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10日发(作者：)
欧洲敦煌学研究简述及其论著目录
[
法
]
戴仁
(J ean - Pierre Drège)
著
陈海涛1
刘惠琴2
编译
(1 .
武汉大学 历史系
,湖北 武汉
430072 ;
2 .
烟台师范学院 历史系
,山东 烟台
264025)
中图分类法
: K870 . 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 - 6252
(2001)
02 - 0130 - 13
1900
年的
4
、5
月间
,一位名叫王圆 的道士无意中打开了敦煌莫高窟第
17
号洞窟
,在这
一洞窟中
,发现了大约
5
万件不同材质的档案材料 、写本 、书籍和经卷
,其文字包括汉文 、吐蕃
文 、回鹘文 、梵文 、粟特文和于阗文等
,这些材料在那儿被保存了近
9
个世纪 。同它们一起堆放
的
,还有几百件帛画 、纸画及印刷的书籍和绘画艺术品 。这一偶然的发现产生了对这同一批材
料研究的一门新学术 ———敦煌学的诞生 。
此后
,各国考察家蜂拥而至
,如斯坦因
(Aurel Stein ,第二次考察
,1906 - 1907 ;
第三次考察
,
1913)
、伯希和
(
Paul Pelliot ,1907 - 1908)
、桔瑞超
(
第二次考察
,1910 - 1912)
、鄂登堡
(
Sergei Ol
’
denburg ,1914 - 1915)
、索雷森
(Arthur Sorensen ,1915)
、华尔纳
(Langdon Warner ,1924)
等等
,导致
这些物品今天被分散保存在欧洲和东亚的许多地方 。他们在考察活动中的所获成果
,多在当
时就立即给予了公布
,如
1908
年当伯希和还在敦煌考察时期
,就给派他来中国的“中亚与远东
历史 、考古 、语言 、民俗考察国际协会”法国分会会长塞纳
(
Emile Senart)
写了一封信
,通报了考
察情况 。在斯坦因
1912
年和
1920
年所进行的两次大规模考察后
,其成果也很快就被世人所
知 。
敦煌文书和艺术品的发现
,不仅极大地激发了各国汉学家们的热情
,还引起了包括藏学
家 、伊朗学家 、宗教历史学家 、中亚和东亚历史学家的广泛关注 。在以下对敦煌学研究的简单
回顾中
,仅仅涉及全部或部分由汉文所书写的文书 。
在回到法国之前
,伯希和曾将其中一些最为重要的文书给在北京的中国学者观看过
,其中
就有著名学者罗振玉 。这也引起了他们的极大关注
,立即开始了对这些文书的整理和研究 。
从那时起
,关于敦煌文书的研究就在远东和西方不断得到扩展
,本文就是对后者的论述
,其中
间或也涉及美国的研究状况 。
·138
·
欧洲敦煌学研究简述及其论著目录
欧洲敦煌学的研究
,首先是对那些被收藏于伦敦 、巴黎 、圣彼得堡等地的敦煌文书的分类 、
整理和编目
,但这一工作由于各种原因进展却非常缓慢 。 在伦敦大英图书馆中的东方及印度收藏部
(
the Oriental and India Office Collections ,以前是
大英博物馆东方写本与印本部
,the Department of Oriental Printed Books and Manuscripts of the Brit2
ish Museum)
的收藏品中
,最主要部分为斯坦因收集品 。翟理斯
(Lionel Giles)
从
1919
年开始就
对其中之汉文文书进行编目
,至
1940
年终于完成
,但其分类目录直到
1957
年才得以出版 。同
时
,他还出版了一部关于收集品介绍的概要《敦煌六世纪
:
英国博物馆藏斯坦因收集的汉文写
(1944 ,
伦敦)
,
以及发
(
1935 -
