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2月14日发(作者：)
三星堆文明·巴蜀文化研究动态20131
目录
1、段渝：古代賨人概说——《賨人故里》序
2、房锐：清人与成都杜甫草堂
——以王培荀《听雨楼随笔》所录轶事及诗作为重点
3、石贤玮：古代简牍传世之方式及其文化意识探讨
4、《巴蜀文化研究集刊》第7卷《南方丝绸之路论集2》正式出版
5、段渝教授“三星堆文化与南方丝绸之路”讲座在绵阳开讲
6、《中国社会科学报》专访中心主任段渝教授的相关报道
7、陈剑、邱艳：川西南山地区域考古的新进展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学术沙龙侧记
8、延定：巴蜀妙才张寔父
9、吴维羲：雒城名区风华常驻
——广汉文物精品展在三星堆博物馆开幕
古代賨人概说
——《賨人故里》序
段渝〔作者简介〕段渝，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四川成都610068。賨人，在一些文献中又称为板楯蛮，是构成古代巴人最重要的族群之一，也是古代四川盆地东部和渝东地区最具影响力的族群，对长江上游巴文化和长江三峡巴楚文化的创造有着极为重要的贡献。 賨人是世居川东地区的土著民族之一。秦昭王时，因板楯蛮射杀白虎有功，秦“复（免除）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算”。汉初，賨人因“从高祖定秦有功，高祖因复之，专以射白虎为事，户岁出賨钱口四十，故世号‘白虎复夷’，一曰‘板楯蛮’。”称其为賨人，则如三国时蜀臣谯周《巴记》所说：“夷人岁出賨钱，口四十，谓之賨民。”本由交纳賨钱得名，秦汉时代逐渐演化为族称。 板楯蛮之名，来源于木盾。《释名·释兵器》：“盾，遁也，跪其后辟以隐遁也。太而平者曰吴魁，本出于吴……隆者曰须盾，本出于蜀……以缝编版谓之木络，以犀皮作之曰犀盾，以木作之曰木盾，皆因所用为名也”。胡三省《通鉴释文辨误》卷二说：“板楯蛮以木板为盾，故名。”本由使用木盾得名，后遂成为族称。 賨人古居嘉陵江和渠江两岸。《华阳国志·巴志》载：“阆中有渝水，賨民多居水左右，天性劲勇。”《史记·司马相如列传》集解引郭璞曰：“巴西阆中有俞水，僚人（按指賨民，即濮人）居其上，皆刚勇好舞。”《太平寰宇记》卷138说：“古賨城在流江县东北七十四里，古之賨国都也。”流江县为今四川省渠江县。賨人初居此，当从嘉陵江东进而来。盾又称为渠，《国语·吴语》：“奉文犀之渠”，韦昭注曰：“文犀之渠，谓楯也。”宕渠、渠江等名称，当由賨人所居而得名。 据《华阳国志·巴志》，巴东朐忍（今云阳县）和涪陵郡也有板楯蛮错居，同书《汉中志》和《李特雄期寿势志》记载汉中亦有板楯蛮。《汉书·地理志》则说：“而汉中淫失枝柱，与巴蜀同俗。”可见，板楯蛮分布甚广，包括整个川东地区，北及汉中东部之南，都是
板楯蛮的活跃出没之地。诸书记载说明，板楯蛮不仅是构成四川盆地东部巴地，而且也是巴国各族中分布最广的主要民族之一。 賨人是百濮的一支。扬雄《蜀都赋》说；“东有巴賨，绵亘百濮”，这是賨人为濮系民族的确证。《华阳国志·巴志》所载阆中渝水有賨民，郭璞注《上林赋》则记为獠人。賨、獠互代，也可见两者皆一。 賨人的社会和政治组织以血缘纽带为基础，先秦秦汉时賨人有“七姓”，即是七个大的部落组织，他们不但以族相聚，而且还建立过自己的酋邦组织和政治中心。《华阳国志·巴志》“宕渠郡”下载：“长老言，宕渠盖为故賨国，今有賨城。”《元和志》：“故賨城在流江县东北七十里。”据《华阳国志·巴志》：“宕渠盖为故賨国，今有賨城”。《舆地纪胜》卷162引《元和志》说：“故賨城在流江县东北七十里。”《太平寰宇记》卷138也记载说：“古賨国城在流江县东北七十四里，古之賨国都也。”所谓賨国、賨城、賨国都，其存在年代均应在公元前316年秦惠王灭巴国以前，表明先秦时代賨人确曾有过比较发达的复杂酋邦组织，賨国是这个复杂酋邦的总称，其政治中心在賨城或賨国都，而板楯七姓则是酋邦的第二层级，各姓渠帅即是賨国分布在嘉陵江、渠江流域的各级酋长。从四川宣汉罗家坝遗址出土的大批青铜兵器来看，恰与历史文献关于賨人“天性劲勇”，“陷阵锐气喜舞”，“其人性质直”，“勇敢能战”，“县邑阿党，斗讼必死”的记载相吻合。 賨人的经济成分比较复杂，表现出农业与射猎相结合的复合型经济特征。而其俗信巫鬼，其风崇勇武。文化上最突出的成就是创立了著名的巴渝舞，表明殷末曾随巴师参加武王伐纣，也反映出賨人的来源是相当古远的。 至于賨人的文化，可以说它对古代巴文化的凝聚、塑造和形成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概括言之，这些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若干方面： 1．巴渝舞的创制，不但对巴文化的传承，而且对中国文化史有着卓越贡献，是中国舞蹈史上常论不衰的主题之一。 2．巫鬼崇拜的起源、兴起和时空扩展，对川东、渝中、汉中、峡江以至江汉地区“信巫鬼、重淫祀”传统风俗的形成产生了极为深刻久远的影响，是古代长江三峡地区巫文化圈的根源所在。 3．以鶡冠子为代表的賨人首开巴人道家学术的先河，“巴俗事道，尤重老子之术”缘此而兴，是汉末张修自称“米师”，在川东和汉中地区传播以老子之术为内核的五斗米道的渊源所在。 4．作为以“巴有将”为表征的巴人性格特点的主要塑造者，賨人对巴文化传统的凝成和传承贡献尤为突出。 除上而外，賨人在楚汉之争中对刘邦出蜀汉、定三秦、建立汉王朝建有卓越功绩，而两汉魏晋时代板楯蛮四向迁徙，“虽徙他所，风俗不变”，则对巴文化的空间传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賨人故里》一书，从历史、地理、民族、民俗、风物、文化等层面，深入浅出地对賨人及其故里进行了介绍，其文优美，其辞流畅，颇值一读。相信此书对关心中国古代文化和巴文化、賨文化的读者，会发生相当的吸引力的。
清人与成都杜甫草堂
——以王培荀《听雨楼随笔》所录轶事及诗作为重点
房锐〔作者简介〕房锐，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四川成都610068。〔摘要〕《听雨楼随笔》是清代学者王培荀撰写的一部笔记性见闻录，书中收录了一些蜀人及游宦于蜀的文人与成都杜甫草堂相关的轶事及诗作，为我们研究成都杜甫草堂在清代的发展状况及其影响等提供了珍贵的文献资料，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和认识价值。〔关键词〕王培荀；《听雨楼随笔》；成都杜甫草堂；文献价值；认识价值
《听雨楼随笔》是清代学者王培荀（1783－1859）在担任荣县知县时撰写的一部笔记性见闻录，因写成于官署之听雨楼而得名。此书“大率仿《锦里耆旧传》，而以扬扢风雅为主。凡
蜀人士及游宦于蜀者，嘉言懿行，志乘所缺，无不摭拾而存之。以至异物、殊俗、轶事、隽词悉识焉”〔1〕。书中广泛记载了巴蜀地区的历史地理、天然资源、文物古迹、风土人情、名人轶事等，具有多方面的价值〔2〕。 值得关注的是，《听雨楼随笔》收录了一些蜀人及游宦于蜀的文人与成都杜甫草堂相关的轶事及诗作，这些内容为研究杜甫草堂的变迁、文物沿革及其影响等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文献资料，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和认识价值。 成都杜甫草堂故居遗址是保存最完好、最具知名度和代表性的诗圣杜甫纪念地，也是成都最著名的名胜古迹之一。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十二月，杜甫自陇右赴成都。次年，在成都西郊浣花溪畔营建草堂。唐末五代时期，著名诗人韦庄在杜甫草堂旧址重建茅屋。北宋时，成都知府吕大防、胡宗愈在韦庄所盖茅屋旧基上修建祠宇，元、明、清各代曾多次对草堂进行培修或扩建。 王培荀在《听雨楼随笔》卷六《山阴陆文杰》条中提到陆文杰与成都杜甫草堂相关的轶事： 山阴陆敏斋（文杰），放翁二十一世孙。幼随父宦蜀，游边徼，有《松月山庄诗集》。以放翁像刻石，配享浣花草堂祠，作五排记事，刻石嵌壁。 王培荀在《听雨楼随笔》中，多次提及陆文杰的事迹。陆文杰字敏斋，山阴（今浙江绍兴市）人，南宋诗人陆游二十一世孙。关于陆文杰“以放翁像刻石，配享浣花草堂祠”的记载，是有史实依据的。嘉庆十七年（1812），四川总督常明、布政使方积、知府曹六兴等重修成都杜甫草堂，以陆游陪祀于工部祠中参见常明、杨芳灿等纂修《四川通志》卷四八《舆地志·古迹》，巴蜀书社，1984年版。陆游得以“配享浣花草堂祠”，乃名至实归。陆游对杜甫推崇备至，其诗作也深受杜甫的影响。郑师尹《剑南诗稿序》云：“若夫发乎情性，充乎天地，见乎事业，忠愤感激，忧思深远，一念不忘君，先生之志。”（《陆游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968页）查《陆游集》，其《宋都曹屡寄诗且督和畣作此示之》云：“诗降为楚骚，犹足中六律。天未丧斯文，杜老乃独出。”（《剑南诗稿》卷七九）在夔州时，他时常捧读杜诗，探访杜甫遗迹，曾为杜甫故居作《东屯高斋记》（《渭南文集》卷一七），又作《夜登白帝城楼怀少陵先生》（《剑南诗稿》卷二）。乾道八年（1172）十一月，陆游离开南郑赴成都。在成都时，他常到草堂拜谒杜甫遗像，并写下《草堂拜少陵遗像》一诗（《剑南诗稿》卷九）。离蜀之后，他还常常怀想在蜀地的活动，其《感旧》云：“我思杜陵叟，处处有遗踪。锦里瞻祠柏，绵州吊海棕。蹉跎悲枥骥，感会失云龙。生世后斯士，吾将安所从。”（《剑南诗稿》卷三七），杨芳灿为此作有《修杜少陵草堂以陆放翁配飨记》。道光十七年（1837），陆文杰摹刻《放翁先生遗像碑》，题识云：“此二十一代祖务观公遗像也，江苏王君之佐刻《笠屐图》供思陆龛中，文杰补官震泽丞时，君以拓本见遗。”后拓本遗失。陆文杰在成都时，又从赵桂生处得到拓本。他“谒少陵祠，见公配享在侧，少陵有塑刻诸像，而公独无，意殊歉然”，遂重摹镌石，“并志一律”。今工部祠正中龛内为杜甫彩塑像，左侧为放翁先生遗像，题识大部分保存完好。王培荀称陆文杰“作五排记事，刻石嵌壁”。其诗“刻石嵌壁”处，在工部祠前廊左侧，至今保存完好。而杨芳灿《修杜少陵草堂以陆放翁配飨记》亦“刻石嵌壁”，在工部祠前廊右侧，与陆文杰之诗碑遥遥相对。王培荀的相关记载，对后人了解成都杜甫草堂的文物沿革极有帮助，而这些记载又与杜甫草堂工部祠保存至今的实物一一吻合，令人感叹。
