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31日发(作者：)
经学在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史上的地位与意义
“易经”是我国古老的经典，被称为“天书”。是由学问与术数两大部分组成，内容涉及到哲学、历史、军事、医学与民俗等多个方面。
一、《周易》的地位和影响
《周易》又称《易经》，缩写《极易》。它就是一部在中国文化史、思想史上影响极为广为深入细致的古代经典著作。历代学者对它的研究和深入探讨，曾代价了很大的热情和至多的精力。该书约在战国时期即为被孔门弟子列入《诗》、《书》、《礼》、《趣》、《极易》、《春秋》的“六经”;汉代则被尊为儒家经典之首(因西汉武帝时曾设立“五经博士”，专门讲论《极易》、《书》、《诗》、《礼》、《春秋》五经);魏晋南北朝时，玄学流行，《周易》被列入“三玄”之一(即为《老子》、《庄子》、《周易》);唐代编修《五经正义》，《极易》领衔经;宋代注释《十三经》，《极易》为第一经;元、清、清三代，《四书》、《五经》为修订本教材，《极易》位居“五经”之首;清代阮元编辑《十三经注疏》将《周易》排在在第一位，清代乾隆时编撰大型的《四库全书》，同样将《周易》列入第一部经书。由此可见，在中国传统文化史上，《周易》占有着极为重要和不容替代的地位，因而被称作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可以看做就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渊薮和先导。
《周易》之所以受到如此的尊崇，是与它所包含的思想内容密不可分的，正如《四库全书·经部·易类小序》说的“《易》道广大，无所不包”。它是上古时代社会生活的真实记录，也是商周时期古人思想的真实反映。其中不仅包含古代农业、牧业、渔业、手工业等方面的生活内容，而且包含古人关于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的思想内容。正因如此，历代学者面对这部博大精深的文化典籍，曾为之孜孜以求、探赜索隐，作注解疑之书，可谓连篇累牍、层出不穷。据初步统计，古代有关研究《周易》的著作，将近三千种，居各种经典著作之首。而研究《周易》也已成了一门丰富多彩的专门学问——易学。有人甚至将它称之为“经学中的经学，哲学中的哲学”。它对后世的影响于此可见一斑。尽管如此，清代著名学者皮锡瑞还大发感慨，谓“说《易》之书最多，可取者少”(《经学通论》)。由此可见，研究《周易》的人最多，但真正将之融汇贯通的人则少之又少。这也从另一侧面告诉我们，《易》道的确广大。而我们今天将之作为一项学术研究的课题，还须付出更加艰辛的努力，才能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长进。
二、关于《周易》的经、传、学及象、数、理、占到
学术界习惯上将《周易》分为经、传、学三方面来进行研究。所谓“经”，即指六十四卦卦象、卦名及其卦爻辞，也就是带有符号系统的《周易》古经;所谓“传”，指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以解释《周易》古经为宗旨的十篇专论，古人曾称之为“十翼”，后人将之合称为“易传”或“易大传”;“学”则指汉代以来的学者对《周易》经和传所作的各种解释。这种分法比较符合《周易》的历史实际，也易于把握和研究。然而在学习和研究时一般人往往容易混淆，因为《周易》或《易经》有广狭二义，广义的《周易》或《易
经》包括古经文和“易传”。本来经与传是分开的，自西汉费直将“易传”的“文言传”附于乾、坤两卦之下，将“彖传”、“象传”分附于各卦之下，又将“系辞传”、“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附于古经文之后，遂成为后世的通行本，于是人们习惯上便将它们称之为《周易》或《易经》。狭义的《周易》或《易经》则专之古经文而言，即指六十四卦卦象、卦名及其卦爻辞。事实上，经是经，传是传，我们在学习和研究时必须分清经是源，而传和学只是流。若将源、流混为一谈，则既不利于对经的研究，也不利于对传的探讨。在本书中，我们一般所指的往往是广义的《周易》或《易经》，包括经与传两个方面，而在需要时则将经、传分开叙述。
所谓象、数、理、占到，通常就是针对易学研究史上的学术流派而言的。大致说来，象学派偏重于《周易》卦象的研究和深入探讨;数学派遣偏重于深入探讨《周易》中涵盖的数理与卦象之间的关系;理学派遣则主要致力于研究《周易》经传中涵盖的哲理;占筮派遣主张将易学研究用作社会生活实际。事实上，不论哪个学派都有赖于研究《周易》的卦象和卦爻辞以及它所涵盖的道理，因此，通常学者只将它们笼统地归入象数和义理两派。这种归类就是适度的，因为不论从易学史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历代学者研究的实际内容来看，他们的研究女性主义往往或趋向象数，或趋向义理。况且研究的角度相同所得出结论的结论也便相同，象数派从卦象和数理抓起，最终的归结点往往趋向自然事理;义理派遣从卦象和卦爻辞抓起，最终趋向社会与人生事理。因此，我们主张将象数和义理的研究做为重点，而把占筮派遣做为参照。因为占筮派遣的理论主张及其实际操作很难将人们推向盲从的道路。当然，不论象数派还是义理派遣他们的研究都不可能将返回占筮，因为《周易》本身就是以占筮的面目发生的，不介绍其中的占筮原理就没办法步入《周易》殿堂，也无法探究其中所涵盖的哲理，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把占筮仅做为参照的主要原因。