本简记》表 了 一 系 列 长 文《斯 坦 因 收 集 品 中 的 汉 文 纪 年 写 本》1943)
。翟理斯编目所遵循的标准
,主要基于文书本身的内容
,既严谨又简明
,它最大的优点之
一就是对许多文书在时间上的判定 。斯坦因收集品保留在印度事务部图书馆
(the India Office
Library ,现在是大英图书馆东方及印度收藏部之一部分)
中的西藏收集品中的汉文部分
,是在
此后由孔兹
(
Enoki Kazuo)
进行编目的
(1962)
。大量的文书残卷
,编号达
5000
个
,现在依然没
有进行编目
,人们只能通过一个简单的登记目录对其有所了解 。现在
,在中国大陆学者的帮助
下
,对这些残卷正在进行重新编目 。对于保存在大英博物馆中的绢纸艺术品
,魏礼
(Arthur Wa2
ley)
在
1931
年就出版了《斯坦因敦煌所获绘画品目录》,其中包括斯坦因收集品中保存在新德
里中亚古物博物馆中的部分 。同时
,安德列斯
(
Fred H. Andrews)
也出版了一个目录
,其中也包
括保存于新德里的在甘肃和中亚其它地方发现的所有物品
(
1935)
。此后
,宾庸
(Laurence Bin2
yon)
发表了一篇关于敦煌所发现简牍的概述 。不久前
,包括所有收藏在伦敦的艺术品再一次
由韦陀
(
Roderick Whitfield)
做了系统整理后非常精美地出版
(1982 - 1985)
。
收藏于圣彼得堡的敦煌文书是在等待了一段时间后才向汉学家们公布 。在二十世纪三十
年代
,弗路格
(
Konstantin K. Flug)
开始对其编目
,但是直到六十年代其两卷本的编目才由孟列
夫
(Lev N. Men’shikov)
出版
(
第一卷在
1963
年
,第二卷在
1967
年)
。就象翟里斯的编目
,圣彼
得堡对这些文书主要也是根据内容来编目 。然而
,对它们的描述则是非常复杂的
,要根据其它
文书提供的参考 、文书卷首和卷尾的指示 、文书本身的物理特征等等来决定 。在第二卷中
,读
者还可以看到一篇由孟列夫所撰写的关于文书分期的文章 。不幸的是
,依然有大量的文书残
卷
,大约有
8000
件
,并没有纳入其中 。
在巴黎
,形势更加复杂 。虽然伯希和在
1908
年从中国回到巴黎后不久就开始了对其中汉
(
巴黎图书馆所藏敦煌书 文收集品的编目
,但直到
1920
年
,这一简目才以汉文形式由罗福苌 《(
巴黎图书 目》,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一卷第四期
,1923
年
;
第三卷第四期
,1932
年)
和陆翔 《馆敦煌写本书目》《,
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七卷第六期
,1933 ;第八卷第一期
,1934
年)
发表 。
此后
,又有两位杰出学者那波利贞
(1932 - 1933)
和王重民
(1934 - 1939)
对此进行了更加细致和
全面的整理
,但正式的编目工作在
1952
年以后才重新开始
,直到现在也没有完成 。与其它编
制的文书目录不相同的是
,这一编目主要是依据文书的收藏编号来进行 。因此
,编目者必须尽
可能对文书进行描述和定义
,对所有文书
,甚至非常细小的残片
,也要一并进行
,不能指望将其
遗留在以后再处理 。第一卷
(
第
2001 - 2500
号)
是由谢和耐
(J acques Gernet)
和吴其昱在
1952
年到
1955
年完成
,但直到
1970
年才出版 。第二卷
(
第
2501 - 3000
号)
由隋丽玫
(Marie - Rose
Sgéuy)
及其助手左景泉二人着手编制
,它几乎在十年前才完成
,但由于一些不为人知的原因
,
目前仍然没有出版 。同时
,在
1973
年
,戴密微组建了一个小规模的研究小组
,在苏远鸣
(Michel
