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2日发(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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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玫瑾 犯罪心理学家
所谓犯罪心理画像，就是根据案件情况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行为、动机、心理过程、心理特点等的分析，对其形成心理和形象的描述。犯罪心理画像最初起源于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然而，在中国的警察序列里，并没有独立的部门从事这项工作，学院里从事这项研究的人也很少。李玫瑾开启了中国犯罪心理画像的先河，被称为“中国心理画像第一人”。
李玫瑾，女，生于1958年。1977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1982年1月至今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任教。现为犯罪心理学教授，三级警督。2002年，李玫瑾开始从事犯罪心理画像的工作。那时，种种骇人听闻的案件正随着大众传媒的兴起，马加爵案、杨新海案、黄勇案、邱兴华案??越来越多地进入公众的视野。李玫瑾常常会出现在媒体上，用犯罪心理画像的方法分析这些罪犯。听起来如同侦探小说，她利用自己的心理学知识、对人性的了解，仅仅从案情就判断出嫌疑人的个性、动机。随着名声日响，很多地方遇到棘手、难破的案件，也会找她来帮忙分析，这几年里，她越来越多地接触实案，也开始参与侦查分析和定案以后罪犯的访谈。追究变态杀手的心理、作案动机，和他们人性日益泯灭的过程，不仅仅是对他们，也是对我们良心与自身行为的拷问。李玫瑾一直都是这样的一个拷问者。
杨树明和李玫瑾已经打了整整一个上午的心理战。李玫瑾带去的调查问卷，三个小时他只回答了三分之一，而别的犯人一个小时就全部答完了。
中午吃饭时，李玫瑾忽然问杨树明:“你知道你是怎么被抓的么？”他说，不知道。瞪着两只大眼睛，看着她。杨树明平时喜欢看中央电视台12套，最爱看的是警察破案，也从那里知道了许多侦查方法。他说，警察派岗哨，他都能看得出来。所以自己怎么被抓捕的，对他来说真是一个谜。
李玫瑾问，那你听说过心理画像么？他很茫然地看着她。
来不及解释来龙去脉，她只讲了一个细节。
刑警支队的刑警做案件分析的时候，曾经问过李玫瑾一个问题：十几个被害人中，有一起受害人被碎尸了，为什么单单是这起呢？李玫瑾的回答是：“这女人的样子一定是在他眼前晃来晃去，挥之不去。”抓到杨树明，刑警问了他同样的问题。杨树明的原话与李玫瑾如出一辙：“这个人在我家门口走过，我不敢正眼看她，等她走过去以后再看她的背影，那小腰扭得，在我面前晃来晃去，挥之不去。”
听完这个细节，杨树明愣住了。他继续瞪着李玫瑾，一言不发。吃完饭，他说要去上厕所。回来之后，杨树明对李玫瑾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是个高人啊。”
李玫瑾乐了：“你一个上午，多数都说的是废话，假话。”
杨树明很不好意思，笑了。
“你知道我想了解你的心理，所以故意跟我扯七扯八。我上午耐着性子等你，再这样下去，咱俩就不聊了。我不是所有犯罪人都见的。”
“那你现在开始问吧，你问什么我都回答。”
“我今天还就不问了，给你留三个问题，回去好好想想吧。”
“那你们给我张纸、给支笔吧。”杨树明认真地把那三个问题记下了。
这个一字一句记下问题的男人，曾经在12年里，杀了9个人，致使3人重伤。在1992年到2004年，这个“杀人狂魔”，曾让山西阳泉所有的女性心惊，让当地警方费尽心力，为了抓他归案，公安部派出的刑侦专家就有三批，300多个民警参与了侦破，调查走访的人就有5万多个，最后结案时，案卷长达7万页。
2004年，李玫瑾作为犯罪心理学专家加入了公安部专家组，介入了这个案子，开始了她和杨树明最初的交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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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玫瑾其实只是一名学者，她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任教，研究范围是犯罪心理学和未成年人犯罪心理预防。如此专业化的行当，本该只有行业内的人才知晓，但她开启了中国犯罪心理画像的先河，被称为中国心理画像第一人，日益为公众所知。
所谓犯罪心理画像，就是在侦查阶段根据已掌握的情况对未知名的犯罪嫌疑人进行相关的行为、动机、心理过程以及心理特点等分析，形成对犯罪嫌疑人的人物形象及心理特征群的描述。讲得通俗点，犯罪心理画像并不负责给出一个具体犯罪嫌疑人的姓名, 也不会给出一个具体嫌疑人的住址和电话号码。但却能提供未知嫌疑人的人物传记式的描述。
犯罪心理画像最初起源于美国联邦调查局(FBI)，20世纪70年代他们成立了行为科学部，并且建立了一个特殊的数据库，在对36名系列杀人犯和强奸犯访谈的基础上，建立并发展起来。近年热播的一部美剧《犯罪心理》（Criminal Minds）讲的就是这一部门的故事。只要听一听剧里智商超高的天才博士瑞德在每次案发后喋喋不休地讲述犯罪嫌疑人可能具备的特征，立刻就能理解那到底是个什么活儿。