三、《周易》经传与古代文化研究概述
关于《周易》与古代文化关系的全面研究，首推二十世纪初的郭沫若，他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专列了一篇“《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将《周易》与社会生活联系出来实地考察，并且在“精神的生产”一节中从宗教、艺术、思想三方展开了初步深入探讨。然而 郭先生的研究似乎偏重于就时代论时代，缺少横向的盾构。迨至当代，高亨、朱伯崑、唐明邦、刘纲纪、金景芳、张政烺等学者，或遵从传统的训释方法;或从哲学、伦理学、美学、史学、文学等角度予以深入探讨;又缺少纵向的比较。尽管朱伯崑、刘大钧、周止礼、李申、潘雨廷、胡道静等学者，曾企图从纵、斜两方直面《周易》的研究历史展开总体深入探讨，也的确牵涉至了一些文化问题，但要么趋向史，要么趋向某一学科，再不就是《周易》与古代文化的一般性夸饰，没能真正从《周易》与古代文化的互相影响角度抓起展开研究。当然，也存有一些学者曾专门撰文深入探讨《周易》与古代文化的关系问题，例如张岱年先生的《〈周易〉与传统文化》、台湾张廷荣的《易学与中国文化及文化中国》，可是又只是宏观上的综论，缺乏精细的具体分析。关于伏羲八卦与《周易》的连带关系，近年来，随着《帛易》、《轻便》等出土文物的激增，张政烺、李学勤、张立文、刘大钧、廖名春、邓球柏等学者，从史学、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的角度深入探讨二者的关系，初步女性主义传说中的伏羲八卦当就是数字卦，《周易》中的阴阳符号就是由数字
卦的“一”和“六”演进而去，这不能不说道就是一个重大突破。但是，以上学者的研究大多从文字考据的角度抓起，间或牵涉文化社会学的范畴，又可是没能从宏观上为更深入细致的系统研究。
在学术界，一般将《易传》定格为阐发《周易》本经的哲学著作，而对于《周易》本经的看法则主要集中在是筮书还是哲学著作的争论上，一种观点认为《周易》本经首先是卜筮之书，因其中包含一定的哲学思想，所以随着对它的解释，到《易传》时才逐步演变为一部讲哲理的书，冯友兰、高亨、朱伯崑等学者持基本相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没有经的哲学蕴涵，就不会有传的哲学阐发，并且《周易》本经的成书过程极为漫长，是古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因此，应将《周易》本经视为一部独特的哲学著作，这种观点以李景春、张善文等学者为代表。第三种观点认为《周易》本经是一部史书，其中保存了多方面的古代珍贵史料，特别是反映了殷周之际的历史变革，因而应从史学的角度来解释，平心、胡朴安等学者持这种观点;第四种观点认为《周易》是一部讲天文历法的书，也就是一部科学著作，其中所蕴含的科学思维不仅对古代的科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与现代自然科学的基本思想相吻合，因而应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解释，杭辛斋、薛学潜等持此观点。然而这部著作却包容了上古时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郭沫若先生曾将之列为“《周易》时代”加以考察，现当代也有一些学者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家庭婚姻以及农、林、牧、渔、手工业等方面进行研究。故我们将《周易》本经定格为硕果仅存的一部古老的文化典籍。我们认为，《周易》本经不仅仅是一部筮书，也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史学或天文历法著作，而只能说它包含了一些哲学思想、史学内容和有关天文历法的思想内容。因为这部独特的著作，像甲骨卜辞一样，用卜筮的方法记录了商周时期的社会生活内容，诸如享祀、征伐、畜牧、渔猎、行旅、婚姻、饮食以及各种自然现象，反映了那个时期的民众对自然现象和社会事物的初步认识。同时这部著作不像甲骨卜辞是零散的记录，而具有严密的体系和较为完整的叙述。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独特的著作是我国上古时代社会生活完整而具系统性的真实记录，它不但对研究商周时期的历史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而且对研究我国古代的思想史、文化史也是极有价值的思想史料。所以，应将《周易》本经视为一部以卜筮为表以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为内容的最早最完整的古代文化典籍。正因如此，我们应将视野放开阔一些，除了从哲学角度研究外，更应该从文化学、社会学等广阔的领域内对它进行全方位的系统观照。