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六称：“自唐至宋已数百载，而草堂之名与其山川草木皆因公诗以为不朽之传。”《听雨楼随笔》卷四《三苏祠题咏》条云：“同仕一方，萍水偶聚，迭相唱和，传为盛事，后世犹想其风流余韵也。眉州三苏祠，过者无不景仰，见诸题咏，几与少陵草堂祠伯仲。”由此可以想见后人对杜甫、苏轼的景仰之情及杜甫草堂、三苏祠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在清代，成都杜甫草堂故居遗址成为众多诗人墨客凭吊杜甫、缅怀杜甫的重要场所。《听雨楼随笔》卷二《倪坤》条录新津人倪坤《过工部草堂》一诗，诗云： 百花潭北市桥西，骨肉分离怨鼓鼙。此老千秋遗恨在，夕阳芳树草萋萋。 同书卷七《吴纕入蜀诗》条录浙江归安人吴纕《杜陵草堂》一诗，诗云： 世乱家何在，乾坤一寓公。感时还痛哭，报国只孤忠。诗许春秋续，才原稷契崇。风流犹想象，寂寞草堂空。 诗人触
景生情，对杜甫漂泊潦倒的境遇寄予深切的同情，对其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操无限缅怀，其诗作融入了自己特殊的感受，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听雨楼随笔》卷七《蒋攸铦》条载：“蒋励堂先生攸铦，在蜀作监临，闱中诗题《工部草堂》。后与学使聂蓉峰游草堂，即相与赋此题，争巧斗捷。”蒋攸铦，字颖芳，号砺堂，先世由浙江迁辽东，清初入关，居宝坻（今属天津市）。曾任云南布政使、江苏巡抚、两广总督、四川总督、刑部尚书、直隶总督、两江总督等职。《清史稿》卷三六六有传。嘉庆二十二年（1817），蒋攸铦调四川总督。在任期间，“重修文翁石室，兴学造士”〔3〕。“监临”指科举制度中乡试的监考官，清代以四川总督充任此职。“闱”即科举的试场。明清时期，每三年的秋八月在各省省城举行一次考试，称“秋试”，亦称“秋闱”。考中者称“举人”，取得参加会试的资格。聂铣敏，字晋光，号蓉峰，湖南衡山县（今属湖南衡阳市）人。曾典贵州乡试，督四川学政，后迁绍兴府知府。蒋攸铦担任监考官时，闱中以《工部草堂》为诗题，传递出强烈的尊杜讯息，此举当在巴蜀士人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而他后来与四川学政聂铣敏游草堂，“相与赋此题，争巧斗捷”的行为，也传为文坛佳话。 《听雨楼随笔》卷四《成都昭觉寺》条云：“昔白乐天、苏东坡喜与客游宴，而政益修举。蜀地江山奇丽，环成都尤多名迹。士大夫以时雅集，非徒见熙朝文物之盛。而时当淸宴，为政多暇，亦韵事也。”成都杜甫草堂故居即为一处重要的雅集之地，一些达官贵人、社会名流相聚于此，时有诗作唱和。同卷《少林草堂》条载： 游昭觉寺之明日，诸公出南门迎坐藏大臣，因为草堂之游。鳌石先生有记云：“戊戍正月十日立春。王春绶观察招何一山舍人，学使李西沤宫赞，多时帆廉访，尹实夫、周蔼余、张晓瞻观察及余同集。主客八人，以‘立春草堂联吟雅集’分韵赋诗。依韵为次，各书一通，以志翰墨因缘。时在成都南门外少陵草堂也。闽南苏廷玉记。” 此条记载的雅集盛况发生在道光十八年（1838）正月十日，召集者为王春绶。王春绶，名庭兰，河南固始（今河南固始县）人，时任四川成绵龙茂道道员。道员，简称“道”，别称“道台”、“观察”、“观察使”，故苏廷玉称王春绶为“观察”。参与者多为在蜀中任职的要员，具有较高的政治地位。如苏廷玉（号鳌石）时任四川按察使，署布政使，何一山（名桂馨）时提督四川学政，多时帆（名欢）时任四川按察使，周蔼余（名贻徽）时任四川盐茶道，张晓瞻（名日晸）时任成都府知府，权建昌道。李西沤（名惺）为蜀中宿儒，曾任国子监司业、詹事府左春坊赞善等职，时执掌成都锦江书院。张晓瞻所赋诗中，有“送客观城南，长亭冠盖集。乘兴觅良游，招邀度原隰。西郊有寓公，余芳千载挹”等句，前两句注云：“呐镜堂都护由蜀赴西藏。”据此可知，王春绶借迎接驻藏大臣呐镜堂之机，召集了此次草堂雅集。此条还收录了众人创作的十余首诗。可以推测，此次雅集与《蒋攸铦》条所载轶事在巴蜀地区当发挥了较大的引领作用，它们不仅对巴蜀文坛有所影响，还进一步推动了蜀中的崇杜之风。 同书卷六《斗酒百篇图章》条称栎园先生（周亮工）八世孙周歧源“少年英俊，以佐贰需次在川，驰逐名场，诗多可采”，并录其《浣花修禊》一诗，诗云： 锦城春景云如委，锦江春色花如绮。寻春不作冶春词，兰亭韵事谁堪拟。少陵已死草堂存，松竹城南旧诗垒。一丛香草绿迎人，门前曲曲桃花水。金陵词客涪翁裔，胜日招游集知己。莺花春暖百忙中，琴剑人来三径里。韶光九十赋遨头，岂因征逐夸绮靡。须知古不异于今，一咏一觞良有以。倚栏好证素心同，落花水面波文起。 此诗记述了在成都杜甫草堂举行的一次雅集的盛况。古时于农历三月上旬的巳日（三国魏以后固定为三月初三）到水边嬉戏，以祓除不祥，称为“修禊”。此次雅集行祓禊之礼，故称“浣花修禊”。“兰亭韵事”指东晋永和九年（353）三月三日，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名士及亲友四十二人在会稽山阴之兰亭行修禊之礼、饮酒赋诗之风流韵事。此处指在“松竹城南旧诗垒”举行的“浣花修禊”。 又，同书卷四《马若虚》条记载，马若虚“为人书聚头扇，款云：‘吕致和以三月三日邀集草堂，为九如先生作生日，余病未往。’”其诗云： 杜老吟踪寄，幽栖傍锦城。一樽重碧酒，三日丽人行。笼竹烟仍合，团沙水自清。朋来肴醳荐，分席引瑶觥。 会洛多耆旧，风雩慕古贤。桃花上巳水，兰禊永和年。
遗躅怀诗史，清樽作寿筵。花明浣溪路，不负暮春天。 老我添衰病，花时独掩关。卅年游息惯，跬步往来艰。雅意追陪地，风流想象间。良辰易怀古，吟事尚萧间。 “桃花上巳水，兰禊永和年。”清人于修禊日在成都杜甫草堂举行的雅集活动，既有兰亭雅集曲水流觞的风流惬意，又带有浓郁的地域色彩。由于雅集之地乃“诗圣”杜甫的故居，故这些雅集活动平添了一份厚重感。而参与聚会的诗人多为地方官员或社会名流，其风流韵事无疑进一步扩大了杜甫草堂的影响。 需要提及的是，在宋代，浣花溪为成都游乐胜地，杜甫草堂为浣花之游的重要组成部分。苏轼《次韵刘景文、周次元寒食同游西湖》云：“蓝尾忽惊新火后，遨头要及浣花前。”自注云：“成都太守，自正月二日出游，谓之遨头，至四月十九日浣花乃止。”〔4〕任正一《游浣花记》云：“成都之俗，以游乐相尚，而浣花为特甚。每岁孟夏十有九日，都人士女丽服靓妆，南出锦官门，稍折而东，行十里，入梵安寺，罗拜冀国夫人祠下，退游杜子美故宅，遂泛舟浣花溪之百花潭，因以名其游。与其日，凡为是游者，架舟如屋，饰以缯彩，连樯衔尾，荡漾波间，箫鼓弦歌之声喧哄而作。其不能具舟者，依岸结棚，上下数里，以阅舟之往来。成都之人于他游观或不能皆出，至浣花，则倾城而往，里巷阒然。自旁郡观者，虽负贩刍荛之人，至相与称贷易资，为一饱之具，以从事穷日之游。府尹亦为之至潭上，置酒高会，设水戏竞渡，尽众人之乐而后返。”〔5〕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云：“四月十九日，成都谓之浣花遨头，宴于杜子美草堂沧浪亭。倾城皆出，锦绣夹道。自开岁宴游，至是而止，故最盛于他时。” 明清时期，成都杜甫草堂成为著名的游览胜地，为人们春日郊游的重要目的地之一。薛瑄《游草堂记》云：“至蜀献王崇尚子美之忠贤，一新其堂。且刻子美蜀中诸诗于板，以示景行前哲之意。每岁时、良辰胜日，蜀之衣冠士庶，与夫戴白之叟，垂髫之童，皆知草堂之名，而出游其地，人物车马杂沓，道路至填溢，草堂不能容。由是草堂遂为蜀中之胜迹。虽朝之缙绅大夫有事于蜀者，亦必至其地焉。……夫忠在人心，乃天理民彝万世之所同。故后世慕子美之忠，则慕其为人，慕其为人，则并慕其所居之室。此子美之草堂所以屡兴不废而名永长存也。”〔6〕“蜀献王”即明太祖第十一子朱椿。朱椿“崇尚子美之忠贤”，对草堂进行培修，并把杜甫在蜀中创作的诗作刻板印刷。其崇杜之举不仅在巴蜀地区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也进一步扩大了杜甫草堂的影响力。朝中重臣杨廷和乃“知子美”之人，其《重修杜工部草堂记》亦当对提升杜甫草堂的地位产生了重要的作用〔7〕。据《清史稿》卷二二O《果毅亲王允礼传》记载，雍正十二年（1734），康熙第十七子爱新觉罗·允礼受命“赴泰宁，送达赖喇嘛还西藏，循途巡阅诸省驻防及绿营兵”。他在成都时，为诸葛亮祠题写“名垂宇宙”四字匾，此四字出自杜甫《咏怀古迹五首》其五：“诸葛大名垂宇宙。”〔8〕他又拜谒杜甫草堂，并题写“少陵草堂”四字，此碑及嘉庆年间修建的碑亭今存。《听雨楼随笔》关于成都杜甫草堂雅集的相关记载，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和认识价值。研读书中所载雅集盛况及其相关诗作，可以让我们更多地了解清人在草堂宴集的情形，对认识草堂在清人心目中的地位及清代杜诗学史亦不无裨益。 在此，有必要提及成都“人日游草堂”的习俗。《听雨楼随笔》卷二《顾煚世游幕于蜀》条录顾煚世《人日谒少陵祠》一诗，诗云： 敢道题诗寄草堂，偶来瞻拜只心香。黄鸡白酒逢春社，冷炙残杯忆古狂。羁客似公真不易，后来如我太寻常。山城桃李无消息，梦断当时黄四娘。顾煚世，字含象，上虞（今属浙江上虞市）人。其诗多处用典，如“敢道题诗寄草堂”句，典出高适《人日寄杜二拾遗》一诗。诗云：“人日题诗寄草堂，遥怜故人思故乡。柳条弄色不忍见，梅花满枝空断肠。身在南蕃无所预，心怀百忧复千虑。今年人日空相忆，明年人日知何处？一卧东山三十春，岂知书剑老风尘。龙钟还忝二千石，愧尔东西南北人。”〔9〕多年后，杜甫作有《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一诗〔10〕。顾煚世“冷炙残杯忆古狂”句之“古狂”二字，令人想到杜甫作于成都的《狂夫》〔11〕。“梦断当时黄四娘”句，典出杜甫《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六〔12〕。从此条收录的两首诗中，可看出顾煚世对杜甫的思慕之情。 需要指出的是，由此诗首句“敢道题诗寄草堂”，可知顾煚世对高适、杜甫人日酬唱之事的熟