中国的警察序列里，并没有独立的部门从事这项工作。学院里从事这项研究的人也很少。李玫瑾也是2002年才进入这个领域。最初仅限于理论研究，人们开始熟悉她，是前年几起大案，李玫瑾会出现在媒体上，用犯罪心理画像的方法分析那些罪犯。马加爵案、杨新海案、黄勇案、邱兴华案??对那些骇人听闻的案件，公众长时间保持着极大的关注。了解变态杀手的心理、作案动机，和他们人性日益泯灭的过程，不仅仅是对他们，也是对我们良心与自身行为的拷问。
李玫瑾一直都是这样的一个拷问者。她会把那些魔鬼附身一样的行为，用冷静而充满悲悯的语气分析给公众。
随着名声日响，很多地方遇到棘手、难破的案件，也会找她来帮忙分析，这几年里，她越来越多地接触实案，也开始参与侦查分析和定案以后罪犯的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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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玫瑾分析过很多人，即使没见到罪犯本人。比如邱兴华案、杨佳案，还有美国的赵承熙案。她觉得那些人的心理根本不复杂，看一些资料，她就明白了。但也有很多案子她看不明白，遇到这样的情况，她就想见见犯罪人。
这也是后来她去见杨树明的原因。
山西阳泉的案子真是麻烦。12年连续有11个女子被人用刀从背后捅死、捅伤。犯罪现场没有留下任何证据，作案工具、指纹、脚印??什么都没留下。也无从获得罪犯的样貌特征。受害者多数已经死了，虽然有几个幸存者，但因为都是天黑作案，而且都是从后面下手，她们也根本没看清他的样貌。最蹊跷的是，这个人既不为财、也不为色，虽然只针对女性，但是只扎、只杀，不抢、不奸。
在案发的区域，还曾经发生过两起针对女性的杀害，并带有虐尸、性变态特点的案件，同样蹊跷的是，那两个案件也很难找到犯罪的物证。当地警方无法确定杀人碎尸-虐尸案和扎刀案是不是能串并，到底是不是一人所为。
十几年过去，当地的公安局长都换了四任，案子依然没有破。李玫瑾参与案子的时候，大家觉得破案的唯一希望是：所有的案件都不超出0.8公里的区域内，也意味着，犯罪分子就一直生活在侦查人员范围内。当地警察做了8个月的地毯式盘查，挨家挨户地分析每个人可能的作案条件和特点，然后再圈定一些嫌疑人，但最后，还是有点吃不准，希望李玫瑾能通过心理分析的方法再对罪犯做一个形象的勾勒。
李玫瑾当时的判断是，这个人应该是男性，30岁~55岁之间，没有固定工作，平时个性拘谨，看起来比较老实，没有朋友，不善与人交谈。根据她提供的这些特征，警方又进行筛选，嫌疑人剩下了7个。然后进行测谎。测谎之前，专家组已经把杨树明作为第一嫌疑人。
在之前的若干次盘问中，杨树明都不曾承认杀人。可是测谎显示异常，他终于认罪，警方也在他家中找到了作案的工具。
杨树明的绝大部分特征与李玫瑾的判断相符。但只有一点让李玫瑾困惑。犯罪对象一直都是女性，应该是仇视女性的结果，所以她判断，很可能这个人受过女性的伤害。最初盘查时，她告诉办案人员，那些早年丧母的，有继母的，母亲有精神病的，母亲离家出走的，母亲有外遇的，嫖娼染上性病的，失恋的，离异的，要注意一下。
但后来人们发现，杨树明根本不在这个范畴内：母亲老实本分，有兄弟姐妹，他们的关系也一直融洽。他一米七八，浓眉大眼，恋爱没有受挫，有妻子，感情很好。还有个女儿，是他亲手带大的，整个成长背景都很健康。
这样的人为什么会残害女性呢？这确实让人觉得匪夷所思。
李玫瑾，在第一天谈话之后，留给他的问题就是：“你身边不乏女性，怎么对女性下得去手呢？生活中没有女性对不起你，为什么要捅人？如果心烦就去捅人，为什么不选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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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来，我对李玫瑾都怀有巨大的好奇心和深深的敬意，开始的好奇心只是对这个行业，后来转化为对她个人。
很多人都喜欢看悬疑片、侦探小说，在求解一个谜题答案的过程中，享受着侦探们的智慧之美。我不仅爱看此类推理片和小说，对更为极端的案件，比如变态杀手，也非常有兴趣。很多年前，就连夜读完前美国FBI侦探道格拉斯写的《变态杀手》。在那些变态杀手所犯下的罪行里，人性呈现出一种最极端、最为肮脏、不堪的部分。我经常想，既然还是人性的一部分，就也不过是把我们每个人心中阴暗角落里的东西无限放大，最后看到的，很可能就是极致状态下的自己。只是大多数人不敢面对这一点。
我更为好奇的是能抓获那些恶魔的人。神经脆弱的人听到食人、碎尸这样的话题，都会颤抖，更不用说去了解这些人的心理轨迹。分析这样的案件，比常规案件远远要复杂，需要更高的智商，也需要坚韧的神经和强大的心理。
尼采有过一段话：与魔鬼搏斗的也是魔鬼，当你望向深渊时，深渊也望着你。很多人用这句话来形容与罪恶搏斗时，灵魂的那种折磨和痛苦。我非常想知道那些与魔鬼搏斗的人，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是不是内心经常会经历着巨大的痛苦？
当我见到李玫瑾时，最初所有的猜想都被颠覆了。
看着一个身着黄色外套的女人从咖啡馆门口走进来的时候，我和她相视微笑，彼此都没有再确认对方的身份，她就坐在了我的对面。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很会挑地方。”我极力要求见她。我知道，只要一见面，我们的话题就都会是杀人、强奸、灭门、碎尸这样的恐怖话题，于是在她家的附近，挑了一个安静而隐秘的所在。任何心思都逃不过聪明人的眼睛。