目前在国内，关于《周易》与古代文化的研究依然就是学术界的热点问题之一，然而对此并作了较为系统研究的著作，也只有存有周止礼的《易经与中国文化》，李申的《周易之河前记》，胡道静、戚文等编著的《周易十日谈》以及朱伯崑主编的《周易科学知识通览》等几部。尽管这些著作分别从相同角度对《周易》与古代文化的关系并作了或浅或深的阐释，但从总体上看看，这些研究尚处在科学知识普及性的起步阶段，阐释还显出简略和随意。正因如此，杨庆中的《二十世纪中国易学史》既没总收入这些研究成果，也没展开专门阐释，正像方文达先生在该书的序言中所说：本书“对二十世纪后20年易学研究中的某些热点问题，例如《周易》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也未并作充份的论证。”虽然这不能不说道就是一种缺憾，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目前的确还很非常有限，阐释也还不明朗。
综观目前国内对《周易》与古代文化所作的相关研究，尽管讨论非常热烈，但真正意义上的深入系统的研究成果尚未出现，究其原因有二：一是《周易》与古代文化的关系问题实在过于庞杂，既有自然科学的内容，又有社会科学的内容，若非通才，决不可能完成这样一项浩大的工程;二是这种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还须作大量的基础性的研究工作，然而目前既懂《周易》又兼通古代文化的人才较少，尚需进一步的培养。鉴于上述情况，本教材也只是为这方面的研究作了一些基础性的铺垫工作。在教材中我们不仅首次提出了应将《周易》古经视为一部文化典籍从宏观上加以观照，而且提出应将经、传、学分开来放在各自的文化背景下进行微观考察。以故本教材首先对《周易》的性质及其内容作了一些概括性的介绍，并对历代易学研究概况作了一些评述，同时就如何解读《周易》古经提出了一些具体方法，以期在学习中对《周易》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其次，我们分别从《周易》与我国古代的哲学、政治、伦理、美学、文学艺术、史学等几个方面分经和传探讨了二者的关系，从而阐明作为大道之源的《周易》对我国古代文化思想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当然，《周易》对我国古代文化的影响远不止以上几个方面，然而受编著者的专业知识和学养所限，不可能进行全面的探讨，只能就传统的文、史、哲三个大的方面作一些基本探讨，以求窥斑知豹。
四、自学《周易》经传与古代文化的意义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兴起《周易》热以来，时至今日这种热潮依然没有衰减。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周易》作为“群经之首”的特殊地位和影响所造成的，它促使学者们想对这部特殊的著作一探究竟。二是由于人为的推波助澜所造成的，因为这部著作本来就是以占筮的面目出现的，同时历史上又有占筮派，他们试图用《周易》的原理来进行占卜或预测，将这部著作搞得神秘莫测，加之当今有人又利用它大搞所谓的预测，致使人们趋之若骛。事实上，这部著作正如《系辞上传》所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周易》这部书所讲的是一阴一阳相互对立转化的道理，继承它的是善，成就它的是人的本性。仁人看见了它的道理就叫做仁，聪明智慧的人看见了它的道理就叫做智慧，百姓每天都在用这个道理却不懂得这个道理，所以认识君子之道的人就少了。由此可见，《周易》实际是一部古人将自己的人生经验用占筮的方法记录下来以供后人借鉴的书，其中包含着许多自然事理和人生道理，可以说它是一部修身养性之书。正因如此，历史上自汉代以来就将它列入经典著作的行列，而将与之有关的占筮列入了术数类。并且从古至今，学术界也始终将研究《周易》的义理作为主要对象，认为《周易》中的“理”才是大道;而将占筮视为术，认为“术”仅为小道，不值一提。因此，我们学习和研究《周易》也应将其中的义理作为主要对象，而不是相反。当然，在新的时代，我们也不必因循守旧，象古人那样，只是一味地阐发其中的人生哲理，而应将眼光放得更远一些，将学习和研究的范围放得更大一些，除了研讨其中的义理外，还应学习和研究其中所具有的思维方式，诸如整体思维、逻辑思维、辩证思维、抽象思维、直观意象思维等。尤其应从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的角度去学习和研究它所包含的多方面的文化意义及其价值。这是我们学习和研究《周易》与古代文化的基本立足点和出发点。而学习《周易》与古代文化的意义，我们认为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对自学和介绍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具备关键意义。