稔和对杜甫的特殊感情。实际上，此“草堂”乃杜甫在夔州（今重庆奉节县）时所居之“草堂”，而非当年蜀州刺史高适题诗所寄之“草堂”。杜甫作《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一诗时，高适已经辞世。但在诗人心目中，不管是成都的“草堂”还是夔州的“草堂”，都是杜甫的故居，故诗人对之怀有特殊的感情。由于高适、杜甫之唱和，人日在诗人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如胡奎《寄高征士》云：“高适平生孟诸野，杜陵人日草堂诗。”（胡奎《斗南老人集》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陈廷敬《沧州道中懐励文恪公》云：“春风渤海郡，人日草堂诗。”自注云：“高达夫有人日寄杜诗。”（陈廷敬《午亭文编》卷二0，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陆嵩《人日饮沈玉生斋中赏菊》云：“杜甫草堂诗未寄，陶潜荒径问何因。莫愁孤负探梅约，故遣黄花刺眼新。”（陆嵩《意苕山馆诗稿》卷九，清光绪十八年陆润庠刻本）乾隆二十二年（1757），将会试的表文改为五言八韵唐律一首。此后，试律诗普及到各级科举考试中，士子们潜心于创作试律诗。吴文镕在试律诗《人日题诗寄草堂（得高字）》中写道：“触拨春消息，同心托素毫。草堂人日胜，云树蜀山高。脱槀离怀写，缄梅驿使劳。郫筒期后约，彩笔试今操。旧雨三巴阻，东风七字豪。浣花谁曲沼，挑菜此晴皋。物候参天意，吟情共我曹。达夫年进未，诗格几爬搔。”（吴文镕《吴文节公遗集》卷七七，清咸丰七年吴养原刻本）可以推测，一些士子或以“草堂人日”等为诗题，进行试律诗的写作训练。。而于人日拜谒草堂，缅怀杜甫，也就有了一种特别的意味。 “锦水春风公占却，草堂人日我归来。”咸丰四年（1854），也就是距高适、杜甫人日酬唱近1100年后，四川学政何绍基游草堂，题写了这幅著名的楹联。此联据两人酬唱之事写成，内涵较为丰富。上联令人联想到杜甫在草堂生活时的情形及其《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诗中“自蒙蜀州人日作，不意清诗久零落。……锦里春光空烂熳，瑶墀侍臣已冥寞”等句。下联“草堂人日”四字典出高适《人日寄杜二拾遗》“人日题诗寄草堂”句，而此四字也道出何绍基拜谒草堂的时间、地点。“我”字与上联的“公”字对举，显得从容、自信。“归来”二字耐人寻味，由此二字，不仅可看出诗人对杜甫高度的认同感及强烈的追慕之情，还可想见他已把草堂视为自己的精神家园。或许在何绍基的心目中，拜谒草堂，缅怀“诗圣”杜甫，实为一次精神上的回归之旅。诗人以高度浓缩的语言，道出了自己的心声。此联一出，便引起了蜀中士人的强烈共鸣，并由此形成了近现代成都“人日游草堂”这一独特的习俗。 “人日游草堂”习俗乃蜀中悠久的民俗活动与文人雅集传统及崇杜之风日炽的产物，这一延续至今的习俗已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道独特的景观。而“功臣”何绍基正是道光十八年草堂雅集召集者王春绶的门生何绍基有《恭送王春绶师观察蜀中兼颂四旬有一华诞》一诗（何绍基《东洲草堂诗钞》卷六，清同治六年长沙无园刻本）。何绍基于道光十五年（1835）中举。《李星阮日记》记载，道光二十年六月廿五日，“山东运台王春绶见访，由四川成绵道升，乙未科主试吾楚，何子贞、胡蕴之皆出门下。与予同年生，亦于思似五旬外，人明练谦谨，大受器也。”（袁英光、童浩整理《李星阮日记》，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82页）。王培荀在《听雨楼随笔》中记载的与杜甫草堂相关的轶事及诗作，为我们串起了若干十分重要而又为后人所忽略了的环节，这是令人感到欣慰的。可以认为，正是由于陆文杰、蒋攸铦、王春绶等大批文人的长期“铺垫”，蜀中崇杜之风越来越盛，文人们的草堂情结也越来越浓厚。而何绍基题写的楹联所引发的共鸣及由此形成的“人日游草堂”习俗，又把蜀中千年来的崇杜之风推向了顶峰。参考文献〔1〕〔1〕 蔡振武．听雨楼随笔序〔Ａ〕．王培荀著，周昌富、李大营校点．听雨楼随笔〔Ｍ〕．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2.2．〔2〕 房锐．《听雨楼随笔》与相如、文君文化研究〔Ｊ〕．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5）．〔3〕 蒋攸铦传〔Ａ〕．清史稿：卷三六六〔Ｍ〕．北京：中华书局，1977．〔4〕 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卷三二〔Ｍ〕．北京：中华书局，1982．〔5〕 〔7〕杨慎编，刘琳、王晓波点校．全蜀艺文志：卷四Ｏ，卷三九〔Ｍ〕．北京：线装书局，2003．〔6〕 薛瑄．敬轩文集：卷一九〔Ｍ〕．文渊阁四库全书本．〔8〕 〔10〕 〔11〕
〔12〕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一七，卷二三，卷九，卷一0 〔Ｍ〕．北京：中华
书局，1979．〔9〕 高适著，孙钦善校注．高适集校注〔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264．
古代简牍传世之方式及其文化意识探讨
石贤玮〔作者简介〕石贤玮，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副研究员， 四川成都610068。〔摘要〕简牍作为最古老的书籍形式，不仅对先民的生活发挥了特有的功能，而且对后世的生活习惯、哲学思想、文化著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将有关简牍资料进行归类整理，探讨简牍的存藏方式、存藏动因，了解我国简牍文化的传承史及其历史意义：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成就，最初是依赖竹帛得以传承至今。〔关键词〕简牍存藏方式；存藏动因；简牍文化
我国古代最早的书写文字材料，除写在甲骨、青铜器、一些货币、石刻、陶瓦器等上的文字材料以外，还有大量的竹简木牍。根据《尚书》的记载，我国大致在商周之际，就有竹简木牍类的书籍了。《尚书·多士》篇中记载西周初年，周公对商朝遗民的训话:“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周公强调殷的先人“殷革夏命”之事是有典册记载的。商周两代的史官职掌记事及管理典册名曰“作册”。甲骨文字中的“册”和“典”就是古代成册的图书的象形。陈寅恪先生说，地上资料与地下实物相结合研究方可得到科学的结论。但遗憾的是考古发掘尚未发现商周时代的简册遗物，目前所发现的简牍，主要是战国至三国后期(公元前5世纪末至2世纪)的遗物。自东汉以后，由于书写纸的逐步采用和推广，简牍被纸质图书取代，直至魏晋便基本绝迹。其盛行长达千余年。近年来出土的楚简、秦简、汉简、三国吴简等，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古代社会的信息资料。这些资料具有很强的真实性，为研究所书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赋税、户籍、司法、职官等许多社会方面的情况，提供了丰富而确实的资料，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 本文将有关简牍资料进行归类整理，探讨简牍的存藏方式、存藏动因，以及存藏简牍反映出的生命意识和文化意识，了解我国简牍文化的传承史及其历史意义。 一、简牍的存藏方式 根据考古发掘研究的成果，已经出土的简牍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废弃遗址的遗留物，另一种是古人有意识的存藏。前者如敦煌悬泉遗址出土的25000多枚简牍，后者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墙壁存藏的“壁中书” 所谓“壁中书”，相传于汉代出自孔子宅壁中的古文经传。其发现过程诸文献记载详略不一，《汉书·艺文志》载：“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闻鼓琴瑟钟磐之音，于是惧，乃止不坏。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 〔1〕《辞海》修订本“壁中书”条释曰：“汉代发现的孔丘宅壁中的藏书。”下引书证即《汉书·艺文志》“武帝末”至“皆古字也”一节。“壁中书”号称为“书”，实际上皆为记载经文的竹简木牍。 （二）存藏于墓穴
墓穴存藏是古人有意识存藏简牍的主要方式。目前出土的简牍中，尤以汉简为多，达73600多枚。其中相当多的简牍出自墓穴。汉代的简，较著名的有长沙马王堆1号、3号两墓出土的医术内容的竹木简。1972年，山东省博物馆和临沂文物组在临沂银雀山发掘了两座西汉墓葬（即1号墓葬和2号墓葬），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汉代文物，有竹简、陶器、漆木器、铜器、钱币及其它一些随葬品，其中以竹简数量最大。银雀山1号西汉墓出土的4942支竹简，内容多为兵书，其中有久已亡佚的《孙膑兵法》；其中以竹简数量最大。其内容多为古代文化典籍，非常丰富，而且十分珍贵。马王堆1号汉墓随葬物品极为丰富,出土文物多达一千余件,墓主的尸体历二千余年仍然保存完好。1973年12月至1974年初,马王堆又发掘了2号和3号两座汉墓。其中在3号墓中出土了一批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古代竹简和帛书。3号汉墓共出土竹木简600多枚,除220枚为古代医书外,其余皆为记录随葬器物的清单。而东