在四五年里，我曾多次打电话跟她联络，也在电视上，看她穿着警服做访谈类的节目。但这都比不上见面时的真切感受。她的短发一丝不乱，穿便装的样子很美。脱了外套，里面是绿色碎花的针织衫，手上带了翠绿的手镯，皮肤白，保养得很好，看不出实际年龄。加上她说话口气永远平和，只觉得她是个温婉的中年女人。和她聊天会有强烈的感觉，她把很多极端对立的东西都统一在一起，让人觉得又平和、又锐利。她太温和、宽厚了。在学校的走廊里碰到扫地的大妈，她每次都会打个招呼，说声你辛苦啦。她去监狱见那些恶性罪犯，从来都会很尊重他们，他们讲话，她从来都不会打断。她再忙的时候，接到一个人的电话，都不会心急火燎，都还继续轻言慢语地解释。她去分析案子，每次都会先跟刑警们说：“其实，有些我说的你们早都想到了，就是听听我的意见而已，还有些说得不对的，你们多谅解。”
她又太锋利了，刀刀见血。
李玫瑾去安徽出差，碰到一个案子。在宿州市101省旁发现了3只箱包。一只装女人的躯干，另外一只装的是四肢，第三只包里是些女人的衣服。女尸的乳房和生殖器都被割掉了。当地的侦查人员很纳闷，问李玫瑾罪犯是不是变态。她说，不算很变态，这女人应该是跟他有过性关系的，不是老婆就是情人。侦查人员又问，他把那些割掉的部分弄哪儿去了？她答，吃了。10天后，犯罪嫌疑人被抓，死者是他老婆，割掉的部分果然是被他吃了。
我问她如何作出这一判断，她平静地分析说，当然不会是随便丢到哪里，如果想丢，就和其他部分一起扔在路边了。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供着”。另外一种就是吃了。她在犯罪现场看了装尸体的箱子，是那种廉价而劣质的，女人的衣服也是便宜货，因此判断犯罪人经济条件并不好，如果储存那些性器官，一般都要有独立房间，懂一定医学储藏的知识，显然犯罪人没那个能力。所以，只能是吃了。
在山东发生过一起案子，春节在国道边连续发现了两具尸体。光天化日被打死的，既非抢劫，也不是强奸。当地警方认为肯定是精神病人所为，开始大量盘查周围村庄，谁家里有精神病遗传史，谁精神不正常，又到医院里去查这段时间谁看病。在追查的过程中，李玫瑾刚巧出差路过那里，她看了一下现场，当即否定了他们的判断，说，这是酒后所为，不是精神病。最后案子破了，结论果然如她所说。
她说，如果是精神病干的，在附近的那条路上，人们就能经常看到有个精神病走来走去，但没有。当时是春节，喝酒都很凶，“我们干的事情，就是排除那些不可能的，然后给出那种最可能的可能”，在那个案子里最可能的情况，就是醉鬼。听她讲案子，做分析，犹如当头一棒，还没缓过神来问为什么，另一棒又已经下来。案子会连绵不断地来，听者的脑袋里，有着更多连绵不断的为什么，都不容人喘口气。
她去监狱和罪犯谈话，见的多数是些死囚犯。李玫瑾上来就和他们谈生死，她说： “是人早晚都有一死，你现在一枪就死了，我将来没准要在床上躺三个月，很惨，吃也吃不好，拉也拉不痛快。反正终有一死，咱们把这事扯开，要死死个明白，你为什么要这样死，你要说明白，我也要告诉你个明白。”犯人大多数都会心有所动，聊得顺了，很多人会愿意把自己的感受都讲给她。
我最感兴趣的是，和那些死囚犯对话时，她到底都想知道一些什么，她是怎么得到她想要的答案的。
她笑了。她去问的时候，很多当地刑警都跟着听，但是很快，他们就都出去抽烟了，因为她问的问题，在他们看来都太琐细无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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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杨树明留下问题的第三天，李玫瑾又去见了他。
杨树明很主动地说，李教授，我把你的问题考虑了。“第一次捅人，是因为心烦，并不是因为她是女人”，“也没有女人做过对不起我的事情”。“第一次杀人虐尸，是因为当时喝了酒”。在家里杀人碎尸的案子，是因为“那个女人总是穿戴整齐，还打一把小洋伞从他家门口过??”“好几次在路上遇过男的，当时也有念头想扎，但是后来还是没扎，可能是我自己害怕吧。”
他的态度确实是真诚的，但给出的理由都没有逻辑。继续追问，他就会说，“这个社会不好??”“我是学生，警察是老师。我就给老师出道题??”“我得不到的，我就把她毁掉??”
警察们很困惑: 他已经交待了罪行，为什么不愿意让人知道他作案的心理？重的问题都交待了, 为何轻的问题反而不愿说呢？李玫瑾也觉得，这个人是她碰到的“疑难杂症”。人格表现极矛盾，作案动机极隐晦。
他看起来很老实，甚至给人敦厚的印象。但心思又极细，一点事情都琢磨很久。公安人员给他做的谈话笔录，他一定要从头到尾仔细看一遍，说，“错别字太多”，他再把那些错字改了，才肯签字。
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杨树明有着很强的道德感。李玫瑾问他，平时是不是经常跟人吵架？他说，我从来不跟别人吵架，都不会大声说话，因为那是不礼貌的。在被问到如何对待不轨性行为时，他的回答居然是“既讲道德、又讲原则, 还有宽容??”。他在家无事时看黄片做消遣，甚至会偷窃性用品商店的性用品在家试用，但从无婚外性行为。即使对女性实施系列侵害案，也并没有伴有性满足的行为。进了看守所，让他洗澡，他死活不肯脱内裤，穿着内裤洗了个澡。
这人简直太奇怪了。
李玫瑾针对女性，连续问了他很多个问题。问他对于女性哪种事最不能容忍，他说，我没有讨厌哪种人。问他对妓女怎么看，他说，她们不容易，没本事，就只能靠自己吃饭。问他嫖过妓没有，他说，那是不道德的。李玫瑾又问了一个问题，他如果结婚了，老婆对他也不错，但是有了一次外遇，他会怎么办。
“这些事是不能做的。第一步不能原谅，第二步要分析原因，是她的错还是我的错，是要继续过还是要离婚，如果继续过就分析原因。”
“那你会不会也去找一个？”
“不会，我不会以暴制暴。我做人有原则。” “那你心里会不会不痛快?”