·139
·
敦煌学辑刊
2001
年第
2
期
(总第
40
期)
)
的领导下继续从事文书编目的工作
,不久后
,第三卷
(
第
3100 - 3500
号)
和第四卷
(
第
Soymié3501 - 4000
号)
也在
1983
年和
1991
年准备出版 。最后一卷
,它将包括至少
1000
件文书及文书
残片
,现在正在编制
,并希望能在
1995
年完成并出版 。对于纸质绘画品 、纺织品和各种保存在
集美博物馆
(Musee Guimet ,前罗浮宫博物馆亚洲部
,the Asian Department of the Musee du Louvre)
的物品
,旺迪埃
-
尼古拉
(Nicole Vandier - Nicolas)
已经完成了绘画品的第一卷编目工作
(
1974
- 1976)
,里博
(
Krishna Riboud)
和维亚
(
Gabriel Vial
)
描述了纺织品
(
1970)
、弗朗索斯 ·丹尼斯
(
Francoise Denès)
介绍了其中的木制品
(1976)
。对所有收集品的最新编目工作
,在
1985
年也已
经开始
,由日本学者秋山光和联合参与
,并准备将于
1995
年出版 。
在此我想特别提及
,保存在哥本哈根的少量索雷森
(
Sorensen)
收集品的编目
,是由彼得森
(J ens Petersen)
完成的
(1988)
,布里特
(J udith Ogden Bullitt)
也发表了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
(
Gest)
图书馆所藏文书目录
(1989)
。然而
,普林斯顿所藏文书通常来讲同大部分中国所保存的有限
文书一样
,并非直接取自莫高窟第
17
号洞窟 。
由于文书的编目进展如此缓慢
,大部分对文书的研究是在没有文书目录帮助的情况下进
行的 。在初期
,伯希和和翟里斯主要在他们所负责编目的文书中进行研究 。在伯希和完成考
察归来后不久
,他对有关反映敦煌在作为中国内地和中亚联系中所处于中心位置的文书发生
了浓厚兴趣
,在沙畹
(
Edouard Chavannes)
的协助之下
,他主要依据两件摩尼教文书
,发表了一系
列重要的研究论文
(
1911 - 1913)
。同时
,他还研究并翻译了几篇双语文书
,有粟特文
-
汉文
(1911)
、汉文
-
吐蕃文
(1914
、1920)
、回鹘文
-
吐蕃文
(
1921)
等 。此后
,他将自己的兴趣转向敦
煌地理研究方面
,最有影响的是他对《沙州都督府图经》这一沙州地理文书分析的论文
(1916)
。
同一时期
,翟里斯也撰写了几篇关于敦煌历史的文章
(
1914 - 1915)
,在一段时间之后
,他又涉
足于这一领域
(1932
、1935)
。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
,欧洲的敦煌学研究主要是由伯希和和翟里斯在进行 。伯希和的著
作内容非常广泛
,其中包括他发表的由同他一起参加考察的摄影师努瓦特
(
Charles Nouette)
拍
摄的莫高窟照片
,但没有对照片的说明 。现在
,对这些照片的说明从伯希和的工作笔记中重新
经过搜集和整理已经出版
,其中包括有壁画题记
(六卷本
,自
1981
年起开始出版)
。此外
,英国
的汉学家从敦煌文书中翻译了两卷文学内容的文书
,一卷为干宝的《搜神记》,在
1921
年出版
;
另一件为《秦妇吟》,出版于
1925
年 。还有一件文书
,是由一位朝鲜僧侣慧超所撰写的游记
,也
被福克司
(Walter Fuchs)
翻译为德文
(1938)
。
在这一时期的远东
,几乎所有的著名学者都被敦煌文书的发现所激动 。在日本
,大量藏外
佛教文书引起了矢吹庆辉 、松本文三郎 、内藤湖南 、土冢本善隆等人的极大关注
