明交融的结果。毕竟,现代数学所依附的数字是阿拉伯数字。
胡智锋:所谓云计算,0和 1最基本数字是阿拉伯世界创造的。
赵月枝:因此,一方面要挑战西方主导知识霸权体系,另一方面我们又不是提倡文化相对主义和 “文明冲突论”,而是要在更高的人类解放的层面来批判和挑战现行的资本主义文化霸权。
刚好现在地理上的西方是资本主义文化霸权的发源地和主体,工业文明是从那里发展起来的,但这只是一个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所以,在这个语境下,挑战西方,更具体地说,是挑战现在仍由西方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及其知识霸权。当然,这个 “西方”现在早已在我们中国人的心里了。当中国学生问“美国有吗”时,西方已经在他自己心中。
要挑战西方,同时要解构西方,不能把西方本质化,只当地理概念来理解。马克思主义也是在西方产生的,马克思之后,新的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和“后学”里面的进步内核,都包含解放的诉求,所以西方也有挑战西方霸权的资源。另外,在西方还有被压制的原住民,他们一直在与西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进行着抗争。
要解构西方,同时要解构东西方二元论。在美国有第三世界,在中国有第一世界。在经济一体化语境下,早就是中国有西方,西方有中国。从跨国公司的运作到我们自己心中想象的作为价值规范的美国,资本主义现代性价值体系的霸权无处不在。
胡智锋:在谈到全球和本土的时候,有两个极端倾向。一个以西方为中心,应该说近几百年以来,近代以来,基本上是西方中心,经济政治文化都如此,马克思主义以来的世界变化,整个民族解放运动,还是没有在根本上颠覆西方中心。另外一个倾
向是极端的封闭,以自我为中心。这两种倾向都很危险。狭隘的西方中心主义已经造成很多恶果,消除很多丰富人类文化一些东西;狭隘的民族主义过于封闭,不接受世界,不接受其他民族和文化。所以一方面,对所谓以西方或者以美国为中心建构所谓理论和国际化,我们要批判;另外一方面,对狭隘的封闭的所谓的民族主义或者文化本质主义我们也要说不。这两个东西我觉得都有一个偏狭的倾向。
“全球知识本地经验”这个话语,它隐含着非中就是西,非西就是中,我们要解构它,消除二元对立。我们可能要反过来说,一个丰富的世界由多种知识建构,由全球各种在地知识建构起来。其实我们应该推动在地知识的建构,这是为了建构新的知识体系。
赵月枝:新形式的世界主义。
胡智锋:我们把不懂西方叫做无知,把懂西方叫做有知,这是问题。但是,仅仅是以本土作为一个封闭的场域,也是问题。
赵月枝:实际上我们要的是一种有历史视野,有中国立场,但是又有国际眼界的知识。不是把中国和西方对接,而是在国际结构里理解中国、理解西方,来构建批判性的世界主义。
我刚才说,我们说 “西方”,意指在西方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现代性。所以,我更愿意说,我们要超越的是资本主义现代性。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要构建的是另外一种现代性,或者说一种后资本主义的现代性,一种超越了中心与边缘、剥削与被剥削关系的新的人类共同体。
胡智锋:我们的理想核心价值还是支撑我们的,追求人类解放的终极目标。具体在运行过程中,体现在我们的政治经济领域,强调的是尊重、平等的主体,突破二元化的对峙,或东方、或西方、或全球、或在地那种简单狭隘单一中心和单一本质,
实现多种在地,多个中心,多个主体同时并进的世界主义。
赵月枝:还有一点,知道自己的知识结构是跟什么样的权力结构相关的,这是一种有反思性的知识体系。
胡智锋:谈到这种知识体系的建构,我们要建构的体系是一个真正的无所谓有知无知,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我觉得在欧美其实有一批具有世界主义情怀的学者,他们非常令人尊敬。比如已故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anos),有人说他是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他的 《全球通史》④在任何时段都没有简单把欧美作为唯一线索,而是平行看。他在各个民族之间的关系建构中,试图构建真正的人类历史和全球历史。他说受材料的限制,受思想的限制,历史上任何历史教科书免不了西方中心。他努力在建构打破以西方为中心的、还原历史真相的全球通史。
