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18日发(作者：)
重要书法史料文献《中国书法史》(七卷本)评述
敖朝军
【期刊名称】《《艺术百家》》
【年(卷),期】2019(035)004
【总页数】3页(P194-196)
【作 者】敖朝军
【作者单位】广西艺术学院中国画学院 广西南宁530008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J20
回顾21世纪书法史学研究，《中国书法史》(七卷本)毫无疑问是重要理著作，代表了当今书法史学研究的最高成就。其以断代立篇，汇各门流派，集众家之长，终得大成。其突出特点是：文献与考古相结合，史学研究与理论阐发相结合，重视书法作品解读，注重回归书法艺术本体。自2002年初版以来，几经再版，足见其在书法史学学科中广泛深远的影响。
一、作为重要书法史料文献的《中国书法史》(七卷本)
历史研究是一个严肃的学术课题，书法史是需要反思的。对几千年的书法发展与演变予以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与阐述，需要付诸艰辛努力，并需要宽阔的学术视野、超拔的学术素养以及对书法艺术本体的精准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书法史著作的撰写除却要具备一般的史学素养之外，更应该具备对书法艺术的深刻洞察能力。在
20世纪较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较为系统的书法史研究著作，大多是对书法家、书法作品的简单阐述。鉴于中国书法作为一门起步较晚的学科，可参考的同类著作也较少，学科意识的滞后决定一部优秀的书法史著作的问世绝非易事。这一局面直到2002年江苏教育出版社《中国书法史》(七卷本)的出版才得以改观，将劣势转为优势，正如有学者所言：“中国的书法史研究，业已因为这套《中国书法史》而领先于中国音乐史、舞蹈史、建筑史、美术史等学科门类了，这部书是有资格成为一种学术上的示范的，既然这样，对于它的深远影响，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寄予乐观的期许。”[1]4
《中国书法史》(七卷本)的出版，使得书法史研究整体上从凌乱无章转向相对系统，从缺乏历史逻辑转向具有书法史学科逻辑，从感性的阐释转向理性的研究。在这一系列著作出版近20年后的当下，在书法史学研究深度与史料价值方面，尚未见与之比肩者。所以，重新审视《中国书法史》(七卷本)的价值对促进当下书学研究、史学研究与书法创作研究仍具有重要意义。
七卷本《中国书法史》由七位在书法史领域成就显著的专家分工合作而成，且每一卷著者都是该历史阶段、该研究领域成就较为显赫的学者。并且，他们的研究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理论结合实践、抽象结合具体、感性结合理性。“先秦·秦代卷”著者是吉林大学文献学方向的丛文俊教授，几十年间他埋首于书法古文献、古文字与先秦书法资料的研究，也是大篆书法创作的艺术实践者；“两汉卷”著者华人德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就将两汉书法史研究视为自身学术架构的重要组成，其主要创作取法汉代隶书；“魏晋南北朝卷”著者刘涛是学界公认的“二王”研究专家，对于“二王”及其家族书法、南北书风等研究较为深入；“隋唐卷”著者朱关田作为我国第一批书法方向硕士研究生，他在陆维钊、沙孟海先生指导下专注并有序开展隋唐书法史材料的整理研究；“五代·两宋卷”著者曹宝麟被誉为“书法神探”，是宋代书法史研究的领军人物，也是当代取法米芾行书最有代表性
的书法家；“元明卷”著者黄惇是当代书法学科发展的奠定人之一；“清代卷”著者刘恒对清代书法做了深入考察并有创造性论断。他们具有坚实的学术根底，凭借对古代书法史料、前人研究成果的熟悉和理论思维能力，使得本部书法史的学术价值不容小觑。换言之，他们都是各自领域的权威书史研究专家和执牛耳者，同时七位作者之间彼此为好友，尽可能使得整部著作逻辑衔接趋于合理，所以既不同于原来的史略，也不同于一般的书法简史，这部著作集中体现了文献考证、理论阐发、重视作品解读等特征，强调历史文献与出土实物、作品等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按照二重证据法的研究手法，采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视角审视书法史流变和审美变迁。
