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１０年第１期总第２１４期
齐鲁学刊
ＯＩｔＵＪＯＬＩＲＮＡＬ
Ｎｏ．１
ＧｅｎｅｒａｌＮｏ．２１４
马一浮主讲浙江大学“国学讲座＂始末
‘宫云维
（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杭州３１００１８）
摘要：仔细考证马一浮浙江大学“国学讲座”始末，可澄清有关竺可桢邀请马一浮至浙大任教、马一浮受聘浙大“国学讲座”等传闻，对马一浮浙大“国学讲座”的影响应予实事求是的评价。
关键词：马一浮；浙江大学；国学讲座
中图分类号：Ｋ２０３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０２２Ｘ（２０１０）０１—００４６—０５
马一浮主讲受聘浙江大学“国学讲座”，不仅是浙江大学校史上的一段佳话，也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一段佳话，学界颇为传诵。但综览相关著述，或语焉不详，或有违于史实，对马一浮研究造成了不良影响，兹考辨如下。
１９３６年４月２５日上午９时，竺可桢与胡刚复、李志超、郑晓沧等正式往浙江大学校长办公室办理交接事物，并视察文理学院各部。这是竺可桢正式出任浙江大学校长的开始。事见４月２５日《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及竺可桢日记。
早在该年３月，竺可桢知道自己即将出任浙江大学校长时，本着“为浙大觅得在可能范围内最适当之人”的宗旨［１］（第六卷，Ｐ４６），即开始多方为浙大罗致各科教员。５月６日上午十点。竺可桢至公安局会晤赵华煦，赵向竺可桢介绍了杭州“瑰宝”马一浮与邵裴子，竺可桢即有意聘请二人为“国学教师”。事见竺可桢日记：“（５月６日上午）十点，至省政府晤秘书长黄华表（二明），谈顷刻，即至公安局晤赵华煦，渠介绍马一浮与邵裴子，此二人杭州视为瑰宝。马本名马福田，与大哥同榜为案首，汤寿潜选为东床，未几至美国。近三十年来潜研哲学，但始终未至大学教书。余托赵觅寿毅成为介，一探其愿否至浙大。邵裴子则余已访晤一次，请为国学教师极相宜。”［１］（第六卷，Ｐ６８）此为竺可桢有意邀请马一浮至浙大任教之始。在此后三个月的时间里（５月７日至８
４６月７日），竺可桢先后两次（５月２４日、７月１７日）登门造访，并请马一浮的好友寿毅成、王子馀、张圣征等屡屡多方劝说。竺可桢日记详细记载了这一过程：５月７日，章子梅来……询及马一浮，据云渠虽清寒，但汤宅时时接济。［１］（第六卷，Ｐ６９）
５月２４日，五点，赵龙文、徐曙岑、寿毅成、晓沧来，偕至马一浮寓。……余等均
劝其为学生授课，甚至学生至渠家听讲亦
行。［１］（第六卷，Ｐ８０）
６月７日，中午，葆泉先生来，知子馀先生已函商马一浮来校担任演讲。［１］（第六卷，Ｐ８９）
６月８日，接王子馀函，知马一浮不惯学校生活，不能来校讲课。［１］（第六卷，Ｐ８９）
７月１７日，四点半，至马所巷十三号甲马一浮处。马经眼科医生张圣征之劝驾
已允到校教课。余拟在刀茅巷十七号特设
一房为其教课之所。［１］（第六卷，Ｐ１１２）
７月２０日任葆泉来谈及马一浮事，谓据张圣征云，马或疑余邀请之心非真诚，无
非欲假借渠之名义，似有疑余之真心，故嘱
余即作一复与子馀。［１］（第六卷，Ｐ１１４）
８月１日，九点至青年路晤张圣征，应子梅之邀。谈及马一浮事，适圣征之兄天
汉亦在座。据张云，一浮提出一方案，谓其
所授课不能在普通学程以内，此点余可允
收稿日期：２００８一０３一０９
作者简介：宫云维（１９６４一），男，山东乳山人，历史学博士，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许，当为外国的一种Ｓｅｍｉｎａｒ。但一浮并