汉简牍较大规模的发现，是在在甘肃武威磨咀子、甘肃旱滩坡等东汉墓葬中发现竹木简600余支。甘肃破城子旧居延汉简出土遗址一带，发现简牍19000多支，系解放后出土简牍最多的地区。这些竹简的字迹并非一人所写，而是不同人的手抄本，这些手抄本为研究当时书法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又如，1981年至1989年底，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江陵县九店发掘东周墓596座，其中56號、62號出土有竹简。《九店楚简》这样写道：“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九年底，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工作站（原蜀湖北省博物馆）在江陵县九店发掘东周墓五九六座，其中五六號、六二號出土有竹简。”〔2〕郭店楚简于1993年出土于湖北省荆门。《郭店楚墓竹简》这样写道：“郭店楚简於一九九三年冬出土于湖北省荆门市郭店一號墓，虽数经盗劫，仭然幸存八百余枚。”“郭店一号墓位于纪山楚墓群中。”“郭店楚简的文字是典型的楚国文字，具有楚系文字的特点，而且字体典雅、秀丽，是当时的书法精品。这批古书不同于一般的公文和文书，是由专门的人抄写的。”〔3〕出土的文物显示为战国时期楚文化的风格。 秦简有湖北云梦龙岗地区睡虎地11号墓出土的10种，包括《秦律十八种》、《语书》、《日书》等，内容很丰富。1986年，在甘肃天水放马滩一个秦墓中又发现了共计460支秦代竹简，时代较云梦睡虎地稍早。睡虎地11号墓是小型的木槨墓，随葬品有青铜器、漆器、陶器等七十余件。竹简原藏棺材内，保存较好，字迹清晰，只有少数残断。《睡虎地秦墓竹简》这样写道：“睡虎地十一号墓是小型的木槨墓，随葬有 青铜器、漆器、陶器等七十余件。竹简原藏棺内，保存较好，字迹清晰，只有少数残断。这批秦简经科学保护，细心整理并复后，总计有简一千一百五十五之支（另存片八十片）。”〔4〕这批秦简经过科学保护，细心整理并复后，总计有简1155支（另存片80片）。1989年10月至12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孝感地区博物馆、云梦县博物馆合作，在云梦县城东郊龙岗地区发掘了9座秦汉墓葬。《龙岗秦简》这样写道：“在云梦县城东郊龙岗地区发掘了九座秦汉墓葬。其中六座为秦代墓葬，两座为秦汉之际墓葬一座为西汉墓葬。”六号墓“竹简出于棺内下半部，分散在淤泥当中”。“竹简有上中下三道编绳，上编绳约在距简頭一厘米许处，下编绳约在距简尾一厘米许处，编绳疑丝质，简侧有契口以固定编绳”。“简文用毛笔书写于竹简篾黄一面，篾青一面曾加修治，但没有写字。由于保存的问题，竹简上半部字迹大多比较清晰，而下半部残损严重，文字漫患不清。竹简文字为秦隶，字形统一，应当出自一人之手”〔5〕。从内容来看，“龙岗秦简的内容是秦代的法律”〔6〕。 晋简发现很少，在吐鲁番TAM53号墓及南昌东湖区永外街M1号晋墓中有零星几支。 （三）存藏于井窖中 1996年7月，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长沙市五一广场走马楼建设区域内的古井进行抢救性的发掘。在该区域的古井中发掘出大量三国时期吴国的竹木简。“这些古井包括战国、两汉、六朝以及唐宋至明清时期的，共约五十余口。古井的井口直径自00直筒形内置陶质井圈、直筒形砖砌井壁、直筒形内置藤或竹编井圈。按使用功能可分为引用、仓储和基础三类。其中出土文物包括生活用器、生产工具、建築材料、铜钱和简牍。部分汉代瓦當为长沙官署建筑用物”〔7〕。这次最重要也是最惊人的发现是大批简牍的出土。“据初步的估计，简牍总数在十万片以上。这些简牍发现于编号为二十二号的一个袋状形圆形井中，井口直径南北长三材与形制可分为竹简、大木简、木牍、封检和籖牌等”〔8〕。 长沙走马楼22号井发掘报告指出：“一九九七年开始整理的二千一百四十一枚（含残片）佃田类大木简，十之八九属于上述从淤泥中抢救出来的一批，材质尚好，字迹可辨。这种大木简由于其形制特殊，内容相近，残损不大……同属于这批抢救出来的吴简中的竹简，残损较大。”“截至一九九六年止，在五一广场周围地段共发掘历代古井、古窖五十余口。古井窖数量之多，地域之集中、内涵之丰富，特别是对长沙古城历史以及湖南战国秦汉时期考古学分期研究，有着与一般墓葬资料所不能替代的作用。”〔9〕 目前已知的简牍存藏方法最主要有上述三种。在中国
广袤的大地上，是否还有其他竹木书简存藏方法？只有待未来的考古发掘工作证实。 二、存藏方法反映出的生命意识、文化意识 将简牍存藏于夹壁、墓穴、井窖等秘密的地方，显示出古人对简牍的重视。为什么要这么做？它反映了我国先民怎样的文化意识和生命意识？ 有价值的东西才有可能被存藏。在生产力非常低下的时期，加工竹简、木简本是一件不容易做的困难的事情。古人为什么要知难而上选择竹木简，把古代的图书文献和自己生活状况记录下来，通过特殊的存藏方式把这些文献保存起来，希望把这些文献传给后代子孙。笔者认为，这些做法，源于行为主体自身的生命意识与人生观。 笔者认为，简牍得以存传于世，需要以下条件：第一，行为主体是文化人，他自身有较高的文化修养，知道文化的价值。他能对他生活时代的文化进行选择，择优保存有价值的文化典籍；第二，对生命的本质有深刻的认识。至少在他们的意识中，把人类的生存看作是一代代人生命传承的过程。任何当代人的生命都是自远古而来，联结未来的纽带，有传递文化给后代子孙的责任与义务；第三，有丰富的存藏知识和能力，能考虑存藏的条件，选择合适的方法妥善保存。
（一）将书籍放置于墙壁中，是特殊情境下保存图书的基本方法 为什么古人把简牍存藏于墙壁中，目前学术界都认同起因于秦始皇焚书坑儒。秦始皇焚书期间，民间儒生将一些古文经书埋藏起来，至汉代前期，被埋藏的书籍相继发现，如汉景帝时，河间献王以重金在民间征集所得古文经书。汉武帝时，鲁恭王从孔子故宅壁间所发现的古文经籍也是这个情况。诸王等先后献给朝廷，藏于秘府。使得一部分书简得以传承。选择墙壁显示出贮藏者的生存智慧，墙壁是构成房屋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墙壁支撑了屋顶，使房屋形成能遮风避雨的居住空间。将书简放置于墙壁，能遮风避雨，防止书简腐朽；墙体宽阔，能贮藏简牍，而且不易被他人发现，墙体高于地面，不受风雨的侵蚀，时间越长，墙壁越干燥，给简牍提供了良好的存藏条件。简牍与人同在，只要房屋能够居住，书简就会得到安全保存。这种存藏方法一直影响到后世的藏书。例如段渝先生在《一代大儒刘沅及其<槐轩全书>》一文中这样写道：“西充鲜于氏特园藏本《槐轩全书》，为刘氏门人藏于乡村居室夹壁之中，故数十年后得以保全，使此书成为当今《槐轩全书》罕见之全本。” 〔10〕 （二）墓穴珍藏形成一种丧葬文化 古人宗族观念浓厚，一个家族死后葬的墓地大多在同一个地方。现在我们常常听到以姓氏加坟山为地名的称谓，大多数属于这种情况。如李家坟山、张家坟山，吴家坟山等等情况。之所以家族的墓地以保存，是因为中国人有尊敬长者、死者为大的传统思想。例如孔子曾为母亲守墓3年。而孔子死后，其弟子为其守墓6年。孔林能够传世2000多年，就是这种传统文化的象征。古代家族墓地，后代是要用尊严、甚至生命来保护的。民间常常留着这样的话：“我又没有挖你家的祖坟，你为什么这样恨我？”说明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挖祖坟”是最让人痛恨的事情。所以，墓穴珍藏在我国已经形成一种丧葬文化，墓穴藏品较多的大多数是达官显贵，陪葬品的类型和数量，显示他们特殊的地位。还有一种可能是官府按官阶选择陪葬方式和陪葬品，以此作为官员生前从事的职业的评价。所以墓穴发现的简牍，一般都是比较珍贵的。比如在用料方面，大多选择上好的竹简木牍作为书写的材料，这样便于书写，其书法也很精美，也利于较长时间的保存。藏简也很讲究，有的将每类材料用不同的标识进行区分，把不同类别的简放在一起：有的在竹简上切个洞,有的斜切一点,有的用不同的颜色区分,有的通过画图案进行区分。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书简的分类已体现现代人的图书分类思想。这样的丧葬文化传统，使古代的墓群能够保存下来。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文化财富。 （三）井窖存藏体现的现代档案意识 井窖存藏中最典型的是湖南长沙走马楼发掘的井窖。长沙走马楼已发掘的50余口井窖约10多万片三国时期吴国简牍，被专家推断为“很可能就是临湘侯的或更高级别行政机构的官府档案”。目前，走马楼井窖竹简木牍为临湘侯国的档案，这个观点基本已成定论。但是，学术界对于这些档案是弃置的过期档案，还是有意识地保存的有用档案？还有争论。胡平生在《细说长沙走马楼简犊》〔11〕中认为，J22是废弃空仓。吴简“大都是孙吴时长沙郡如田曹、户曹、仓曹与库等有关机构的档案文