作为一个中国人，不懂得中国文化，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人。因为你生于斯长于斯，你的语言、你的思维方式乃至你的思想都是中国这片土地上所孕育出来的，不管你愿意与否你都必须无条件承认并接受它的熏陶。中国文化最起码应该包括古代文化和现代文化两大方面，而文化的继承性又决定了没有古代文化就不可能有现代文化。因此，不懂得中国的古代文化，不珍惜中国的古代文化，就不仅仅是“数典忘祖”，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讲，也不能称之为一个合格的中国人。而要懂得中国的古代文化，继承我国古代优良的文化传统，学习和了解《周易》以及必要的易学知识，就显得颇为重要和必不可少了。因为《周易》不仅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文化典籍，而且是我国古代文化思想的渊薮和先导。
从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史的具体内容角度谈，我国古代文化思想中最为关键的两大学派遣——儒家和道家，它们的思想基础毫无疑问与《周易》有著至为紧密的关系，如果说儒家所依从的就是《周易》的乾道，即为苍劲存有为;那么道家则依从的就是《周易》的坤道，即为轻柔无为。当然，无可否认，儒家和道家的思想源头除了别的方面。比如说儒家思想与古代祭拜礼仪之间的关系，道家思想与商代敬奉天命思想之间的关系，就是研究儒家和道家思想时不容正视的问题。众所周知，一种新思想的问世，或者说一所代莱思想大厦的创建，除了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外，还必须先进经验前人多方面的一流理念做为其思想基础，否则这所大厦就可以就是空中楼阁。因此，我们说道《周易》就是儒、道思想的源头之一，就绝不就是生拉硬扯和牵强附会，而是合乎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和客观实际的。再加个角度来说，今日学术界针对《易传》就是儒家著作还是道家著作的争议，也刚好确证了儒、道两派曾经先进经验过《周易》的事实。虽说《易传》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然而它在解说员《周易》本经的过程中借予儒、道两家已经成形的思想去予以表明，不正表明儒、道思想本来就与《周易》有著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我们一直崇奉“天人合一”和“儒道优势互补”为中国古代文化思想的两大主流，而这两大主流的思想渊源本来就与《周易》有著密不可分的关系。《周易》不仅深入探讨自然宇宙问题，也深入探讨人生事理，它研究深入探讨的出发点原本就是“天人合一”，只不过它就是通过占筮方法去展开深入探讨的罢了。而儒、道两家的思想只是分别从相同的角度对它的思想予以阐释而已，并作的更加具体内容、更加精细罢了。事实上，他们所研究的不过就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从宏观上谈，二者之间并没根本性的冲突。后世之所以谈“儒道优势互补”，只是将它们的研究成果在更高层次上为了资源整合。所以，我们说道《周易》就是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史的源头之一。既然《周易》就是我国古代文化思想的源头之一，那么，我们必须介绍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就必须对《周易》的思想内容存有一个大致的介绍，否则将严禁其门而进。
对学习和了解中国古代哲学、史学、文学等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学术界一向讲究文、史、哲不分家，《周易》做为一部古老的文化典籍，也自然涵盖了文、史、哲等诸多方面的内容，下面我们分别予以描述。
如前所述，《周易》是我国古代一部最早的文化典籍，这部典籍之所以倍受青睐是与它本身所包含的文化思想分不开的。而这其中所包含的一些哲学思想的`萌芽，更为后世所津津乐道。正因它包含着一定的哲学思想的成分，《易传》才能在它的基础上进一步加以阐释和发挥。
