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2月18日发(作者：)
学术造假：我追求的不再是真相，而是美-管理资料
为了迎合受众的心理，荷兰心理学家德里克·斯塔佩尔（Diederik
Stapel）犯下了史上最大的学术造假案，。（图片：Koos
Breukel/The New York Times）
一个聪明的心理学家凭借精湛的造假手法，在顶级期刊上接连发表文章，成为举世闻名的学术大师。他如何能做到这一点？科学圈并没你想得那么纯洁，科学家追求真理，也会追逐名利；学术造假每天都天都在发生，所不同的只是造假的规模和造假的结果。下面，就是科学史上最大的骗子在欲望中堕落的故事。
（文／Yudhijit Bhattacharjee）2011年的某夏夜，一位名叫德里克·斯塔佩尔（Diederik Staple）的中年教授走出了自己位于荷兰蒂尔堡市的家，准备去拜访住在附近的朋友。时近午夜，他的朋友兼同事马塞尔·泽伦伯格（Marcel Zeelenberg）刚打电话过来，说有急事要见他。他们在上世纪90年代初都还在阿姆斯特丹大学读博士的时候就认识了，之后又都在蒂尔堡大学从事心理学研究工作。2010年，斯塔佩尔当上了社会与行为科学系的系主任，而泽伦伯格则成为了社会心理学学院的院长。几年前，泽伦伯格遭遇婚变时，斯塔佩尔和他的妻子玛瑟尔（Marcelle）曾鼎力支持——斯塔佩尔怀疑泽伦伯格跟新女友闹矛盾了。
到泽伦伯格家后，斯塔佩尔问道，“出什么事了？”敦实的光头男人泽伦伯格哽咽着解释说，“有两名研究生提出指控，怀疑你涉嫌学术造假。”
斯塔佩尔曾发表过数篇颇具影响力的人类行为学论文，是享誉海内外的明星学者。同年春天，他在《科学》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人们在肮脏的环境中更可能表现出种族歧视；就在几天前，他又发表了另一个研究，称食肉会导致人们变得更加自私与不合群，并因此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
斯塔佩尔回答说，自己一定是受到了对头的诋毁，因为他当上系
主任后，曾因工作上的事引起某些人的不满——所谓树大招风。当泽伦伯格追问到一些如“为什么你好几篇不同的研究中会出现一模一样的数字和图表”时，斯塔佩尔保证自己今后会更小心。而随着泽伦伯格的不断施压，斯塔佩尔变得越来越慌乱。
最后，泽伦伯格问道，“你到底有没有编造数据？”
“怎么可能？”斯塔佩尔答，“当然没有。”
随后，泽伦伯格将这起投诉转告给了校长菲利普·艾伦朗（Philip
Eijlander）。艾伦朗是一位法学教授，经常跟斯塔佩尔一起打网球。周二下午，斯塔佩尔受邀来到了艾伦朗家里，积极地为自己辩解，不断强调他作为系主任的不俗表现，并表示，自己的研究方式只是“出乎寻常”而已。谈话进行了5个小时左右，最后，艾伦朗礼貌地将斯塔佩尔送出家门，但同时也清楚地表示，他并不相信斯塔佩尔的清白。
当天，斯塔佩尔驱车来到了近3小时车程外的格罗宁根大学。他曾在2000年-2006年在此任教，他之前发表的好几篇文章的实验数据都来自于此地。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他需要这个校园里的一些细节。然而，当他故地重游时，整个学校的样子跟5年前相比已是大相径庭。斯塔佩尔发现，自己并不能辨认出哪些教学楼是当时就有，而哪些是新建的——他开始绝望了。突然，他看到了计算机中心，并对自己说，“嗯，就是这里了。我当年就是在这儿跟本科生志愿者做实验的。一定没问题。”
回蒂尔堡的路上，斯塔佩尔在 Utrecht 火车站停了下来，这里是他研究环境肮脏程度和种族歧视的关系时用到的实验场地——当时，清洁工人罢工了。这篇发表于《科学》的研究称，一批白人志愿者被邀回答一份摆放在座位上的问卷，而一排座位有六把椅子，每一排都只有一位黑人或者一位白人坐在第一把椅子上。研究显示，这些白人在周围布满垃圾的时候会坐得离黑人更远。如今，正处于高峰期的火车站人头涌动，斯塔佩尔并不能找到符合当时所形容的情景。
“不行，德里克，这太荒谬了。”终于，他告诉自己，“不能再做无谓的挣扎了。”
斯塔佩尔当晚回家后就对妻子坦白了一切。一周后，蒂尔堡大学