,特别是铃木大
拙对与禅宗有关的佛教文书的研究 。此外
,还要提及的是那波利贞对经济文书和仁井田 对
法律文书的研究 。对于壁画及艺术品
,也由松木英一在一个官方机构中进行研究 。在中国
,罗
振玉和王国维则对其中历史及儒家经典文献的研究投入了更大的精力 。
在二战结束以后
,敦煌学研究呈现出与以前完全不同的特点
,主要体现在突破了收集品在
不同国家的界限
,使得研究更加具有系统性
,从而极大地推动了敦煌学研究的发展 。其中最主
要原因是伦敦收集品的缩微胶片工作在
1952
年就已完成
,此后不久
,北京收集品的缩微胶片
工作也完成
(1957)
,但巴黎收藏品的缩微胶片工作直到
1980
年才完成
,而圣彼得堡收藏品的
缩微胶片直到目前也未公布
(现在上海正在进行这一合作项目)
。在这一时期的欧洲
,在这一
·140
·
欧洲敦煌学研究简述及其论著目录
领域取得最大成果者
,当属戴密微
(
Paul Demiéville)
。早在
1944
年
,他就在法国国立高等实验
学院
(
∗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tudes)
和法兰西学院
(
Collège de France)
开设讲座
,从宗教学和
文学的角度来分析和翻译佛教文书 。此后在他的一生中
,敦煌学都是他的中心工作 。由于他
(
中译本为的讲座
,也培养了一批敦煌学家 。他的一部很重要的著作是《拉萨宗教会议》《吐蕃
僧诤记》,1952)
,讲述的是一场发生在汉地佛教僧侣同印度佛教僧侣之间的辩论 。他花了一年
时间来理清敦煌的历史及其与吐蕃的关系
,因为吐蕃曾占据这一地区达七十年之久
,并基本解
决了这一问题
,以致自此之后
,关于敦煌历史的探讨在许多著作中再没有必要成为主题
,除了
艾丽白
(Danielle Eliasberg)
在其论文中所提出的大胆观点之外
(1979)
。然而
,也有两个例外
,一
个是哈密顿
(J ames Hamilton)
对十世纪回鹘的研究
,他重点提到在这一时期敦煌地区由信仰道
教的家庭所统治
(1955)
。另一个是陈祚龙所撰写的关于悟真和尚生平的著作
(
1966)
,悟真就
生活在九世纪中期吐蕃从敦煌撤退时期 。 如果说中世纪的中国历史由于敦煌文书的发现而部分得以重写
,那么敦煌文书对古代西
藏历史则完全是一场革命性的贡献 。特别是在托玛斯
(
Frederik W. Thomas)
、巴考
(J acques Ba2
cot)
、拉露
(Marcelle Lalou)
、普散
(Louis de la Vallee - Poussin)
,以及近来石泰安
(
Rolf Stein)
、麦克
唐纳
(Ariane MacDonald - Spanien)
、萨维茨基
(Lev Stavisky)
和今枝由郎诸人的研究之下 。对于
汉文部分
,在这能引起我们兴趣的
,主要的研究者是石泰安和今枝由郎
,他们的著作主要涉及
中原和吐蕃在佛教领域和儒学思想方面的双重影响 。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对文书中人口统计及经济的研究在那波利贞和仁井田 的开拓下
取得了很大进展 。谢和耐在完成了关于伯希和收集品的第一部分编目工作后
,出版了一部关
于佛教寺院经济方面的划时代的著作
(
1956)
。在这部书中
,他以敦煌文书中的大量统计数据
为基础
,揭示了在宗教施舍中商业活动所占有的重要地位 。此后
,
他继续利 用 对 买 卖 文 书
(1957)
、骆驼雇佣文书
(1966)
的研究来进行经济分析 。同时
,艾伯哈德
(
Wolfram Eberhard)
关注
敦煌的统治家族
(1956)
,崔瑞德
(Denis Twitchett)
则研究了敦煌的移民及佛教寺院对经济活动
的管理