《易传》就是普遍认为的哲学著作，事实上，我国古代的许多哲学问题正是《易传》通过阐述《周易》去进行的。比如说太极、乾坤、阴阳、道器、理事、理气、象数、言意、形而上和形而下以及神化等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哲学范畴，都源于《易传》。因此，不懂《周易》经传，也就难以真正认知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并且可以这样说道，自《易传》始，历代哲学思想的研究从来就没返回过《周易》经传。汉代产生的以孟喜、京房为代表的卦气说道、费直为代表的义理说道以及利用道家黄老之学表述《周易》的阴阳变易学说，就都从《周易》经传的阐释中逐步形成的。魏晋时期构成的以王弼、韩康伯为代表的玄学派遣易学以及稍后的“郑王之争”(即为郑玄派遣和王弼派遣的学术争论)，郑玄主象数，王弼兴学义理，两派争夺战的实质就是关于《周易》究竟就是以象数居多还是以义理居多的问题，同样没返回《周易》经传。唐代的易学哲学则融合郝宇星数、义理两派的观点，尤其就是孔颖达以义理居多又融合象数派的观点，发展了王弼的玄学极易，将玄学派遣的贵无论推向了崇有论，再次确实了元气说道和阴阳二气说道，为易学哲学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他的这一贡献依然没能返回对《周易》经传的阐释。至于宋明理学，不论就其哲学体系有赖启程的思想资料，还是就其理论形式来看，都就是通过易学构成和发展出来的。宋明理学的五大学派(即为理学派遣、数学派遣、气学派、心学派、功利学派)则无一例外地同易学理论融合在一起，他们对哲学基本问题的提问，基本上也都源于易学问题。而这些学派的代表人物，例如周敦颐、二程、朱熹、邵雍、张载、陆九渊、杨简、王守仁、王夫之等不仅就是理学大师，也都就是易学大师，并且均存有知名的易学著作传世。如果不懂《周易》经传，必须想要真正懂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几乎就是不可能将的。
汉代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司马迁曾说他著《史记》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里的“究天人之际”，就是探究古代所谓的天人之学，也就是易学;所谓“通古今之变”，就是要沟通古今的变化之道，而易学本就是研究古代关于变化规律的学问;因此，司马迁的《史记》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以易学作为他的指导思想完成的。清代著名史学家章学诚曾说“六经皆史”，作为“六经”之一的《易经》无疑也是一部史学著作。且不说汉代的郑玄、宋代的程颐、杨万里等著名易学家就曾引史证经，单从近代以来，王国维、顾颉刚、闻一多、郭沫若、屈万里等学者就利用《周易》卦爻辞中的材料，揭示了中国上古尤其是商周时期的许多古史秘密，也足证《周易》本经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其中最为典型的例证莫过于顾颉刚对商周史事的考证，他在王国维对殷商先公先王考证的基础上，借助《周易》卦爻辞材料，进一步推衍王说，撰写了《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一文，揭示了殷商先祖王亥丧牛羊于有易部落、殷高宗讨伐鬼方、商王帝乙嫁女于周文王等一系列商周史事，为后人解开这些历史谜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这些研究成果则填补了长期以来使史学界感到困惑的部分商周古史的空白。由此可见，学习中国古代史尤其是上古史更不能离开《周易》古经。
同样，自学中国古典文学也无法返回《周易》。《周易》古经就是我国迄今为止留存的最早最完备且变成系统的用散文译成的古籍，因此有的学者主张我国散文史需从《周易》写下起至并非没道理。不仅如此，《周易》的卦爻辞存有许多就是用古歌谣的形式译成的，并且往往押韵，被学者们视作“古代文学的起源”，“中国诗坛上最早的原始社会”，“就是中国诗歌的先声”。知名易学家高亨先生还就这些卦爻辞展开了系统研究，辨认出其中许多歌谣形式的卦爻辞分别使用了赋、比、启手法，从而指出它们就是《诗经》的先导。由此看来，自学和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史，散文史也好，诗歌史也罢，都就是难以返回《周易》古经的。
同时由于《周易》的卦爻符号和卦爻辞都采用“立象以尽意”，或者说运用了“假象寓意”的手法，使之具有了文学意义的象征形象，从而对先秦文学中的象征手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易传》作者又在此基础上做了高度概括和总结，进而提出了“象”与“意”、“化”与“神”、“阳刚”与“阴柔”等许多美学范畴，为我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国古代第一部系统的文学理论巨著《文心雕龙》，就是依据《易传》的基本理论而来的，作者刘勰在该书的《序志》也明确表示：“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数。”不仅全书的编排依照“大衍之数”设置为五十篇，而且全书的内容几乎处处与《易传》相关联。因此，不懂得《易传》也是不大容易真正懂得我国古代的文学理论的。
