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14日发(作者：)
城市肉身：重新发现深圳文化地理〔美〕马立安∗摘 要：本报告与握手302的“城市肉身：重新发现深圳的文化地理”公共艺术项目（2018年10月至2019年6月）紧密相连。该项目将深圳居民带回本地历史遗存，一起探索这座城市多元、丰富的文化。本报告拟从学术角度探查为什么人文遗存是重要的，以及为什么描绘深圳人文遗存地图对于城市规划中必须考虑的当地人文来源的多元化现状极有帮助。我们的目标不仅是展示深圳有着多元化的文化根源，还在于提醒人们体察这种具有包容性的城市生态有助于深化城市的品牌形象和居民对城市的认同。换言之，简单地提出“来了就是深圳人”是不够的。只有从人文遗存的角度思考和进行城市空间资源整理，才可以更好地帮助新移民从地域和符号方面慢慢融入深圳，进而内化为“深圳人”。关键词：文化地理 城市认同 深圳历史 公共艺术一 重新发现深圳的文化地理：一个城市，众多根源（一）为什么要发掘人文遗存，为什么是现在随着深圳特区建立四十周年纪念日的到来，城市的文化遗产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这种重视体现在建设社区历史墙和社区博物馆，以及对深圳历史地标的重新关注，如赤湾天后宫、坪山客家围屋和湖贝古村。同时，与深圳特区早期发展相关的建筑或环境，都可以被认定为具有特区城市现∗∗作者简介：马立安（MaryAnnO'Donnell），人类学家、握手302合作创始人，研究方向为文化地理、城市化、东亚现代化、深圳改开史及经验。329
遗 产代化特征的人文遗存，如蛇口玻璃厂、国贸大厦和城中村握手楼。它们现在被视为潜在的人文遗存，是因为它们体现了早期特区的精神。这些现象让我们思考：为何当下才意识到保护和认定文化遗产的重要性？文化遗产给城市社会带来了哪些拆光重建的高速城市化无法施与的影响？为什么这座城市现在开始追根溯源？目前对深圳文化遗产的关注点与当地的早期历史记录有很大的不同。当初深圳被称为“小渔村”或“边陲小镇”，在这个城市发展的最初几十年里，学者和深圳第一代移民通常倾向于忽视当地的历史，声称这是一座没有文化的城市。例如，1996年，笔者采访了一位深圳大学的社会学教授，他坚持认为，深圳声称的任何文化或历史都不能代表“主流的”中国文化和历史。他建议笔者访问西安、北京和开封，以了解正统的中国文化。换言之，从宏观历史版图上看，深圳是一个对中国而言没有文化历史意义的小集镇。他的意见并非一家之言，而似乎代表了多数学者的主流观点。对于深圳的历史价值描述大多以牺牲其深厚的历史为代价，仅仅强调这座城市的当代经验。把1979年视为这座城市“起点”的倾向，不仅忽略了深圳的许多人文遗存资源，而且难以使原居民和新移民培养起对城市的归属感。当从特区的建立回溯深圳的城市历史时，我们发现了将深圳经验与国家和地区文化地理以及世界体系的扩展联系起来进行讨论的主题和网站，其中探讨了这些遗址和主题作为重塑城市品牌的文化资源所具有的重要性和正当性，这些讨论正在营造城市归属感以及增强关爱城市的人文环境保护意识。毕竟，人类行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保护自己所爱的东西。新移民对该地区的过去缺乏兴趣并不意味着这个城市没有历史，也不意味着这座城市没有值得保留的重要历史遗迹。深圳保护城市遗产的早期努力主要集中在对遗留物的保护上，包括修复最后一个宋朝皇帝的衣冠冢（1982）、保护南头古城南门（1983）以及曾经围绕新安县县城的夯土墙赤湾天后宫（1988）和大鹏所城（1995）的大规模修复。然而，直到2017（1983）。到20世纪80年代末，保护工作转向了南头古城遗迹（1988）、年深圳双年展在南头古城举行，许多居民都不知道和自己相邻的这座城墙是在1700多年前修建的，更不用说去参观了。而关于沙井牡蛎产业或龙岗330
城市肉身：重新发现深圳文化地理客家围屋的来源和历史价值，了解和追问的人就更少了。相比之下，“小渔村”的神话仍然是关于深圳历史的最常见的共识。有趣的是，深圳的发展使当地村庄能够在基层开展遗产保护工作。当地村庄搬迁或改建后，往往会在新村庄的主要入口处竖立牌楼，并将其历史记录在牌楼两侧的对联中。许多村子都很好地保存和研究了家谱，并利用这些知识重建了祠堂、寺庙，制作传统的木制或砖制浮雕以纪念他们村庄和宗族过去的荣耀。①此外，村庄也在民间或本村特有的节日时举办公众宴会和仪式以纪念祖先或历史上的名人。基层遗产保护项目的成功提供了如何从保护人文遗存的角度进行城市规划的思路。②新移民和本地人对深圳城市文化地理的了解代表了两种不同倾向———面向未来或面向过去。