(1957
、1960)
。近来
,
梯娄
(
Thomas Thilo
)
利用吐鲁番文书进一步丰富了人口统计资料
(1968
、1970)
。丘古耶夫斯基
(Leonid Cuguevskii)
则利用至今尚未公布的圣彼得堡收藏品进行
研究
(自
1969
始)
,他也关注佛教寺院对经济活动的管理
(1972)
和人口调查登记
(1974)
。在过
去的
15
年中
,在丘古耶夫斯基的著作和日本学者池田温 、山本达郎和土肥义和
,中国大陆学者
唐耕耦 、陆宏基的著作中
,关于经济文书的研究更加系统化
,对于所有的经济文书
,包括很细小
的残片
,研究都非常细致 。
对于有关古典文献及儒家文献文书的研究
,在欧洲并没有取得很大进展
,在此能够提及的
一篇重要文章是伯希和关于《尚书》的研究
(
1916)
。另一方面
,对于那些非常具有当地语言特
点的文学作品
,则受到很大重视 。最早对此关注的是戴密微
,在五十年代初期
,他就向西方学
术界提出
,敦煌文书对研究中国文学史有重大意义
(
1952)
,并翻译 、分析了一系列当地方言的
佛教文学作品 。同一时期
,中国学者王重民 、任二北和日本学者人矢义高也开始注重这类文
书 。戴密微在这一领域的成果
,除了一系列论文外
,还有两部非常重要的成果 。一个是《敦煌
曲》,这是一部敦煌歌曲集
,他根据饶宗颐的研究
,将其翻译为法文
(1971)
。另外
,他还翻译 、研
(1982)
。他的几个学生跟随 究了两位敦煌地区流行诗人的作品
,即《王梵志诗》和《太公家教》他
,也进行敦煌文学的研究 。苏远鸣比较和翻译了汉语和吐蕃语中不同版本的孔子与神童
(项
·141
·
敦煌学辑刊
2001
年第
2
期
(总第
40
期)
托)
的辩论
(1954)
;吴其昱整理 、翻译了一系列未被前人所知的诗歌
(
1959
、1975
、1981)
;
陈祚龙
编辑了敦煌重要人物的邈真赞
(1970)
。就在这一时期的苏联
,孟列夫翻译了几篇宣扬佛教的
变文
(1963)
。戴密微对中国中世纪文学的研究贡献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这一研究在远东的发
展 。其著作《王梵志诗》和《太公家教》这两部著作近年来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出版就证明了这一
点 。
然而
,不管在西方还是东方
,文学研究的焦点还是集中在变文
,关于变文的研究在汉学界
极受关注 。在中国
,王重民 、周绍良收集了大部分这些作品
,魏礼将其中大部分都译为了英文
,
ˇ但遗憾的是并没有多少注释
(1960)
。在捷克斯洛伐克
,何德佳
(Vera Hrdlickova)
也发表了几篇
有关变文和口头文学的文章
(
1958 - 1962)
。然而
,对变文引起足够重视的是在苏联和美国 。
在苏联
,孟列夫倾入很大精力研究变文
,并将它们译为俄文
,特别是《维摩诘变文和十吉祥变
(1963)
《(1972)
和(
1984)
。在美国
,也有一些学者从不同 文》、报恩经变文》《妙法莲花经变文》角度对变文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如欧阳桢
(
Eugene Eoyang) (1971)
、布朗
(William Brown ,1981)
、姜
世彬
(David Johnson ,1980)
等等 。但是
,在美国研究变文最著名的学者也许还是梅维恒
(Victor
Mair)
,他不仅翻译了几篇重要文书
,
并对口头及书面文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观点
(
1983
、
1989)
。
在佛教研究领域
,日本学者成果斐然
,在欧洲
