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15日发(作者：)
传统诗歌的“太和”情结
陈中寅
中国是闻名世界的诗歌之邦。我国传统诗歌主要用来抒发感情。千百年来，有一种“太和”情结始终萦绕着传统诗歌，占据着诗人词家的心灵。这种“太和”情结，渊源于华夏古国的“太和”思想。大家知道，北京故宫最高大的建筑物取名太和殿，就是“太和”思想在社会层面上的物态反映。
“太和”，亦称泰和，我国古代指天地未分之前阴阳会合的冲和（即中和）混一之气。《周易·乾卦》最先提到“太和”:“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原意是说：大自然不断演变和化育，世间万物只有端正本性与面目，保持和聚合最完满的和谐气象，才能有利于生长。这就是《周易》提供给人们的大和谐观念。北宋哲学家张载《正蒙》一书以《太和》为首篇，就是接过了《周易》“保合太和”的核心论说。在中国哲学史上，“和”的原初义蕴应是多样的统一。“太和”的“太”与“大”、“泰”相通，故“太和”应为至大至高的和谐。明末清初大学者、大哲学家王夫之写了《张子正蒙注》一书，释“太和”为“和之至也”。它包蕴了阴与阳、神与气、动与静、刚与柔、仁与义等多方面的和谐。由此可见，在我国古代文化中，“太和”被看作最高最大最完满最普遍的和谐。
由于《周易》是我国“文化之源，众经之首”，《周易》提出的“太和”思想因而渗透到我国文化的各个方面，极大地影响了道、儒、佛各家学说，成为了中华民族固有的文化母题。由此产生的“太和”情结，也就成为中华诗国的母胎情结，伴千年而不衰，历万古而长新。
当代国学家汤一介等人认为：“太和”这种大和谐观至少应包括四个方面，即：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以及社会的和谐，人类自我身心的和
谐。与此相对应，传统诗歌的“太和”情结也就依次展现为四大内容，即：诗化的天地合一之情、天人合一之情、人我合一之情与身心合一之情。这四大内容是一个有机整体。当然，具体到单个诗篇，有的可能涉及一种情，有的可能涉及到二、三种情或四种情。以下为了行文方便，试将诗化的“太和”情结分开来论述。
一、诗化的天地合一之情
“太和”情结的源头，要追溯到河图洛书，追溯到神话传说时代华夏龙的祖先伏羲。传说伏羲时黄河中越出龙马（马八尺为龙，故称），背负“河图”，伏羲受之而作八卦。后来大禹时洛水中浮出神龟，背负“洛书”，大禹受之而创立了包括“五行”思想的“洪范九畴”。虽然传说不等于历史真实，但传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真实。我们拂去神话和迷信的附会便能看到：八卦和五行之说都是把自然和世界作为一个由多种物质构成的有机整体，并进而把构成自然世界的各种物质、物象简括为阴阳二气，这就在《周易》这部经典中形成了“太和”思想。因而，“太和”思想反映在天道观上，主要是把“天”和“天地”看成一个和谐的整体。人们通过乾（指天）坤（指地）这个合成词便能窥见天地合一观念之一斑。这种思想和情结反映到传统诗歌领域，便被诗化为天地合一之情，它深植于诗家心底和笔下。例如，郭沫若《卜辞通纂》记载了商朝两段朴素的甲骨文诗歌。其一云：“帝令雨足年，帝令雨弗其足年？”意即：天帝是要降下雨来使年成好呢？还是使年成不好呢？虽然答案未定，但却说明了老天下雨同年成好坏密切相关。据此，我们认为商朝诗人早已不乏天地合一之情。其二云：“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意即：今日要下雨。是西、东、北、南哪一方下雨呢？这段甲骨文诗歌，在格调上仿佛是汉乐府民歌“江南可采莲”的最先文本。虽然不能确定下雨方位，但它谈到天地间将有一场好雨出现，同样蕴含了天地合一之情。再如，曹操《观沧海》中的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王维《汉江临眺》中的“江流天地外，山色有
无中”，白居易《忆江南》中的“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以及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抒发了古代诗家的天地合一之情。