当然，《周易》与我国古代文化思想之间的关系，远不止以上三个方面。它与我国古代的政治管理、伦理道德、美学、艺术、军事、教育、宗教等均有著紧密的关系;不仅如此，它与我国古代的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化学、建筑等自然学科也有著密切的联系。由此可见，自学《周易》经传不仅对介绍我国古代的社会科学具备关键意义，而且对介绍我国古代的自然科学也具备关键意义。
对继承我国优良的文化传统和弘扬民族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就是一个具备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古老国度，曾缔造过灿烂辉煌的古代文明。被尊为“大道之源”、“群经之首”的《周易》，在创建我国古代文明的历史进程中曾K568忠恕的指导作用。如前所述，中国古代文化历史中最重要的儒家和道家两大学派遣的思想基础源于《周易》，中国古代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也与《周易》有著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从《周易》本身来看，它所谓的极易道，至少存有这么几个方面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一就是“一阴一阳之曰道”和“生生之谓极易”的天人合一的整体宇宙观。它指出自然宇宙就是由一阴一阳共同组成的，并且由一阴一阳相互推荡而生生不息。《说道卦传》则将这种阴阳变化之道搞了更加具体内容的叙述，说道“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弓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不仅指出自然宇宙就是由阴阳规律所共同组成，而且社会人生也就是由这个规律所支配。这个涵盖天地人三才之道的思维模式构筑了一个以阴阳哲学为内涵、以天地人为主体的完备的思想体系。它把世界的统一性看做就是一个自明之理，它所深入探讨的就是天与人、主与客、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便人们从整体上把握住其中的规律，用它去指导人事，特别就是社会政治。虽说《说道卦传》的这种归纳有些牵强附会，但它的这种整体思维方式无疑具备指导社会人生的积极意义。而对于“一阴一阳之曰道”和“生生之谓极易”的整体思想观，我们也不能不宣称它的确阐明了
自然和社会人生的一些基本规律，从而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二就是它所崇尚的就是一种以“太和”为最低目标的天与人、自然与社会的整体人与自然观。先秦时期的学者们广泛把天人人与自然做为自己的价值价值观念，他们一方面援引天道去论证人道，把天道的自然规律看做就是人类社会合理性的根据;另一方面又按照人道去刻画天道，把人们对合理的社会存在的主观理想感知至客观的自然规律之上。《周易》乾卦的《彖录》则明确提出“太和”的概念，对天道和人道的整体人与自然关系作出了最为轻松的阐释。它表示：“乾道变化，各正性命，牛头山太和，实乃利贞。Jhunjhunun庶物，万国咸宁。”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道：天道(即为小自然的运转规律)的运转变化，并使万物各自端正它的性命，挽回损失和再分太和之气(《周易本义》释太和为“阴阳会师、冲和之气”)，就能够死守儒固。天已经开始吐出万物，并使万国都安宁。可以说道这种“阴阳会师”的太和之气，不仅就是万物产生的根源，也就是并使天下安宁的基本条件。因为只有阴阳人与自然，就可以风调雨顺，也就可以并使万物茂密生长，从而构成五谷丰登、万民喜悦的人与自然局面。不仅如此，做为个体的人也须要挽回损失这种太和之气，就可以达至阴阳人与自然，而个体的人与自然才有可能引致整体的人与自然。虽然《易传》作者的思想尚未下降至通过个体人与自然达至集体人与自然的这样一个境界，但它为后人的进一步阐释却遗留下了宽广的空间。事实上，儒家思想中本来就存有这样的人与自然观点，但是儒家所偏重于的仅仅就是社会人生的问题而不及自然，而《易传》作者却将两者精妙地统一了出来。它的这种天人人与自然观同样对后世产生了广为的影响。三就是持中而行的中道观念。人们普遍认为“中庸之道”就是儒家的思想观点，孰无人知晓中道观念其实源于《周易》。