二、文献与考古相结合
文献与考古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是书法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清代学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认为，目录之学“第一要紧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目录学是“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也”。顾颉刚指出，“中国的学问是向来只有一尊观念而没有分科观念的”，“旧时士大夫之学，动称经史词章。此其所谓统系乃经籍之统系，非科学之统系也”。《中国书法史》(七卷本)就是依据目录学传统来组织阐释文献的。该著秉承乾嘉学派的朴学研究范式，在具体的叙述中重视文献批判，对文献与考证着力甚多，并能充分利用最新的考古成果，采用考古学与历史学研究范式来建构最合理的书法史观。该著还充分借鉴自20世纪以来书学研究的新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充分建立在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书法创作的新思考之上，显然对书法史研究发展大有裨益。书法本为小道，在既往的文献目录中归于“子”部之下的“艺”，千余年来皆是如此。《中国书法史》(七卷本)的出现，标志着书法作为一门学科正在摆脱边缘状态，成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不可或缺之部分。
《中国书法史》(七卷本)通过对书法文献的深入考察，从而得以用书法发展轨迹、书法美学中的物象、意境等概念来体现书史、书法理论研究、书法技法、书法教育、书法美学等方面的价值。扎实的文献考察功底，使得研究结论就有基础意义上的历
史学意义。与书法风格、流派、现象密切相关的历史文化、社会状况、文学思潮、哲学背景都被纳入作者的研究视野，从而为寻绎书家书法历程、创作理念、作品风格提供多角度的依据。例如“两汉卷”以朴学考察的方式，结合文献学研究方法对书法史中的“八分”、章草等名实概念作了深入论述，将这些困惑书坛许久的问题以严格的学术逻辑得出相关结论，把两汉书法史研究推向了更高层面。
三、史学研究与理论阐发相结合
随着理论方法的进展，《中国书法史》(七卷本)从社会环境、文字流变、思想观念、政治与社会结构乃至意识形态等角度进行较为全面的书法史建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书法史》(七卷本)不仅仅是单纯的书法家与书法作品的排列叙述，同时也具有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等整体史观价值。该著作将书法的知识谱系较为完整地阐释出来，并纳入到中国大历史研究体系，对书法史相关概念的梳理以及学科的建构起了重要作用。著作也将书法史学研究与文学、音乐、舞蹈、诗歌、美术、军事、外交等门类领域相参照，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分支，有效提升了书法的文献意义、作品价值和学术地位。虽然以断代史面貌呈现，但是每一部著作都比较完整地叙述了该历史时期书法的发展状况，对该历史时期书法家、书法作品、书法理论、书法教育、书法思潮、书法群体、书法交流传播等做了详尽论述，足见其注重史学研究与理论阐发相结合的特点。
我们知道，古代书法作品与书论大都以笔札的形式呈现，而《中国书法史》(七卷本)则将它们提取、精炼并整合为理论，从现代学科的角度进行审视，具有逻辑思辨的意味。同时，尽可能与政治、文化、经济等因素紧密连接。例如，“两汉卷”用了大篇幅来叙述“今古文之争”，“今古文之争”看似与书法没有直接关系，却与书体演变、隶变有着最本质联系。理解了“今古文之争”，就理解了篆籀、蝌蚪文、隶书产生发展的原因。“元明卷”在阐述晚明书风产生的背景时，作者用了较大篇幅来论述晚明哲学思潮对晚明浪漫主义书风的影响，同时，论述了“台阁体”