欲学校称其为国学大师，而其学程为国学
研究会①，则在座者均不赞同，余亦以为不可。
大师之名有类佛号，名曰会，则必呈请党部，
有种种麻烦。余允再与面洽。［１］（第六卷，Ｐ１２１）
８月４日子梅来，据云马一浮有若干条件不能通融，如称国学研究会之会字不
愿减去，亦其一例，因此谓此事俟余南京回
后再谈亦佳。［１］（第六卷，Ｐ１２２）
８月７日，接章子梅函，知马一浮事因国学研究会之会字不肯取消故，事又不成。
余对于请马一浮可称仁至义尽，子梅谓其
学问固优，世故欠通，信然。［１］（第六卷，Ｐ１２４）
从破例同意学生至马一浮家听讲，到拟在刀茅巷十七号特设一房为马一浮教课之所，再到允许马一浮“所授课不能在普通学程以内”，渭“当为外国的一种Ｓｅｍｉｎａｒ”——竺可桢对于聘请马一浮出讲浙大的确是“仁至义尽”。
在马一浮一面，对竺可桢的邀请，起初并无兴趣。马一浮在答复好友王子馀的信中两次表示：“惠书具道竺君藕舫见期之意，久而未答。良以今时学校所以为教，非弟所知。而弟平生所讲，不在学校之科。
亦非初学所能喻。诚恐扦隔不入，未必有益，不如其已，非以距人自高也”；“博士之业，非弟所知。当世不乏名教授，且竺君所延纳已尽一时之选，弟固无能为役”［２］（第二册，Ｐ５１７—５１９）。这的确不是马一浮“以距人自高”，而是他对新式高等学校教育的一贯态度。早在１９１６年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曾邀请马一浮任教北大，马一浮即表示“礼闻来学，不闻往教”［３］（第八卷，Ｐ９７），在给蔡元培的信中则说：“其所以不至者，盖为平日所学，颇与时贤异撰。今学官所立，昭在令甲。师儒之守，当务适时。不贵逸世之德，虚玄之辩。若浮者，固不宜取焉。”Ｅ２３＜第二册，Ｐ４５３）１９３０年陈百年代理北大校长，拟请马一浮为北大研究院导师，马一浮再次拒绝：“方今学子务求多闻，则义理非所尚。急于世用，则心性非所先。平生粗究终始，未尽玄微。耻为一往之谈，贵通天下之志。亦知语默道同，物我无间，酬机赴感，教所由兴。但恐无裨任贤厉学之心，不副髦俊研机之望，是以未敢遂承，匪欲自隐其陋也。”［２］（第二册，Ｐ５１６）
但架不住竺可桢的亲自登门邀请及“再三挽人来说”，马一浮“不复坚持初见”，表示“若果有学生向学真切，在学校科目系统之外，自愿研究，到门请业，亦未尝不可”。７月１７１３，竺可桢第二次来访后，马一浮又进一步表示：“为体恤学生计，此层尚可通融。”［２］（第二册，Ｐ５１７）“此层”指“欲改来学为往教”。这大约就是竺可桢７月１７日日记中的“马经眼科医生张圣征之劝驾已允到校教课”。但马一浮的“此层尚可通融”，不过是“不欲过拂竺君之意”的初步意向而已。在马一浮看来，他与竺可桢的两次面谈“未能尽意”，他们之间有着很大的分歧：竺可桢所要求于他的，无非是希望他“指
导学生，使略知国学门径”；他自己则认为“欲明学术流别，须导之以义理，始有绳墨可循，然后乃可求通天下之志”。今日学子之大患是“群言淆乱而无所折衷”，“若只泛言国学，譬之万宝全书、百货商店，虽多亦奚以为”。他希望能与竺可桢坐下来“再与面论，察其所见是否与愚拙相同，然后从违之情一言可决”［２］（第二册，Ｐ５１８）。
马一浮之“愚拙”，详见８月２１３马一浮给王子馀的复信中所附之《口口大学特设国学讲习会之旨趣及办法》。这个“旨趣及办法”是马一浮“因恐竺君事繁，或未暇计及”，越俎代庖，一厢情愿代竺可桢所拟。具体时间则不得而知。应该是在７月ｔ７１３以后，８月１日以前。该“旨趣及办法”共七条，与竺可桢１３记所记紧密关联的是前三条：第一，在浙大特设“国学讲习会”；第二，“国学讲习会设特别讲座，由本校延聘主讲大师，自由讲论”；第三，“国学讲习会……超然立于本校所有各院、各系科目范围之外，不列学分，不规定毕业期限”。这个“旨趣及办法”，即是竺可桢８月１１３１３记中张圣征转达给竺可桢的“方案”。在此之前，马曾经“偶为张君圣征言之”。竺可桢１３记中所提到的“欲学校称其为国学大师，而其学程为国学研究会”，即是该“旨趣及办法”中前两条，只是竺可桢在日记中有所简略而已。