在古代诗歌里，最典型地唱响天地合一之情的名作，要数北朝的《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首民歌出色地描绘了北方草原辽阔壮美的自然风貌。你看：长天无际，大野无边，蓝蓝的天宇好像巨大的圆顶帐幕，使得静态的山川、草原与动态的牛、羊在“风吹草低”中相映成趣，胜景如画。这首名作抒发了天地合一的美好情怀，是天地和谐的千古绝唱。同时，它自然而高妙，淳朴而苍莽，也含蓄地再现了北方民族“逐水草而居”的广阔胸怀与爽朗性格。
当今的传统诗歌，也不乏唱响天地合一之情的佳作。请看钱昌照的《菩萨蛮·东江》：“人人尽说东江美，今朝得见东江水。薄雾满江干，高低千万山。//江山真似绣，天际风云走。连日沛甘霖，秧苗一路青。”这首词通过描绘如锦似绣的东江之山、水、雾、风云和雨后岸边一路迎来的青青禾苗，咏赞了山水田园的无边美好，展现了天地合一的清丽画面与惬意情怀。而且，词人自己也融进了这一美好画面之中，成为了天地和谐的一部分。
二、诗化的天人合一之情
“太和”思想反映在天人观上，主要是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此即天人合一。老子在《道德经》中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强调人类应当顺应自然之道，尊重大自然的客观规律，保持与大自然协调相处的和谐关系。这种思想和情结反映到传统诗歌领域，便成为诗化的天人合一之情。辛弃疾《贺新郎》词有两个名句：“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词人与青山彼此相看，互为知己，真正达到了天人合一的美妙境界。这两句词的句意，上承李白的“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独坐敬亭山》）下启元好问的“云山既不求吾是，林泉又不责吾非。”（《最高楼·商于鲁县北山》）如此经典性地展现人与自然和谐
共处的美好情怀，是对天人合一情结的最好诠释。
在我国传统诗歌里，唱响天人合一之情的名句很多，名篇也不少。如杜牧《山行》：“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这首绝句通过描写山行途中停车所见的深秋美景，抒发了浓烈俊爽的天人合一之情。尤其结句色彩绚丽，颇富哲理：经历磨练，反而更加出色！经霜之后火红的枫叶一下子安抚了诗人的心灵，让诗人倍觉从容淡泊。在这里，人以自然之物为友为师，自然之物给人以温暖和启迪。人与自然达到了和谐相处的理想境界。
天人合一的母胎情结，在当代的传统诗歌里也有出色的表现。且看“一代词宗”夏承焘的《浣溪沙·灵峰晓行》：“过雨春溪万佩鸣，草虫能学古琴声，溪头侧耳有牛听。//隔水数峰犹在定，过桥孤杖莫相惊。滩风到面小诗成。”这首词以清新灵动之笔，描绘了晓行之中灵峰一带雨后的春日美景。词的上阕写溪写虫写牛，动景中有静景。词的下阕写山写人写风，静景中有动景。全词动景与静景结合，近景与远景结合，视觉与听觉结合，以拟人手法写活了自然风物，以天人合一之法写活了词家之雅怀，从而达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境界，不愧为当代传统诗歌精品。尤其开篇两句，景、声、情三者并茂，已被广泛认可为当代诗词名句。
在“太和”情结中，诗化的天人合一之情还有另一种写法，请看晚唐罗隐的《雪》：“尽道丰年瑞，丰年事若何？长安有贫者，为瑞不宜多！”冬雪可以冻死害虫，有利于来年五谷丰收，故民间视下雪为天降祥瑞，形成了“瑞雪兆丰年”的说法。但晚唐非比盛唐，京城长安穷人不少。遭逢大雪的贫民很可能因饥寒交迫而毙命。诗人不无忧虑，一方面想到丰年，一方面又念及贫者。如何在丰年和贫者之间正确选择呢？那就是既要下雪，又不能下得太多。由此可见，这首诗抒发了别样的天人合一之情：自然界和人类应该成为朋友，互相友好，决不能损害对方。此即庄子所云：“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