“那当然，假如男的有外遇, 女的也会不快乐。谁也不会说遇到这种事情, 会欢天喜地的。”
“ 你现实当中是不是也遇到过这种事情？”
“有，2000年以后了。”
“会不会对你以后作案有影响？”
“没有影响。有影响是思想变化, 坏事不能做了??”
“你知道这件事后对她( 指他妻子) 还好吗？”
“好，她对我也好。感觉有点陌生, 沟通以后就没事了。我觉得就是个人生的插曲, 坏事也会变成好事, 我们还是有感情基础的。”
那这个老实、固守婚姻、重视家庭、不做不道德事情的男人，为什么会在12年里杀了那么多女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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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次见杨树明后，李玫瑾心里就已经有了模糊的判断。杨树明不能直接回答她的问题，或者他自己根本也说不清楚的时候，李玫瑾就只能用调查问卷和或明或暗的问题，自己重新梳理出答案。
李玫瑾觉得，杨树明身上有太多的矛盾冲突。无能与自尊的冲突，欲望和观念的冲突，闲极无聊和生活压力的矛盾，加上他的偏执型人格，最终让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开始杀人。
杨树明给李玫瑾讲了他第一次作案的经历。当时他还跟父母住在一起，有天晚上女朋友去了他家，两个人相处得很愉快，直到很晚，他才把她送回家。但是回到家里却很烦，睡不着，于是就想出去走走，一个女孩子迎面走来，他当时想都没想，就给了她一刀。
就一刀，他就从家猪变成了野猪。他不知道从哪里看到一句话，“从家猪变野猪容易, 从野猪变家猪难”。他说，从那天起他就再也变不回家猪了。
杨树明从中学起学习就不好，一个班40人，他只能考30多名。毕业后只能从事一些简单劳动的职业。毕业后干过几份临时工，后来又到当地的一家钢琴厂做油漆工，他很喜欢那份工作，但没多久钢琴厂也倒闭了，他去了一个铸造厂，干着自己不喜欢的工作，在那段时间他开始出现各种不满，对社会不满，对管事的工头不满。他虽然开始恋爱，面临结婚的压力。 虽然女孩对他很好，但女方家人因为他没有稳定的工作而看不起他，这是他出现心理压力与冲突的早期阶段。
杨树明不仅智商不高，社会能力也较弱，不善与人打交道。他给人装防盗门窗， 一次他承做的一批活做坏了，他不得不赔偿，大约要赔三千多块钱。杨树明竟然急得在路边等他妻子下班, 见到妻子时竟然跪下直哭。
虽然无能，但他又自尊心极强。他和妻子结婚后的第一个春节，去女方亲戚家，因为他家里较困难，没带什么像样的东西。亲戚没计较，还给了他和他妻子很多钱和物。他回到家非常不高兴，说以后不去了，免得丢脸。
李玫瑾曾经问过杨树明，从小父亲、母亲教育他时，讲得最多的话是什么。他回答，他父亲总说：“人活脸，树活皮”。母亲经常说的话是，“不管干什么，别干丢人败兴的事”。他说，他父母都循规蹈矩，自尊心很强，对他的影响很深。李玫瑾后来分析，“人在生活中的自尊是需要能力与实力支撑的。对杨树明来说，过分的自尊与现实的无能就形成他内心无法解开的一个冲突情结。”
没了工作，只能闲在家里，这又导致了杨树明性格中的第二重矛盾，闲极无聊和生存压力并存。
无聊的杨树明没有一个朋友。所以，他没有机会向人倾诉、宣泄自己的内心压力。无聊的他也没有什么爱好。下棋不喜欢，他不爱动脑筋；打牌不喜欢，他不喜欢与人打交道；体育他不喜欢, 他多余的体力无处宣泄。
空闲的他干些什么呢？早期看黄片，后来黄片也不想看了。看中央12套，警察破案，电视天天放在那个频道上，女儿有意见了，电视也不能看了，于是做刀具、磨刀。
他惟一在家里实施的杀人碎尸案件，也具有闲极无聊的背景。杨树明对李玫瑾讲，那天睡到9点多钟起床，起来后没事可做，于是开始喝酒。喝到中午他要负责给家里接水，他先去了一趟。但水还没有来，他靠在门口张望着等水。那时，那个女人从他眼前走过，那把小洋伞、那气质??他一把扯她进了自己的房间内?? 闲极无聊，却有做些事的冲动。这么一个人，复杂的事情做不了，简单的事情又很少。一次“家猪变野猪的行为”就让他欲罢不能了。
无能、不善与人交往、自尊、空闲、没什么爱好，几乎在任何一个地方都会找到这样的人，这就会促使一个人去杀人么？
杨树明身上还有一个特点—偏执。他思考问题总拘泥于具体的、有形的状态, 缺乏抽象概括的能力。李玫瑾分析，具有这种思维特点的人必然心胸不宽, 容易偏执或固执，做事都会有“只管自己，不管别人；只顾眼前，不顾以后”的特点。而具有这种思维方式的人通常都无法有效地进行自我心理，尤其是情绪方面的调控，很容易在一时情绪之中做出不管不顾的行为。
杨树明作案十多年, 也曾有过转变的迹象。他跟李玫瑾讲, 他在抱着自己的女儿时曾想, 养大一个孩子不容易, 我在几分钟就让人家没了??以至于后来他经常抱着女儿哭, 说爸爸要走了。
尽管他已经出现了这种自我意识与反省, 但他仍然没有停止作案。一个不被人重视、几乎没有成功体验的人, 当如此长的时间内作案却从未被警察抓住过, 从未遇到被害人的成功抵抗的时候, 作案的成功感在某种程度上使其体会到他极少体验的满足, 成为他惟一的成就感。
杨树明有一句话：“我是小学生, 警察是老师, 我给老师出道题, 你们破了题我才承认你们是老师??”这句话流露出他一时的得意感。