第一代移民通常通过面向未来的自我转型来描述他们与城市的联系。这些故事的主人公是“开拓者”和“先锋”，他们的想象是把一个小渔村变成一个大都市。所以他们最喜欢的文化地理特征一概表现为尚未建成的将来时，结果每十年深圳的地表上都会出现更高更昂贵的标志性建筑———国贸大厦（1985）、地王大厦（1996）、赛格广场地理位置可以定义为：“世界上摩天大楼最集中的地方之一。”③在新移民所讲述的这些故事中，深圳的历史始于1979年，特点是城市环境不断升级。相反，面向过去的本地人是通过家谱与这座城市相连，他们心目中的英雄是自己的祖先，他们的祖先在几代人以前第一次来到这个地区。他们最喜欢的文化地理是他们祖籍上的传统家园，以及融入深圳本地区和国家继而通向国际的家庭网络。在这些故事中，一个村庄的历史要么始于南宋（深圳西北部的广府村），要么始于明清过渡期（深圳东北部的客家村）。①（2000）、KK100（2011）和平安金融中心（2017）。事实上，深圳的文化利用乡村财富来恢复当地的传统和节日并非深圳独有。在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十年，珠江三角洲的繁荣使村庄和宗族恢复了寺庙和祠堂，并为节日提供资金。Siu，HelenF.，“RecyclingTradition：Culture，History，andPoliticalEconomyintheChrysanthemumFestivalsofSouthChina，”ComparativeStudiesinSocietyandHistory32，4（1990）：765-94.②③（清）阮元和撰《新安县志》，风冈书院，嘉庆己卯（1819）镌，深圳市档案馆藏（电子版本）；宝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宝安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根据摩天大楼中心网站的数据，按照1.5亿多幢建筑物的数量排名，深圳在香港和纽约之后，排名第三。按照300米以上的已建成建筑数量排名，深圳排名第二，仅次于迪拜。331
遗 产在当代的故事中，本地人崇拜那些为家族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的“孝子”，在新一轮的改革开放“大潮”中，他们促进了集体工商业的发展并重建了祠堂。因此，虽然新移民和本地人都利用城市的文化地理来培养归属感，但他们是扎根于各自的文化地理位置中，并以各自有边界的文化交叠，形成了这个城市的多元文化结构。宝安县1979年前的历史一直是文化地理多元化的典型。除了广州和梅州延伸的粤语和客家话聚居点外，还有一些渔民社区“扎根”在北大鹏湾等渔业区。但更重要的是，自1980年以来，深圳的文化地理依然是多元化的，这可以从二线关内外的区别仍然对深圳人的日常生活产生重要影响这一点上看得很清楚。新移民和本地人对历史叙述的不同倾向还包括对不同历史遗址的关注。因为确定、培养和利用不同的城市遗产，意味着他们在实现经济、社会地位和环境保护的目标时会面临不同的挑战和机遇。比如：哪些遗址可以作为城市的起源？是沙井蚝所代表的南宋遗产？还是认可明末清初客家定居者迁入坪山？或者是蛇口和上步离岸加工业的早期实验？显然，城市移民和本地人分别持有的以未来为导向和以过去为导向的倾向性，已经对什么样的遗产有价值产生了不同的理解。这表明必须更全面地理解城市的文化遗产，而不是强行使用一个标准，才能创造一个包容的文化地理。（二）文化遗产给城市规划带来直接或间接的效益深圳并非唯一一个在文化遗产上面临挑战的城市。大多数学者承认，定向才强调某一部分历史。像布莱恩·格雷厄姆（BrianGraham）这样的文化地理学家认为，“文化遗产是当下的赋义，所以我们就创造了我们所需要的文化遗产”。②这种关于遗产构成的模糊性为深圳等复杂城市带来了①“遗产”并不是对过去发生的事情的详尽描述。①相反，是因为需要给未来Atkinson，David，“Heritage，”inAtkinsonetal.，eds.，CulturalGeography：ACriticalGraham，Brian，“HeritageKnowledge：CapitalorCulture？”UrbanStudies39（2002）：1003-1017.②DictionaryofKeyConcepts，，NewYork：IntheUnitedStatesdistributedbyPalgraveMacmillan，2005，pp.141-150.3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