在我国农业文明的古代，人与自然失和的现象少而又少。到了现当代，这个问题就变得不容乐观了。今天的工业文明虽然给人类带来了很多福利，但也酿成了后患，如地球气候变暖和肆意反常，水土流失严重，淡水缺乏，动植物种类不断减少，等等。人类对大自然无节制地索取乃至于“征服”，终于导致了环境恶化。环境恶化又反过来“报复”人类！这就严重地破坏了人类和自然界的和谐统一，严重影响了人类在地球上的“诗意栖居”。到此，诗人们再也坐不住了，于是，呼唤环保、注重生存空间的诗作不断走进人们的视野，向人们敲响警钟。请看熊东遨《抗洪杂咏》：“丁丁一曲圣贤歌，多少愚公尽着魔。洪患欲从根上治，先疏心塞后疏河。”这首诗通过揭批人们破坏生态环境（砍树、移山等）的盲目和愚蠢，道出了治理洪水先要从思想上着手的高见，抒发了尊重自然、按科学规律办事的天人合一之情。读后让人由衷叹服！
三、诗化的人我合一之情
前面提到，“太和”情结的源头要追溯到华夏龙的祖先伏羲，伏羲又叫太皞。《左传》云：“太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这反映出伏羲部落以龙为图腾（标志之物）。闻一多《图腾考》一书谈到：龙图腾的基干是大蛇，后来在兼并过程中，吸取了牛氏族和鹿氏族的角，马氏族的头，虎氏族和狗氏族的腿，鹰氏族和熊氏族的爪，鱼氏族的鳞和尾，从而形成为一种集合型图腾。这种观点现已被考古发现和文献研究所证实。龙图腾的上述演变说明：伏羲部落在发展壮大过程中比较注意团结和尊重被吞并的氏族，征服之后便取其图腾一端，加在自己的图腾之上，成为组合式图腾，从而更显出自己部落的强大。这种多样统一的精神就是华夏龙的和谐精神。它是《周易》“太和”思想形成的社会实践来源。因此，“太和”思想反映在社会观上，主要是倡导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这种情结反映到传统诗歌领域，便形成为诗化的人我合一之情。
这种诗化的人我合一之情，首先表现在人与人之间，人与家庭之间。如，我
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里的《女曰鸡鸣》，展现了和谐的夫妻关系与和谐的家庭生活。而《常棣》，赞美了和谐的兄弟情谊，内中“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侮）”两句，后来演化为成语，成为古往今来不少爱国志士抵御外侮的精神武器。这样，家庭兄弟的和睦便与整个社会（国家）的和谐大业紧密地联系起来了。又如，唐代孟浩然的《过故人庄》、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都是反映人际和谐之情的诗歌名篇。南宋辛弃疾的《清平乐·村居》，则热情讴歌了淳朴、温馨、和谐的农家生活，并把自己融进了农家成员的和谐氛围之中，酣畅地展现了人我合一之情。
其次，诗化的人我合一之情表现在人与社会之间，民族与国家之间，以及国与国之间。自古以来，人们就希望民族和睦、天下太平。翻开历史，西汉元帝时昭君出塞，赢得了半个世纪之久北方边境汉匈两族之间的和平局面，故唐朝张中素写诗赞叹：“仙娥今下嫁，骄子自同和。剑戟归田尽，牛羊绕塞多。”（《王昭君》）当代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则云：“汉武雄图载史篇，长城万里遍烽烟。何如一曲琵琶好，鸣镝无声五十年。”（《题昭君墓》其二）作者认为王昭君出塞功高无比，它变战争为和平，使汉匈边境的人民长期和谐共处，这比使用武力不知要强多少倍。又如，1878年，清朝爱国宰相（东阁大学士）左宗棠从外国侵略者手中收复新疆后，大力绿化和建设新疆，并亲栽“左公柳”以作垂范。部下杨昌浚在次年写下的《嘉峪关》其二中赞道：“上相筹边未肯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五好山房诗稿》卷四）这首七绝是近代名篇，它讴歌了左宗棠筹边绿化之功，同时又一扫“春风不度玉门关”的悲凉气氛，赞美了当时天山南北民族团结的兴旺景象，展现了人我合一以及天人合一的高远情怀。再如，新中国成立后，柳亚子与毛泽东1950年国庆观剧，先后用“浣溪沙”词牌填词唱和，热情讴歌了“百族骈阗”、“万方乐奏”的民族大团结盛况，一时传为佳话。可以说，这是新的时代诗化的人我合一之情的二重唱，也是领袖与名