赵月枝:所以我们肯定要相信是有世界史,有人类史的。讲到西方理论,刚才我们说,有人非西方不理论,实际上,这里的 “西方”还需要进一步解构。以我熟悉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为例,因为史迈兹()和席勒(er)等学者在北美用英文出版,我们就说这些理论是 “西方理论”。其实我认为不是,因为他们的理论中,早就融入了对东方、对南方的关注和对全球反帝反资实践的总结。实际上,史迈兹的学术思想受到了毛泽东思想的影响,他早在 20世纪70年代初就到中国研究中国的传播理论与实践。文化帝国主义理论受了非洲反殖民理论和实践者范农()等人的影响。席勒“二战”期间被派到北非当兵,亲眼目睹了西方殖民主义给当地带来的压迫,这对他理论的形成也产生重要影响。
从这个角度说,他们的理论不是任何本质化语境中的 “西方理论”。这些理论融进了他们对自己本社会的批判反思,也包括像对 “越战”这样的美国海外战争所带来的灾难的反思。他们之所以有这种批判精神,是因为当年有中国和越南这样
的国家在探索另类现代化,也就是超越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或者可替代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全球实践。
即使像美国主流学者阐述的现代化理论,也是以第三世界为观照的。现代化理论实际上跟 “冷战”联合在一起,是希望把当时没有进入社会主义体系的一些第三世界国家拉到资本主义阵营里面的一种理论。它的目的在于维护西方的利益,但与此同时,其意识形态 “工作对象”实际上是西方之外的 “第三世界”。
胡智锋:现代化理论是有核心价值的,但是我们往往只看到表象。
赵月枝:我所知道的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当年的那些开拓者们,都观察与分析了非西方国家反帝反殖的民族解放与社会革命实践,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理论总结。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说,这些理论不是纯粹意义上的 “西方理论”。当然,这不是说这些理论没有体现出这些身居西方的学者的局限性。正因为如此,中国学者加入理论对话就显得尤其重要和迫切。
胡智锋:是的。应当摒弃非此即彼、或东或西的二元对立思维,尊重相互交流、相互尊重融合的、多元化、多样化的理论学术探求。恰如生物多样性保证了人类自然生存的良性生态一样,学术探求的多样性也会有利于人类社会文化生存、精神生存的良性生态。
中国传播研究的学术定位
胡智锋:面从范式危机衍生出方法与价值之间的关系、东方和西方的关系、全球和在地的关系,以及有知和无知的关系。其实我们俩有一个共同的认知,我们需要建构一个真正全球意义的一种非本质主义、非二元对立的一种新的知识体系,这种知识建构不论是出自哪个国家,建构的知识体系应该是普遍主义的。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赵月枝:也就是说,这里有特殊与普遍的辨证和具体历史关系,不是本质主义的国粹,也不是抽象的普遍。
胡智锋:中国新闻传播学界目前面对中国传媒发展的多种层面,像您刚才讲到
“走出去”,这属于政府行为,提升文化软实力,提升国家传播力。在政策层面,我们也会有一些具体的推动,比如说振兴国产电视剧、动画片,推动三网融合,现在刚刚推动国产纪录片等等,所有这些政策层面的推动其实已经不是单一的中国化的东西,可能参照了日本、韩国这些亚洲相对发达的区域的实践,也参照了大中华范围内港台的一些实践,还可能参照远一点的欧洲和美国的一些经验。这些东西在我们的政策体系和我们对传媒的观察和传媒经验的梳理过程当中,已经变成了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
起点于中国的传媒实践和传媒经验,采用了多种来源的知识所建构的未来中国传媒学术,我想它应该自觉地建构一种全球知识,以中国为起点的,适应于全球的普遍经验,既是中国知识,又是世界知识,基于中国经验,但是超越了中国经验。
赵月枝:对,还是如我前面已提及到的,要有历史视角、中国立场和国际眼界。而且我们中国自己本土也有追求解放的实践,我们有很多经验,我们有自己的批判理论与实践资源,不仅已经影响了世界格局,实际上也有别人已经或正在借鉴。
我们既有五千年的传统,也有150年追求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并创立自己民族国家的经验与教训,这个过程很曲折。我们先是反帝反殖,创立了一个多民族的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而不是欧洲那样单一民族一个国家的方式。在进行社会革命的实践过程中,中国一直在反对苏联式的官僚主义。我们曾经不仅希望从 “资”解放出来、从 “帝”解放出来、从 “殖”解放出来,还要从 “官僚主义”里面解放出来。可以说,中国革命比苏联有更彻底的民主精神,比苏联有更普