将他解雇，并为宣布他的造假行为而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此事在荷兰引起了轰动，成为了媒体那几个月津津乐道的话题。一夜之间，斯塔佩尔从一位备受尊敬的教授，成了科学史上最大的骗子。
“我追求的不再是真相，而是美”
我第一次遇到斯塔佩尔是在2012年的夏天，此时距他离开蒂尔堡大学已有将近一年。我曾从不同的地方读到过他造假的故事，其中包括我供稿的《科学》杂志。不过，在我从新闻中得知此事之前，我并不知道斯塔佩尔在《科学》上发表过文章。
斯塔佩尔跟我见面时，来自他以前工作的三所大学（阿姆斯特丹大学，格罗宁根大学和蒂尔堡大学）的调查小组正在对他之前发表的几十篇论文进行整理，以便彻查他的造假行为。除了为了要清理他的假数据之外，调查小组还需要鉴定斯塔佩尔这些论文的共同作者——其中包括他带过的20多位博士生——是否也参与了造假。很明显，许多在他指导下完成的博士论文都基于虚假的数据。
斯塔佩尔毫不犹豫地表达了忏悔，“从天堂坠入了地狱后，我每周都要进行心理治疗——我真恨我自己。”在那天下午随后的谈话中，他数次用“高大”、“迷人”和“英俊”来形容自己。与其说他狂妄，我想这更多是因为他迫切地希望能够通过强调自身明显的长处，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他的优点上。
或许是斯塔佩尔的造假行为让学术造假成为了热议话题，但事实上，科学上的造假事件却并非罕见。学术史上，有许多造假者都是与斯塔佩尔一样声名显赫的大学者。数年前，著名的韩国干细胞研究学者黄禹锡（Hwang Woo Suk）的造假行为震惊了整个生物界，因为几乎所有让他出名的研究数据都是假的。哈佛大学著名的进化生物学家马克·郝泽（Marc Hauser）于2011年在接受卫生及公众服务部科研道德办公室的调查时辞职，随后的调查证实郝泽曾在研究中使用编造的数据。
每年，科研道德办公室都会发现数例学术上的不端行为——从在科研经费申请表上撒谎，到在论文中使用虚假的图片，科学家造假的
手段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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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造假：我追求的不再是真相，而是美》(www.)。有一个叫做“回收跟踪”的博客会定期更新，发布关于学术期刊因造假行为撤回的已发表文章。
但凡遇到学术丑闻被曝光，业内科学家的反应都是相似的。他们会首先觉得不可思议，随后感到气愤，但最后通常都会以“那不过是我们这锅好汤里的那颗老鼠屎”的态度来看待此事。然而，近年来被曝光的数起学术不端行为都表明，科学界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诚实。从更悲观的角度来说，黄禹锡与马克·郝泽的行为并非特例——不诚实的学术行为囊括了从为了达到研究目标而刻意挑拣数据（许多研究人员承认这是很常见的），到直接编造假数据的种种做法。不过，斯塔佩尔事件的性质之恶劣、影响之广泛，还是不常见的。“量变到质变，是我造假的程度让它成为极端例子的。”斯塔佩尔说，“因为我的假数据远不止是在一篇或者十篇文章中出现。”
斯塔佩尔坦言，他的确受到了野心的驱使，但事情也不止这么简单。他坚持，自己对社会心理学有着发自内心的热爱，但毫无指向性的实验数据杂乱得让他感到烦躁。他从小到大都是一个喜欢整洁和规律的人，造假不过是为了得出学术期刊愿意发表的漂亮数据，“我追求的不再是真相，而是美”，他说。他把自己形容成一个追求刺激的瘾君子，无法浅尝辄止。
我问斯塔佩尔这些是否都是真话的时候，他显得有些受伤——“我已经没理由再撒谎了。”十几年来，他都在做一个虚假的实验，而如今，他终于做好了接受事实的准备，那就是要弄清楚自己到底为何会落入这步田地。“我整个人生中的每件事都可能促成了这个极端事件的发生”，斯塔佩尔说。
“但人们并没有意识到，科学研究也在逐渐演变成一种商业行为。”