书，其中许多是契约合同的凭据，必须妥善保存。事隔多年之后，有目的地将它们放置在空仓里，既有到期失效、就此作废的意思，也有郑重封存、避免流失的意思”。对于这个观点，笔者从走马楼井窖经过精心打造而成这个事实作为依据，认为走马楼吴简当属后者，是简牍存藏者有意识为后实留存的档案资料，他们已有较自觉的档案意识。走马楼的井按其功用分为饮用、仓储和基础三类：井中的基础井“常常将早期井壁扩大，或全部清除，或大部分清除仅留底部，而充填河卵石，层层夯筑，十分坚实”〔12〕。“夯土层分布在该区域的北部和西部，夯土纯净，不含任何杂质，系就近挖掘的红色网网纹土精心夯打而成。在构筑这处夯土台基时，对位于其下的早期井、窖和其他遗迹都做了清理”〔13〕。如果是弃置档案，完全不用如此精心打造。走马楼吴简数量巨大，内容丰富，它的出土和整理出版，对于资料贫乏的三国史尤其是吴国史研究，将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简牍作为我国最早期的书籍形式，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及发展有着巨大的作用。钱存训认为：“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成就，最初是依赖竹帛得以传承至今。在这最早的时期中，不仅今日通用的文字和书籍的一些性质渊源于此，而且影响后世的哲学思想、生活习惯和伟大著述，也都是在这一时期中孕育而成。”〔14〕这一评价是非常中肯的。参考文献〔1〕汉书·艺文志〔M〕.北京：中华书局，1962.〔2〕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编.九店楚简〔M〕.北京：中华书局，1999.〔3〕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4〕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5〕〔6〕中国文物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龙岗秦简〔M〕.北京：中华书局，2001. 〔7〕〔8〕 〔9〕 〔12〕〔13〕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中国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学历史系走马楼简牍整理组编.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和吏民田家莂〔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10〕 段渝.一代大儒刘沅及其<槐轩全书>〔Z〕.刘沅.槐轩全书〔M〕前言.成都：巴蜀书社，2006.〔11〕胡平生.细说长沙走马楼简犊〔N〕.人民日报(海外版),1997-3-20, 1997-3-22. 〔14〕钱存训.书于竹帛: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
《巴蜀文化研究集刊》（7）
《南方丝绸之路论集2》正式出版
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的《巴蜀文化研究集刊》第7卷《南方丝绸之路论集2》，日前由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正式出版。 本卷由段渝教授主编，全书共55万字，5个栏目：古蜀文明与南方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交流与传播、南方丝绸之路考古与文物、南方丝绸之路艺术与宗教、南方丝绸之路研究综述。
本卷的重点文章，在先秦史研究方面，有宋镇豪研究员的《谈谈商代开国名臣伊尹》。在南方丝绸之路研究方面，有李学勤教授的《三星堆与南方丝绸之路》、耿昇教授的《法国里昂商会中国考察团对四川养蚕业与丝绸业的考察》、段渝教授的《中国西南早期对外交通——先秦两汉的南方丝绸之路》、邓聪教授的《中越牙璋竖向刻纹辨识》、陈显丹研究员的《古代文化的交流与五尺道》、肖明华研究员的《西南地区古今海贝与南方丝绸之路》等。从多角度、多方面对南方丝绸之路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 本书还是段渝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南方丝绸之路与欧亚古代文明”的成果之一，该课题组多名成员都撰写并发表了论文。
段渝教授“三星堆文化与南方丝绸之路”
讲座在绵阳开讲
应四川省绵阳市文物局邀请，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段渝教授专程前往绵阳，在绵阳市传统文化公益性讲坛“中国科技城·绵阳讲坛”作“三星堆文化与南方丝绸之路”的专题演讲。讲座于2013年3月15日上午在绵阳市图书馆讲演大厅开讲。 这场讲座的内容包括段渝教授近年对三星堆文化与南方丝绸之路的最新研究成果，也是段渝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南方丝绸之路与欧亚古代文明”的重要内容。讲座根据大量考古发现以及文化形态、文化因素分布等，对三星堆青铜文化与古代印度、西亚文明进行比较研究，探讨中国西南地区与印度、西亚地区的古代交通和文化交流互动关系，以及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年代、性质，南方丝绸之路在中国西南地区文明演进中的作用等。 这次讲座由绵阳市文物局、绵阳市图书馆、绵阳市电视台联合举办，绵阳市文物工作者、收藏协会会员、大学教师等100余人参加了讲座。讲座结束后，段渝教授与听众进行了互动交流。
《中国社会科学报》
专访中心主任段渝教授的相关报道
巴蜀文化研究应结合中国、面向世界
——访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段渝编者按：日前，《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的有关研究工作，专访了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段渝。2013年2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报》B04版以《巴蜀文化研究应结合中国、面向世界》为题刊发了该采访文章。随后，新华网、中国社会科学在线等网站对文章进行了转载。现将该报道转发于下，以飨读者。（《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郭潇雅、吴运亮）我国古代文化由各大区系文化多元一体融合发展而成，巴蜀是其中的重要区系之一，有着悠久的始源、独特的文化模式和文明类型，是我国古代区域文化中具有地域政治与文化特色的典型代表。20世纪40年代初，学术界提出“巴蜀文化”命题，随着考古工作全面深入开展，大量新材料不断问世，使得学术界可以比较充分地运用当代考古新成果。未来巴蜀文化的研究将延伸到哪些领域？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段渝。有助于构建中华文明的完整图景 《中国社会科学报》：学界对巴蜀文化进行不懈探索，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新成就，不但彻底否定了前人所谓“蜀无礼乐，无文字”的旧说，而且提出了“三星堆文明”、“巴蜀古代文明”和“巴蜀是中华文明又一个发源地”的崭新论断，获得各界共识，您怎么看当前的巴蜀文化研究？ 段渝：正如李学勤所说，可断言，如果没有对巴蜀文化的深入研究，便不可能构成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完整图景，中国文明研究的不少问题，恐怕须由巴蜀文化求得解决。其中，三星堆文明是有着相对独立起源和发展脉络并且高度发展的区域性文明，具有较高的学术意义和科学价值，有助于增进我们对我国上古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结构的深入透彻了解，从而更好地把握古代文明各种物化形式的深刻内涵。 随着对三星堆文化研究的深入开展，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巴蜀文化研究要取得新的突破，须拓展研究视野和空间，进一步将巴蜀文化与中国文明以至世界文明相联系，这正是本世纪以来巴蜀文化研究的着力点之所在。近期，我们对巴蜀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从酋邦（chiefdom）理论角度研究国家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这方面的成果主要体现在《政治结构与文化模式——巴蜀古代文明研究》和《酋邦与国家起源：长江流域文明起源比较研究》以及一系列论文当中；第二，先秦巴蜀历史和文化的整体研究，这方面的成果就是《四川通史》（卷一·先秦）和《成都通史》（卷一·古蜀时期）；第三，巴人来源的研究，这方面的成果主要体现在论文《巴人来源
的传说与史实》和其他论著里；第四，古蜀文明与南方丝绸之路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通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南方丝绸之路与欧亚古代文明”以及成都市文化建设重大项目“古蜀文明与南方丝绸之路研究”来开展，已有一系列新成果发表。与亚欧文化的历史交流是研究新课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长期以来，国内外对于早期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往往只上溯至汉代并且以西北丝绸之路为唯一重心。但是，近年我国西南特别是巴蜀地区大量外来文化因素的发现，以及东南亚、南亚、中亚、欧洲一些地区中国文物尤其是巴蜀文化遗迹的发现，使得学界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古代巴蜀在早期中外关系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您认为巴蜀文化的研究趋势是什么？ 段渝：深入系统地探索这些文化因素的来龙去脉，并对中外历史文献的有关记载进行梳理，加以综合分析和比较研究，揭示先秦汉晋时期巴蜀与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的经济文化交流及其历史意义，已成当前学术界面临的一大新课题。中外古文献中多有先秦两汉时期我国西南对外交通的记载。古希腊、罗马文献中关于东方地理和文化的记述，比如Seres （赛里斯）、Thinai（秦尼）等，并不完全是无稽之谈，在古代我国西南地区有迹可寻，是古希腊罗马作家根据其在中亚和印度时的耳闻所进行的实录性记述，表明当时已有从我国西南至印度和中亚的交通线。我国先秦两汉古文献的有关记载，可证实我国西南早期对外交通的实际情况。