其实他这道题，对李玫瑾来说并不难，没见到他的时候，她就已经描画出他的样子，见了他，更可以把他的言行都重新破译出来。对她稍有难度的只有一个部分：为什么他只针对女人？李玫瑾现在觉得，可能问题的关节点，在于杨树明的母亲。
在十几个被害人中，小的16岁，大的40多岁。在这些人里，只有一个人是他主动选择的，那就是在他面前“挥之不去”、然后被他杀害并碎尸的女人。
“如果在众多人中看上一个人，这个人必定和他心中某种东西吻合。”这是李玫瑾分析犯罪人侵害目标时最看重的，如果他选定了这个目标，就要分析一下到底他心里哪个部分和这个人吻合。
他觉得那个女的挺好，“那小腰，那气质”，但既然喜欢，为什么要毁了她呢？他自己的回答是，“这女的长这么漂亮，但是不能成为我老婆，所以就要毁了”。李玫瑾却觉得，其实他心里还有一句潜台词—别看你一本正经，其实你不是个东西！
李玫瑾问过他对妓女的态度，他能理解她们，也从来不杀妓女，但是会对正经女人下手，这曾经让李玫瑾很意外，但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问题。
那个女人40岁的时候被杀，李玫瑾判断，她母亲在他心目中形象的破坏可能也就是在40岁。她猜测，他那时候应该10岁左右，他们在矿区，早期宿舍条件差，很可能就是他意外看到父母同房。母亲在一个10岁以下的孩子的印象当中非常美好，他一旦发现母亲做那样的事情，会特别震惊，他会觉得女人都不要脸，那么好的妈妈实际上也是不要脸的。
李玫瑾想印证自己的猜测。但拿这个问题如果直接问杨树明，他一定不会回答。于是设计了一些问题。
李玫瑾问他，小时候他们家的住房是怎么样的。他说，妈妈带女孩睡一个屋，爸爸带男孩睡一个屋。李玫瑾于是知道他们家是两间房间，这似乎并未印证她的猜测。第二天，李玫瑾又去见了杨树明的妻子，也问到了这个问题，杨妻说，早年是一间房，后来才换成了两间。
李玫瑾又问杨树明：“你小时候睡觉，夜间会不会被惊醒？”他没反应过来她在问什么。李玫瑾又问：“你睡觉会不会被爸妈什么动静弄醒了，有没有看到过什么？”
李玫瑾一直都和他面对面坐着说话，那一刻，他忽然把脸扭向一边，然后说“我从小睡觉就很死，睡着以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他在回避，她知道，他的确看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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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幽暗的灯光里，我听李玫瑾讲着这样一个又一个残酷、阴惨、充满痛苦的案子，里面有着一个又一个疯狂而又贫弱的灵魂，但从来不会觉得，那些被称为变态杀手的人离我们极为遥远，甚至可能觉得，很多人可能离他们都有一步之遥。
李玫瑾分析杨树明的心理用的调查问卷，有这样的题目：“是否经常感到无名的紧张和焦虑？”杨树明选择了“经常有”。另外一个问题：“是否经常想象着自己做成某件事情？”杨树明选择了“经常想象”。
李玫瑾说，如果一名成年人总处于“想象着做成某件事”的状态，他的心理就有不成熟的表现。在心理学上称之为心理发展的退缩或停滞，是一种轻性的心理障碍。
同样的问题，问问我们自己，我们的心理又是否健康呢？或者，李玫瑾曾经分析杨树明的那些心理弱点，我们自己，会不会或多或少的都有一点呢？
我曾经问过李玫瑾，犯罪心理研究的意义到底在哪里。最显而易见的价值，可能是在刑侦中的应用，作为侦查手段可能非常有效。但更深远些的，李玫瑾说，犯罪心理学，是一门人生的知识。她研究每一个案例，为的都是更多的人。任何一个案子，都不是罪犯抓住了，判了，就完结了。在对那些罪恶的灵魂的追问里，通常都会找到我们自己错误的影子。在杨树明的案子里，是父母早年对孩子心理的疏忽。
李玫瑾还曾给我讲过另外一个类似的案子，一个18岁男孩在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之后被抓，他强奸、杀人十几起，判了死缓。父母都是知识分子，他在学校也很老实，李玫瑾在他38岁的时候见到了他，他说从13岁开始就失眠，欲望也特别强烈，最后才知道，这孩子在13岁之前，一直都跟父母睡一张床上，最初的刺激也是来自于他父母。
安徽宿州那个吃了自己妻子性器官的人，被抓说的第一句话，是后悔没把父母也给杀了。这样的逆子的出现，最初的原因竟然是长辈的娇纵。李玫瑾说：“逆子之上，必有一直把自己当奴才的父母。”
太多的问题，都形成于一个人的青少年时期，父母对孩子的冷漠、荒疏、娇宠，父母自身的心理问题，都直接影响到孩子性格的养成。所以现在，李玫瑾的另外一个研究领域就是未成年人犯罪心理预防，她的很大的精力都用于给孩子家长开讲座。
关于我最初的问题—与魔鬼搏斗内心是否会经历巨大的痛苦，她给我打了个比方：“一个人得SARS死了，不会因为SARS存在，我就觉得痛苦，不会的，我会想办法救别的人。让别的人不要得这个病，我觉得，我就在做这个。”
王女士说她可能一辈子都无法忘记那张扭曲的笑脸。
嘴巴一直紧张地念叨着什么，手有点哆嗦，拉开手提包的时候，抬起头“紧张甚至有点兴奋地环视了一下四周”，竟然是一张笑脸。“那张笑脸扭曲得很恐怖。”这是阳进泉在引爆炸弹前的最后表情。那一张面孔烙印在王女士记忆里，她当时就坐在阳进泉的后面。接着她看到烟火开始弥漫，然后“轰”的一声，她失去了知觉。她被送到医院后醒来的第一句话是：那个人笑得好可怕。现在王女士仍在湘雅医院接受治疗。