就在马一浮热切期待着与竺可桢“再与面论”的时候，却传来竺可桢等“以讲习会之名恐引起干涉，非学校所宜”之语，这令马一浮极不高兴。８月２１３，他在给王子馀的信中措辞激烈：“大学规程弟所未谙，然未闻政府有讲学之禁也。此项名义亦与他种集会性质不同，此而须受干涉，则学校各系讲堂上
①马一浮《口口大学特设国学讲习会之旨趣及办法》作“国学讲习会”，竺可桢１３记当误。详《马一浮集》第二册第５２０页，
马一浮８月２Ｅｌ致王子馀信函。原函署“庚午”（１９３０年），为“丙子”（１９３６年）之误。刘梦溪《论国学》第２０７页（ｔ－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１月）辩之尤详。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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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亦须受干涉邪？既于学校无益而有妨，何为多此一举？”以马一浮的性格，事情到了这一步，也就只能对竺可桢和浙江大学“敬谢不敏”了。他致信王子馀说：“今将所拟讲习会旨趣附呈一览，即便废弃，不必更转竺君。竺君虽有尊师重道之心，弟实无化民成俗之德。今其言既无可采，是犹未能取信，前议自合取消。此事本于学校为骈枝，于学生为分外。且选拔生徒，尤感困难。为竺君计，不如其已也。”［２］（第二册．Ｐ５１９）竺可桢邀请马一浮至浙大任教事遂告失败。
后来为学界津津乐道的马一浮浙江大学“国学讲座”，是在１９３８年春。此时距１９３６年竺可桢力邀马一浮出讲浙大，已经过去了一年半之久。这期间，竺可桢专心经营着他的浙江大学。马一浮则一如既往的在西湖边读书、交友，相安无事。在已经出版的《竺可桢全集》和《马一浮集》里，丝毫找不到二人有相互联系的痕迹。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也再一次把竺可桢、浙大与马一浮联系到了一起。
相关的背景是，１９３７年８月１３日，日寇进攻上海，杭州开始屡遭敌机轰炸。１１月１１日，日军在距离杭州只有１２０公里的全公亭登陆，浙大师生被迫迁至建德。一个半月后，杭州失守，富阳沦陷，浙大师生不得不离开建德，西迁江西，并于１９３８年２月中旬抵达泰和。与此同时，马一浮也不得不西迁避寇。１０月中旬，马一浮离开杭州迁至桐庐，１２月间再由桐庐迁至开化。随行的有马一浮外甥丁安期、弟子王星贤两家妇孺并僮仆合计１５人，以及马一浮多年积累的百余箱书籍。也就是在开化，１９３８年２月１２日，马一浮给在江西泰和的浙大校长竺可桢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如下：
藕舫仁兄先生左右：
在杭承枉教，忽忽瑜年。野性疏简，往还礼废，幸未见责。每怀雅量，叹仰实深。
自寇乱以来，乡邦涂炭。闻贵校早徙吉安，
骇诵不辍。益见应变有余，示教无倦，弥复
可钦。弟于秋间初徙桐庐，嗣因寇逼富阳，
再迁开化。年衰力惫，琐尾流离，不堪其
苦。平生所蓄，但有故书，辗转弃置，俱已
荡析。即不为劫灰，亦膏鼠吻，念之能无惘
然？非徒士友同嗟，直是经籍之厄也。现
所居虽稍远锋镝，然寇之所向，殊不可知，
万一或有压境之虞，不能不预为转徙之计。
舍入赣外，别无他途。然向于赣中人士，趁
有交旧，一旦栖皇羁旅，记足无由。因念贵４８
校所在，师儒骈集，敷茵假馆，必与当地款