在《周易》卦爻辞中曾多次提及“中”和“中行”，虽然这些“中”的观念还不全然就是后人所认知的中道观念，但“中行，无咎”就是《周易》本经首次明确提出的。而且最为值得注意的就是《周易》三百八十四爻中，凡是属二爻和五爻这两个上下卦的中爻的爻辞，可以说道百分之九十五就是吉利的。关于这一点，《易传》的《系辞传》曾搞过较好的总结，它说道：“二与四，同功而异位，其仁义相同，二多美誉，四多怨，将近也。”又说道：“三与五，同功而异位，三多贼，五多功，贵贱之等也。”不仅表示了二与五“多美誉”、“多功”而三与四“多怨”、“多贼”的客观事实，并且分析了其中的原因。我们先不管它找寻的原因恰当是否，我们只就这一事实也由此可见《周易》本经对卦爻辞精心安排上的忠恕女性主义。事实上，《周易》本经存有两个最基本的选曲原则，那就是崇阳抑阴和母葛氏则吉、居偏则存有宽明。由此看来，持中而行及的中道观念正是《周易》的一个最基本的思想观念。尽管这一思想观念就是在卜筮经验的基础上产生的，然而它对后世的影响的确深刻。我们甚至可以说道它直接影响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去的民族文化心理。我们在抨击别人时讨厌用“不中不正”或“不三不四”，而这种抨击的背后实际上暗含着《周易》的价值价值观念和不为观念。“不中不正”从上下卦的爻位关系来说的，二、五两爻为上下卦的中位，中则正、不中则不正，本来就是《周易》最基本的价值推论标准;“不三不四”从天地人三才之间的关系上用的，因为上天、中人、下地形成了所谓的“三才之道”，这个道就是不容违反的自然之道，谁违反了它，也就等同于违反了自然之道。具体来说，五、六爻为天位，三、四爻为人位，一、二爻为地位，而“不三不四”也就是无此了人位上，人位列中，无此人位上也就是离开了中位，离开了中位的人也就不表示其为人了。这就是多么傲慢的教训言辞，而这种教训言辞背后所涵盖的中道观念又就是
多么的发人深省，真堪称“百姓日用而无人知晓”。四就是“穷则变，变则通”的变通思想。在《周易》的卦爻辞中，六爻绝大多数就是不吉利的，六爻就是一卦中的最后一个爻位，从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看看，它已经发展至了尽头，而发展至了尽头的事物就可以向其恰好相反的方面转变，这就是《周易》通过卦爻的变化说我们的又一基本规律。对此《系辞传》作者将它总结为“极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长”。这一变通思想同样渗透到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心理之中，人们常说道“不要在一棵撕脖子树上绞死”，其中所隐含的正是“穷则变，变则通”的变通思想。当然，须要表示的就是变通的前提条件必须就是“愁”，也即为至了尽头的时候才气门，而不是毫无原则的变通，必须与前述中道观念融合出来运用。五就是苍劲存有为、自强不息和谦逊仁慈、厚德载物的人文精神。崇阳抑阳就是《周易》的基本原则，但它在倡导崇尚阳刚的同时，又不忘倡导谦逊仁慈的轻柔之德，事实上这二者并不矛盾，因为“一阴一阳之曰道”，只有阳刚之道而并无女性化之道就是不全面的，也就是不合乎一阴一阳的自然规律的。《大象传》在表述乾、坤两卦的卦象时明确指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而这两句名言历年来被视作中华民族特有的人文精神，清华大学的校训“厚德载物，自强不息”正源于此。它所提倡的苍劲存有为、自强不息的努力奋斗精神以及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博大胸襟，的确就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去所固有的文化传统和特有的人文精神，应该后人进一步先进经验并使之发扬光大。《周易》经传中除了许多应该后人承继和先进经验的优良的文化传统，比如说“顺天应人”的革命精神，“与时偕行”的发展观点，深邃猛烈的忧患意识，“单一制不怨、遁世无闷”甚至“可怕遂志”的人格尊严等等。我们就不再一一具体内容描述了。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传统，既是我们立国立身的根本，又是我们走向世界的依靠，所以我们只有认真学习和借鉴中华民族优良的文化传统，以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努力奋斗，才有可能弘扬民族文化;同时也只有以海纳百川的胸襟借鉴全世界的优秀文化，我们也才有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这才是我们学习和研究《周易》及其所包含的文化传统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五、自学《周易》经传与古代文化的方法