遍的社会基础。中国媒体理论与实践中曾经的群众路线,在苏联是没有的。中国的党报原则跟列宁的党报原则既有继承,又不同。苏联垮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其官僚社会主义。现在有人提 “鞍钢宪法”,有人提当年的群众路线。我们有这些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激进民主尝试,当然也有惨痛的教训。但是,不要因为有教训而不总结经验。
另外,改革开放 30年来,尽管崇拜美国之风盛行,而且与美国接轨是许多人心照不宣的目标,但是无论从官方角度还是民间角度一直都没有承认是把中国加入资本主义体系的,我们一直宣称是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就是说,中国没有像俄罗斯那样,通过休克疗法全盘西化。
刚才说,西方那棵树本身有毛病,而且是特定世界历史环境中的独苗。尽管这棵树是某些国家和某些阶级的摇钱树,我们不能也不应把这棵本身已经病入膏肓,而且给我们带来过灾难的树搬到我们这里来。中国一直在与西方的互动中发展着自己的批判理论与实践。更值得记忆的是,我们自己当年的批判传统是激发过西方理论和西方以解放为诉求的社会运动实践的。当年 “红宝书”影响了西方60年代新一代知识分子,影响了西方的批判理论,包括 “西马”的发展和“新左”社会运动。我刚才也说到,在传播学界,史迈兹被毛泽东的矛盾论和中国的传播理论和政策所吸引。可以说,正是中国等非西方国家激进社会革命理论和实践的警示作用和受这些革命影响的西方批判理论和进步社会运动所起到的啄木鸟式的改良作用,资本主义这棵病树才得以延续其生机。可是,为什么到了现在,我们反而到了非西方不理论,而且往往把西方学者作为 “大师”请到中国来宣讲他们的理论,而不是与我们一起平等地讨论世界共同面临的问题?我们新一代中国学人在理论创新方面的确任重道远。
胡智锋:从全球视野看,我们很容易走向民族虚无主义状态,要不盲目自大,要不妄自菲薄。这两个都很可怕。刚才说到越是民族越是世界的,其实不管是天人合一,也不管是 150年鸦片战争以来,还是新中国 60年来,有经验,也有教训,我们必须历史地去看,要去总结我们的历史经验,去规避我们的历史教训,不能因为自身问题,而去拥抱我们想象中的西方中产阶级美好图景。与此相关,面对今天传媒的走势和传媒学术的走势,我觉得我们应该给它一些辨析,比如说在学术诉求上,到底我们的学术为谁说话?是为精英专业主义说话,还是为普罗大众说话,政策设计是面向公共的社会,还是面向一小部分既得利益集团,这是个很重要的立场问题。
赵月枝:是提高收视率,娱乐百姓,还是为百姓说话,或者更为重要的是,百姓自己是否能有自己说话的平台。
胡智锋:我开篇就说,大家很急躁,很匆忙,于是不断呼唤创新,传媒的创新和传播理论的创新,时时发生。回过头来看,似乎也没有感到我们在创新。其实我们经常是为了技术,而丢掉了我们的核心价值。我们的目标在哪里?方向在哪里?有两种指向非常重要。一个是传媒要生存,自己养活自己,我们经常说,做大做强。这个路子应该是跟文化产业的规律相接轨的。另外一个就是在社会效益的诉求上,应该是以公共服务作为它的核心诉求,因为简单的意识形态宣传我觉得不能代表大多数,简单的精英表达更不能代表大多数。应该确立公共服务价值取向,确立大文化产业生存发展做大做强的目标。
赵月枝:中国媒体在做大做强向 “时代—华纳”等西方媒体跨国公司看齐的时候,我们要提醒自己,我们跟西方应该是不一样的,“时代—华纳”是资本主义盈利的媒体机构。
媒体如果以收视率为目标,这就背离我们自己宣称的价值理念。这里,一个很重要
的问题是,我们媒体生产的目的是什么?媒体在做大做强的过程中,如果本身成了市场经济下的利益集团,目的就是为了收视率的话,我们就有理由问,这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媒体吗?如果是社会主义,那么,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传播需求,而不是为了更多地获取利润。当然牟利和民众的文化传播需求有某些结合点,市场在某些方面能够提供某些需求,但是你如果只通过市场满足需求,更多方面的需求市场提供不了,尤其那些没有购买能力的下层民众和那些挑战市场权力关系的观点,广告商不亲睐这些群体和这些观点。
与此相关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学术生产的目的是什么?很多年前有人问我,WTO要进来,中国媒体怎么办?我说,先别问中国媒体应该怎么办,因为这是把我这个学者定位于媒体策略发展部的研究者了。从另一个角度来想问题,我们需要考虑的是,WTO进来以后,中国传播生态会怎么样?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更多地站在社会的立场,来考虑在WTO的语境下媒体更会传播什么样的内容和价值,我们应该构建什么样的媒体制度来捍卫与倡导什么样的价值。可能是因为我们学界许多研究资助来自媒体,我们把自己定位成媒体的战略发展部,想着如何按资本逻辑和所谓的 “市场规律”做大做强。