的出现与“前后七子”复古之风的内在关联。“清代卷”大篇幅论述清代内府的书法鉴藏，使“书法鉴藏”成为了一个重要的书法研究方向。以往论书者在审视清代书法史分期时，习惯以乾嘉为界将清代书法史划分为帖学时代和碑学时代，而“清代卷”则认为，“碑学是一个贯穿于整个清代始终的书法思潮”[2]，随着近20年来书法史研究的发展，这一论断的正确性已经得以证明。
《中国书法史》(七卷本)很大程度上延伸了书法史研究的范畴，开阔了研究视野，同时在一些论述中引入西方学术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书法史研究的现代性转换。与明代陶宗仪《书史会要》以及20世纪早期王国维、梁启超、罗振玉、张裕钊、杨守敬、于右任等学者的观点，乃至与沙孟海《近三百年的书学》、潘伯鹰《中国书法简论》、祝嘉《书学史》等相关评述相比已大为改观，有些问题上升到严肃的学术层面，有些概念演变为现代的学术概念。比如，一般的书法简史在谈及清代碑学的萌芽时，必然会提到考据风气的兴起，而刘恒在此问题上显示出其历史学的功底，他在分析清代乾嘉考据学风兴起原因时，除了沿用一般学者的观点，还谈到陈寅恪、杨东莼等学者的观点：“如关于清代乾嘉时期考据学风的兴起原因，一般学者都认为与当时法网严密、屡兴文字之狱且株连甚广有直接关系。陈寅恪认为除此之外‘必别有其故’。杨东莼则从对明代王学空疏学风的反弹、政治形势的影响以及经济发展带动文化兴盛三个方面论述清代考据特盛的原因。”[2]作者着重提出陈寅恪与杨东莼二人的观点，这是清代乾嘉朴学研究方法的表现，为更加深入了解乾嘉书风提供了文化背景，与那些简单评点式的书法史相比，该著更显出论述深度。
“元明卷”在某些书法史的问题上有非常独到的见解，著作提到，赵孟頫到了四十岁之后书法才真正成熟，书风演变可以从其署有年款的作品排比中判断出来。又提到，“陈淳的草书，是晚明浪漫主义书风的先导”[3]，这一评价富有真知灼见，事实上，陈淳虽师承祝允明，但他的书法更显出浪漫特色，陈淳之后，由徐渭、黄
道周、张瑞图、倪元璐、王铎、董其昌等人共同演绎了浪漫主义书风的大剧。
所以说，《中国书法史》(七卷本)在一定层面上体现出现代教育体系下书法研究的新思路、新成果、新术语，这对书法研究的现代化之路大有裨益。同时，若细考中国书法史的诸多新思路，还可以帮助我们理解20世纪书法研究的学术进程与特点，揭示改革开放40年来书法史研究在观念、视角、概念与书法知识体系上的深刻变化。
四、重视作品解读
《中国书法史》(七卷本)重视对书法作品的整理和对书法文献目录的征订，全书共配图一千多幅，悉数囊括各个时期代表性作品，运用书法研究中最基本的资料来解释书法作品的历史性。可以说，这本身就是学术史的一部分。书法研究中的著录、征订、考证等过程是对书法文献的有效整理，为后学者探讨书法观念、书法美学背后的文献资料提供依据。19世纪以后，欧洲学者十分重视以编写目录、传记的方式来研究文学史，实际上这这是一种值得借鉴的研究方式。书法史研究注重对作品进行分析和排序，带有实证主义的性质，实际上是与这种研究范式相暗合的。
不可否认，《中国书法史》(七卷本)并非尽善尽美。七位作者分卷著写，必然会出现书法观念或概念运用不一致、朝代前后重复或衔接不连贯等问题。“先秦·秦代卷”在论述秦代书法时，“秦代文化与书同文字”“秦书八体”“秦代书家与刻石书法”“秦代权量铭诏书法及其他”“先秦文字与书法教育”等五个部分基本上囊括了秦代书法的诸多方面，若将第五章“先秦文字与书法教育”放在先秦书法章节或者单独列为一章似乎更为妥当。毕竟先秦与秦代书法距今较远，书写的文字与方式与后世书法存在很大差别，很多研究者对这一领域望而却步。丛文俊先生凭借深厚的历史学功底与文献考据传统，几十年如一日深入到先秦与古文字书法的研究中，成就卓著[4]。《中国书法史》(七卷本)无法囊括中国书法历史的方方面面，存在一些混淆文体、书体概念、术语交叉混用等现象，然而，瑕不掩瑜，书法史上必须讨
论的课题该著作均已涉及，为其后的书法史研究树立了典范。
参考文献：
【相关文献】
[1]沈鹏.书法史研究的里程碑——七卷本《中国书法史》出版笔谈[J].书法，2003,(11).
[2]刘恒.中国书法史·清代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
[3]黄惇.中国书法史·元明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
[4]丛文俊.书法研究方法论[J].中国书法,199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