家之间人际和谐的崭新乐章。至于国际社会和谐与世界和谐，更是传统诗歌关注的目标。且看刘友竹的《丁亥杂咏》：“地球村里比邻多，未必强权是大哥。霸主横行轻道义，儒家泛爱重祥和。诗篇美刺分人鬼，史笔春秋辨正讹。试看穷兵黩武者，泥潭深陷患沉疴。”这首律诗鞭笞和嘲讽了国际霸权，呼唤世界和平与道义，同儒家“协和万邦”与“万国咸宁”的主张一脉相承，不失为彰显人我合一之情的佳篇。
四、诗化的身心合一之情
“太和”情结反映在人生观上，主要是倡导人类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受“太和”思想的影响，儒家主张“正心”和“修身”，道教主张“性（心）命（身）双修”，其共同点都是要解决自我身心内外的矛盾，使两者和谐统一，从而提高生命质量。这种情结反映到传统诗歌领域，便形成为诗化的身心合一之情。东晋陶渊明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这是“正心”；转而“归园田居”，自食其力，这是“修身”。他的诗，寻求心灵上的自由，寻求人身本我与田园风物的和谐，因而浸透着身心合一之情。王维的名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终南别业》），则更是身心合一之情的绝唱：登山时溯流而上，走到最后溪流不见了，此时此地，便索性坐下来观看天边云起。这是一种境界，一种身心合一的人生哲学！“水穷”是遭遇绝境和逆境，“云起”则是发现新的目标和转机。有此豁达的心胸，则绝境与逆境其奈我何!?果真如此，人类在克服心理障碍的同时,也就克服了环境的障碍乃至于身体的障碍,最终达到身心合一的高远境界。
诚然，儒家的“正心”和“修身”是有明显的家国目的的，这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且看明清易代之际顾炎武的《精卫》：“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呜呼！君不见西山衔木众鸟多，鹊来燕去自成窠。”该诗借神话写现实，上四句是向精卫鸟发问，下四句是精卫鸟作答，末二句是嘲
讽鹊与燕。诗人通过塑造精卫填海的英勇无畏形象，寄托了自己的救亡图存、恢复故国之情。精卫鸟“身沉心不改”，反映了作者在救国道路上身心无悔，始终不渝。这是更高层面上诗化的身心合一之情。
当今社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文化建设则相对处于无足轻重的次要地位。于是，“一切向前（钱）看”的潜规则泛滥成灾。由于人们过多地追求感官享受和物质利益，导致身心失调，人格扭曲；更由于心理的不平衡引起精神失常、杀人、自杀等等，已经酿成为一种社会病。对此，当代诗家忧心如焚，不少诗作在讥刺丑恶现象的同时，热切地呼唤道德的回归，呼唤人们的身心和谐。请看《当代诗词》所载方伫的《清平乐·词义新解》：“‘全心全意’，服务人民币。衣带渐宽终不悔，只恐过期作废。//重金不敢明贪，杏花村里消馋。不用三年五载，胸藏酒海肴山。”曾几何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毛泽东语）是一句深得民心的响亮口号，可时下某些“公仆”,一边接过这一口号，一边干着当官发财和以权谋吃喝的勾当。他们不敢大肆贪腐，却又深谙官场“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黑规则，因而乐此不疲地由人民“公仆”沦为酒肉之徒。词人笔带调侃地讥讽了这帮言行脱节、身心扭曲的政府官员，内中隐含的身心合一之情不难破解，那就是：人民“公仆”要言行一致地实践胡锦涛提出的“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人民币服务。这首词通俗易懂，针砭合情合度，结句无理而妙，是一首不失“太和”情结的可诵之作，足令世人反复玩味。
（全国第21届中华诗词研讨会论文并在会上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