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媒体跟教育和医疗都是社会的公共服务体系。更确切地说,媒体是一个社会定义自己价值的系统,是不同社会成员表达自己和创造意义的场域。媒体有这么重要的文化和政治意义,把它们沦为牟利工具,不但本末倒置,而且会在价值传扬方面南辕北辙,因为市场机制本身不是价值中立的。自由主义新闻观有其合理的内核,但是当年的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有一个内核也十分值得我们去重温,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自由定义包括媒体免于成为资本牟利工具的自由。当然,资本也不一定都以私人资本的形式出现。
学者定位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是学者,我们要站在公共立场上。然而,在不平等的
社会里,公共性又与阶级性密不可分。我们不少学者们有意无意把自己摆在了一个专业主义的、阶级中立的立场,想着如何构建这样一个公共领域。不过,在这个公共领域里面大概听不到下层民众的声音,只有 “公共知识分子”自己及其认同或想象的 “中产阶级”的声音,好像公共领域的主体不是上海咖啡馆里的市民就是北京的网络前沿推手。当然,公共立场也不一定非得是国家的立场,如果只要国家的立场,还要学者干什么?总之,学者应该有一个相对独立的定位,同时,这一立场又是与其他权力主体在社会共同价值体系下形成的良性互动结构中的一部分。
胡智锋:这里有两个概念,一个是公共服务,公共服务的建构当然要面向全社会,一个是公共知识分子。刚才我讲我们对于中国传媒未来蓝图的描述,实际上是基于公共知识分子的立场或视角,设计公共服务的目标,不是设计政府的宣传目标。我们的传媒机构和我们的传媒学术都应该有这样的诉求,为更广大的民众服务,提供公共服务。
中国传媒学术的定位和走向现在要建构新的知识体系。首先在价值观层面,对应做大做强,我们需要公共服务的产业。它不等于我们精英知识分子狭隘的小咖啡馆公共领域,一定不是这样。而是面向更广大的民众,更为多元化,为多个阶层民众服务,是这样一个体系。
赵月枝:社科院的卜卫教授长期做与妇女儿童相关的媒体研究,但在主流传播圈子里,她的研究往往不被承认,说是太边缘。卜卫倒自信,说我研究一半以上人口还边缘吗?说实在的,这不是卜卫的遗憾,是中国传播学的悲哀。刚才我们说只有西方的才被认为是理论,国际层面有中心和边缘,到了国内也一样,好像国内所谓大写的传播研究就是那种把研究对象定义为都市中产白领男性的研究,其他像卜卫那样研究农民工、妇女,尤其是与农民有关的传播,成了边缘。中国至少有一半人
口是农民,而我们数数国内有几个学者做农村传播研究?当然,这些研究被称为“农村传播研究”,而对象为中产白领的传播研究不被命名为 “都市中产白领传播研究”。
胡智锋:它不需要。就像过节,很多时候被授予节日的往往是弱势群体,像妇女节、儿童节。所以西方也用不着说它的才是理论,但是我们要拼命拉着西方,用它来贴我们的理论标签。
赵月枝:我们传播研究观照的是什么?研究妇女、儿童、农民,要被命名。可见,我们的传播研究隐含着都市中心主义和中产阶级的学术立场。
胡智锋:不需要命名的实际上暗含了一种理所当然,那个本质上就是都市中产阶级。
赵月枝:很多人的都市中产研究暗含着一个历史线性逻辑,就是中产阶级一定会变大。但是,当下的“蜗居”、“蚁族”等现实证明中产阶级不一定越来越大。而且,美国社会的中产阶级也面临危机。当然,研究都市中产没错,因为这一阶层毕竟存在,只是要从一个我上面提及的 “关系思维”的视角来研究。在特定的国内国际政治经济结构中,某些人成了中产阶级,必然意味着某些人成了农民工,某些人要跳楼。
虽然我们离不开概念和各种宏大叙事,但我对线性思维(linear thinking)和孤立的范畴思维(categorical thinking)时刻保持警觉,我提倡关系性思维(relational
thinking)和辩证思维。没有中国就没有西方,没有西方就没有中国,没有中国的农民工就没有中国的中产阶级,没有中国的农民工,也没有美国的沃尔玛。
思想解放与后发优势
胡智锋:于未来中国传媒学术首要的就是价值观问题。要基于全球视野中的中国经验和中国历史,来建构真正的中国经验,然后以中国的立场来表达,为全球知识
体系贡献中国知识。具体到传媒学术本身来看,应该有独立于政府和媒体机构的公共知识分子这样的学者立场,为公共服务描绘蓝图,为所谓做大做强,以独立的状态去创造知识。实际上都是一个命题,就是中国立场,中国价值。
赵月枝:与此同时考虑的是全球视野中的中国。要考虑中国问题,必然要考虑中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位置,这必然是世界的。也就是说,要从中国被卷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这一基本前提出发,来考虑中国农民工的境遇。这不是说不分析中国本国的政治经济结构和具体的工厂劳工境况。就像市场和国家力量总是在特定历史过程中相互构建一样,不同层面的分析并不互相排斥。