“可以理解他那时候的满足，这是一种被放大的仇恨。把家庭和个人之间的矛盾，投射到社会的范围，转而对整个社会产生仇恨，在这里，爆炸只不过是一种手段，用来张扬或夸大自己的情绪，甚至是用来证明自己的。”李玫谨教授分析道，“从这个笑脸我们可以分析，这些犯罪分子要的不是简单的复仇，而是一种更为复杂的心理，甚至是证明自己的一种心理。所以他们可能会很兴奋。”
无独有偶。近期那些“个体恐怖犯罪”案件中的罪犯，犯案前往往都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满足亢奋状态。苏州幼儿园暴力事件案发前一天的9月10日晚9时多，吴中区一家水果铺的老板娘马秀梅惊讶地看到，一向节约且手头拮据的杨国柱，居然一口气花了400多元买了墨镜、西裤和T恤衫。而9月11日早上8时，洁雅美发店刚开门，老板娘金萍就看见一个右腿微瘸、身穿浅灰色衬衣的中年男子提着两个塑料袋进了她的洁雅美发店，要求剪个光头。“要冷了，干吗要剪光头？”金萍觉得奇怪。“叫你剪就剪。”剃头只要5元，但他付了10元后就匆匆离去，整个过程表现出一种莫名的亢奋。而2003年犯下北大清华爆炸案的黄翔在案发前多次和很多人兴奋地表示自己将“做一件大事”，并且在实施爆炸后，还在QQ上不断向别人炫耀。 著名犯罪学家、江西社科院法学教授李云龙认为：“他们的作案动机是因为某个问题得不到解决，所以产生了一种绝望的心理，对社会仇恨并希望通过报复社会的方式来引起社会关注。由于他们本身都是比较弱势的一个群体，他们只好选择一个更弱势的群体来泄愤。”而在那个时刻，他们仪式性地完成了他的复仇，也完成了自认为的生命的价值。
事实不幸佐证了李教授的说法，原本“疼爱孩子”“仁慈好心眼”的杨国柱是在认为父母被人逼死求助无门投诉不了的情况下才拿起刀，而他当时选择幼儿的原因也只是刚好路过；长沙公交车爆炸案的阳进泉在村民眼中则是所谓的“窝囊”，被妻子抛弃，和女儿断绝来往，由于体质差常被同居的女人殴打，他策划爆炸案只是为了“不让人瞧不起”；2003年北大清华爆炸案的作案者黄翔策划整个案子的动机竟然也都只是为了“证明自己”。黄翔曾经有过理想，却四处碰壁碌碌无为。黄翔一句话让人惊心：“我只想让别人以这样的方式永远记住我，记住我曾经这么受人瞩目地活过。”
纷乱的事件中不难理出些条理：不起眼的人、简易的工具、直白的动机，如此简单元素的结合，最终产生了极大的杀伤力和震撼力。这是一种被扭曲的人格，暴力后面不是报复，而是一种精心构造的证明过程，这种变态的心理就像定时炸弹一样随时引爆。“他们对社会的适应能力差，在正常社会中显示不出自己的价值来。他想干一些事情干不了，只能通过不寻常的方式。”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孙东东以北大清华爆炸案的作案者黄翔为例来描述此类犯罪者的心理特征。“这是一种人格障碍者的行为模式。” 而这些人，可以说是埋藏在人群中的定时炸弹
怎么设防？这成了问题。
李玫谨教授表示了担心：“往往干这事的人都挺老实，性格内向，工作表现特好。但他首先有人格缺陷，行为模式往往是触景型，突变的。很少有实施犯罪行为的预兆，因此防范和侦破都非常困难。而另一方面，他们身份平常，没有犯罪前科，因此常常在治安防范体系的重点监控范围之外。”
她指出，对于目前急剧转型的中国社会，急迫需要一个舒缓压力的渠道，然而，在中国，看心理医生还是太过奢侈的消费，因为大部分需要消费的人往往都是经济上的失败者，这原本是一道防线，然而在中国目前仍旧无法建立。
李教授还提出了她的看法，她认为最大的最好的防线来自每个人的内心，如果内心有一种自我的劝戒力量，那这类事件就会得到遏制。专家介绍，在美国，每个医院乃至社区，都有心理咨询机构，人们觉得看心理医生和看外科医生没有两样，是很常见的一件事。美国警察很重视罪犯的心理问题，经常依仗专家分析描述罪犯心理从而破案。同时，美国监狱里常设心理教官，经常对犯人进行心理矫正。这些，在中国似乎还是可有可无的东西。
应该说这是一次没有世界观没有道德观的杀戮，如果罪犯头脑里有所谓的民族观念、同胞概念，甚至有宗教信仰，都不会发生这个后果。“正是因为这群人不信什么，不相信来世，不相信因果，也不相信所谓的同胞情谊才变得异常危险。”李教授说。正像电影《杀死比尔》中的女主角“新娘”所说：“我缺的不是理性，而是仁慈、同情和宽恕。”
没有心理咨询的保险阀，没有内心的约束力量，一个人的焦虑便很容易变成整个社会的恐怖，而担心可能还不仅于此，恐怖的后果可能也不仅于此。采访中，和儿子一起目睹爆炸的黄女士很担心地告诉《新周刊》，她11岁的儿子现在逢人便说他看到爆炸了，仿佛拥有这样的“谈资”是一件值得夸耀的事情，跟人吵架时再也不说“信不信我打你”，而改成了“我炸你全家”——这是另一种令人担忧的爆炸。
新浪专访中国犯罪心理画像第一人李玫瑾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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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1月25日18:16 新浪观察