斯塔佩尔住在荷兰南部一个人口只有20万的小城市蒂尔堡。11月底的一个下午，他坐在厨房里，边吃着简餐边思索着未来。一周后，大学的调查小组就要完成他造假事件的研究报告了，他希望这场丑闻给自己带来的困扰可以通过它而正式结束。不仅如此，这篇报告公布后，他的书《Onrsporing》（意为“脱轨”）就可以出版了。这本书通过日记的形式讲述了他在造假行为被揭露后的心路历程，而他已经提前拿到了不菲的稿酬。斯塔佩尔希望此书能在让自己获得救赎的同时，也为自己带来经济利润。至于想要从他以前欺骗过的学生和同事那儿得到宽恕对于自己是好是坏，他似乎并未细想。
斯塔佩尔拿出了一些独立包装的巧克力与我分享。我们吃巧克力时，我发现他会把每一张撕下来的包装纸都叠成完美的正方形；随后，我也习惯了每次走入或者走出房间时，听到他提醒我“把门关好”。当我向他指出这些发现的时候，斯塔佩尔承认，自己一直有追求整齐和对称的强迫症。
我们的谈话中，斯塔佩尔曾数次提到自己并不能准确地定义所谓的“真相”，而这种后现代主义的怀疑精神为他的造假行为充当了烟雾弹。他说，“我们其实很难知道真正的真相，比如，有人说爱你时，你到底怎么才能知道他的真实想法？”。当时快要到荷兰的圣尼古拉斯节了，斯塔佩尔十岁的小女儿坐在壁炉边上，唱起了一首传统歌曲，欢迎圣尼古拉斯的到来。斯塔佩尔眨眨眼，对我说，像她这个年纪的孩子其实已经不相信圣尼古拉斯会从烟囱里钻出来了，不过她们还是愿意相信他的存在，因为这样一来她们就会得到礼物。
斯塔佩尔在尚还会收集真实数据的事业初期，会在论文中罗列出复杂而凌乱的数据和各种不同的变量。很快，他发现学术期刊的编辑们更喜欢简洁的文章。他对我说，“他们会跟你说，‘不要提这个了，把它简化些。’”不久后，他便开始努力让自己的文章变得简洁漂亮。
星期天早上，我们在开车去往旁边一个村庄见他的父母的路上，斯塔佩尔解释了为什么他的行为会在荷兰引起轩然大波——“人们总觉得科学家是寺庙里追寻真相的苦行僧。许多人已经不再相信宗教，但他们还没对科学失望，而我的行为却显示科学并不神圣。”
“但人们并没有意识到，科学研究也在逐渐演变成一种商业行为。”斯塔佩尔说，“资源有限，你需要拿到经费，而竞争十分激烈，人们为了得到这些钱不择手段。没错，科学是为了寻找真相；但同时，它也需要你去沟通和营销。我们都是说辞相似的推销员，跟个马戏团差不多。”他提到了两位他十分敬仰的心理学家约翰·卡西奥普（John
Cacioppo）和丹尼尔·吉尔伯特（Daniel Gilbert），他们都跟学术造假扯不上关系——“他们在柏林开了个讲座。两天之后又在阿姆斯特丹召开了同样的讲座，随后还要去伦敦。他们来回奔波，不过是要把自己说的话推销出去。”
此时，汽车的超速警告响了起来，斯塔佩尔将速度放慢。我问他是否希望自己在事业上也有过这样的系统，在一切失控之前发出警告。“当然，这肯定有用，”他说，“不过这还不够。我得需要电击吧。有的朋友问过我，当时要怎样我才会停下来，而我真的不知道。我不觉得有什么能让我停下来。我的脑子就是卡在那儿了，如果不这样做，它一定会爆炸。”
斯塔佩尔80多岁的父亲罗伯（Rob）亲自走出家门来迎接我们，而他同样高龄的母亲迪亚克（Dirkje）则让比她高出了30多公分的儿子歪过头来，以便她检查他额头上一块由压力引起的皮疹。他送了一本自己的书给他们，而他的母亲在看到他书中讲述到自己学术之路上经历的种种罪恶感和羞愧感后对我说，“我从来不知道德里克这些年来这么不快乐。”
斯塔佩尔是家中幼子，他们家住在阿姆斯特丹旁边，罗伯是一位土木工程师，曾在机场担任高级经理。斯塔佩尔说，他父亲的敬业让他从小就认为一个人的价值是由他在事业上的成就决定的，“他们那一代就是这样，事业造就个人。”
高中时，斯塔佩尔成绩优异，热爱运动，还参与过戏剧的编写和演出。当时与他一起排演的一个同学玛瑟尔后来成为了他的妻子。高中毕业后，斯塔佩尔曾到宾夕法尼亚的东斯特劳斯大学学习表演。很快，他发现自己并没有很高的表演天赋，便回到了荷兰开始学习心理学。
几年后，他申请了阿姆斯特丹大学的博士生，研究课题是人们对别人的评判。不过，他并没有得到这个研究岗位，另一位年轻人获得了这个机会，他名叫马塞尔·泽伦伯格。一年后，斯塔佩尔还是来到了这里攻读博士，这次，他的课题是同化和异化效应，导师是著名的心理学家威廉·库门（William Koomen）。
同化和异化都是已知的心理效应。当人们刻意地去注意一个抽象的概念——比如“诚实”或“傲慢”时——他们会更容易在别处注意到这个概念。这就是同化效应。异化效应则通常会发生在人们将谋事跟一个实例作对比的时候，譬如拿自己的身材去跟超模的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