接，相习能安。傥遵道载驰，瞻乌爰止，可
否借重鼎言，代谋椽寄，使免失所之叹，得
遂相依之情。虽过计私忧，初不敢存期必，
然推己及物，实所望于仁贤。幸荷不遗，愿
赐还答，并以赣中情势，及道路所经，有无
舟车可附，需费若干，不吝详告。又相随患
难者，有舍甥丁安期、及门王星贤两家，妇
孺并僮仆共计十五人。旅中简单生活，每
月约需若干，亦望一并示及，以便量力筹
措。惠而好我，示我周行，不有君子，吾安
适归。幸讫乡里之爱，犹蒙见齿，当不厌其
渎耳。专此，敬颂道安，鹄候回玉，不宣。
［２］（第二册．Ｐ５７８—５７９）
显然，这不是一般的书信问候。马一浮在信中先是礼节性地叙了一年半以前之“旧”——这也旁证了这一年半以来，他们二人并未再有往来。继而叙述了自己西迁途中的苦楚，“琐尾流离，不堪其苦”，然后，笔锋一转，表达了想借重竺可桢及其浙江大学，入赣避难的愿望，“代谋椽寄，使免失所之叹，得
遂相依之情”，这才是马一浮写此信的真正目的。
竺可桢对马一浮的遭遇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即与梅迪生、郑晓沧商量，“迪生与晓沧均主张收容，遂拟复一电，聘为国学讲座”之事［１］（第六卷．Ｐ４７２）。于是，在竺可桢和浙大的帮助下，马一浮一行于３月２０日由衢州出发，３月２９日抵达泰和。４月３日中午，浙大寄马一浮聘函，正式聘请马一浮到浙大开办“国学讲座”。
竺可桢之聘马一浮入浙大，显然带有同情和救济性质，“收容”一词就颇能说明问题。于马一浮本人，也只是希望能借助竺可桢和浙大的帮助，“以求远兵革”，无意在浙大讲学。马一浮并非不想有个地方讲学，“或容有讲论之地，能以束惰自给，则吾虽衰耄，犹可力为，尽此残生，甘于羁旅”［２］（第二册，Ｐ３６０）。但他心目中的这个地方应该是四川。一则他虽是浙江人，却生长于四川，那里“尚有丘墓，亲故不乏”；二则抗战以来有大批的学者和学术机构云集四川，“寇乱以来，人忧涂炭。闻凡百君子，俱集巴中”，“今之邹鲁，唯在于蜀，弦诵未缀，犹为儒生所归”Ｅ２３（第二册，Ｐ３６０），入避四川，既可以避难，又有亲朋故交讲论学术，这是马～浮所渴望的，“人蜀之志，怀之已久”［２］（第二册．Ｐ５８０），应为实情。无奈，浙江至四川路途遥远，自己年老力衰，“惮于远涉”，又有外甥丁安期、弟子王星贤两家相累，不得不就近入赣，“以求远兵
革”，“但令不陷寇窟，别无余望”［２］（第二册．Ｐ５７９）。没想到，竺可桢等不仅答应帮助他，
还欲聘他“国学讲座”，既可以入赣避难，又可以“束惰自给”，这样的好事哪里去找？于是，他在略作谦让之后，就爽快地接受了竺可桢和浙大的聘请：“念方行乎患难，犹得从诸君子后相与究论，绵邹鲁造化于垂绝之交，亦若可以申其素怀，不孤疋望。”［２］（第二册．Ｐ５７９—５８０）
１９３８年７月，马一浮曾写信给汤孝佶说：“半年以来，辗转流徙，亦自知其非计。然皆非可已而不已者，非好为是仆仆也。兄为我画入山之计甚周，惜其稍晚，不克相就。所以来泰和之故，已具前书，又于答韦存中亦详言之。左文亦颇以弟为不智，谓今日岂复尚有讲学事？弟以为钧是人也，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其见接也犹若以礼，是可与也；若逆计其不可与而遂绝之，非所以待人之道。其词日：可以避地，可以讲学。吾方行乎患难，是二者固其所由之道也。非以徇人而求食，乐则行之，忧则违之，不居学职，则去往在我；不列诸科，则讲论自由。羁旅之费取足而止，义可受也。彼中诸友以前年曾一度相要，颇能了解弟意，故待之以客礼，略如象山白鹿洞故事。来此匝月，亦颇相安。观变待时，暂可栖息，委心任运，无假安排。，，［２］（第二册．Ｐ５５７）此信详细叙说了马一浮受聘浙大“国学讲座”时的思想心理及其最初在浙大的情形。汤孝佶是马一浮亡妻汤孝愍之兄，其所言情形的真实性应无可疑。可惜的是，信中的“前书”和“答韦存中”书已佚。但无论如何，说“当时竺可桢校长百事缠身，日理万机，但始终还牵挂着马一浮。忽一日得到一个信息——马一浮在开化颇为狼狈，于是便与梅迪生、郑晓沧等商议，以为这是浙大延聘马一浮的契机”，显然既不完整，也与事实不尽相合［４５（Ｐ７２）。