胡智锋:第二个问题是研究方法论问题,方法论所谓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已经本末倒置了,其实都是手段。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今天还要强调结合,谁也离不开谁。
赵月枝:现在我们国内传播学界有一种焦虑,有人会说,看看人家社会学做得多好,政治学又做得如何如何,我们怎么这么没出息,尤其有些博士生,很焦虑,恨不得自己搬到政治学系和社会学系。我会说,像结婚似的,下层阶级想高攀,与上层阶级联姻,是不容易的。我们是新的学科,他们是比较传统的学科,他们的发展历史比较长,他们在学术殿堂中的身份和地位的确比我们高。但是,我认为我们的学科是很有前途的学科,因为我们有跨学科的研究取向,我们既做人文又做社科;在社科领域,我们有条件和必要在汲取政治学、社会学等传统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资源的同时,避免与超越它们各自的局限。我们代表学术发展的未来方向,我们也不是注定浅薄和拾人牙慧。
胡智锋:人文社科结合,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结合。
赵月枝:对,我们要探索社会科学方法和人文主义方法,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相结合的一种研究。事实上,这是我们唯一的出路。因此,与其说恨不得把自己嫁到社
会学系,或者抛弃这里的博士课程,转到政治学系,还不如立足自己的学科,使它作为 “后发者”在下一波的范式革命中后来者居上。
胡智锋:跟中西方对比一样,用传统学科的标准来看我们自己,觉得很弱小,很自卑,但是我们不要那么去看,换一种视角来看,这种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结合,质化和量化结合,恰恰是传统学科不具备的方法论优势。
赵月枝:传统学科有可能会压制创新,而我们没有这个负担。
胡智锋:反而有活力。方法论我们非常开放,代表着未来。
赵月枝:关键是我们要自己解放自己,包括从那种轻易贴左右标签的自我束缚中解放出来,并在随时随地保持自我反思性的同时,对任何党同伐异的个人学术权力政治冲动保持警觉。人文知识到了这个阶段,东西方要融合,不同学科间的界限要打破,这么一来,我们反而代表了在一个新的时代、更符合时代要求的解释世界的一个领域,所以我们可以后发,我们可以有制高点。我觉得我们传播学有这个天时和地利。至于人和,除了学术共同体的构建外,我觉得学术自信很重要。要有自己的学术主体性。在北美,我很幸运。除了传播学者外,汉学家中的政治学者、社会学者、历史学者都来找我,因为他们都需要有关中国的传播学分析,所以我个人没有这个焦虑。比如我2008年的专著是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裴宜理()教授主动约的稿,她问我在写什么,并邀我在她主编的一套丛书中出版我的著作。我觉得咱们自己应该有这个信心,因为在现在所谓的信息资本主义或者网络社会的时代,社会科学不能没有传播视野,其他学科没有传播视野,这是它们的盲点和悲哀。但是,如果我们自己贡献不出像样的东西,要不在媒介中心主义的狭隘框架里自娱自乐,要不忙于媒体产业发展与战略部门该做的活计,那是我们自己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但是,我们也没有理由妄自菲薄。
胡智锋:从世界学术发展来看,以传播学为代表的传媒学术研究是一个综合各种各样优势的前沿学科。我们应该有自信,看到我们不仅对传媒学科本身,而且对整个人文学科、对整个社会创造开辟新的道路。
中国的传媒学者,面对西方传媒学术应该有自信,要依托中国经验,建构中国知识来做世界性的贡献。
注释:
① 赵月枝:《“向东看,往南走”:开拓后危机时代传播研究新视野》,此对话的一个相关话题背景。见台湾 《中华传播学刊》,2010年第18期。
② PIIGS,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和西班牙五国国名首字母缩写。
③ 参见胡智锋:《创意与责任:中国电视的本土化生存》,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0年版,第 14页。
④ 参见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全球通史》(上下第7版),董书慧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 1月版。
【责任编辑:张国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