成都平原三星堆文化、金沙遗址和云南考古中不少印度和近东文化因素的发现与研究，以及在东南亚、印度、中亚以至地中海等区域中我国西南文化因素的发现，则从考古学上证明了古代我国西南对外交通的存在。而巴蜀文化与欧亚古代文明的联系，主要通过张骞所说的“蜀身毒道”，即今天所说的“南方丝绸之路”进行的。 总结当前的各项成果，我认为，未来巴蜀文化研究可在“巴蜀古代文明的起源与形成”、“巴蜀文化与中原文明和周边文明的关系”、“巴蜀文化与西亚、南亚和东南亚文明的关系”、“内陆盆地封闭与开放的关系”四个方向取得重大进展。在田间地头寻找“南方丝绸之路”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曾据当前的科研环境、条件和手段，对“南方丝绸之路”的国内段及国外段进行了调研，您认为“南方丝绸之路”将引申出哪些课题？ 段渝：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为蜀文化的中心——成都，从成都向南分为西、中、东三条主线：西线经今四川双流、新津、邛崃、雅安、荥经、汉源、越西、喜德、泸沽、西昌、德昌、会理、攀枝花，越金沙江至云南大姚、姚安，西折至大理，这条线路被称为“零关道”（或作“灵关道”，东汉时又称“牦牛道”）。中线从成都南行，经今四川乐山、峨嵋、犍为、宜宾，再沿五尺道经今云南大关、昭通、曲靖，西折经昆明、楚雄，进抵大理。中、西两线在大理会合后，继续西行至今永平，称为“博南道”。从永平翻博南山、渡澜沧江，经保山渡怒江，出腾冲至缅甸密支那，或从保山出瑞丽抵缅甸八莫，称为“文昌道”。东线从四川经贵州西北，经广西、广东至南海，这条线路称为“牂牁道”，或称为“夜郎道”。 国外段有西路、中路和东路三条。西路即历史上有名的“蜀身毒道”，从四川出云南经缅甸八莫或密支那至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以至中亚、西亚。这条纵贯亚洲的交通线，是古代欧亚大陆线路最漫长、历史最悠久的国际交通大动脉之一。中路是一条水陆相间的交通线，水陆分程的起点为云南步头，先由陆路从蜀、滇之间的五尺道至昆明、晋宁，再从晋宁至通海，利用红河下航越南，这条线路是沟通云南与中南半岛的最古老的一条水路。东路，由蜀入滇，出昆明经弥明，渡南盘江，经文山出云南东南，入越南河江、宣光，抵达河内。 在田野调查中，我们不但对古道及线路进行考察，还搜集了大量相关历史文献、文物考古和人类学民族学资料。田野工作不单是调查道路和线路，道路是文化的载体，是文明史的见证，所以必须同时对与道路和线路相关的历史文化遗存进行调查、记录、分析和研究。通过综合研究，我们将解决南方丝绸之路的走向、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时代、南方丝绸之路的性质、南方丝绸之路与东南亚文明、南方丝绸之路与南亚文明、南方丝绸之路与近东文明等六个方面的课题。
川西南山地区域考古的新进展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学术沙龙侧记
陈剑邱艳〔作者简介〕陈剑、邱艳，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四川成都610072。近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文保楼期刊阅览室举行学术沙龙，来自四川大学考古学系、成都博物馆、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的业务人员近50人参加了本次会议。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江章华研究员主持了此次学术报告及研讨会。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何锟宇、副研究员周志清分别作了两场精彩的学术演讲。 周志清副研究员对川西南山地主要是凉山地区近年来的考古新发现进行了简要介绍。 安宁河又称长河、白沙河，发源于冕宁县小相岭，至小得石附近注入雅砻江，全长约320公里。安宁河谷属于宽阔地堑谷，气候温暖，土壤肥沃，是川西南主要的产量区。该地区具有浓厚的“异质”文化因素，古代族群通过这里频繁的迁徙，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成为当地古代文化发展与创新的主要动力。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于2004年会同凉山州博物馆，拟定了“安宁河流域考古”的课题。旨在通过全面调查安宁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遗存，构建南宁河流域新石器时代至汉代的考古学编年体系，了解该地区古代文化聚落的布局，重建其史前生态环境与生业模式，理解人地之间的互动关系。通过七年的田野调查和发掘工作，现今取得了如下成绩： 1.新石器时代遗存 横栏山遗址〔1〕。位于西昌市东南15公里的大兴乡建新村四组。最早发现于1987年，2004年进行调查和试掘，出土有陶器和石器，陶器主要有泥条附加堆纹口沿罐、长颈罐、束颈罐、喇叭口高领罐、宽沿罐、尊、壶、流、宽沿盆、器盖、钵、碗等。石器有斧、锛、凿、新月形石刀、柳叶形石镞等。类似文化遗存广泛见于安宁河中游地区，如棲木沟遗址、营盘山遗址、马鞍山遗址，此外还见于德昌县的董家坡遗址以及大渡河流域的麦坪村遗址。时代距今约4000年-3700年，约当新石器时代。 董家坡遗址〔2〕。位于德昌县东南的王所乡水塘村二组。该遗址于2008年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时发现，2009年进行发掘，发掘面积共计112平方米。出土器物有陶器和石器两类。陶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另有少量夹砂灰褐陶。器形以罐为主，另有少量钵和器盖。纹饰常见网格划纹、折线纹、戳印点纹、附加堆纹等。典型器物有盘口罐、锯齿状花边口罐、敛口钵等。石器以磨制石器为主，另有少量打制石器。器形以刀和锛为主，其次为网坠、砺石、纺轮，另有少量斧、石料。遗址主体堆积的性质与茨达河中游的汪家坪遗址相似，与横栏山文化属于同一文化系统，时代约在距今4500～4200年左右。 2.商周时期遗存 安宁河上游地区商周遗存以赵家湾遗址〔3〕、胡家嘴遗址、高坡遗址为代表。以高坡遗址为例，位于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复兴镇建设村五组，地处安宁河河谷的一级台地上〔4〕。出土器物以夹砂红褐陶为主，其次为灰陶、黑陶、黄陶。泥质陶以黑陶多见，另有少量黄褐陶。纹饰以素面为主，叶脉纹和乳丁纹最为常见，另有少量的附加堆纹。陶器多为轮制，有少量的泥条盘筑。常见器类有碗、钵、罐、纺轮、器盖、圈足器、带流器等，其中折肩碗、乳丁纹罐、鸭嘴形器流是该遗址最具特色的器物。时代约为公元前1400～前1000年。该遗址既不属于横栏山文化和礼州遗址中段遗存，也不属于大石墓遗存，与之相近的文化因素见于安宁河中游东岸的大洋堆遗址的中期遗存，以及昭鲁盆地南部边缘的野石山遗存，由此看来，牛栏江、金沙江、黑水河、普格河、安宁河等河流的河谷走廊作用或许在很早以前便将这一区域贯穿起来，但是该类遗存的发现是否代表了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的出现，还需要进一步的调查研究以确定。 安宁河中游地区以大洋堆遗址为代表〔5〕。该遗址位于西昌市经久乡合营村六组，地处安宁河中游东岸的一级台地上，面积约8100平方米，1994年10月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掘面积140平方米。遗址分为早、中、晚三期，分别对应西周早期、春秋时期以
及春秋末至战国初期。早期以北区土坑墓为代表，出土遗物有陶器、石器和铜剑，陶器均为泥质黑陶，纹饰以锥刺纹、刻划纹、叶脉纹、附加堆纹为主，另有少量镂孔装饰，器类有簋、豆、双耳罐等。石器以斧、戈、镞、饰品为主；中期以器物坑和黄土坑为代表，出土器物以陶器为主，多为夹砂褐陶，另有少量红陶，纹饰以乳钉纹为主，另有少量附加堆纹和刻划纹，可辨器形有罐、簋、杯、钵等；晚期以大石墓和北区灰坑为代表，陶器以夹砂褐陶为主，黑陶次之，另有少量红陶，器表多饰黑衣，纹饰刻划纹、乳丁纹、戳印纹及少量镂孔，可辨器形有尊、豆、钵、杯、罐等。 云南地区相关遗存以鲁甸野石山遗址为代表〔6〕。该遗址位于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城以西约3公里的野石山山麓缓坡地带，遗址现存面积约1平方公里。出土遗物有陶器、石器和铜器。陶器分夹砂陶和泥质陶两种，以褐陶为主，其次为黑陶。纹饰以素面为主，另有少量乳钉纹、弦纹、蓖点纹。可辨器形有罐、碗、钵、瓶、长流器、匜、器盖、盆、杯、纺轮等。该遗址出土的盆、细颈瓶、匜等器物与鸡公山遗址出土的同类器物相似，出土的罐、折肩碗、钵、圈足杯、鸭嘴形器流等器物与高坡遗址出土的同类器物相似，野石山遗址可能通过牛栏江与金沙江的通道与川西南的黑水河、安宁河地区联系起来，可知云南省昭通市的鲁甸、巧家与凉山州的宁南、普格、西昌、冕宁等先秦文化很早以前存在文化的交流与传播。 贵州地区相关遗存以威宁中水地区的鸡公山遗址、吴家大坪遗址为代表，统称为鸡公山文化，该类遗址多位于盆地内河流两侧的坡地或山梁之上。出土遗物有陶器、石器和铜器等。陶器分夹砂陶和泥质陶两种，夹砂陶以红褐陶为主，次为黑褐陶；泥质陶有橙黄、灰陶以及磨光黑陶。陶器制作以泥条盘筑为主，轮制技术已广泛使用。纹饰以素面为主，另有弦纹和戳印纹。陶器以小平底器最为多见，少见圈足器，不见寰底器和三足器。器类主要有罐、瓶、壶、杯、盆、器盖、纺轮等，其中单耳细长颈小平底瓶、单耳壶、单耳侈口鼓腹罐、单耳深腹波纹敛口罐、双或单大耳罐、三耳小平底瓶、小平底喇叭口杯、单耳钵、带耳盆、折沿深腹罐、圆饼形纺轮是以鸡公山遗址为代表的文化类型最具有地方特征的陶器群。 