马一浮在浙大的“国学讲座”每周一次，讲论自由。所讲的主要内容是“六艺论”和“义理名相”，后来结集为《泰和宜山会语》。马一浮本人没有再坚持要学校称其为“国学大师”，也没要求设立“国学讲习会”。在浙大一面，亦没有给马一浮一个专门的称号。１９３８年５月２０日浙大出版的《国命旬刊》第五号介绍马一浮时，也只是说“马一浮先生是当代一位大儒，他学问的精深博大，不待编者赘言。他原住杭州，这次于避乱西徙中，应竺校长的敦聘，在浙江大学讲六艺之学”。因而，马～浮的浙大“国学讲座”，大抵相当于我们今天高等学校里的系列学术讲座。
马一浮在浙大的“国学讲座”影响有多大？不少人冠之以“影响重大”、“意义深远”等。如有人称“马一浮在浙大的讲学深受学生和老师的欢迎，竺可桢校长也曾数次前往听讲，受益匪浅”［５］（Ｐ７０）；“马一浮在浙大虽仅短短两个学期，但对浙大却具有特殊的重要的历史意义。尤其是他的《泰和会语》和《宜山会语》，其中标榜的中国民族精神，称为马氏经典”［４］（Ｐ７３）。这与事实有不少出入。
首先，就讲座的内容而言，马一浮在浙大的“国学讲座”，并没有完整地表达出马一浮的“六艺论”，抑或其他的思想体系。姑且不说马一浮尚有“须先读基本书籍”、“须讲求简要方法”等内容没有讲。即使已经讲过的内容，马一浮本人就颇不满意。马一浮在《泰和宜山会语·卷端题识》中说自己在浙大的“国学讲座”，“皆仓卒为之，触缘而兴，了无次第”［２］（第一册，Ｐ２）。６月１６日马一浮在给好友熊十力的信中说：“社会科学亦是道名分一条，兄来示分析得最好，当时讲此，亦不谋而与兄言相合，但
未写入讲稿内。驳实斋一段，证据不足，实苦手头无书翻检，俟有书可引时，当别草一专篇说之。”［２］（第二册。Ｐ５３０）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２５日，马一浮在给詹缉熙的信中也说：“此虽某人短时间在浙大索阅，仅为一简略之端绪。”［２］（第二册．Ｐ６０１）此外，马一浮在给丰子恺等友朋的信中也都表示了对讲座内容的不甚满意，并请朋友们多加批评指正。
其次，听讲的浙大学生并不多。虽然马一浮本人信誓旦旦“某虽衰老，甚愿与诸生教学相长，共适此道”［２］（第一册。Ｐ３），讲得也比较卖力。但遗憾的是，或许由于学生的国学底蕴不够，或许是由于战时吃紧，总之，浙大学生对马一浮的“国学讲座”并未表现出马一浮所期望的热情，经常参与听讲的不过十来个人。１９３８年６月１６日，马一浮在致熊十力的信中无奈地诉说了当时的情况：“弟在此大似生公聚石说法。翠岩青禅师坐下无一人，每日自击钟鼓上堂一次。人笑之日：‘公说与谁听？’青日：‘岂无天龙八部，汝自不见耳。’弟每赴讲，学生来听者不过十余人，诸教授来听者数亦相等，察其在坐时，亦颇凝神谛听，然讲过便了，无机会勘辨其领会深浅如何，以云兴趣，殊无可言。其间或竞无一个半个，吾讲亦自若。”［２］（第二册。Ｐ５２９）浙大西迁期间有不少学生后来都成了著名学者和各界名人，但迄今为止，我们几乎没听说过有谁受过马一浮“国学讲座”的影响。好在当时除了学生外，部分浙大教授也有慕名来听讲的。浙大校长竺可桢也时常去听讲，这多少对马一浮是一种安慰。
马一浮在浙江大学的“国学讲座”对浙江大学的
４９