采访/文字：燕于
最近相继破获的几起特大杀人案令人震惊：杨新海跨4省抢劫、强奸作案25起，杀67人，一些被害者竟被灭门；黄勇以网络诱杀17名中学生；马勇等人诱骗杀害12名求职少女。
是什么使人变得如此残忍？为什么暴力犯罪难以被有效遏制？暴力蔓延的背后是什么？我们该怎么应对？新浪网就此话题专访了被誉为“中国犯罪心理画像第一人”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李玫瑾。
新浪观察：这几起骇人听闻的血案发生后，黄勇、杨新海等凶手被人们称作“变态杀人狂”或者“杀人恶魔”，就您掌握的最新材料，您是如何对他们做犯罪心理画像的呢？
李玫瑾：我只能回答一部分，因为我只看到了一部分第一手材料。很多犯罪心理和眼前的心理有关，但又不完全局限于眼前的事情，往往可以追溯到很遥远的过去。黄勇就是很典型的案例，他的犯罪心理应该追溯到他的童年。人的行为通常受理想、愿望决定，而且往往不是现在才有的，是早年就有的，幼年的一个理想往往会决定人成年以后的很多事情。黄勇也是如此，人在幼年时心灵是比较单纯的，同时对接受的信息印象会非常深刻。黄勇在10岁左右看过一个暴力片，他印象太深了。很多暴力片都是很血腥的，或者是征服性的，这在一些少年心目中就是英雄，而且片中往往也把这种人描绘成英雄。对男孩来讲，尤其是想成为英雄的少年来讲，可能就会受影响。所以这个理想在他的幼年就已经成立，用他的话来讲：“一直想实现”、“做一个杀手很酷”。
杨新海的第一手材料我还没有，因此我不能对他做出更多的分析，不过至少他的主观恶意是非常强的，跟多数犯罪一样，他是有利可图的，比较多见，他为了钱财去杀人，而黄勇是为了达到幼时的一种追求或体验，是变态。
新浪观察：什么是司法意义上的心理变态？心理变态的凶手需要负刑事责任吗？
李玫瑾：昨天我还在网上看到有个博士分析黄勇是不是有心理疾病。变态是相对常态而言的，什么叫常态呢？常态是相对大多数而言的，就是我们在统计学中的中间的一部分，极端的那部分就叫变态。变态不等于精神病，这是两个概念。精神病在司法上的概念是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丧失自我意识和控制的人，才是不具有刑事责任的。变态虽然和常人不同，但他的自我意识是完全正常的，所以他要负完全的刑事责任。黄勇就是这样，他杀人取乐或者叫杀人体验，是他的人生观和兴趣发生了问题，是肯定变态的，因为常人是肯定不会这样的。
新浪观察：社会应该如何防止人的心理变态？您觉得这几起案件带给我们是警示是什么？
李玫瑾：通过这个案件，我们看到一些暴力的宣传对于未成年人具有很恶劣的影响。这是国际公认的。上个世纪50年代，美国就做过一个实验，专门研究暴力片对儿童的影响，最后的结论就是100%的影响，这个案子只不过再次证实了这个结论。所以现在的影片，包括一些游戏对未成年人确实有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国外要把很多片分级，对于儿童，绝对不能涉及暴力或者色情。
其次就是社会要对一些不太和别人打交道的人、独往独行的人投以更多的关注。黄勇在说到他10岁看过一部暴力片之后又说过一句话，他说但是他在网络上感到了温情。当记者问他什么温情的时候，他没有回答。这个信息对整个案件的心理分析、甚至对犯罪心理学的研究都非常重要，但这可能永远是一个谜，因为在社会的压力下，他很快就会被枪决，以至于我们再也没有机会去对他进行调查研究和验证我们的分析。要知道获得这么一个典型的案例是多么的不容易，我现在非常急切想获得关于他的更多的第一手材料。
新浪观察：从目前的评论来看，似乎有更多的言论把矛头指向了公安机关，认为平舆杀人案久久不立案、不侦查，认为犯罪信息不够公开，认为中国的案子是“不破不报”。您是怎么认为的？
李玫瑾：也不完全是这样。不破的时候，很难定性一个案子，你让人家怎么报？黄勇这个案子，如果没有那个小男孩逃生出来，案子被揭露出来，那报什么呢？只能公布这些孩子失踪了。公安机关立案是根据立案规则来的，不能自己随便立还是不立。有些案子是“涉嫌什么什么”的，它可能会立；但在涉嫌的情况不清楚的时候，有可能也不立。要从两方面去讲，一方面，公安机关以前遇到这方面的案子并不多，即便从整个社会来讲，这样的案子也不可能一天一起，所以有些事情是没有想到的，没有快速的那种反应，联想到可能是杀人案，如果我们有这方面的案例，以后再遇到类似的案件的时候，公安机关会很快的反应的，谁都有吃一堑，长一智的情况。
新浪观察：有人指出杨新海流窜四省作案，被害人多达65人，而在这么大的范围和这么长的时间内，执法和刑侦部门没有对犯罪进行丝毫的预防和警示，您的看法是什么？
李玫瑾：这是我们不断呼吁的一个问题。犯罪的预防比打击更重要，预防有一些具体的手段，过去我们预防的更多的是靠人口管理，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大家都知道，人口都动起来了，不可能不让人家流动。人口流动跟犯罪是有直接关系的。在人口流动的状态下，我们现在也在尝试新的管理模式。但是这种管理模式只适用于正规的流动人口，但是对于不正规的流动人口，公安机关也很难把握，比如坐飞机流动我们肯定能掌控，因为有身份证，但是流动可以有很多方式，很难控制。再加上很多人做案也是流动做案的，在没有发现这个人犯罪之前，不能因为他有过刑事记录就不让人家流动。这是社会提出的一个新的问题。