,则首推戴密微 。除他的《吐蕃僧诤记》以外
,
(
1944 - 1947)
及神会的 他在其讲座中对禅宗文献也进行了多年研究
,特别是对慧能的《坛经》语录 。后者由胡适早在
1926
年所发现
,被谢和耐译为法文
(
1949
、1954)
《,
坛经》也被陈荣捷
(Wing - tsit Chan)
译为英文
(1963) ,这些译文都源于铃木大拙的整理本 。近来
,富安敦
(Antoni2
no Forte)
试图分离出佛经中的伪经部分
,它们都是武则天为强化其统治而伪造的
(
1976)
。此
后
,郭丽英
(
Kuo Li - ying)
充分利用敦煌文书
,就中国佛教中的忏悔习俗做了探讨
(
1994)
。梅
弘理
(
Paul Magnin)
还翻译了几件有关佛教传入中国及佛教教义问答的文书
(
1981 - 1984)
。通
过一种更具体的分析方法
,苏远鸣还对几件有关佛教祭祀及斋戒时间的文书进行了研究
,这是
佛教和道教活动的最主要内容
(
1979
、1981)
。两种宗教的这些融合和混杂也引起了许理和
(
Erik Zurcher ,1959)
和索安士
(Anna Seidel , 1984)
的兴趣 。在苏远鸣的指导下
,艾丽白和侯锦
郎
(
Hou Ching - long)
也对当时所流行的宗教进行了研究
,写了一些关于驱邪仪式
(1981 - 1984)
和除祸消灾的文章
(1984)
。
有关道教文献最早是由日本学者福井康顺 、吉冈义丰和大渊忍尔在进行研究 。在欧洲
,吴
(1960)
,这明显为公元七世纪的流行作品 。从那以后
,有关敦煌文献 其昱整理出版了《本际经》中的道教研究在法国学者康德谟
(Max Kaltenmark)
的推动下
,也取得了一定进展
,近来的学者
还有施舟人
(
Kristofer Schipper)
。劳格文
(John Lagerway)
则揭示了公元六世纪时期道教类书《无
上密要》的重要性
(1981)
。穆瑞明
(
Christine Mollier)
还研究了《洞渊神咒经》,反映了中国人关
于启示预言的观念
(1990)
。并且
,征对这部文献的不同版本
,左景泉说明了不同版本之间的发
展演变关系
(1984)
。康德谟和施舟人在敦煌学研究方面涉及虽然并不多
,但前者撰写有一部
关于《本际经》神学思想的著作
(1979)
,后者则对道教教徒的出家仪式和教徒的阶层等级有很
大兴趣
(1985)
。
相比于佛教和道教
,其它宗教在敦煌文书中的反映微乎其微
,但也有一些珍贵文书得以保
留
,从而能够更好理解几种波斯宗教对中国人的影响 。首先是摩尼教
,早在
1911
年伯希和就
·142
·
欧洲敦煌学研究简述及其论著目录
和沙畹对此就倾注了大量心血 。此后
,崔骥
(
Ts’ui Chi ,1943)
、夏伦
(
Gustav Haloun)
、亨宁
(
Willi2
am Henning ,1952)
、翁拙瑞
(
Peter Bryder ,1985)
从敦煌所发现的汉文文献中也对这一宗教进行研
究
,同时
,在吐鲁番所发现的粟特文和回鹘文摩尼教文献是对敦煌所发现摩尼教文献的重要补
充 。景教也曾经流行中国
,这一研究经佐伯好郎
(
P. Y. Saeki)
而逐渐得到开拓
(1937)
。有五件
敦煌景教文献由穆尔
(A. C. Moule)
整理出版
(
1930)
,其中之一就是《三威蒙度赞》,这件文书曾
得到吴其昱的格外关注
(
1983)
。魏礼也对这些中东宗教在敦煌地区的庙孙遗迹进行了研究
(1956)
。
除此之外
,研究较多的还有关于数术与占卜的文书 。中国学者李岩就其中少数有关数术
的文献予以刊布
,而其中关于药学和医学的文书并未引起学术界太多的关注 。在占卜这一领
域
,在日本和中国有很长一段时间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