金沙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文化遗存以云南省昭通市的闸心场遗址和马厂遗址为代表〔7〕，该类型文化主要分布在云南省北部的昭通、鲁甸、大关、绥江、巧家等县（市），大致在金沙江下游及其支流的范围内，以昭通、鲁甸为中心区。如鲁甸野石山遗址发现了半地穴式房址，以单人仰身直肢葬为主要葬式的竖穴土坑墓和石棺墓。陶器以夹砂灰陶多见，其次为红陶，有少量的泥质灰陶。器形以盘口和侈口罐多见，圈足的碗、盘（豆）占有相当的数量，长细颈壶和瓶具有显著的地方特点。石器以磨制有肩或有肩有段石锛多见，另有长方形有孔石刀、长条形石斧以及敲砸器、砺石、燧石等。时代已经进入青铜时代，距今约3000年左右。野石山出土C型罐处于鸡公山与红银盘之间，且大洋堆早期遗存出土双耳罐与野石山Ab型双耳小口罐有相近之处。 大凉山地区与昭鲁盆地相关遗存的几点推测：（1）在普格境内发现大量带角形鋬手的器物、碗、钵、盆、瓶、罐等。而角形器在野石山遗存中也可以发现。（2）遗址点集中分布于金沙江的支流普格河和黑水河两岸。其南北向河谷可能成为与滇东北地区联系的通道。其文化传播通道可能从安宁河中上游（冕宁、西昌）→普格河或西洛河（普格、宁南）→金沙江中游（巧家）→牛栏江（昭鲁盆地）（3）另外在喜德、越西、昭觉、布拖、美姑境内发现大量的石棺葬以及汉代崖墓、汉代遗址，这表明当时其境内存在一条至昭鲁盆地的繁华通道。当地古代居民可能很早就已经存在着频繁的文化交流。目前巧家境内发现的石棺葬是云南境内最靠北的同类遗存。西溪河（昭觉、布拖）→金沙江→牛栏江是该地区古代居民文化互动的纽带。（4）目前该地区尚未进行过区域系统考古调查与发掘，需要作进一步的基础工作。 3.礼州遗址 礼州文化类型以礼州遗址中段遗存为代表〔8〕。礼州类型遗址早段出土的石器均有明显的使用痕迹，均出土于地层之中，除砍砸器为打制外，其余皆磨制，器形有刀、砍砸器、斧、锛、凿、环状器、网坠、石镞、石臼、磨石、球等，半月形石刀、梯形和圆柱形石斧、梯形石锛、石凿、刮削器和盘状砍砸器为该文化类型石器的代表性器物，其中砍砸器、梯形石斧、半月形石刀出土数量最多。
骨器和蚌器器类有骨镞、骨环、蚌耳玦等。 中段陶器夹砂红陶多见，次为夹砂灰褐陶，部分陶器表面施有黑色陶衣。火候较低，手制，有泥条盘筑法和捏塑法。纹饰以划纹为主，有弦纹、篦纹，另有锥刺纹、附加堆纹等。典型器物有平底深腹器、喇叭状小口瓶、管状壶、带流壶、桶形器、带把罐、双联罐、镂空高圈足豆等最具特色，有相当一部分带耳罐（双耳罐、单耳罐），耳为较小的竖桥形耳，陶器中仅见镂孔豆一种圈足器，不见三足器和圜底器。
关于礼州遗址的年代问题，过去认为礼州遗址的时代可能为商周之际，目前看来这个年代数据可能偏早，该遗址土坑墓出土的陶器如壶、罐、单耳罐等与会理粪箕湾土坑墓所出土的同类器物非常接近，该墓地时代推测为战国早期至晚期，礼州晚段的遗存虽然相对较早，但二者之间的时代应相差不远，其时代下限可能为春秋时期 。礼州遗址中段遗存以土坑墓为其主要葬俗，带流壶、带耳罐、带把罐、深腹杯、深腹罐等为代表的文化面貌则可能代表了大石墓的早期文化形态，这种文化类型在普格县境内的小兴场、田坝、中场、瓦打洛等遗址都有许多分布，这些遗址出土有大量带把的陶器以及瓶、杯、碗等与礼州遗址土坑墓出土的同类器物非常相似。 4.大石墓遗存 早在20世纪四十年代就有学者对大石墓进行实地考察。从已公布的材料来看，目前发现的大石墓约有300座，多分布在河流的干流或支流的二、三级台地上，安宁河流域的大石墓集中分布于安宁河流域中下游地区的西昌和德昌周边地区。其流行时代约为春秋至东汉初。值得注意的是，安宁河晚期的大石墓中常常可以发现当地土著文化因素的器物，以棲木沟遗址为例〔9〕 ，该遗址第二期早、晚段明显的文化因素差别，清晰地显示出以A、B型双耳罐为特征的大石墓文化因素是在当地土著居民弱化或退出后方出现的。参考文献〔1〕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西昌市文物管理所：《四川西昌市大兴横栏山遗址调查试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2004》，科学出版社，2006年。〔2〕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德昌县文物管理所：《2009年四川德昌县董家坡遗址发掘简报》，《南方民族考古·第七辑》，科学出版社，2011年。〔3〕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凉山州博物馆、冕宁县文物管理所：《2010年四川省冕宁县赵家湾遗址调查简报》，《成都考古发现·2009》，科学出版社，2011年。〔4〕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凉山州博物馆、冕宁县文物管理所：《2010年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高坡遗址调查简报》，《成都考古发现·2010》，科学出版社，2012年。〔5〕 张正宁、姜先杰、刘弘：《四川西昌市经久大洋堆遗址的发掘》，《考古》2004年第10期。〔6〕 刘旭：《云南鲁甸野石山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9年第8期。〔7〕 云南省文物工作队：《云南昭通马厂和闸心场遗址调查简报》，《考古》1962年第10期。〔8〕 礼州遗址联合考古发掘队：《四川西昌礼州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9〕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凉山州西昌市棲木沟遗址试掘简报》，《四川文物》2006年第1期。
巴蜀妙才张寔父
延定〔作者简介〕延定，张光璘之笔名，北京大学教授，北京100000。民国时期，蜀中精于诗词、书法、篆刻者，人才辈出，不可胜数；然三者皆长，又集于一身者，则为数寥寥，成都张寔父则是其中之佼佼者。对张寔父诗词、书法、篆刻备加赞赏者，不是别人，而是名满天下的国画大师齐白石老先生。众所周知，白石老人从不轻易夸赞他人，然而对张寔父的作品他却大加褒奖，赞其为“真妙才耶”！可见张寔父作品非同一般。 1951年，张寔父抵北京，齐白石主动为其篆刻、书法、诗文定润格，原文如下：
齐白石定张寔父教授篆刻书法诗文润格： 予既能知，实父篆刻、书法、诗文之特长，若不为定价值，岂不使天下多艺多能之人以不闻。实父之所长真妙才耶。 刻印每字四万元，书法诗文另定。 辛卯中秋 九十一岁白石当时每字四万元，
价值不菲，可是求者云集，张寔父为此着实忙碌了好一阵子，“妙才”之名，也渐为人知。
张寔父，原名镜明，以字“寔父”著称，祖籍广东，落户四川，1899年出生于成都一个世代书香门第的家庭。寔父兄弟四人，他最幼，从小聪慧好学，孝亲敬兄，深受长辈喜爱奖掖。初拜双流夙儒宋吉存先生为师，熟读经史并博览古文诗词，其文其诗词当时已倍受瞩目。稍长，又与诸兄同列名儒徐子休先生门下，由儒家兼涉道家之学。勤修经世致用之学，树立兼济天下之志。自少年始，寔父学习之余，对篆刻之道，尤为喜好，开始自学并虚心求教，遂日臻成熟。 寔父之姐夫华阳颜楷，乃清末四川保路运动领导人。为保卫川人之公益，带领民众，与清廷抗争，奋勇拼搏，殚精竭虑，至今为川人所景仰怀念。寔父与姐夫颜楷，年龄虽相差二十余岁，但志趣相投，一见如故，遂成挚友。颜楷1904年中进士，1905年被派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留学，归国后，将其于东洋所接受之民主宪政思想及西方新文化思想，广为传播。年轻的寔父聆听之后深受震撼与启迪，此后，开始大量阅读西学，逐渐认识封建制度之腐朽，并产生了对新思想和新社会的追求与向往。颜楷不仅在思想上成为寔父的引路人，而且对其篆刻及书法造诣，亦产生深远影响。颜楷精工书法，当时已名满蜀中，其遗墨在今成都人民公园内“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犹存。除书法外，颜楷亦好篆刻，留学日本归来后，曾远赴湖南拜篆刻大家王闿运为师，悉心学习。时白石老人齐璜亦列门下，颜楷与白石相互惊叹对方治印之精绝，皆有相见恨晚之慨。后颜楷又将寔父介绍与白石相识，三人说文谈艺，心心相印，遂结为至交。 张寔父二十余岁时，已通读旧学，吸纳新知，博古通今，融会中西。诗词、书法、篆刻等技艺在成都文坛也已初露锋芒，被视为蜀中之青年才俊，遂受聘于成都大成学校执教数年。当时，川中军政界一时兴起延请知名文人墨客饱学之士入幕风气，年轻的寔父亦被军政两界争相延请入幕府任职。 1929年，父亲去世后，寔父即仗剑出川，辞亲远游。这次壮游，西起四川成都，东至渤海之滨的青岛；北达古都北平，南抵江南苏杭，几乎游遍了半个中国。既开眼界，又增知识，对他日后的艺术创作有着重要影响。次年，寔父在南京政府谋得一个职位，遂将妻儿从成都接往南京，全家老小在南京、上海、苏州等地生活，长达六、七年。 1937年，日本侵华，抗战军兴，寔父跟随政府自南京迁至陪都重庆。1938年，寔父被四川省政府委任为四川省营业税局局长，为抗战筹款，支援前线。寔父虽掌握全省税金大权，却廉洁自律，非分之物，分文不取。他在自己的办公室内亲书对联：“诚胜伪，拙胜巧；公生明，廉生威”几个大字，挂于墙上，既为自律，又含敬请公众监督之意。供职两年后，终因不堪政界的黑暗与腐败，奋然辞职。 寔父辞官退隐后，追寻陶潜之遗梦，在重庆沙坪埧乡间，置地筑屋，开办农场，亲自栽花种菜，植树造林。每日劳作之余，则观白云晚霞之袅袅，听晨钟暮鼓之悠悠，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怡然自得，其乐无穷。张寔父终于实现了多年的梦想，一边置身大自然怀抱之中，一边吟诗作词，刻章治印，心远地偏，乐不可支。 抗战胜利后，寔父被重庆大学中文系聘为教授，讲授古典诗词。此时，寔父授课之余，广交文友。除重庆大学的教授同事外，当时词坛名宿陈匪石、卢冀野，著名画家马万里、朱乐之等都是张家的常客。每逢清明、端午、中秋、岁末等节日，文人墨客云集农场花丛树荫之下，吟诗作画，说古论今，觥筹交错，诗词唱和，其乐淘淘。这三四年间，是寔父生命中最畅快、最欢乐、最惬意的时期，更是他诗词、书法、篆刻作品最多产、最辉煌之时。 1951年，新中国成立，张寔父携全家再次出川，迁居北京，遂有本文开篇所述白石老人为之亲题润格一事。可惜两年后，寔父却因病救治无效，英才陨落，溘然离世，终年仅54岁。 张寔父诗词、书法、篆刻被白石老人赞为“妙才”，究竟其“妙”在何处？ 寔父在诗、书、印三者中，以篆刻成就最高，但谈篆刻又必先谈其书法，因为篆刻乃书法与雕刻二者相结合的综合艺术。 寔父幼年，以摹魏碑为主，渐长，博采众长，遂自成一家。寔父早期书法，运笔圆润，舒展大度，摇曳多姿，气韵生动。今成都杜甫草堂内王园一览亭，尚保存寔父当时为友人所书碑刻，乃寔父三十岁时之手迹。此时寔父书法之特殊风格虽已渐成，但仍留有魏碑遗痕。