在学习《周易》与古代文化的关系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对《周易》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但由于《周易》是一部卦爻符号与文辞相结合的独特著作，加之文辞晦涩难懂，向来被视为“天书”。因此，我们又必须先对如何学习与研究《周易》做一些必要的说明。关于学习和研究《周易》的方法问题，黄寿祺、张善文撰写的《周易译注》列举了八条建议：一是从源溯流;二是强干弱枝;三是在明确经传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基础上，应当以《易传》为解经的首要依据;四是应当掌握六十四卦表现哲理的特殊方式：象征;五是应当掌握前人总结出来的切实可用的《易》学条例;六是应当结合考古学界发现的有关《周易》资料，细蜜辨析《周易》经传的本来面目及易学史研究中的各方面问题;七是应当重视多学科、多课题相互贯通的比较研究;八是应当注意国外汉学者研究《周易》的成果，吸收其可取的因素，以增进中外文化学术的交流。这八条建议可谓既全面又细致，值得认真借鉴与参
考。现根据自己学习《周易》的一点心得体会，并结合前述八条建议谈几点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第一步，由易入容易、由归纳至具体内容。所谓由易入容易就是先写作一些有关《周易》及易学史的入门读物，以期对《周易》经传的基本内容和易学史的概况存有一个大致的介绍，然后再回去自学《周易》经传。例如孙文光的《白话易经》，金景芳的《周易讲座》，朱伯崑主编的《易学基础教程》、廖名春等撰写的《周易研究史》等。这样搞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由易入容易、由归纳至具体内容。因为入门读物毕竟就是用现代汉语译成的，难记住，也容易接受。同时对易学史存有了初步的介绍，也不易挑选那些在易学史上产生关键性影响的著作，为今后的进一步自学和研究打下基础，而不致在一已经开始自学《周易》就走弯路。由于易学著作五花八门、形形色色，例如不介绍易学史则很难将术数类的著作误以为就是易学著作，引致入门之初就误入歧途。
第二步，由传及经，由浅入深。在具体学习《周易》本经之前，应对《易传》内容有所了解。一方面传毕竟是为解经而作，理解了传，方能登堂入室;另一方面《易传》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学者所作，从语言难度上讲远比完成于商末周初的《周易》为简，更易于了解和把握。但是一定要分清源流，经是源，而传是流，不能本末倒置，更不能以传代经，误认为传的内容就是经的内容。事实上，传在很大程度上所反映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学者们的思想，并且有许多地方作了发挥，与经有很大的差距。
第三步，循序渐进，逐步提高。前两个步骤其实只是铺垫，自学《周易》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阐释卦爻辞。而如何阐释《周易》卦爻辞的确就是十分犯难的事，因为直到今日对许多卦爻辞的解说员仍然就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不管怎么说道，阐释卦爻辞还是存有一些规律可寻的。LX1，首先必须熟练掌握八卦及六十四卦的卦象，因为卦象与卦名、卦爻辞密切有关，不懂卦象就连卦名都无法认知，更别说解说员卦爻辞了。比如说小存有卦的卦象为之遥下乾，也即为过敏下天，火又代表太阳，因此这个卦象所阐明的就是如日中天的形象，放在人事上来说，就寓意人到中年、小存有斩获，故命名为大有。而如果不懂卦象，就可以真的这个卦名莫名其妙。卦名的表述就是如此，卦爻辞的表述更是如此。因此惟有懂了卦象，就可以恰当表述卦名、卦辞以及爻辞。其次，必须熟练掌握卦位、爻位以及爻象的各种关系。卦存有卦象、卦位，爻则存有爻象、爻位，若不明白它们之间的各种繁杂关系，同样无法较好地认知卦爻辞。比如说上下卦位的问题往往与卦辞密切相关。再如初爻与四爻、二爻与五爻、三爻与上爻具备同位关系，爻辞的吉凶是否往往和这种同位关系密切有关。这些都须要认真学习和掌控。再次，利用今备注、和古备注，尤其就是易学史上的名家注释。这些注释，不仅注解夸饰，而且兼释卦象，对进一步认知卦爻辞算是最佳捷径。比如今人黄寿祺、张善文的《周易评注》，高亨的《周易古经今备注》、《周易小录今备注》，唐·孔颖达的《周易正义》，宋·朱熹的《周易本义》等。再其次，以传解经、经传再分弁。要到对经存有了一定介绍后，应当回过头来将经传再分至一起择机阐释。这时对传的阐释一方面就是为了更好地认知经文;另一方面则就是为了区分何者为经的思想，何者为传的发明者，以期从思想的高度对《周易》经传存有更深入细致的介绍，并为从文化研习的角度研究《周易》做好铺垫。最后，应当特别注意从多角度发掘
《周易》经传所涵盖的文化价值和文化意义，这就是我们自学和研究《周易》经传的目的，也就是自学和研究《周易》经传的价值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