教师们的影响似乎比学生大些。当时的浙大教授李絮非在《浙大西迁纪实》中写到：“粹然儒宗博学硕望的马一浮先生，自二十七年春，来浙大讲学，讲阐六艺要旨，义理明相，诲人反躬力行，拔本塞源。马先生讲学时，本校教师亦莅听甚众，多执弟子礼。对质朴中正著闻，际兹颠沛动荡之中，得当代大师之启导，益有无形的升华。”［６］（Ｐ３２）当时浙大史地系的教授贺昌群也有过一段记载：“泰和四五个月间，与文学院诸友，时至排田村湛翁先生（马一浮）草堂讲学论道，‘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门月色新’，不料在这家愁国恨中，竟寻到一种人生至高的情绪之和乐。忘生死，齐物我，我曾感到了这样的一个境界。”［７］（第三卷，Ｐ５６２—５６３）至于浙大校长竺可桢，据竺可桢日记的记载，分别于１９３８年５月１４日至新村十号教室听马一浮讲“西方近代科学出于六艺”之说；５月２８日至大原书院听马一浮讲《论语》第一章及最后一章《论语》所讲六艺之道；１１月２３日至文庙听马一浮讲“六艺要旨”；１１月３０日听马一浮讲学问。说时常去听讲尚可，但说“受益匪浅”，恐怕得打上一个问号。真实的情况是，只有５月１４日的讲座，竺可桢感觉意犹未尽，叹“惜马君所言过于简单，未足尽其底蕴”。其他几次，竺可桢并没有特别的感觉，基本上是在了解马一浮所讲。值得注意的是，１２月８日，竺可桢在Ｈ记中则对马一浮之讲学表达了不同意见：
阅《新民族》二卷十九、二十期中张昌圻著《国难的病源》，文中批评儒教，谓其缺
点为两，一则专重复古，二则以家族为中
心。前者使人不谋进步，没出息；后者则使
人趋于自私自利之一途，所谓“危邦不入，
乱邦不居”，全是明哲保身。此一段话，正
与余相合。马一浮讲学问固然渊博，但其
复古精神太过，谓“古之学者为已，今之学
者为人”，以为人为非，而为已是，则谬矣。
［１］（第六卷，Ｐ６２４）
马一浮曾为浙大作校歌歌词，加上其“国学讲座”，其对浙大的影响是不容怀疑的。但究竟有什么实际影响、影响有多大，这个问题可以继续探讨，不过就以上对“国学讲座”设立的经过、开展的情形及其后的效应来看，一些既有的评价似乎有夸大过甚之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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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Ｚ］马一浮集［Ｍ］．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６．
［３］梁漱溟全集［Ｍ］．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
［４］应向伟。郭汾阳：名流浙大［Ｍ］．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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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李絮非．浙大西迁纪实［Ｍ］．杭州：国立浙江大学出版。１９３９．［７］贺昌群文集［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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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Ｍａｙｉｆｕ；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ＧｕｏｘｕｅＣａｔｈｅｄｒ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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