他四十岁时之书法，以所书对联：“诚胜伪，拙胜巧；公生明，廉生威。”为代表。此时已完全脱去魏碑之摹痕，笔势苍劲，气宇轩昂。既潇洒不羁、神采飞扬，又个性鲜明，独树一帜；既妩媚多姿，如风行水上，又遒劲刚性，若骏马飞腾。独特风格业已成熟。五十岁时，在京华寓所给远在渝州的女儿所书之条幅，可谓寔父书法之最后也是最佳之作。运笔从容，笔势跃动，纵伸旁逸，姿态横生，给人以绕梁愉悦、美感至极的享受。此时寔父之书法，可谓炉火纯青也。
法国作家布封在《论风格》一书中说：“风格即人。”我国古代文学家杨雄也曾写道：“言为心声，书为心画。”意即什么样人写出什么样的作品。从寔父之书法，便可见其人、其气质、其情感、其性格、其修养及其审美情趣；从他每一时期书法之发展变化，便可见其每一时期的境遇、情感、阅历、艺术积累的变化。 寔父篆刻，成就非凡。他年少时，纯然出于爱好而学而刻；年长后，只是作为工作闲暇时之余兴爱好而治印。由于其印，章法朴拙，个性鲜明，风格独特，因而慕名前来求印者日众。寔父对友人之求，无不欣然应允，从来分文不取。 只在晚年客居北京时代，为生活所迫，经好友白石老人鼓动，以每字四万元之价，为人治印。但散落他人他处，而今存留者，鲜见。寔父一生中，为家人、为亲友及自赏治印者，数以千计，可惜绝大多数湮没流失，今存世者，仅百余方矣 实父初治印，得颜楷等兄长指授刀法，后摹仿古代尊、彝、刀币、碑铭等雕刻。及长，吸收明清以来诸篆刻名家：彭衡山、西泠七家、丁纯丁、吴昌硕等之所长，以自身书法为基础，渐渐走出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评者谓：实父之印，具汉印端严，风格清劲，意境高远，富有刀趣。亦有评者谓：实父之印布局匀整，一气相贯，冲刀刻印，猛力而刚健，有苍古之趣。所谓“方寸之间有天地”。其实，印章乃书法之延伸，既是中国数千年历史文化之积淀在作音心灵中的反映，又是作者个人意境、风格之表现。（下图印章为“妙华盦”三字。）
1986年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版了《张寔父印存》一书，著名文字学家商承祚题写书名，教育家辛士写前言，著名作家马识途为其作跋。马识途在《跋》中回忆他1942年初次看见张寔父印章时的感受写道：“我虽然对于此道，完全外行，但因我专攻古文字，所见金石亦多，欣赏寔父先生的作品，马上使我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快感，可见功力不浅，使我茅塞顿开。”该书当年畅销一时，为各界读者所收藏。1986年，日本书法篆刻协会—“雅游会”，在东京银座举办第33届书展，特选张寔父多枚印章入展，受到好评。
寔父诗、词、曲三者亦皆有很高造诣，其风格以婉约清雅，用语明丽，讲求音律为主，但有时也有风格爽朗，情意真切，甚至激昂悲奋之笔。可谓集婉约、豪放两派之长于一炉。
1929年，30岁的实父，只身出川壮游至北平，在北平南海灜台碧照楼深夜望月，触景生情，想念故乡亲人，怆然泪下，提笔写下《鹧鸪天》词一首，寄赠兄姊，感人至深：
鹧鸪天 蔓草燕台感滞留，失群孤雁易惊秋。已悲暗里流年换，况说穷边赋客游。人万里，泪双眸，隔墙怕听小伊州。剧怜明月天涯共，御苑更深独倚楼。 此词即景抒情，倚楼赏月，哀婉凄美，娓娓动人。 然而，1938年，抗日战争时期，他在给幼子周岁照片题词《思佳客》中，却一改委婉细腻之风，写道：“才几月，走兵尘，湖湘江汉又嘉陵，提戈挈印儿何事，待复国仇九世深。”文字平实，情真意切，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一片拳拳爱国之心，跃然纸上。 寔父之律诗、绝句，清新质朴，直抒胸臆，言近意远，朗朗上口。如《壬午元旦》又是一年景物新，岁朝佳气总宜人。 从今事事多如意，愿步春风看太平。 张寔父才华横溢，涉猎甚广，他还长于制作元曲，常常信手拈来，提笔成章。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参加其侄张耀枢的婚礼，婚礼上，送来耀枢岳母辛士所绘国画《孔雀牡丹湖石图》，请寔父即席题词。寔父稍加思索，未经起草，随即挥毫，以《南懒画眉》为曲牌，在画上题词曰：“莫祇道，孔雀屏风灿猗霞；莫祇道，昼锦堂开富贵花。喜春归玉镜赋宜家。有国非闲暇，要如石峥嵘柱夸。”。众宾客惊叹不已。大喜之日，寔父还为贤侄婚礼亲书大厅对联。上联是：“治世有燕国雄文，金泥早报”；下联是：“承家传黄门旧训，玉镜台新”。此事当时
在成都广为传播，众人皆谓张实父真乃巴蜀奇才也！ 遗憾的是，张寔父这样一位爱国爱家，卓然不群的诗人、词人、书法家、篆刻家，他的才华还尚未得到充分展现，便英年早逝，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今年是他逝世60周年，仅以此文表达作者对他深深的怀念之情，能够告慰这位巴蜀妙才于九泉之下的是，尽管历经六十载风霜雨雪，他的亲朋好友仍深深地怀念他，他的同乡至亲，仍没有忘记他。 2013年1月31日于京华二牛堂
雒城名区风华常驻
——广汉文物精品展在三星堆博物馆开幕
吴维羲〔作者简介〕吴维羲,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三星堆科研教学基地研究员，三星堆博物馆研究员。四川广汉618300。近日，由三星堆博物馆、广汉市文物局、广汉市文管所共同主办的“雒城风华——广汉文物精品展”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举行了开幕仪式。 四川省文物局局长王琼、德阳市文广新局副局长马成嘉、中共广汉市委书记毛君甫、广汉市人民政府市长苏刚以及四川博物院、成都金沙博物馆、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绵阳博物馆、德阳博物馆、什邡博物馆、绵竹博物馆、罗江博物馆、中江文管所、黄继光纪念馆、旌阳区文管所等单位的相关领导及嘉宾出席了开幕式。广汉市委常委、广汉市文物局局长、三星堆博物馆常务副馆长王居中向出席展览开幕式的各位领导和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诚挚的问候，并希望借此展览让大家领略到广汉历史文化的深邃悠远，感受到广汉文物艺术的无穷魅力。 《雒城风华——广汉文物精品展》由三星堆博物馆、广汉市文管所策划，由三星堆博物馆学术研究部专业人员担任总设计、总撰稿，延请中国博物馆学会陈列艺术委员会委员樊一先生担任艺术总监。展场设置于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保护中心展厅。整部陈列共设四个单元，展出文物137件（套）： “序展”以原型取自广汉万福摇钱树顶端造型的展翅朱雀为序厅主题雕塑，既藉此代表精华荟萃的广汉地方文物，亦藉此寄寓吉祥、腾飞之意。背屏辅以艺术化处理的雒城城墙大景，呼应朱雀雕塑之寓意，象征广汉文化的绵远厚重。 “第一单元 青铜铸就的时代精神——先秦文物”，展示广汉地方出土、征集的先秦青铜器精华。所展青铜器包括尊、钺、镦、矛、戈、剑等，反映商至战国青铜器器形、纹饰风格的嬗变，突显殷周青铜器之大气深沉和战国青铜器之灵巧，揭示其时代精神与崇高狞厉的青铜艺术之美。 “第二单元 人间情怀与神仙世界——汉代文物”为陈列重点之一，展示广汉地方出土、征集的汉代文物精华。展品有灵便精巧的汉代青铜器、雄强浑朴的汉代陶器及少量铁器（包括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铁桥墩）、玉器等，通过展品的有机组合与相应场景设置，反映汉代广汉经济文化之繁荣。 “第三单元 点缀红尘的翠羽明珰——唐宋文物”，为陈列重点之一，展示广汉地方出土、征集的唐宋文物精华。展品包括富丽精致的唐宋金银器、古雅大方的宋代铜器、简洁凝练的宋代玉器以及润泽典雅的宋代瓷器、刻画生动的宋代陶塑。其中以宋代文物为本单元展品主体。 “第四单元 雒城遗韵与笔墨风流——元明清及近现代文物”展示广汉地方出土、流传、征集的元明清文物精华。本单元展品品类丰富，含元、明、清三朝铜器和明代金器、清代锡器、铁器及清至现代书画精品与文房清供。展示近自元以降的近八百年中广汉历史文化的吉光片羽。 “尾声”以清至现代书画精品与一组歌咏广汉的历代诗人之诗代结束语，为全展作一诗意化总结，使全展展示的历代文物之美、反映的广汉不同时期的社会生活背景、千年历史文化变迁等在笔墨清趣、铿锵声韵和诗歌意象中呈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美感。 三星堆博物馆文保中心以融艺术化、规范化和现代化为一体的崭新面貌为三星堆博物馆馆区新添一景，更为四川文物修复事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而文保中心展厅的设立，也进一步丰富了三星堆博物馆的陈列
整体格局。作为文保中心展厅的首展，《雒城风华——广汉文物精品展》以精雅大方的展陈语言充分展示了广汉文物之美，有力勾勒出了广汉上下数千年的斑斓图景，充分彰显出广汉苍古雄浑、精深博大的文化底蕴。不言而喻，本展在开展社会教育和公共服务、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民众精神文化生活等方面将能发挥出积极的作用，同时，本展对于进一步提升博物馆的整体形象、彰显广汉丰富的旅游开发资源，激发广汉人热爱家乡的美好情感、加深国内外游客对广汉历史文化的深入了解等，都具有积极而重要的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