新浪观察：还有声音对我们国家现在实行的案底制度或者叫刑事记录的问题提出了质疑，大家都知道杨新海是一个累犯，而他“三进宫”后获得提前释放，居然很快就从公安机关的视野中销声匿迹了，这在西方国家似乎不太可能。
李玫瑾：这个记录的问题很好。不光是刑事记录的问题，监控也是一样。但我们还关注人权的问题，哪怕他有过50次记录，只要他不是在押犯的话，他就有他自由的权利，警察就不能限制他，他愿意上哪就上哪。这也是法律亟待完善的一个问题，就是对于这些有比较严重的刑事记录的人，法律应该如何规定。
现在公安机关面临一个很大的压力就是执法的规范问题和法律的程序问题，像非法拘禁、孙志刚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还包括逼供等等。所以现在公安机关在操作当中也很难。对于累犯的问题不是公安机关能够控制的。首先在立法上应该有一个规定，然后公安机关才能照此执行。所以这不是公安部门的事情。社会上一见到犯罪就归咎于公安机关。研究这个问题应该客观的去看，警察就是执法者，他并没有自己制造法律的权力。再加上现在又特别强调执法过程中对人权的尊重，特别是孙志刚事件对警察的震动很大。所以现在警察在审理各种人员时也非常谨慎，导致某些流窜性作案人员确实是难以得到规范的控制。
新浪观察：深圳和平舆发生的命案似乎都跟被害人的“轻信”有关，只要几句话一个少年会跟陌生人走，只听说给找工作一个女青年就被陌生人带走，您是怎么看自我保护意识这个问题的？
李玫瑾：这个问题提得好。黄勇案件逃脱出的那个小男孩，问他当时怎么就随便跟那人走了呢？男孩说：“我怎么也想不出来他图我个啥。”他觉得他首先没有钱，其次觉得他又不是女性，他根本没有想到他图的是他的命。所以说现在犯罪也是在变化的，自我保护意识真的很重要。
现在犯罪学研究也提出这样的观点，有些犯罪和受害人是密切相关的。有些受害人是低风险的，有些是高风险的。低风险一般是犯罪恶意非常强，犯罪高风险往往和受害人的过错有关系，比如妓女，她们受害的比例非常高，第一她们得不到社会的同情，第二她们在道德行为上被社会否定，有些人就把她们作为侵害对象，比如还有些人敲诈赌徒，他们也不敢报案。
新浪观察：类似这样的杀人案可能时有发生，但是目前的情况跟80年代相比毕竟是大不一样。这么说您同意吗？
李玫瑾：当然犯罪要复杂的多，价值的多元化，对个人隐私的尊重，个人自由权增大了，导致人的肆意妄为。相应的管理机制确实也在完善过程中，社会在变化，公安管理也有一个转变的过程。公安机关应该有这么一个做法，在案件发生以后，应该对社会提出一些建议和警示，就类似我们在商场里见到的警察提醒防止小偷的扒窃。通过这个案件，我们也应该给社会一个公告，如果你的家人失踪，如果你周围的人失踪，应该及时报告给警察。
新浪观察：这些犯罪行为上的变化其社会根源在哪里？
李玫瑾：犯罪心理很复杂，与社会的变化有一定关系。前30年社会是处于一种控制范围内的，所有人都是有单位的，而且那时候人员是不流动的，你出去的话，没有粮票会饿死，农民出去没有现金，相对的管理就很容易。现在实行市场经济，人的活动都是自由的，再加上我们正在强调人的权利。在这个过程中，个人的追求幸福的自由就多一些，所以也要为它付出代价，就像我们常说的，美国要为她的自由付出代价。
再有就是现在我们对个人隐私的尊重和保护的意识的增强，比如人家个人的私事我们不要问太多，人家的住宅我们不要轻易去打扰。这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犯罪学的一个概念：社会正式控制和非正式控制。社会控制有两种：一种是正式控制，像法律，单位对个人的管理，还有户口等等，这些都是政府的控制手段；另一种是非正式控制，比如邻里四方、“小脚侦缉队”。一个有妇之夫就不会随便领一个异性回家，周围的街坊难免会撞见，他们就会议论，就会传到他的配偶那里。这种邻里的互望就是非正式控制。随着我们现在行为自由度的增大，住宅方式的变化，非正式控制就在不断弱化。
新浪观察：有观点认为旁观者对犯罪行为的漠视助长了犯罪人肆无忌惮的心理，尤其是前一阵都江堰弱女当街被杀案引起一片声讨，人们甚至把这条街称为“冷漠街”，您认为旁观者有义务去制止犯罪吗？
李玫瑾：这是一个挺难的问题。我个人的看法是，见义勇为的精神是值得提倡的，但不能用这个标准去要求所有的人。从两个角度讲，一个是社会的宣传应该形成一种风气，就是“助人就是助己”，而不是牺牲自己为了别人，这个角度现在不太恰当。只有别人遇到难处的时候你去帮助别人，你倒霉的时候才会有人帮你。绝对不能漠视不管，否则有一天你也会遭遇跟受害人同样的处境。要明白这个道理，让整个社会进入良性循环。这方面我们做得不够。
其次，见义勇为有多种方法，见义勇为不等于粗鲁的冲上去，三下两下把施暴者打倒，这是“武松时代”的观念。有很多机智的方法，比如悄悄打电话，悄悄的传递信息出去，用某种方法帮助受害人。不要硬碰硬，因为犯罪人一般都有备而来，比如身上带着凶器，他可能有命案在身，可能什么都不在乎。另外机智的人也应该受到奖励，这方面也要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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