,而是欧洲的学者开拓了对这一领域
进行研究的新方法 。通过这一方法
,学者们可以更好地了解除敦煌文献以外
,缺乏相关文献记
载的那个时期的实际情况和观念 。因此
,茅甘
(
Carole Morgan)
研究了文书中所反映的通过乌鸦
的叫声
(1987)
、通过狗的活动
(
1983)
,以及堪舆
(
1984)
来占卜的现象 。此外
,马克
(Marc Kali2
nowski)
还对关于数字占卜的一些文书进行了研究
(
1987)
,侯锦郎则撰写了关于相面术的文章
(1979)
,戴仁也探讨了有关占梦术的问题
(1981)
。
在对文书本身进行研究以前
,考虑到它们的格式及材质
(它们可以被称为文献考古学)
,我
想说几句关于绘画史的话题 。在此
,我并不想涉及绘画作品
,不管是固定的还是可移动的
,因
为对此有大量的研究
,我仅想提及有关文书或同绘画艺术品有关的文书 。如由苏远鸣撰写的
有关地藏信仰
(1966 - 1967)
、有关瑞像
(1984)
的论文 、关于绘画的评论
(
1981)
,以及由魏普贤
(
Helene Vetch)
撰写的关于刘萨诃和尚的文章
(1984)
等 。此外
,我还想提及侯锦郎关于寺庙财
物分析的论文
,在这篇文章中
,不但涉及了艺术问题
,也涉及了经济问题
(1981)
。
关于文书中纸张的历史问题
,欧洲的研究远比远东的研究积极 。在中亚文书发现之后
,专
门研究纸张的历史学家就费尽心思地将它们运到西方
,并开始了对纸张中纤维的鉴定分析
,这
无疑将对文书产生时期及纸质的研究有重要意义
,
如木夏一雄
(
Robert Clapperton , 1934)
、戴仁
(1986)
等 。卡特
(
Thomas F. Carter ,1925)
和伯希和
(1957)
重点研究了几件绘画作品
,发现其有助
于对绘画史的理解 。近年来
,有人曾尝试撰写一部关于文书本身历史的著作
(
孟列夫
, 1988 ;
戴仁
, 1991)
。在古文书学的研究方面
,在西方
,通过研究拉丁文和希腊文文献已养成一个传
统
,这一方法在
1966
年后也运用在对敦煌文书的研究之中
,这归功于藤枝晃的一篇有创新的
论文 。此后
,他倾注了很大力量进行文书质地的研究
(
1979)
,并重新考察了某些收集品的“伪
文书”问题
(1985)
。对于文书书写方面的研究
,仍然是一个很少涉及的领域
,也没有一个固定
的方法
,这同古代作品中的书法艺术有密切关系 。在这一领域
,藤枝晃再一次做了开拓性的工
作 。但是近年来
,在这一领域的研究目的主要是用在对文书年代的判定上
,通过运用某些精确
的方法
,如武则天时期创造的特殊文字
(戴仁
,1984)
和一些避讳
(苏远鸣
, 1990)
。
综上所述
,西方对敦煌文书的研究一直方兴未艾
,相比于敦煌文书在远东的研究
,双方的
研究工作各有特点
,它们好比是在两条平行的道路上发展
,但在近年来
,双方也开始了一些合
作 。非常自然
,如果东方的学者们在研究敦煌文书时不是借助于缩微胶片和照片
,而是能够直
接接触原件
,研究工作将更为容易 。最新科学和技术方法的交流也推动了研究工作的深入进
行 。同时
,在一些著名学者的培养之下
,新一代学者的出现也必将把这一领域的研究推向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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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得到南开大学历史系黎国宾教授 、北京大学历史系荣新江教授指点
,特此致谢 。
·15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